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学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派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2-0001-13 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的转型并行，推动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心。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随着中国时代的来临，理论自觉、理论自信成为一种现实的诉求，而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思想理论呈呼之欲出之势。 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基本与改革开放相同步。中国从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放之时，正是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在国内悄然兴起之际；中国逐步扩大改革开放之时，也是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取得长足发展之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从单一的国家间关系研究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研究领域。②此间中国国际政治学界深刻认识到，建设中国自己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不仅是理论发展的必然，也包含着现实的必要性。自1987年起，诸多学者强调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国特色”；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界不再聚焦于“中国特色”的争论，转而致力于“中国学派”的建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变得愈加规范与厚重。目前，进入快车道的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正面临新的发展瓶颈，即如何回归到中国重心，将理论研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突破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范式的模仿与追随，开创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新图景。③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际政治思想 在当今世界，每一个具有悠久思想文化传统的国家都对人类共同的思想遗产有所贡献，同时也都分享着人类的思想遗产。④一个国家的国际政治思想理论本质上带有对全人类终极关怀的性质，但必然植根于该国的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无不带有其自身文化的特质。当前的国际政治主流理论多以西方经验为圭臬，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难以体现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本质。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拥有悠久的、长达几千年文字记载的完整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构造与发育，不能脱离几千年的历史智慧。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从中国古代先贤的政治思想中汲取营养，丰富现有的国际政治理论，是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基础条件。⑤随着中国国际政治学界自主性意识的增强提高，从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想中挖掘资源正日益成为发展趋势。 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建构应基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在哲学理念上，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崇尚人与自然、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⑥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⑦“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构成了中国传统国际政治思想的精神内核，塑造了中国传统国际政治思想包容共生的本质特征。以此为基础，中国形成了“德政”、“中庸”等政治思想和以“和”为中心的外交哲学，⑧并体现出“和而不同”的国际政治思维。 在政治理念上，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这种理想倡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⑨的政治法则，强调“周济天下，而无过”⑩的政治诉求，塑造了中国传统国际政治思想开放包容的特质，反映了中国人对世界秩序和人类福祉的终极关怀。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等观念可相应地为国家的行为准则提供规范。(11) 在利益观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兼济天下”，反映了朴素的共同利益理念。与西方殖民者开疆拓土、强使落后国家屈服的做法不同，朝贡体系的形成以周边地区对与中华文明交往的巨大需求为内在动力。该需求不仅来自周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崇仰，还源于在与中国“厚往薄来”的交往中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以及对中原王朝的政治承认和由此产生的中源王朝的政治保护所带来的地区和平秩序。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理念，到“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及最近倡导的正确“义利观”，均体现了共同利益在中国国际政治思想理论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对国家利益的出发点、战略与策略的考量和操作等“都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有其永久性和普遍性。”(12) 在安全观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不主张武力征服，而是崇尚道德和文化感召的作用。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13)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14)尽管中国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对周边国家的核心优势地位，但从不崇尚武力征伐的作用。 在战略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不战而胜”、“以战止战”、“上兵伐谋”的境界，统一、安定、和平始终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主旋律。(15)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道德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重要品格。“道德判断介入中国传统暴力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重德轻利倾向，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一大特色。”(16)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灿若星空，涉及国际政治思想的具有重大价值的论述不胜枚举，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 二、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政治思想 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政治思想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同时又有所处时代和国际环境的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既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又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演变，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典范。可以说，丰富的国际战略、外交思想是中国建设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思想源泉。(17)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政治思想，最根本之点在于其战略思维。(18)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立足中国，面向全球，以中国的视角观察和判断世界局势的变化，始终将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置于首位，同时又体现出放眼世界、关注全人类命运的情怀，始终把中国前途与人类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出全人类共同体的理想和胸怀。概言之，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倡导和平。和平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也是人类发展的终极追求。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和平发展是世界主题、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等战略思想，体现了对和平的一贯追求。毛泽东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和平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和需求，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他主张“和平为上”，但是他认定，世界和平需要各国人民去争取、去斗争。邓小平适时而鲜明地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认为解决上述问题，既须扩大国际合作，又应坚持必要的斗争。江泽民强调，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他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运用于国际政治实践，主张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既赋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气息，也使当代国际社会从中国传统智慧中获得启迪。胡锦涛明确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的主要内涵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习近平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要求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第二，强调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结合，秉持正确义利观，扩大共同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倍加珍惜国家的独立自主，确立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依据的战略思想，同时关注人类共同利益，谋求互利共赢。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领导集体调整曾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邓小平就此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19)进入21世纪后，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强调与世界各国在利益交汇点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与它们建立和发展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大力弘扬新型义利观，主张对发展中国家义利并举、义重于利，将本国发展战略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有关规划相对接，深化各国之间的互信合作。 第三，始终坚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完善和发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中国便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积极变革者。鉴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建立的历史以及中国被排除秩序决策之外的经历，中央领导集体力主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为之做出杰出的贡献。1974年，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大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20)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进入转型期，不同国际秩序观的交锋日趋激烈，中国也在不断为其国际秩序观注入新鲜内容。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建设国际新秩序视为“有所作为”的重要内容，系统阐述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随着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的观点更加辩证。中国深刻地认识到国际秩序建设的艰巨性，注重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方面。2005年12月公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首次表明“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立场，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四，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并强调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权利，一贯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将之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强调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向世界做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同时中国提出并落实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这堪称是基于对反霸思想之继承的超越，表明了中央领导集体致力于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第五，高度重视国际合作。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强调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人类发展的潮流。中国尤其重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强调倚重第三世界的重要性；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提出“东西南北”问题，认为和平问题是东西关系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积极倡导南南合作，促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冷战结束以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被视为中央领导集体国际政治思想的基本立足点。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外部世界利益融合的广度和深度达到前所未有，高度重视国际合作，强调和衷共济、互利共赢成为中央领导集体国际政治思想的重要表述。(21) 第六，为国际社会做出中国的贡献。毛泽东强调中华民族要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邓小平指出，中国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把中国发展好、建设好，显示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此方能更多地尽到国际主义义务，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从过去专注于自身发展演进为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中央领导集体深刻地认识到，人类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任重道远，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而中国愿意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理论探索的评价 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起点低，起步晚。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2)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历程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与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 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起步之初，出于实际需要和现实情势，着力于引进西方国际政治理论。1978-1989年是中国引进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起始阶段，一些西方理论著作被陆续介绍、翻译至国内。1989-1999年为大规模引进西方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等国际政治理论流派著作和尝试创立中国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阶段。在此期间，西方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著作大多被介绍进中国，国内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深受其影响；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学者对毛泽东、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进行深入的挖掘，涌现了大批相关著述；中国学者尝试建立自己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相继推出了诸多国际政治学概论、专论等，完成了从无到有的突破。2000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的激烈争论告一段落，国内的国际政治理论发展进入理性批判和辩证吸收时期。对国外国际政治理论的译介已经不再完全局限于美国，英国的国际社会理论、德国的社会批判理论、法国的历史社会学理论乃至拉美的依附理论都被大规模地引进；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批判、吸收和应用能力增强，出现了大批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文章和著作；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加重挖掘传统外交文化的力度，重视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政治思想和孙子、诸葛亮、李鸿章、曾国藩等风云人物的外交思想，并发表了一些颇有深度的著述；中国学者在国际战略、国际秩序、时代主题、国际格局等方面的研究逐渐显露出自身特色。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宽，相关理论研究已经基本涉及国际政治领域的所有主要方面，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业已成为国际政治研究最重要的分支领域之一。概言之，一些中国学者在努力吸收外来学说的同时，也注意从中国的视角探讨国际政治，尝试建立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如何建构中国学派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重要思考。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即已提出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建设的问题，其中尤以1986年王建伟等的《努力创建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一文为标志。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特色大致是80年代后期开始讨论的主题之一，“中国化”、“本土化”、“中国视角”、“中国学派”的提法陆续出现，体现了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自主性探索逐步增强的趋势。1987年8月于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可视为中国特色问题讨论的发端。同年，程毅发表了《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意见》。(23)此后多次国际关系理论会议均将国际政治理论建设的中国特色作为其主题，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际政治理论探索的主线是对西方国家国际政治理论的翻译、介绍和评价。进入90年代，关于中国视角和中国见解的提法见诸笔端，有关中国特色的共识逐渐形成，其中北京大学的梁守德教授一贯倡导并不断提出新思考，成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从哲学的高度，用事物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原理，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24)与此同时，以新引进的国际关系理论解释现实的研究成果大规模出现，中国学者开始更多地使用中国经验以验证西方理论，并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视角和思想。上述两种研究思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步合流，就建立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基本达成共识。2000年之后，相关讨论转向如何进行理论创建这一问题，中国主体意识初步显现，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开始成为理论研究和发展的重要内容。(25)与之相伴随，明确反对中国特色的人日益减少，使用“中国学派”说法的人不断增多。(26)在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建设的路径问题上，学界主要就一些基本原则和方向达成了共识，如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关注中国领导人的国际政治与外交思想，从中国国情出发，对当代中国外交实践进行理论总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借鉴国外理论成果等。以此为出发点，国际政治理论中中国学派的创新基础逐步夯实。 首先，众多学者探讨了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建设的必要性，这一特色不仅应基于中国基本国情，还须体现中国自身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以梁守德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即明确提出并论证了建设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的命题，在探讨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学派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在1994年，梁守德较为全面地论证了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建设的必要性和路径选择。他指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系指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从中国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演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27)即站在世界与国际社会的高度，以中国为视角，融贯古今中外的异同。(28)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特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国政治家的国际政治理论为范式，吸收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优秀成果，力求符合世情和国情的实际，寻找二者的最佳汇合点，这是铸造中国特色的必由之路。他进而提出，以权利政治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政治理论，认为探索中国理论建设的新视角应以权利为主题和贯彻始终的主线，在系统论证相关的理论和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构建新体系。王逸舟也强调中国自身的不同是构筑起国际政治理论所必须关注的基础：“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基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惟一的执政党，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总体方向。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存在与发展的大环境。它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从本质上不仅有别于欧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于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29) 其次，学者们深入探讨了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在解释中国现实问题中的盲点。笔者曾撰文指出，在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既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主流范式体现出解释的乏力。任何一个国家国际政治研究的重大发展，都必须基于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对本国最重大议题的认识，前者是关键性的前提，而后者是不可或缺的重心。中国是一个由大一统的国家理想和大同社会的世界理想而生成的国家，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逻辑和历史经验。纵观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尽管有诸多清醒和冷静的学者在呼唤和探索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范式，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依旧被笼罩在西方理论范式之下，还没有深入挖掘和自发弘扬中国的文化理念，反而有丢失文化传统之虞。(30) 再次，学者们探讨了中国学派形成的核心要素。秦亚青指出，在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问题上，中国学者一直有着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学派的意识，但大都是在考量思想渊源和思维模式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很少意识到核心理论问题的重要意义，因此很难产生理论硬核，进而发展成为中国学派。他提出，理论核心问题的建构是国际政治中中国学派生成的必要条件，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就是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是否可以和平融入，何种条件可以促使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负责任成员对中国的意义等均与此相关，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学者则以此为参照指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给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带来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问题”，即中国如何实现崛起，以及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如何适应和接纳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简言之，崛起的中国如何与国际体系互动。中国学者进行国际关系的理论创造，离不开本国的实践经验，其根本在于回答中国如何与世界体系互动这一核心问题，以及中国以什么方式处理与世界其他主角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中国和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其核心问题主要体现为中国与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而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与世界头号国家美国的关系；中国如何处理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31) 再次，学者们深入探讨了建立中国学派的历史文化思路。学界开始注重从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思想传统中发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思想历史资源与世界观念依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叶自成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间外交思想进行探索；赵汀阳从天下角度对世界政治制度进行探讨；阎学通通过对先秦文献中国际关系思想的梳理和总结，作出“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归纳；秦亚青则以关系本位为路径，提出“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32) 综上所述，在中国学派的国际政治理论探索中，四种倾向有所凸现，即以赵汀阳为代表的哲学路线、以叶自成为代表的外交史学路线、以阎学通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史路线和以秦亚青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路线。诸多学者青睐融合性的路径，例如陈岳提出“完全可以借鉴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相对成熟的体系框架，以及合理的概念、内涵和原理，但同时又使之具有中国学者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环境特点的国际政治理论”。(33) 四、中国国际政治理论探索的未来方向 中国国际政治理论有四个基本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国外国际政治理论的引进和吸收、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发扬光大、当代独立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衡量，必以后二者为标识。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持欢迎态度，纷纷撰文探讨其具体途径；中国学者开始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有意识地发掘中国传统的国际政治思想和战略文化上；有的学者从认识论角度论述了中国学派生成的内在机理，认为中国学派的产生是学科内科学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初步具备了学科自觉、学派自觉与学术自觉，基本具备了进行独立理论创新的环境，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春天正在到来。(34)另一方面，中国国际政治研究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译介和批评大规模展开，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日趋深入。但是，相对于国际研究水平和国内需要而言，中国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仍颇为不够，对国外国际政治理论的评价尚有欠全面、完整；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仍缺乏科学性，在具体问题的分析层面缺少理论框架，而且缺乏科学的理论验证和科学分析方法，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未得到有机结合；现有的研究路径或对中国传统作片面的、支离破碎的解读，或放不下西方本体论，无力将中国文化根基作为依托。可以说，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根基尚不坚实，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缺乏原创性、科学性、独立性，还没有建立起相对完备的理论话语体系。 面向未来，我们认为，中国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确立和中国学派体系的形成，需要密切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中国重心。一个大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应该以本国为重心。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美国重心如此耀目，不仅是美国国家强盛的必然效应，也与美国学界的积极努力直接相关。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以西方为重心——主要是以西方的理论范式诠释世界和中国的现实，与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积弱相辅相成，与我们对其理论范式的模仿与追随密不可分，也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不够直接相关。中国开启于1978年的崛起进程正在逐步扫除这些现实和心理的障碍，从而为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更为宏大的视野和更加宏远的目标，确立中国重心恰当其时。中国重心的确立意味着将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中心议题，弘扬传统哲学、理念和理想，走上本位性的学术创新之路，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贡献中国观点、中国理念、中国理论。(35)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不意味着要以其本身代替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也绝非简单地套用马克思的个别观点解释具体的现实问题。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36)首先是要以开阔的视野，科学而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关于国家体系、战争与和平、国家间关系的论述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值得深入挖掘。其次，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的价值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正如恩格斯强调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这种研究的方法”。(37)其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更大影响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不断创新，熟练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条件。中国国际政治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又应当充分体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38) 第三，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充分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加强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弘扬和充分利用中国博大的文化传统和丰厚的历史遗产，为国际政治理论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依托和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将中国的历史经验与国际政治理论更好地加以结合并展开分析，更深入地挖掘西方理论无法解释的中国现象，促成中国理论范式的出现。与此同时，既要着眼于现实需要，总结中国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又要超越为现实政策寻找理论依据的阶段，凝练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核心主张，构建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内核。 第四，处理好中与外的关系。立足中国本体，顺应世界潮流，着力于独立的理论创新，积极借鉴外国国际政治理论的合理成分，兼收并蓄、融合消化并努力超越，以一种开放的、建设性的心态看待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在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中注意吸取其他理论流派的精华，从而为建构更有解释力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做出贡献。 收稿日期：2015年12月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②参见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载《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1期，第1-9页；倪世雄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史回顾与思考”，载《欧洲》1997年第6期；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2页；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陈岳：“对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思考”，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第80-84页；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13-23页。 ③门洪华：“回归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重心，架起理论与实践的桥梁”，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第28-31页。 ④孙晓春：“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0期，第53-58页。 ⑤梁守德：“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载《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1期，第15-21页。 ⑥《道德经·第三十九章》。 ⑦《论语·里仁篇》。 ⑧肖晞：“传统‘和’文化与中国外交”，载门洪华主编：《中国战略报告第一辑：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思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118页。 ⑨《孟子·滕文公》。 ⑩《孟子·梁惠王》。 (11)俞正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政治新秩序”，载《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4期，第73-76页。 (12)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序言，第4页。 (13)《论语·季氏篇》。 (14)《道德经·第三十一章》。 (15)门洪华：“中国战略文化的重构：一项研究议程”，载《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第57-63页。 (16)宫玉振：“战略文化传统略论”，载《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22-25页。 (17)傅耀祖：“关于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几点思考”，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第57-63页。 (18)相关观点参见梁守德：“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4期，第4-14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20)裴坚章，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80页。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23)王建伟，林至敏，赵玉梁：“努力创建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6年第9期，第1-7页；程毅：“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意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年第9期，第35页。 (24)参见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16-21页。 (25)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13-23页。 (26)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6页。 (27)梁守德：“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第15-21页。 (28)梁守德：“论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84-88页。 (29)王逸舟：“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第5-12页。 (30)门洪华：“回归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重心，架起理论与实践的桥梁”，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第28-31页。 (31)李巍，唐健：“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4期，第40-58页。 (32)主要代表作有：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叶自成，龙泉霖：《华夏主义：华夏体系500年的大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政治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徐进，阎学通：《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Yan Xuetong,"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to Achie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7,No.2,Spring 2014,pp.158-184；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2-127页；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4-10页。 (33)陈岳：“对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思考”，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第80-84页。 (34)门洪华：“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载《欧洲》2002年第3期，第90-105页；门洪华，甄文东：“中国国际战略理论：渊源、嬗变与突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60-80页；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鲁鹏：“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共识及其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101-119页。 (35)门洪华：“论国际关系理论的相互借鉴与融合之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42-43页。 (3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6页。 (38)王毅：“国际形势的变化趋势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载《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1-7页。标签：国际政治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政治学理论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