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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B224 B5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1999]02-0031-05
人们熟知古希腊人的科学与哲学成就，其实，就在古希腊人创造西方科学文明的时候，东方的中国墨家在科学与哲学的许多领域同样在创造着与希腊人水平不相上下的成就。墨家的自然科学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光学、力学和数学领域，这方面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对墨家的成就作一些探讨，并与古希腊哲学作一点比较。
一 时间与空间
时间与空间是个古老的话题，也是墨家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家虽然没有对时空进行一般性定义，但对于具体的时间、空间形式，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墨子说：“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这里的“久”即时间；“宇”，即空间。他强调时空的“弥”性，即充满、连续性，这是它的共性。同时也强调“异”性，“异”即运动、变化性，这也是它的共性。而时间与空间的个性就是“时”和“所”。
在墨家看来，“所”并不就是空间，而是“空间”存在的位置。比如当人在某处时，该处周围的东西南北都在其内。当然这种理解不免有两维性之嫌，但是，墨家对空间本质的认识并不如此，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空间的三维性。《经下》说：“取下以求上也，说在山泽”。上与下两种空间形式相对而生，好比山的“上”与泽的“下”是相对而生的一样。空间既有东西南北，又有上下，可见空间是三维立体的。
墨家的空间概念与几何学是相联系的。对一系列几何学概念，《墨经》也加以抽象概括，作出了科学的定义。如“平，同高也”——用同样高低定义“平”；“直，相参也”——用三点共线定义“直”。又如“同长，以正相尽也”，是说当两直线的两个端正好相吻合时，这两直线的长度相等。“圜，一中同长也”（《经上》），这和现在数学书中给圆的定义“与中心一点（一中）等距离（同长）的点的轨迹”的意义相同。对点、线、面、体等概念，《墨经》也分别给予说明。[1] 但由于他们是用纯粹文字形式来表述的，没有把它们符号化，加之只注重定性的概念表述而缺乏定量的具体分析，致使没有能形成中国式的几何体系。然而其思想的深刻性与所达到的认识高度，并不低于欧几里德。
同样，“时”并非就是时间，而是借空间所描述特定的有限的时间表示，“久”才是时间，“久”，合古今旦（暮）”（《经说上》），“古今”、“旦暮”都是时间的具体表现。墨家还论述了时间的一维性。如：“行脩以久，说在先后”（《经下》）。“经，者行者必先近而后远。”从时间上看，就是由先及后，即时间是有先后，表现出如流水一去不复返一样的一维性。在时间的长短之分上，墨家注意到一段时间与瞬时的区别。如“始，当时也（《经上》）。“始：时，或有久，或无久。始，当无久”（《经说上》）。“始”就是开始计量的那一时刻，而“时”可以“有久”也可以“无久”。“有久”，相当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时刻，而“无久”则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瞬时”。“有久”比“无久”占有的时间更长一些。
通过对上面的考察，我们发现墨家对时空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也许有人会提到古希腊人对时空的理解。古希腊人对时空的研究，的确有过不少成就，这主要反映在古希腊后期亚里斯多德那里。亚里斯多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是一位大哲学家。他的时空概念是以物质（质料）、形式、目的和动力“四因说”为基础提出来的。他提出了这样一组命题：（1）空间乃是一事物的直接包围者， 而又不是该事物的部分；（2）直接空间既不大于也不小于内容物；（3）空间可以在内容物离开以后留下来，因而是可分离的；（4）空间有上下之分。 很显然，亚里斯多德所理解的空间是与“事物”相关的。在量上与“事物”相等，是有限的，而墨家所理解的空间与“弥异”性相关，是连续性的、无限的[2]。
亚里斯多德从时间的发生方式断定：“时间，它的一部分已经存在过，现在已不再存在，它的另一部分有待产生，现在尚未存在”，时间“就是没有一个部分正存在着。‘现在’不是时间的一个部份，因为部份是计量整体的，整体必须由若干部分合成。可是时间不被认为是由若干个‘现在’合成的”。这违反整体与部份的关系原则，这意味着时间不具有客观实在性，所以亚里斯多德说：“时间是难以捉摸的”，“我们不能具体感觉到”。时间是意识的产物，“如果没有意识的话，也就不可能有时间”[3]
可见，墨家对时空的理解与认识明显高于古希腊人。墨家的观点富于实践色彩，很适合于以现象为对象的科学，而亚里斯多德的观点更显思辩性质。
二 运动与静止
墨家的时空观是与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宇宙在墨家那里，就是时间与空间。又因为运动，使时间与空间有了联系，《经说下》说：“长宇：徙而有处，宇”。意思是说，运动必有处所，这就是“宇”。
什么是运动？恩格斯说：“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的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4]。”也就是说， 运动就是一切事物产生、发展和灭亡过程中的任何变化。墨家虽然没有从正面直接提出关于运动的概念，但在对具体运动现象的分析中却包含了对运动本质的认识。如（《经上》）说：“动或徙也。”运动，就是处所的变化。又如：“化，微易也。”又说：“化，若蛙为鹑。”“化”是一事物变为另一事物，是事物属性的变化，即质变，如蛤蟆变为鹌鹑。显然，墨家是从变化的角度来说明运动本质的。
墨家的运动观还包括对静止的研究，在墨家以外，古代中国也有人对运动与静止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并提出过有价值的见解。如在《庄子·天下》篇就有“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说法。意思是说：鸟在天上飞，它的影子未曾运动。他们已经认识到，运动与静止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飞鸟相对于地面来说，是运动的，但飞鸟看鸟影，鸟影则未动，为什么影子没有动呢？他们没有回答。墨家不仅充分肯定了这种观点，而且进一步揭示了飞鸟影子不动的原因：“景不徙，说在改为”（《经下》）。影子不动是因为影子随着飞鸟的飞行在不断地改变。在鸟的飞行中，旧影不断消逝，新影又不断产生出来。又如：《庄子·天下篇》提出：“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正之时”。箭矢的急行，既是运动的，又是静止的。这是正确的命题，墨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矢过楹”与“若人过梁”的命题，对运动与静止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止，以久也”（《经说上》）。“止，无久之不止，当马非马，若矢过楹，有久之不止，当马非马，若人过梁”（《经说上》）。在一定距离之内，运动占有时间久了，就可以转化为静止，而占有时间“无久”，那就是“不止”，即运动了。好比箭在楹中以很短的时间高速飞行，因此箭是运动的，若不承认这一点，就如说马不是马那样荒谬。从另一方面看，如果通过一段距离占有时间久了，就是静止，如同人过桥梁，每前进一步都在桥上略为停留，这就是静止。同时，每一步又必须向前迈进，因此，又是运动的，若认识不到这一点，也如同说马不是马那样荒廖[5]。
在古希腊，也有人用飞矢为命题来说明运动与静止的关系。如芝诺的“飞矢不动”。他认为，人们看到空中一支箭在飞行，由甲地到乙地，那是人们的错觉，其实箭是静止的。因为，箭在每一个瞬间都有一个相应位置点，而且是静止的，也就是说整个飞行线路的任何一点上都有一支静止的箭停留在该点，因此飞行的箭是不动的，芝诺看到了运动与静止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又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得到了只存在静止不存在运动的错误结论。
墨家在这方面远比芝诺高明，他们不仅看到了矛盾，承认矛盾的存在，认为运动就是矛盾，即动与静的矛盾，既把运动与静止区分开来，同时又把二者统一起来，从而揭示了运动与静止的辩证关系。
三 有限与无限
先秦时期，在后期墨家之前，有些学派开始注意研究有限与无限的问题[1]。如《管子·心术》中说：“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道”的空间性是在天地之间，提出了空间的有限性思想。但也有对空间有限论提出质疑的，如《庄子·秋水》说：“又何以知竟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至大”与“至细”即宏观与微观中的无限。究竟对无限性是肯定还是否定并没有明确回答。而惠施则把以上两种观点结合到一起。提出了“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庄子·天下》）。“至大”就是“大一”，即宇宙空间宏观的无限性。“至小”就是“小一”也即宇宙微观方面的无限性。而墨家关于有限与无限关系的论述较之前面提到的先秦诸子则更加具体，更加深刻，更具有系统性。“久，有穷无穷”（《经说下》），时间，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什么是有限与无限呢？“穷，或有前不容尺也”（《经上》）。“或”即域，“穷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经说上》）。域的前面不能再超越一线，则域就是有限的，因此，有限就是可以穷尽。如果域的前面不是不能超越，并且可以无穷尽地连续超越，那就是无限了。既然可以无穷尽地连续超越可以得到无限，那么无限就可以通过有限而存在，有限中包含了无限，同时，有限与无限是可以转化的。这些论述不仅回答了什么是有限什么是无限，更重要的是阐明了有限包含无限，无限存在于有限之间的深刻哲理。这些思想十分可贵，有些西方人轻视中国人在科学思想、科学与哲学关系方面的伟大成就，或是对中国科学思想的无知，或是偏见。墨家对有限与无限关系的理论贡献，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正如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所说：有许多事物，当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中国人早已知道了[6]。
墨家关于有限与无限关系的认识水平超过了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也涉及到了事物的有限与无限问题，他在《物理学》中讨论空间时说：“空间不是一种体积，空间不是质料。因为质料不能同事物分离，也不能包围事物，而空间却具有这两种特性”。他在回答空间与宇宙的关系时说：“空间不是宇宙，而是宇宙的一个与运动物体接触的静止的内限[7]。”换句话说，空间是宇宙中一个事物的处所。这种把空间作为处所的理解导致了宇宙空间有限性的结论。
四 平衡与非平衡
墨家所论述的力学知识中包含了平衡与非平衡的哲学范畴。
《经下》说：“均之绝，不。说在所均”。“均：发，均悬。轻而重发。绝不平均也。均，其绝也；莫绝”（《经说下》）。平衡的存在与否，为具体条件所决定，条件不同，平衡或不平衡的状态也不同。比如，当“发”在悬系状态，如果“发”的粗细不均，就会断绝，由平衡变为不平衡；如果“发”的粗细是均匀的则不会断绝，不会失去平衡。墨家不仅研究了力学知识中的平衡与不平衡问题，还研究了运动中的平衡与不平衡问题。这主要反映在墨家对杠杆、滑轮、斜面等诸原理的叙述中。如：“衡而必击，说在得”（《经下》）。“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经说下》）。要使秤杆平衡，条件是秤锤必须适当。当一端加重物，则该端就下垂，秤杆就失去了平衡。由平衡变为了非平衡。秤锤与秤盘端的重物相当时，秤杆也会平衡，其平衡的条件是秤头短，秤尾长。两端都加重到相当时，又可得到新的平衡。秤杆在衡量的过程中，就是这样由于条件的不断变化，平衡与非平衡状态不断改变[8]
墨家的平衡与非平衡理论，可用物理学关于平衡的杠杆原理表述：当杠杆所受作用力和所克服的阻力在同一平面内时，作用力与力臂的乘积等于阻力和重臂的乘积。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明了利用杠杆原理做成的简单机械。如杆秤、剪刀，拨钉锒头等。杠杆的受力点叫“力点”，固定点叫“支点”，克服阻力的点叫“重点”，支点到力作用线的垂直距离叫力臂，支点到阻力用线的垂直距离称重臂。当力臂大于重臂时可以省力，可以改变用力方向。墨家总结了这种机械的工作原理，只是用汉字语言表述，没有计量地进行研究。
古希腊人阿基米德也研究过杠杆原理，当然也就要涉及到平衡与非平衡的问题，由于缺乏相关资料，我们目前无法把阿基米德的平衡与非平衡理论与墨家进行比较，但有一定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人与希腊人研究这一问题在时间上先后大致相当。
五 相生相克与对立统一
在我国商周之际就有关于万物构成的“五行说”，即“五行相生”和“五行相克”的说法。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不管具体条件如何，相生相克的次序永远不变；但墨家注意到了相克并非常胜[1]。相克是有条件的， 条件不同，相克的情况也不相同，当火的力量大于金时，火才能克金，当金的力量大于火时，金不仅不能被火所克，反而金可压火即出现反克的现象，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也是如此。相生也是有条件的，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土。离开一定条件，则生不成。相生相克的五行说，并非墨家的发明与创造，但是相生相克的条件性则是墨家最先注注到的。它克服了先秦时流行的五行说的机械循环论的缺陷。
墨家在研究运动的产生与改变的原因时，实际上涉及到了事物的矛盾法则，或者说他们的学说已经包含有对立统一的基本思想。被列宁称为辩证法奠基者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从事物的联系中猜测到了对立统一的存在。墨家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运动的根本规律，但已经认识到它的普遍存在，其深刻性与系统性都可与赫拉克利特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赫拉克利特更深刻。在《墨经》中列举了大量的对立统一现象。如：“早台，存也；治病，亡也；买鬻，易也；霄尽，荡也。”“存”与“亡”，“易”与“荡”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面的各方，都可向对方转化。墨家不仅指出对立双方可以相互转化，而且很注意转化的条件性。如“五行相生”、“五行相克”都并非固定不变、变与不变，取决于条件。“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墨家提出的“两异交得”的命题，更为深刻全面地表述了对立统一的思想。他们认为：“异：二必异，二也”（《经说上》）。就是说，既然是两个事物，就必定存在着差异，但又不仅只存在差异，同时又统一于一体。即：“同，异而俱于之一也”（《经上》）。两个有差异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又统一于一体。这就是“两异交得”的基本思想。可见墨家已比较自学地从矛盾的差异性中认识同一性，又从同一性中认识矛盾性，在这一点上，墨家的认识水平显然超过了赫拉克利特。
[收稿日期]1998-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