关于科技决策与科技管理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高技术产业是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而要使高技术的产业化卓有成效，决策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引入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笔者在从事决策案例研究时，注意到发达国家在关于重大技术工程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中的得失，引发了一些思考。
一、关于政治家与科学家的互补效应
当今世界，以高技术大工程、超大型工程带动经济、科技、军事以及社会全面发展是一普遍采用的摸式。正因为如此，重大科技活动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首脑追求的重要政治目标体系中的一个居于重要地位的子目标。就是说，政治家在作出关于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的。也可以说，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这是科学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状况，使政治家与熟悉科学技术的智囊人物（含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组织管理专家、军事科学和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等等）在决策过程中承担起不同的责任，扮演着不同的、很难说谁是更重要的角色。政治家是决策者，只有在他们的政治目标确定之后，才能在高技术领域作出重大决策。正因为如此，在他们作出关于某一重大科学技术决策的时候，内中经常包含了令科学家难以理解的（甚至是难以容忍的）浪漫主义和冒险精神。他们的决策正确与否，决定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政治洞察力和科学家在智囊团中的地位与作用，还决定于他们对自己国家综合国力现状的认识和对未来的预测。一个对历史负责的政治家，不论其决策水平高低，他们都要竭尽全力实现自己的决策目标，承担起调动国家资源支持科学家实现决策目标的责任。科学家是进谏者、论证者、又是在最高决策层之下的不同层次的决策者和实施者，他们要把首脑人物决策中的浪漫主义成分变为现实。在大科学时代，没有政治家的决策，科学家是不可能有作为的；没有科学家的努力，政治家的决策也只能束之高阁，难以实现。政治家与科学家在决策与实施过程中的作用是互补的。他们之间相互反馈，放大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有利因素，使决策与实施方案比原来设想的更好，取得更好的成果。美国总统肯尼迪在60年代初提出，经四任总统、历时十年完成的“阿波罗计划”，应视为政治家与科学家发挥互补效应、使决策与实施获得成功的事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政府在发展重型轰炸机还是发展火箭作为运载工具的决策上失误，使经济、技术实力远不如自己的苏联抢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又于1961年4月12日把加加林送上太空，实现了令世人震惊的第一次载人太空飞行。美苏间的“导弹差距”使美国人蒙受耻辱。在国内，政府被视为无能；在国外，一方面是苏联咄咄逼人地挑战，另一方面是在西方伙伴中领导地位的动摇。肯尼迪就任总统后，当时，在空间领域与苏联较量，登月是在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比较好但是也是风险比较大的一个。从技术上看，登月难度大，是迎头赶上苏联而不是尾随其后；从政治上看，登月更具震撼力和戏剧性，可以一举在国际上提高美国的声望。经过一番紧张地磋商和筹划，就在加加林飞上太空的第43天，肯尼迪在“国情咨文”中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策：“我们国家应当在10年内达到将人送上月球并使其安全返回的目标。”肯尼迪的决策顺应了美国朝野要在太空与苏联决一雌雄的心态。这个雄心勃勃又冒着极大风险的计划，在议会获全票通过，成为美国朝野以及继任总统都确认的政治目标。在以后10多年中这一超大型高技术工程从未中断，并终于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一个饶有兴味的历史事实是，在肯尼迪宣布将在60年代完成“阿波罗”计划时，登月的初步方案还没有制订。美国当时运载火箭的推力只有170吨，是登月运载火箭所需推力的20-40分之一。肯尼迪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些情况，但他还是坚定地提出并限定在10年内完成这个计划。这是政治家以政治目标为前提的风险决策的一个典型事例。
肯尼迪宣布的时间表，使美国科学家根本不可能按步就班地工作。他们不得不在论证总体规划的同时，制订工程实施方案、技术方案以至于同时进行工程设计。他们动用了一切现代化手段和现代管理方法，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他们既是现代的、严密的，又是传统的、机敏的、权变的。美国科学家为实现人类登月的多年梦想，作出了伟大贡献。仅就登月方案来说，当时提出来论证的就有直接登月和轨道对接两大类，在主张轨道对接的科学家中，又有地球轨道对接和月球轨道对接两种方案。美国宇航局组织了三个专家组，又和国防部联合组织一个委员会，从多方面进行论证。月球轨道对接方案是宇航局一位工程师提出的。用火箭将载有三名宇航员的飞船送入月球轨道，然后再分离出小登月舱载两名宇航员在月球着陆，原飞船作为指令舱载指令长留在月球轨道上飞行，登月宇航员在完成任务后乘登月舱返回月球轨道与母体会合。返回地球时，将登月舱抛弃，只有指令舱返回地球。这个方案被采用了。它的优点是：发射时火箭载重量小，返回时的指令舱只有5.6吨，差不多是发射时火箭载重量的十分之一，便于溅落的技术处理，也便于打捞。他们还采取齐头并进的办法，突破一个个技术难关。这就是我们说的科学家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应采取的科学态度。
当然，政治家与决策圈子里的智囊人物的相互反馈，也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即形成恶性循环，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关于技术思想
在以高技术工程或发展计划进行决策和制订实施方案时，要选择、确立一个好的技术思想。我这里所说的技术思想，是指在决策过程中（甚至是在作出决策之前）确立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技术指导思想。我想，这个好的技术思想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1.要从自己的经济、技术基础出发。新技术是从“旧技术”进步而来的，高技术的产业是以近代科学技术和传统工业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一个国家传统工业的工艺水平，特别是精密加工的工艺水平，对于发展高技术产业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表现为技术本身，还表现为科技人员和工艺过程实施者的科学、技术、文化以及工作作风的综合素质。试想一下，一个文盲充斥的民族，怎么能胜任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使命呢？大家都还记得前伊朗国王巴列维试图花钱买现代化的事。他的良好愿望破灭了。因为，当时伊朗的技术基础与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技术相去甚远，无法衔接。在当今世界上，一个穷国难以很快在高新技术领域赶上发达国家，一个富有但科学文化落后的国家也难以在高技术领域里有作为。
其实，即使是发达国家，在作出关于发展高技术的重大决策的时候，也是从自己国家现有技术水平出发，并充分利用已有的科技成果的。苏联在空间领域一度领先于美国，出现了所谓“导弹差距”。本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德国抢到的研制火箭的技术人才和资料比苏联多。二战以后，两国导弹都是在德国V-2基础上发展火箭技术的，两国实力相比美国明显优于苏联。不同的是在技术发展战略思想上，美国军界认为远程导弹性能差，研制费用大，周期长，远程轰炸机才是运载核武器的有效手段；苏联则认为火箭将是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武器，发展火箭技术是赢得军备竞赛的有力手段。苏联在遭受二战的破坏后，当然也无力研制大推力火箭，但是，苏联科学家提出的技术思想高人一筹，他们不以研制大推力单体火箭为目标，而采用了将小推力火箭并联捆绑的办法，组合成大型运载火箭。1955年，苏联研制的中程导弹SS-3，射程为1750公里，1957年8月用捆绑式的办法，成功地发射了洲际导弹，射程达到8000公里，这就是后来用于发射卫星的SS-6运载火箭。当然，捆绑式也有许多技术难题。相对来说，它的费用是苏联国力可以承受的，技术上的难题也是苏联能够解决的。
2.要充分发挥本国优势，迎头赶上别国先进技术水平，扭转落后局面。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美国“阿波罗计划”，从技术思想来说，美国科学家是立足于迎头赶上苏联，而不是尾随其后。当时，美国火箭技术落后于苏联，但电子技术，特别是控制跟踪技术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据此选定月球轨道对接方案，只要进行适当的训练，即可保证安全对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美国在已有的火箭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火箭的推力，发挥了控制技术的优势，按照肯尼迪提出的计划，实现了人类登上月球的梦想，一举成为在空间领域中的第一强国。当时，有专家在分析苏美的实力后认为，美国不仅弥补了与苏联的“导弹差距”，而且在空间技术上超前苏联20年。
3.要是聪慧的、简便的和权变（随机）的。我们已经说过，当代有关科学技术的重大决策都是政治家的决策，内中包含着浪漫主义和冒险精神，一旦决策实施，容不得科学家按步就班地进行工作。因此，科学家的工作不仅是严密的、一丝不苟的，还必须是机敏的。“阿波罗飞船”的运载火箭“土星-5号”，高约130米，结构复杂，若按常规在发射场组装，必须先建成一个大组装台，需花几个月时间。美国科学家事先在肯尼迪宇航中心建造一个装配大楼，破例在楼内装配，为登月赢得了时间。苏联科学家创造的捆绑式火箭，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技术思想，至今为宇航领域采用。
三、关于从事高技术产业化企业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懂得现代科学技术和有能力管理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家，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政治家和科学家必须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实现政治家决策目标和使科学家研究成果变为现实产业的纽带和桥梁，他们的作用为社会所公认，是政府首脑和科学家在决策与实施过程中必须结为盟友的人物。
在我国，老一辈人中，不乏优秀企业家；企业家新生代中，人才济济。不论老一代还是新一代，都是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造就一批新型企业家，一批能够在高技术领域开拓进取的企业家。这样一批人，既能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能清醒地认识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过时的、与现代科学管理不相容的东西。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企业家、特别是从事高技术产业化的企业家，只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文化背景的这种二重性，才能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吸取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思想。据研究者对我国新生代的企业家和海外华人企业家成败事例的观察，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传统文化在这些企业家手中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助我炎黄子孙劈山开路，创立基业；也可在不经意中挥剑自伤，使成功者毁于一旦。王安的成败是值得深思的一例。
王安是属于接触西方文化较多的中国人。他一生中，学术上能中西贯通，经营中能古今兼用。王安在他事业巅峰时期写成了自传—《教训》一书。他说：我发现在我来美之前，在中国所学的为人处事的态度与价值观念，对我作生意之道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又说，由于祖母的教育，儒家思想深入到我的灵魂之中，形成了行为节制、处事耐心、全面权衡和决策简要这样一些素质和处事原则。他认为，一个中国人一辈子也不会数典忘祖，中国传统文化重实用，西方则长于科学方法，我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利用西方社会条件获得成功的。遗憾的是他没有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效应，没有避开它那消极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成于斯，毁于斯也！
在创业之初，他仅以“王安实验室”为名，以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部电话起家。他耐心积累，在与IBM专利交易的谈判中，机敏地应对种种难题，冷静地权衡利弊得失，信守适可而止的信条，以实收40万美元的低价出让了专利。他深知对于一个仅凭一个发明，却没有资本的专利持有者来说，试图与IBM对立是徒劳无益的。他作出让步，却赢得了时间，具有了自己的资本，从而得以开创新的事业，经历了十余年的平淡经营生涯，到80年代中期，终于成为能在电脑领域与IBM抗衡的一个新霸主。
王安出奇制胜，独具慧眼，在波士顿的一个偏僻小镇上建立王安公司总部。他的对手不解其用心良苦，下属也暗中着急。事实证明，不仅土地便宜，而且有全美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是发展高技术产业必不可少的提供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的“风水宝地”。王安待人宽厚，对于下属的错误多予谅解，将心比心，以此赢得下属的信赖。
但是，在王安决策简便、机敏的另一面是个人专权；在他自信的同时，滋生着僵化和固执；在他要求宽待下属的同时，要求下属以忠诚来回报；他重亲缘，重家族，在家族势力增长的同时，排外就在所难免，人才流失也就是必然趋势了。最具东方文化色彩的是王安笃信“虎父无犬子”，让长子继任总裁，以求代代相传。当然，王安是让其长子先在各个部门任职，给他熟习情况增长才干的机会，然后才让他登上总裁位置的。但此人刚愎自用，既无权威又不能团结决策层重要人物，使一些追随王安20多年的元老弃他而去。与此同时，王安公司下属的一些部属主持的公司趁机渔利，以至于在1989年8月发生了股东联名控告王安父子营私舞弊的重大事件。王安此时不得不撤换总裁。然而，大势已去，难以挽回。1990年8月18日，王安公司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王安的辉煌已成为明日黄花。
一位英国学者曾对华人企业的高效与失败作如下分析的：华人企业由于受儒家文化和家族传统的双重影响，组织结构相对简单；多集中于一种产品；家长制、决策集权化；所有权、控制权和家庭密切重合；与合作伙伴间人情味重；有高度的战略机动性；有较强的开拓大市场和开创名牌产品的能力……这些话，有褒有贬，比较客观。从这些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王安成败的一些重要因素。
王安是炎黄子孙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他不愧为一代精英，虽败犹荣。最近又有消息说，王安公司可望东山再起。我们期待着出现凤凰涅槃的奇迹。我们从王安的得失中应该悟出现代企业管理与传统文化之间相成相反的道理。我想，如果我们有机会对我国新兴的从事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家的成败进行一次调查，也可以看到传统文化这把双刃剑的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