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藏正式归入祖国版图看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潮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潮论文,西藏论文,版图论文,国民论文,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远古时代起，中国各民族就共同开疆拓土，为缔造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近几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人类发展各个阶段的古人类化石。发现这些化石的地点及古人类活动遗址已达七八百处（注：田继周：《先秦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几乎遍及中国内地各省及今日所有的边疆地区。这些化石所反映的中华民族祖先活动的时间跨度极大，从公元前3万年直到公元前250万年。丰富的地下考古资料告诉我们，自远古时代起，今日中国各民族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从东北到西南，从东部沿海到西部边疆，各民族的祖先凭着自己的勤劳、智慧、勇敢，推动了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中华古代文明。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了各民族间的交往和联系，促进了各民族的发展。他们首先实现各地区的统一，为全国的大统一和中国疆域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此基础上，秦统一了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承秦制，将中华各民族的大统一推向新阶段。秦汉的统一“奠定了中华各民族活动和交往的疆域规模”。以后，中国“统一王朝的疆域，虽略有变动，但大体上是稳定的”（注：陈育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到了元代，中国实现了包括今天全国所有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范围的大统一，各民族地区包括西藏都纳入了祖国的版图，并置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它“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古代发展过程的完成”，它是“中华民族在古代就已形成为整体的最高的政治表现”（注：江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这一过程显示出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潮流。本文试从西藏归入祖国版图的过程和内在的原因来分析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潮流。
一、民族交往，源远流长——中国民族关系的深厚基础
在元代，西藏第一次纳入中国中央王朝直接统辖的范围。西藏正式归入祖国版图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和深厚的历史基础，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1.众说纷纭的藏族族源问题
青藏高原地处中国西陲，幅员辽阔，风光奇特，地势高峻，人称“世界屋脊”。许多地方因海拔太高，严重缺氧，气候恶劣，被视为“生命的禁区”。在漫长的旧社会，封建农奴制严重阻碍着西藏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藏传佛教又影响深广，加之交通极度不便，因而西藏长期以来被蒙上一层极为神秘的色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藏高原上古人类化石、石器或文化遗存未被发掘出来，对这片高原远古时期的情况、藏族的起源、藏族先民和国内其他民族的关系，人们知之甚少。国内外有些人便据此推断，藏族祖先只能是从西藏以外的地方迁入高原的，并提出了关于藏族起源的所谓“南来说”、“北来说”等种种观点（注：参见拙作《那曲史话》，《西藏党校》1986年第1期，第50～52页。）。
在“南来说”中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不少僧人从宗教徒的立场出发提出的“印度迁入说”。如成书于元代、明代的古藏文史籍《青史》、《新红史》等都提到释迦牟尼家族的后代德森王的第五子，在与十二国战斗时，有一叫汝巴底的国王被打败了，就乔装打扮逃至雪山（西藏），以后遂发展成为藏族（注：廓诺·熏奴贝：《青史》，郭和卿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班钦·索南查巴：《新红史》，黄灏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页。）。二是我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在他生前所著的《中国民族简史》“藏族篇”中提出的“马来半岛迁入说”。由于当时西藏地下古人类石器和遗址尚未发现，吕先生根据体质人类学，对藏族和马来人种，从体质、面貌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藏族在远古时代曾居住在南洋海滨地区，为马来人中的一支，以后逐渐转移到了西藏地方（注：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北京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128～129页。）。三是曾长期在西藏进行活动的英国人柏尔，为了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而别有用心地提出“缅甸迁入说”，即认为藏族是从缅甸迁入的（注：（英）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宫廷璋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6页。）。
关于“北来说”，在我国古代汉文史籍中，以《新唐书》为代表，援引了《后汉书》以来的各种史籍，认为藏族源于西羌。我国不少史学工作者都据此认为藏族来源于古代的羌族。如《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和《松赞干布传》的作者王忠，就提出“吐蕃和苏毗都是羌族”的观点（注：王忠：《松赞干布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页。）。
总之，关于藏族族源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使人感到莫衷一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西藏地区进行的一系列科学考察和地下考古的新发现，终于使人们透过种种迷雾，逐渐弄清了一些问题。
2.五万年后才得到的重大信息
1956年7、8月间，中国科学院科学考察队在西藏那曲地区以北的长江源头发现了十几件打制石器，内有两件为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注：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髓动物学报》1958年2卷2～3期。）。如果说这一次发现的旧石器由于数量较少，尚难以据此研究西藏远古时期藏族先民的活动和社会历史情况，因而还不能对这次十分重大的发现的意义与影响作出评估的话，那么20年后藏北高原申扎县珠洛勒一带发现的大批旧石器与细石器，就不容人们再忽视了。
1977年10月16日，《西藏日报》以《几万年前西藏高原就有人类活动》为题，报道了一年前在藏北发现大量古人类石器的消息。以后安志敏等又在《考古》1979年第6期上发表《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一文，详细介绍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于1976年夏、秋之间，在申扎北面100多公里处的珠洛勒、卢令和双湖境内的玛尼、绥绍拉等5处地点采集旧石器和细石器的情况（注：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6期，第490页。）。此事无论在考古学史上、藏学研究上，还是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上，意义都极为重大。消息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关注。它至少向人们传递了以下这样一些重大的信息：
(1)5万年前，藏族先民就已生活在西藏高原。
首先，考古学的鉴定和分析，证明在人类人种形成时期，西藏高原就已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人类祖先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学习使用和制作工具，经历了非常漫长的时期。人类发展到旧石器时代，正是人类史上现代人种形成和藏族萌芽的时期。藏北发现的旧石器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鉴定，确认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时间距今3～5万年。这就从考古学上有力地证明了当人类进入人种形成时期，西藏高原上就有人类在活动，时间至少在3万年到5万年前。这大大早于史书所载的爰剑子孙“发羌”、“唐牦”等部迁入西藏高原的时间——公元前4世纪。
其次，对藏北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考察分析，说明远古时代的藏北并非是“生命的禁区”。据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的考察，藏北发现旧石器的地点，主要分布在海拔4500～5200米的湖滨平原、河流阶地和山麓洪积扇上，少数地点位于盆地边缘的干沟崖上。在上述石器地点附近，常有成片的沼泽草地，有河流通过，有的地方还有泉水或可供居住的天然岩洞。这样的自然条件，可以说是既利于古代人类的居住，又为采集狩猎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场所（注：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6期，第481页。）。这就告诉我们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在远古时代并不是“生命的禁区”，它的自然环境是适宜于古代人类居住和进行生产活动的。这就从古代藏北的自然条件方面证明了3～5万年前藏族先民是能够在藏北生息繁衍的。
再次，对藏北旧石器所用的原材料、器形，加工方法的特点的分析，证明藏族先民在高原活动的时间至少在5万年前。考古工作者经分析、研究，认为藏北发现的旧石器“器形规整，加工细致”，“都具有固定的类型”，有椭圆形长刮器、长条形圆头刮器，双边刮器和尖状器等，“说明用途上已有了明确的分工”（注：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6期，第490页。）。一种生产工具的发明、改进要经过不断的实践、摸索，其过程是漫长的。由此可以想见，藏族先民在藏北活动的时间，肯定要比已发现的旧石器的年代还要久远。
根据上述3点，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既然在人类人种形成时期，西藏高原就已有人类的活动，那么西藏高原应该可以被看作是藏族的发祥地，藏族祖先最早渊自西藏本土。
(2)远古时代的藏族先民，在西藏高原活动的范围十分广泛。
1976年在藏北发现大批旧石器和细石器的前后，在西藏阿里、日喀则地区也发现了许多细石器，标本有1000多件（注：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文物》1985年9期。）。它们的时代经专家分析“应属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注：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6期，第481页。）。西藏已发现的细石器地点共达28处，基本上以藏北为中心，遍及西藏全区。据不完全的统计，藏北的申扎、班戈、尼玛、那曲等县，阿里的普兰、日土等县，日喀则的聂拉木县、日喀则市，昌都的昌都县等地都有发现。这说明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生活在西藏高原的藏族先民活动的范围十分广泛，今日西藏的绝大部分地区当年都有他们活动的足迹。
(3)远在人类形成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藏族先民就已和内地各民族的先民有了密切交往。
共同的地域、经济生活、语言、文化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但是一个民族的发展，也离不开必要的外部条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是与世隔绝、孤立地生存的。它在漫长的形成期中，不可能不与其他民族发生交往，不可能不相互产生影响。藏族的先民同样如此。那么藏族在其形成时期究竟是和国内各民族交往密切，相互间影响大，还是受南亚各国的影响大呢？我们可将藏北旧石器时代的石片和石器的器形、种类、使用的原材料以及加工技术的特点和我国内地的旧石器以及南亚各国的旧石器进行比较、分析：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不论是华北、华南，一般都是用石片制造工具，“石器的基本类型是刮削器为主，其次为砍砸器和尖状器”，如在北京人的大量石器中，刮消器占到70%，在贵州观音洞石器中刮削器占到80%（注：林跃华：《原始社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6～87页。）；而西藏的旧石器大部分也都是各种形状的刮削器，和我国华北出土的旧石器十分相近或相似，有的甚至基本一致，这说明它们同我国华北、华南的旧石器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南亚次大陆的石器文化是以手斧为主，这和欧洲的手斧文化很相近（注：林跃华：《原始社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24页。）。印度、巴基斯坦的代表性旧石器是大型粗糙的砾石砍砸器，和藏北的旧石器明显不同。若以喜马拉雅山北麓日喀则地区定日县苏热发现的旧石器和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聂瓦斯早期或晚期的石器进行比较，更能说明这一点：前者的石器原料主要是片磨岩，石片体积较小，器形有刮削器和尖状器；加工方法较成熟，主要是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亦有错向加工的）（注：候石柱：《西藏考古大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这和内地，尤其是华北旧石器中晚期的石器近似。而后者早期的石器粗大且有手斧，晚期则有长石片做的端刮器。这些在苏热的旧石器中皆未见到。再如在藏北申扎珠洛勒采集到的旧石器，原料均为角岩，修理细致，类型稳定，刃口薄锐，刃缘匀称。这与印度聂瓦斯晚期的文化也明显不同（注：候石柱：《西藏考古大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7页。）。若和缅甸的安雅特文化相比，也可发现两者极不相同，因为后者旧石器所用的原料是矽质岩和木化石的砾石，石器类型主要是砍砸器和手镐。这就充分说明，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藏族的先民就已和祖国内地各族的先民频繁交往，并相互产生很深的影响，这对藏民族的形成、发展起了积极的作
其次，藏北发现的这些旧石器也有自己的地方特征，即这些石器在制作工艺上出现了一种相对两边的错向加工或相邻两边的错向加工。这种加工方法，在中国其它地区很少见到。目前仅在山西下川文化的石器中有所发现（注：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0页。）。藏北发现的细石器也有某些地区特点。从石核来说，扁体石核的数量占已发现的细石器总数的45.74%；园体石核形制较复杂，为其它地区所罕见。从石器看，虽仅有刮削器，但是利用细石核石片制成的长刮器，方形直刃的短刮器以及厚脊的园刮器，具有更多的地区特点（注：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6期，第490页。）。
再次，藏北的旧石器不仅同内地的旧石器相比有着自己的高原石器文化的特点，而且藏北各地发现的旧石器在所用的原料、加工技术和器形上又各不相同，显示出各自的地方特色。如所用的原料，苏热地点的旧石器以片磨岩为主，其次是石英砂岩；珠洛勒地点均为角岩；多格则扎布地点以燧石为主，其次是火山岩；各听地点，均为硅质岩，硬度极高。在加工方法上，苏热的旧石器不如其他几处精致，在器形上，总的是刮削器为主，但是有2处发现了3件砍砸器，为其他地点所没有（注：候石柱：《西藏考古大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4页。）。这些情况清楚地告诉我们，生活在西藏高原的藏族先民在远古时代和内地各民族先民的经济交往中，学习、吸收了各地工具制作的技术，并且结合高原生产、生活的需要，加以改进，制作出适合高原特色的工具，推动了西藏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要做到这点，需经过长期、频繁的交往。由此可以推知，藏族先民和内地的交往联系十分密切，它充分反映了中国各民族先民在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在经济生活上联系的密切和相互影响之深。
综上所述，虽然我们知道西藏高原目前仅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但它所包含的我国古代各民族先民活动的丰富信息，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廓清藏族族源问题上的种种迷雾，而且使我们从中看到了我国各民族的交往源远流长。中国的民族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正是这种深厚的历史基础决定了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结果。
二、兄弟情谊，“和同一家”——各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
民族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使各民族间经济、政治上加强联系的要求更加迫切。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说明，这种要求是各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
1.民族关系的一种典型
马克思曾经说过：“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各民族、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不一，民族关系呈现出曲折复杂的情况，民族间政治、经济交往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时以和平交往的方式，有时则用战争掠夺的方式，有时则是时“战”时“和”，以“和”为主。唐朝和吐蕃时期的汉藏关系，可以说是第三种情况的一种典型。
(1)亲情关系初步形成。
公元7世纪时，刚刚建立起来的唐朝日渐强盛，又降服了经常骚扰边境的东突厥，战胜了吐谷浑，巩固了西部疆域，使西域与中原恢复了原有的历史关系，促进了祖国内地和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唐朝也“以其高度的政治威望和繁荣的经济文化，赢得了周边诸族部的内向。……（公元）630年，西域诸首领共尊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注：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此时的吐蕃，松赞干布刚刚统一了西藏高原，藏族正式形成。为了民族的繁荣、王朝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强和扩大与其他民族的联系和交往，特别是希望和当时经济上比较发达、政治上比较强大的唐朝建立联系和交往。松赞干布要求和唐朝建立姻亲关系，唐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远嫁西藏，双方因此在政治上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形成了在汉藏关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亲情关系。同时也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两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时期可说是汉藏两族关系不断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2)曲折发展的历程。
7世纪中期，缔结汉藏友好关系的唐太宗和松赞干布先后去世。唐朝与吐蕃间的关系出现了曲折。双方统治者为了维护各自的阶级利益，缓和统治阶级内部和社会内部的矛盾，又不断对外用兵，唐朝、吐蕃之间便时有冲突。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打打停停，时战时和。据对《新唐书》“吐蕃传”中关于双方冲突的不完全统计，从唐太宗逝世后的公元673年（唐高宗咸亨四年）到公元866年（唐懿宗咸通七年）的近200年间，双方发生的大小战事达90多次。尤其是唐玄宗时期的近40年中，几乎年年战火不断，有的年份如公元763年、764年（唐代宗广德元年、二年），每年发生的战争多达6～7次，可说是相当频繁。有的时期，吐蕃还利用唐朝的内乱，一度攻入长安。如公元763年（广德元年），吐蕃发兵20万直驱长安，唐代宗李豫仓皇出奔陕州。吐蕃大军在长安停留15天后才退出（注：陈燮章等：《藏族史料集》（一），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301～315页。）。另外，我们若对《新唐书》中有关唐朝和吐蕃双方冲突的记载进行深入分析，还可看出，双方看来似乎战争不断，但主要是集中在对边境地区管辖权的争执。如双方多次发生战争的松州（今四川松潘）、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安戎城（今四川马尔康）、石堡城（今青海西宁西南）以及安西等都是唐朝和吐蕃相邻近的地方。吐蕃为了扩张实力，向东和向西、北发展，经常派兵侵扰，甚至攻占这些地方。但这些地方中的绝大多数都早已处于唐朝的管辖之下，而且这些地方的镇守关系到唐朝的西北通道的畅通和京城长安的安宁，所以唐朝也不断派兵到边境与吐蕃交战。许多地方多次发生争战，有的前后长达8年，不少地方延续20多年，如松州；最长的，如灵州，吐蕃从公元767年（大历二年）9月起就进行过侵犯，以后公元773年（大历八年）8月，778年（大历十三年）、790年（贞元八年）、810年（元和十五年）、822年（长庆二年）又不断攻城，前后延续达半个世纪之久（注：陈燮章等：《藏族史料集》（一），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301～315页。）。
(3)各族人民渴望统一。
吐蕃统一西藏高原后，藏族人民希望保持统一的局面，保持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所以，从一开始就反对统治者的对外用兵。如公元638年，松赞干布率兵20万进攻松州，用武力胁迫唐朝答应联姻。唐太宗发兵击败了攻城的吐蕃军队。由于松赞干布连年用兵，民众不堪重负，大臣们不愿再战，纷纷要求停战返藏。见劝说无效，八位大臣便以死相谏，自杀身亡。在此情况下，松赞干布只好放弃再战，返回拉萨（注：黄奋生：《藏族史略》，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
唐朝是在结束了魏晋南北朝300多年长期分裂的混乱局面，在隋代统一的基础上建立的。初唐时，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繁荣，不但使人民安居乐业，也增强了对周边诸族部的吸引力。广大人民反对统治者开边黩武带来灾难，希望国家和平、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所以唐、蕃双方都希望能避免战事，和睦相处。因此，唐、蕃之间尽管时有兵争，有时甚至发生较大的敌对军事行动，但两族的友好往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两王朝先后8次和盟，特别是公元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唐蕃的会盟（汉文史书又称长庆会盟），双方于823年将盟文刻石，立碑于各自的京师。树立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碑上刻着藏、汉两种文字对照的盟文和藏史记事文。为使盟约具有更大的约束力，唐、蕃两王朝参加和盟的群臣共同署了名。
2.汉藏友好的大发展
“长庆会盟碑”的藏、汉文碑文生动地概述了这一时期汉、藏关系的主潮流，尤其是藏文碑文，清楚地告诉今人这两百多年间，虽有“边将开畔，弃好寻仇，兵争不已”之况（注：西藏社会科学院等：《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但从总体上看，双方“嫌怨未生，欢好不绝，书翰通传，珍宝馈遗，络绎于途”（注：西藏社会科学院等：《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可以说是汉、藏两族友好往来大发展的时代。据我国汉文史籍《册府元龟》记载，这段时间，唐、蕃使者不绝于途，双方往还达150次左右（注：苏晋仁，萧炼子《〈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正》，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374页。）。
双方使臣往还活动的主要内容与目的，一是加强政治联系。唐王朝应吐蕃赞普之请，先后将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远嫁入藏，双方建立了亲密的亲戚关系。为融洽感情，加强政治联系，双方互相遣使往来致意近50次。此外两王朝对对方帝王的故世和册立、接替，都遣使报丧、致祭与朝贺。此类往还活动近30次。二是议约和盟，罢兵划界，或是为抵御第三方入侵或平定内部动乱，而派使求援、发兵报捷。此类往还活动近20次。三是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为设市、求匠等往还不断，还有朝贡，约有50多次。上述唐、蕃使臣的交往活动对唐、蕃政权的巩固，汉、藏关系的发展，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民族团结、民族间的联系交往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这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主潮流形成的根本原因。正因为此，在交通极端不便，路途又十分遥远的古代，又是两个不同民族的王朝，交流才能如此频繁，涉及面如此广泛，两族间关系发展到如此亲密的程度。也正因为此，唐、蕃两朝上层和广大藏、汉族群众，“欢好之念，终未断绝”，始终不忘“消泯”“旧恨”，“再续新谊”，“结立大和盟约”（注：西藏社会科学院等：《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这充分表达了汉藏两族希望永远友好的强烈的、迫切的愿望。这也是西藏最终能归入祖国大家庭的重要基础。
三、正式归入祖国版图——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12世纪中期后，成吉思汗首先统一蒙古高原，然后又统一了黄河以北我国的北方地区。接着忽必烈继承前辈的统一大业，南下灭宋，结束了唐末蕃镇割据、国内南北对峙和五六个民族政权长期并存的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的统一王朝诞生了。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长期住在汉地。即位后他顺应形势、全面推行“汉法”，采用我国历代王朝所用的封建统治方法。他任用汉族士大夫，建立中书省、十宣抚司以及负责中原汉地政事的燕京行中书省等行政机构，又注意采取充分保障蒙古族统治者特殊权益的各种措施，巩固元朝中央政权。同时，元朝又在全国范围内打破了各民族政权之间的疆域界限，在全国大量设立驿站，使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些措施加强和推动了中国各族人民的交往，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发展。在全国大统一的总形势下，西藏地方分裂局面结束，归入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是势在必然的了。
1.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各民族统一的大家庭，是7世纪以来，藏族和国内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唐代，由于唐朝版图的扩大，交通的发达，中原地区与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扩大。特别是文成、金城两公主入藏，使藏、汉两族经济和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文成公主入藏携带了典籍300多种，营造与工技著作60多种，能治409种疫病的医方100种，医疗器械6种，医学论著4种。还有大批绸、衣物和农作物种子及蚕种。唐朝还派遣了大批工匠，传入了造纸、造墨、碾硙、酿酒、育蚕等生产技术。金城公主也带了杂技诸工以及书籍，还有锦缯数万匹。汉族地区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大批运往吐蕃，生产技术也一起传入高原。吐蕃的许多土特产品、畜产品与牲畜也传入中原。即使在宋、辽、金、夏时期，边疆地区和中原的经济联系仍未中断，而且有些地方还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西南各少数民族和宋仍有着非常频繁的经济往来。“散居在甘、青、川、滇地区的藏族部落地方割据势力及卫、藏局部地方政权，都先后与宋朝中央建立朝贡、联盟和贸易关系”（注：《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著名的茶马互市就是在宋朝开始发展起来的。
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不仅仅是实物与技术的传布，而且推动了各自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还促使各方在政治上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公元729年，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就曾上表给唐玄宗，内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注：《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页。）。这说明吐蕃赞普认为当时唐、蕃已“同为一家”，说明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增强了民族间的团结，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统一事业。
2.藏族同胞的迫切愿望和民心所向
西藏在元代归入中国版图，也是民心所向、符合藏族人民要求统一的迫切愿望。吐蕃王朝自朗达玛被刺后陷入长期混乱、分裂的局面。吐蕃贵族内部围绕王位继承问题，争权夺利，边将部属相继叛离。王室间相互残杀火并，前后长达20余年，史称“战争过处，杀人盈野，五千里间，赤地殆尽”（注：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本来吐蕃后期由于长期征战，四面扩张，又大兴土木修建寺庙，其负担已大大超出国家和人民所能承受的程度，民众困于征调，再加上“发生大地震和大水灾，鼠虫为害，连年饥荒，疾疫流行”，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注：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紧接着的奴隶平民大暴动，使吐蕃奴隶制王朝彻底崩溃，吐蕃全境四分五裂，无法统一。这种相互征伐，战火连绵不绝的局面一直持续了400多年。到公元13世纪初，据藏文史籍记载，西藏地方各政治势力的大致情形是“除西部阿里各地是由吐蕃赞普的后裔们分割统治外，其余地区仍是没有统一的法度和政权”，“它主要的世俗政治势力都处于衰微之中”，“谁也不具有统一全藏的力量”。宗教方面当时兴起和分化出许多大小不同的教派，“一部分教派的主要寺院逐渐成为占有土地、牺畜和农牧民的领主。但是由于各教派之间占有的土地、草场、水源及居民人户、教派上的差别、财产利益上的错综复杂的矛盾，造成许多规模或大或小的冲突和战乱”(35)。当时整个西藏社会仍是“动荡不安，没有和平安全的任何保障，西藏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群众除了要负担无休止的赋税差役外，还随时可能遇到被抢掠、杀戳等飞来横祸”（注：恰白·次旦平指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藏文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307页。）。西藏归入祖国版图后，尽管元朝统治者对藏族人民也有剥削和压迫，但和过去连续几百年的混乱局面比起来，仍对西藏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给西藏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利益，所以能得到僧俗各界的拥护。
3.西藏僧俗各界的共同努力
在祖国统一的大趋势中，西藏地方势力暂时停止了彼此的征战。它们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努力，加快历史的进程，为西藏正式加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据藏文史籍记载，当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后，派王子阔端向西藏进军。西藏各大地方势力集团看到阔端“先后派兵入藏不可抗拒的威势”，“纷纷派遣自己的人员”前去表示归顺并建立依靠的关系。以后萨迦派大师萨迦班智达以60多岁的高龄，长途跋涉到凉州建立了西藏地方和元朝中央政府之间直接的政治联系，议妥了加入祖国大家庭的条件，发表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注：杨学深：《清代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在信中说明了归附元朝中央政府的意义，劝谕各地接受中央政府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办法，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赋，设官受职等等。萨迦班智达的这封信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西藏已经历了长达400多年的分裂时期，各政治势力互不统属，矛盾重重，人民遭受种种苦难，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实现统一，这可说是从西藏400多年分裂的历史苦难中得出的正确结论。这封信清楚地指出只有已统一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元朝才能担当起统一西藏的重任，西藏只有加入全国统一的历史进程才有自己的前途。信还列举了其他藏区加入祖国各民族大家庭后的情况来消除西藏上层的疑虑，使各阶层人士都能自愿地加入祖国统一的行列，并提出“不准许有口称归顺而不遵从他们命令的人”。萨迦班智达的这封信，是西藏地方同元朝中央政府建立政治联系和隶属关系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受到西藏僧俗各界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它对西藏地方正式加入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各地纷纷表示接受。自此以后，西藏正式归入祖国版图。
1264年（至元元年），忽必烈在定都燕京时，于当年设立总制院，负责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和吐蕃地区的军事、行政事务。公元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总制院改称宣政院，专管西藏的事务。同时，又在宣政院下设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中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专管当时西藏的卫、藏、阿里等地，从而将西藏纳入了统一的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而甘、青、川的藏区则通过另两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也被纳入统一的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鸟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作为地方行政机构，每年向西藏地方征收一定的赋税和贡物（注：杨学深：《清代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此外还设置驿站、军站，调查西藏户口，并规定了对西藏地方官吏的考核制度等。这是中国中央政权第一次在西藏地方正式建制。自此以后直到近代的几百年间，西藏的政治制度都是由中国中央政府陆续予以规定的。
四、团结、统一——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潮流
从5万年前藏族祖先与内地各民族的频繁交往，到13世纪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员，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藏族人民与祖国各族人民，特别是与汉族人民相互依存，亲密交往，经济、文化交流和政治联系日益紧密。藏、汉族之间这种和睦相处，“和同一家”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各民族间关系的缩影。这种民族关系是社会发展进步，民族繁荣的客观的、内在的要求。正是这种内在的客观的要求形成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种向心力和凝聚力决定了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潮流，这就是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唐、蕃两个相距遥远、不同民族的王朝，尽管时有兵争，但基本上是和睦相处，“和同一家”，汉、藏关系不断发展。这是中国民族关系主潮流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由于历史的启迪和教训，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成了各民族共同的迫切愿望。中国自秦、汉首先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起，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不管历代王朝如何更替，统治民族如何变换，中国始终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屹立于世。尽管各民族间有矛盾、斗争、战争，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国家暂时分裂的局面，如汉末的三国鼎立，晋末的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对峙，唐末的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夏的并存，但从整个历史看，分裂只是暂时的，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曲折，而统一是经常的。因为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和国家的繁荣昌盛，所以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无不渴望统一，支持统一，维护统一。正因为此，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暂时的分裂都导致走向更大范围的统一。越往后，统一的时间越长，范围越大，程度越高，使中国的统一趋势历数千年而不衰，并日益得到发展。到元代，中国国家统一的趋势基本上定了下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暂时分裂的时期，从民族的迁徒，民族交往的角度来看，又是中国各民族融合的时期。秦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既是民族分裂的时期，又是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连年的战乱，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停滞，生活的苦难造成民族的大迁徒，形成了各民族的交错杂居，而这又促使各民族彼此更加接近、融合，关系更为密切，可以说已发展到了“血脉相通，浑然一体，绝难分离”的地步（注：杨学深：《清代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这种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的关系，已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隔绝的，它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元以后，全国统一的局面又历经了明、清两个封建王朝，延续600多年，特别是清朝，实行了继元之后又一次全面意义上的全国大统一，她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版图、民族格局最终定型的重要的历史时期”（注：杨学深：《清代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清朝历代皇帝都极注意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对西藏更是十分重视：首先是册封达赖、班禅，颁发金册、金印，确定了西藏地方对清廷的臣属关系；后又正式设立驻藏办事大臣，强化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辖；乾隆年代，根据元明旧制和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系统的法律，使清朝中央政府从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方面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治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因此而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外敌入侵西藏和西藏发生内乱时，中央政府及时派兵入藏，保卫了边疆，维护了边境的安定。藏族人民也从中认识到民族的安危和祖国息息相关，体验到祖国大家庭给各族人民的巨大保障，增强了爱国观念，增进了与祖国各族人民的情谊。尽管此后帝国主义不断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但藏族人民中的爱国反帝力量和全国人民一起坚持维护祖国的统一。历史雄辩地证明：团结、统一是我国民族关系不可逆转的主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