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1]2001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过度竞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过度竞争是指在同一行业有太多的主体进入参与竞争，产品量大大超过需求，企业利润减少，造成效率降低和社会资源的浪费的现象。近年来，我国在很多行业都出现了过度竞争的情况。 尽管过度竞争是一种低效率的竞争，但是它仍是经济竞争的常态，可以在较长时期内存在。过度竞争是加快垄断竞争形成的一种状态，是市场价值形成的一个环节，同时它对市场造成很大的破坏，妨碍了创新，这两方面作用都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过度竞争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企业的盲目进入，没有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和企业退出困难。治理过度竞争一方面要刺激需求如：发展农村市场，另一方面则要提高有效供给以解决供给的结构性矛盾。过度竞争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防止过度竞争就要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必须为企业创造好的市场环境，对过度竞争行业进行调整和管制和为企业的退出创造条件。 本文对过度竞争的含义进行了解释，对我国一些行业出现过度竞争现象的背景、危害、原因进行总体性的探讨，并对防止过度竞争提出一些具体的对策。
艾莹莹[2]2017年在《地方政府竞争效率评估及其制度成因分析》文中指出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的相互竞争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在经济“新常态”时期,地方政府的竞争目标需要转变。而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财税体制改革不仅是保障地方政府有效竞争的关键,也是新形势下刻不容缓的改革要求。基于此,本文主要对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效率进行评估。并从财政制度的视角,分析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竞争效率的影响。本文首先界定了地方政府有效竞争和无效竞争的表现,并以规范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地方政府有效竞争的财政制度应该如何安排。地方间的相互竞争解释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同时也导致了公共商品供给不足、供给结构偏向、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资源环境恶化以及地区间分配不公等问题。因此,地方政府的无效竞争不仅损害了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也造成了市场经济效率的损失。市场需要竞争保持活力,政府同样需要竞争产生效率,但是地方政府的有效竞争需要条件。竞争未必有效率,合作未必无效率,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都需要适度,过度就会产生无效率。财政制度的合理安排对构建竞争有度、合作有序的竞争秩序处于关键地位。政府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通过公共预算收支的安排来实现,而层级政府间的分配关系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收支行为。如果财政制度的安排合理,则不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扭曲,也不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从而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也能受到约束。所以有效的地方政府竞争需要财政制度的统筹安排。为了保障地方政府的有效竞争,应以税收中性和预算中性为前提,统筹税制、分税和转移支付制度安排,构建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机制。全文基于此规范分析方式展开后文的实证分析。首先对我国地方政府的竞争现状进行分析;然后以公共经济效率和市场经济效率作为标准评估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效率;最后从我国财政制度的安排现状入手,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无效竞争的制度成因。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我国地方政府存在激烈的税收竞争和公共支出竞争。分税制财政体制下,招商引资是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也是获得税源扩大税基的主要方式。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主要依靠税收优惠政策和公共支出政策。为了吸引资本进入,地方政府必然展开激烈的竞争活动。作为影响企业运行成本的主要税种,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主要是围绕“共享税”的相对竞争,而公共支出竞争则表现出公共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的攀比竞争。第二,地方政府竞争的存在性不容置疑。在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下,这种竞争表现出了招商引资的竞争特点,其实质都是为了吸引投资形成规模效应,从而扩大税基增加地方收入,但是这种竞争并没有效率。税收的“竞底”竞争和公共支出的“攀比”竞争会造成公共供给不足以及公共资金的浪费和支出结构的不合理,扭曲了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且不同地区的竞争活动对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存在显着差异。东部地区因竞争优势使得中西部地区即使采用财政竞争手段也并不能成功吸引资源要素流入。粗放式的竞争方式扩大了地区的财力差距,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公共供给效率无法得到保障,从而形成“竞次”的无效竞争结果。同时,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竞争和公共支出竞争,对于要素积累和地区规模经济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效应。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效应却以社会福利的损失为代价,地方政府间对资源的争夺只注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却造成了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失。并且这种影响同样具有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因其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在竞争中占有先天优势。中西部地区还处于规模经济的起步阶段,其竞争能力不如东部地区。如果一味以优惠税率或者扩大经济建设支出为竞争筹码,不仅不能引资成功发展经济,还会导致公共供给不足、社会福利受损,从而形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第叁,地方政府间的无效竞争,本质上是财政制度的安排不合理,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负向激励。预算“软约束”、分成比例过大以及专项转移支付的占比过高均会扭曲地方政府的收支行为,并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过度竞争。预算“软约束”并不能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使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增加公共支出规模展开竞争。分税产生的地区横向财力不公进一步拉大了地区间的竞争能力差距,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更加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增加了中央调节地区财力不平衡的压力。同时,转移支付结构中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过大,依赖透明度低且相机性强的专项转移支付又会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竞争程度,从而形成不良竞争循环。通过进一步分析财政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竞争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制度的安排不合理是地方政府无效竞争的主要原因。一是预算“软约束”降低了地方政府无效竞争的成本,使得地方政府间的无效竞争得以持续。二是我国的分税侧重于税收收入在层级政府间的分配,并不重视地方税的建设,特别是“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加剧了地方税收收入的矛盾。地方的主要税收收入来自“共享”收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成比例过大,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共享”的多,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共享”的少,从而形成地方政府之间为了争夺更大的财政收入和经济规模展开过度竞争。并且这种共享方式也进一步扩大了地区间的财力差距,使得地区间的公共商品的成本分担不公。这不仅加大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压力,也拉大了地区间竞争能力的差距,是地方政府无效竞争的主要原因。叁是转移支付结构有待优化。由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具有指定性,相机性强,并且部分专项资金需要相关配套资金,相对于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透明度低,所以资金的使用效率较低。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使转移支付作为平衡地区财力差距、弱化过度竞争的制衡机制并没有体现。因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为了保障地方政府适度有序的竞争,需要进一步对我国的财政制度进行改革。这是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但是对于财政制度的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顶层设计,逐步推进。首先,以税收中性为原则,循序推进税制改革。按照再生产特点进行税种划分,以税基覆盖要“全”的原则设置一般税,以税制要“简”的原则简化特种税,以税收治理和财政治理“统一”的原则保证税收和支出需求一致。其次,进一步硬化预算制度,提高预算透明度。按照“以支定收”方式设计税负,采取收支两条线的核算方法保证预算中性。严格界定不同公共预算的边界,保障预算硬约束。同时,提高预算信息的公开程度,完善监督机制。最后,深化分税和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明确层级政府间的相应事权,构建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按照流动性划分税种,将商品劳务税和生产要素税划归中央,在满足了中央本级的支出需求后形成转移支付基金,按照标准收支公式在地方政府间进行分配。并完善地方税建设,保证地方公共商品的成本分摊更趋合理。
胡洪斌[3]2011年在《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分析》文中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产业进入规制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广谱现象。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不甚发达和完善的转型经济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对产业的进入或退出实施规制。在不断放松自然垄断产业进入规制的同时,产业进入条件规制则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其规制的标准和内容都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与此相反,现有的大多数关于产业进入规制的理论研究则散见于法学、产业经济学、法和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的文献中,对其全面和系统的经济学专项研究并不多见。这与现实中产业进入规制的广谱实践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转型过程俨然就是一个产业进入规制的放松过程。他通过非公有制企业的不断进入和扩张,实现了资源从传统的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的新兴部门的再配置。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实践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所有制形式”为标准的“产业进入规制”为特殊性前提,开始市场经济意义的产业进入规制；是一边完善市场机制、“制造”独立市场主体、塑造市场结构、建立竞争环境,一边进行产业进入规制改革的实践。这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产业进入规制源起和发展环境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他们在政治上存在一个相对有效的制衡机制,在经济上市场体系比较发达,规制对象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由此,在没有充分把握中国“特殊性”前提和整体发展的全貌,直接对某一产业的进入规制进行分析,往往会导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认识差异,即使是做出了一般性的效率评价,也往往会由于模型变量的权重变动、数据获取的完整程度,或数据样本的时间跨度等因素,难以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本文对国内外产业进入规制相关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了梳理研究,通过引入“ER-SCP”和“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对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特殊性和相应的规制环境,梳理和探究了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整个动态演化过程,以此指出了中国产业进入规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产业进入规制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这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认识现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有现实和借鉴意义。
王建新[4]2015年在《当代中国经济圈政府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加剧,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势如破竹,以区域整体发展为目标的经济圈如雨后春笋在世界范围兴起,开放的中国更是如此。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不同行政区的联合,尤其是在跨界公共问题有效治理上离不开政府之间的合作,经济圈政府合作理论研究当然应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而且,目前在国外已经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毕竟国情不同,国家间政治和经济体制存在差异,经济圈政府合作必须在借鉴“它山之石”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和区域发展实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和路径。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珠叁角、长叁角和京津冀叁大主要经济圈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增长极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领跑者。在此背景下,规模不一的若干经济圈在东中西部发展起来,经济圈成员政府之间以框架性协议方式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积极态势。但是,当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中存在一些观念上、体制上和制度上的障碍,特别是在经济圈成员政府利益关系调整上存在困境,对政府有效合作形成了制约。国内外经济圈建设发展的实践证明,区域整体竞争力提升往往给成员行政区带来正效应,政府合作治理区域公共问题、生产公共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是经济圈发展壮大和走强的重要基础。本文认为,政府是特殊的市场主体,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在资源有限情况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政府的当然选择,当然,这里所说的利益包括政府自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经济圈是一个整体,相对来说成员行政区就是不同的个体,经济圈的发展必然要触及到成员政府的利益,在维护行政辖区利益和区域整体利益问题上,经济圈成员政府之间会发生持续不断的博弈,在竞争收益大于合作收益时,政府首选竞争；反之,当合作带来的好处多于竞争获取的利益时,政府合作就有了可能。建设经济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着力点在于加强政府合作,消解行政壁垒,撤出地方保护,统一区域市场,优化产业结构,避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以“区域经济”取代“行政区经济”主导经济圈整体发展。经济圈政府合作是中国经济顺应世界城市群发展趋势、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现实需要。推进经济圈政府合作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基础,这些基础包括自然、市场、经济和文化基础等,同时需要理论探索先行以此指导政府合作实践。政府合作的领域是宽泛的,但是经济圈政府合作要突出重点,主要包括规划同编、政策衔接、目标同构,产业布局优化、市场规则统一、科学技术同兴、基础设施同筹和生态环境同建、同治和同享等方面。在政府合作中,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分工、平等参与、互利共赢和规范管理原则,以制度创新保证经济圈政府合作顺利开展,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形成各行政区合作互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实现经济圈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本文以经济圈政府合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和公共行政学的视角,以研究地方政府横向关系为切入点,采用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分析经济圈政府合作的现状、基础、困境和动因,对滇中经济圈政府合作进行实证研究,就加强经济圈政府合作提出对策建议：包括正确处理行政区经济与区域经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建立单功能政府—区域政府对经济圈政府合作进行法制化协调,加强政府间的制度化合作和配套机制建设等。研究发现,经济圈政府合作的表象是政府间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协调,但就我国经济圈来看,政府合作所反映的更深层次问题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协调问题。经济圈政府合作有利于区域共同市场的形成和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从而在更加和谐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又好又快发展。
赵峰[5]2006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研究》文中指出产业组织政策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产业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竞争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对过去延续下来的产业组织政策进行调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产业组织政策优化和创新，这将对于推动中国产业组织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实现产业组织合理化，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文以产业组织、产业集群、产业组织政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理论和方法为指南，以国内外产业组织政策经验的借鉴以及中国产业组织政策演变和产业组织现状分析为基础，构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研究框架。其中，分别从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政府规制改革、推进中国大企业集团发展、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产业组织模式创新四个方面深入研究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产业组织政策，对产业组织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提出完善产业组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对策建议。 论文通过对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规制的发展和失灵的现状及原因分析，提出自然垄断产业要设立独立规制监管机构，将规制由专一化向综合化过度，加快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重组等措施。 大企业集团战略是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论文通过对我国大企业发展的实证评价，认为产业组织政策应在发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拓宽企业构建渠道，鼓励和扶持企业跨国并购等方面对大企业集团加以引导。 论文基于中小企业产业组织现状、特征的分析，提出“寡头垄断，大中小协调发展”的企业共生网络将会有效改变我国产业组织结构，促进有效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就业压力，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活力。 论文分析了产业组织创新模式与中国产业组织优化的关系，认为中国产业组织模式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不断吸纳现代组织模式之精华，在创新中探
陈天慈[6]2004年在《中国产业壁垒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产业壁垒问题是产业组织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也是我国产业发展和企业改革中亟待深入研究的关键问题。产业壁垒从最一般意义上说，指的是厂商进入或退出不同的产业、市场和地域时遇到的障碍，即产业进入壁垒和产业退出壁垒。虽然在“完全可竞争市场”的假设中，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以毫无成本地进入或退出不同产业，通过企业在利益驱动下的进入和退出行为，促使社会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得到优化配置，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产业组织的创新。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的市场进入退出存在着大小不同的产业壁垒。产业壁垒的存在，有可能对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起到阻碍作用，使在位企业安享垄断利润，也有可能促进市场结构的集中以及规模经济的形成，并推动技术进步。 产业壁垒问题的研究对于深入细化分析我国产业市场的垄断竞争态势、勾勒出我国产业组织现状、厂商行为特征以及据此制定科学的产业组织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产业壁垒的角度来分析产业组织问题，显然不是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创新，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项研究在我国仍然是一个尚待开发的领域。 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借鉴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以及在产业壁垒研究方面的理论成果，将转型期的制度因素纳入产业壁垒研究当中，在对我国产业的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做一般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产业过度进入与退出困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本文严格区分了“过度进入”与“过度竞争”等概念的不同，并深入分析了我国产业过度进入的结构性、策略性和制度性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进入壁垒合理化的产业政策选择，指出消除过度进入现象的根本方法不在于政府加强产业进入管制，而在于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给予非公有制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将产业的进入与退出壁垒结合起来做比较全面的研究是本论文的一个特色，从制度因素角度重点研究我国国有企业的退出壁垒问题，及衰退产业的退出问题以及政府的退出援助政策，是本论文做的一些有益的尝试。
余东华[7]2005年在《转型期中国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产业组织结构转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和中国加入WTO的背景环境下,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成为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围绕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这一主线,在全面回顾和深入研究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为背景,构建了中国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从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区域空间结构叁个方面深入考察了转型时期中国产业组织结构的现状和演进轨迹,提出了转型期中国工业市场集中的U形假说,并从技术创新、制度变迁和产业集聚等方面探讨了中国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动力机制,最后,作为前文分析的逻辑延伸,分别提出了转型时期中国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目标、原则和政策建议。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分析问题、研究现象的基本框架是SCP范式。本文在借鉴这一分析范式的基础上,针对中国转型时期特殊的制度背景,在产业组织结构分析中引入了制度属性和区域空间属性,实现了分析框架的突破。市场竞争和政府干预是产业组织结构变动的两大基本动因:通过发挥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作用,能够推进产业集中;通过实行适当的产业政策能够扶持和引导企业做大做强,实现市场集中。同时,市场竞争也孕育着反竞争的力量,政府干预也能够限制垄断,鼓励有效竞争。本文在肯定市场竞争和政府干预这两大基本力量的同时,提出技术创新、制度变迁和产业集聚是转型时期中国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重要动力机制,并将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区域空间结构与这叁大动力机制相结合,深入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国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都具有明显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特点,照搬西方国家的产业政策显然是不合适的。中国竞争性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低,极度分散和分散竞争的原子型市场结构居于主导地位,过度竞争现象比较严重;中国垄断性行业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并延续而来的,行政性垄断色彩浓厚,生产成本高、服务质量低、竞争能力弱的矛盾比较突出。因此,中国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应结合中国实际,
秦远建[8]2003年在《产业集约化理论与中国汽车产业集约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系统的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化发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为了探索我国国民经济高效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有的学者从国民经济宏观角度对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从企业微观层面对企业集约化经营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无疑对丰富和发展经济系统的集约化理论具有重要的贡献。但从产业的角度对产业集约化发展理论研究还不多见。产业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中间纽带，上联国民经济，下接企业，在国民经济系统中具有重要的特殊地位。产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显然，不同的产业发展方式存在不同的资源配置及其利用效率，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人类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入广泛，产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这些对我国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求我国产业走集约化发展道路。因而研究产业集约化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力图全面、系统、深入地对产业集约化理论进行研究，揭示产业集约的内在本质及其外在特征，揭示产业集约化发展的一般原理和动力机制，构建产业集约化的评价体系，指出实现产业集约化的途径。并以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汽车工业作为实证研究对象，提出我国汽车产业实现产业集约化的发展战略思路。本论文属应用基础类型。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一、产业集约化的基本原理 在概述产业、产业集约与产业集约化概念基础上，对产业集约与粗放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产业集约化的目标及其特征。 二、基于产业集约化的产业组织设计 在概述产业市场结构一般原理、产业集中、分散与寡占的行为与绩效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在全球范围走向集中，提出了建立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共生的产业集约的产业组织结构。 叁、产业集约化的根本动力 深入地分析了产业集约化发展与产业技术进步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技术创新是产业集约化的根本动力，产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和实现途径，尤其武汉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是提出了产业战略技术的概念。 四、产业集约化的实现途径 明确了产业集约化实现途径，提出了制度创新对产业集约的关键作用、催化作用和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分析了政府的宏观产业调控政策、产业规制对实现产业集约化的重要作用。 五、产业集约化的评价 提出了产业集约度的概念，在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各种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集约的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及指标体系。 六、汽车产业集约的国际比较 对世界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发展规律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当今世界汽车产业发展的特征，提出了世界汽车产业中的超级跨国集团正在谋求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形成汽车全球寡占格局。 七、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方式现状分析与评价 对我国汽车产业的现状及其特征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研究，定量地分析了我国汽车产业集约状况，分析了我国汽车产业集约度低，产业组织粗放的原因。 八、中国汽车产业集约化发展 提出了我国汽车产业实现产业集约化发展的对策措施，包括中国汽车产业集约化发展管理体制改革原则、目标、规制选择，提出了中国汽车产业集约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于开红[9]2016年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中国生态贫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是一个与人类发展相生相伴的问题,自人类诞生以来,贫困就一直困扰着人类。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贫困问题。虽然,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来,人类社会的贫困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反贫困工作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巨大的成功。但是,所有这些贫困问题都只是人类的物质贫困,并未涉及到贫困的生态层面。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生态问题与贫困问题的不断交织融合,使生态贫困逐渐发展并显露出来,成为当前人类面临并亟需解决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当代中国,生态贫困已经成为诸多社会矛盾的重要诱因,反生态贫困是中国政府及人民在追求“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全力以赴,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追根溯源,我们发现,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就外部原因而言,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政策是中国当前生态贫困的“罪魁祸首。”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资本对利润的不断疯狂追逐,导致生态贫困这一后果逐渐凸显出来,并像传染病一样,从一国国内蔓延至全世界。世界上只要有资本活动的地方就会有生态贫困,不同的只是产生的时间和发作的程度而已。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思想和生态殖民主义政策就像“苍蝇”一样飞了进来,从而使中国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生态贫困问题。因此,中国生态贫困问题的解决,既要通过国内反生态贫困的努力,也要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进步力量的合作,共同抵制和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政策,才能最终消除生态贫困。沿着这一思路,文章对我国生态贫困问题的表现、矛盾根源以及矛盾的体现、反生态贫困的方案设计等进行了逐步的分析。(1)梳理并评论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主要分为四个方面：1)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生态贫困问题的研究综述,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贫困、生态贫困、生态危机的研究,以及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对生态贫困问题的研究；2)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理论的研究综述,包括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以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的观点：3)国内学者对生态贫困问题的研究综述,包括国内学者对贫困地区和城市生态贫困的研究,以及对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和模型的运用；4)对国内外研究的简要评价,既肯定了西方学者在研究生态问题、生态危机方面的成果,也指出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尚存值得进一步推敲之处；国内研究虽然在生态贫困的概念、特征、分类等方面进行了努力和创新,但更多的研究还集中在对西方学者及其观点的介绍和评价,以及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国外理论的中国验证,完整的理论体系还未完全建立。(2)归纳和总结了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包括生态与生态学、贫困及其分类、生态贫困的基本理论(概念、特征、分类和生态返贫困)、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在此基础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视角,对生态贫困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讨论,认为生态贫困问题与一般的物质贫困问题不同,其内涵至少包括叁个方面：1)人们无法满足其基本的生态资源需求；2)物质贫困的人口因为生态退化而更加贫困,陷入了一种“生态贫困陷阱”(Ecological Poverty Trap,EPT);3)某些物质财富富裕的人口因为生态问题而重返物质贫困。简而言之,生态贫困可以是生态财富的贫困,也可以是生态贫困陷阱,还可以是生态财富缺乏与物质返贫困的复杂结合体,它既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存在于发达国家(或地区)；既存在于农村,也存在于城市。(3)剖析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生态贫困问题的现状,并做了实证分析。这一部分主要有两个板块：1)论述了改革开放来我国生态贫困问题的主要表现,包括自然资源供给锐减与生态环境破坏加剧；经济发展与生态退化并存的生态贫困；经济滞后与生态退化并存的生态陷阱：经济后退与生态退化并存的生态返贫困等四个方面；2)为了检验我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叁废”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本文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CK)理论对我国生态贫困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检验结果做了分析和评论,笔者认为EKC理论尚存进一步商榷之处,其结果并不能全面解释我国当前生态贫困的表现及产生原因。如果要清楚认识我国当前生态贫困,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当前我国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等进行深入分析。(4)分析了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产生的矛盾根源,主要涉及两方面：中国当前的生产关系失衡和市场机制失灵。1)中国当前的生产关系失衡,包括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五个方面的失衡；2)中国当前市场机制失灵,包括供求关系的失衡、外部性与机会主义、市场竞争的混乱等方面。这一部分主要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的原理、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当前中国生态贫困之所以出现的矛盾根源。(5)针对中国当前生态贫困之矛盾的具体表现,正文的第六部分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1)从国内来看,主要表现为叁个方面：是建国后的“叁大运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阻碍和破坏；二是改革开放后发展方式的扭曲带来的生产异化、公仆异化、分配异化和消费异化；叁是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引起的城乡关系的异化。2)从国外来看,主要表现为叁个方面：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生态殖民主义政策；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技术封锁；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贸易限制。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的时候,不仅要看到自身在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不足,更要注意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施加的不平等手段。生态环境问题既是其生态殖民政策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是其唱衰中国、颠覆中国的重要手段。(6)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当前反生态贫困方案进行了设计。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完全协调发展,必须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这也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这一阶段的建设至少要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中叶才能完成。因此,从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生态贫困问题的解决还必须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恢复基础上。1)基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角度,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的解决,一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加强生态观念的教育与普及；二要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增长；叁要提倡适度消费与绿色消费；四要辩证地看待生态资本理论,提高生态资源存量。2)基于解增长理论与“新常态”理论的角度,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的解决必须做到：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公有制地位；叁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加强中央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全面统筹。3)基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的解决,一是应该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的建设；二是鼓励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反生态贫困；叁是加强反生态贫困的国际合作。
张日旭[10]2013年在《我国产能过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显现出来,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为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和影响,引导产业健康发展,2009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指出了我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以及风电设备等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并从环保、土地、项目审批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产业发展导向和抑制产能过剩的对策措施。其实,产能过剩一直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国家出台的抑制产能过剩的相关政策几乎没有间断过,产能过剩问题仍然反复出现。从产能过剩的成因来看,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企业的投资决策会受到地方政府极大地影响,所以,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的角度,研究我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问题。本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案例研究法等,力图将研究建立在严谨的理论分析与坚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上。以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为基础,结合产业组织理论、福利经济学、政府经济学中的过度竞争理论、过度进入、过度投资、政府干预与政府失灵等相关研究成果,并进一步结合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与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制度,从基本理论与制度背景出发,研究地方政府行为诱发产能过剩的作用机理、产能过剩中地方政府间以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以我国2005～2011年地区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结合固定效应模型、分组检验等,探讨地方财政自给度、地方GDP增速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情况。同时,对电解铝行业的产能过剩状况进行研究,最终,结合本文的分析提出缓解产能过剩问题的具体对策建议。具体来说,本文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概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等内容。第二部分是文献述评,主要内容包括：对产能过剩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从经济周期、企业决策、体制因素叁方面,总结了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从产能过剩问题是否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解决的角度,归纳了缓解产能过剩的对策措施。第叁部分是研究产能过剩与地方政府行为的理论基础,包括：过度竞争、过度进入与过度投资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干预与政府失灵理论。第四部分是地方政府行为诱发产能过剩的机理分析。1994年以来,我国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大的财权、事权,增加了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同时也形成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由于我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同样渗透在财政制度中,虽然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但是,目前绝大部分财权仍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并没有相应的财权,即地方政府实际拥有的事权与财权并不匹配,由此,导致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各地方政府均竭力向制度外发展、寻求制度外资源。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地方政府可能会以土地、资源、环境等为代价来换取地方经济的增长。通过使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的方式,干预企业投资决策与市场运行机制,导致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剧。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的以GDP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制度,也使得地方官员将地区发展过度地集中在了GDP的增长率上。在晋升博弈中,只有有限数量的地方政府官员可以获得晋升,某一个地方政府官员获得晋升会直接降低其他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机会,这种具有零和博弈特征的政治锦标赛模式,势必会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转化为为了政治收益而不计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恶性竞争。因此,现行的政府官员考核与晋升制度也成为地方政府过度干预企业投资决策的动力之一,从而导致了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正是出于对地方财政收入以及官员政绩两方面的考虑,使得地方政府间形成了一定的相互竞争的关系,由于相应体制、制度的不健全,这种竞争关系愈演愈烈,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惜以土地、环境、资源等作为所谓的“优惠条件”,对辖区内的企业投资行为进行过度地干预。具体措施包括：使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以及风险外部化。在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方面,一是以土地优惠为手段的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由于地方政府具有双重性的特点以及部分土地的模糊产权,使得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的形式对企业实行补贴成为可能。二是以环境为手段的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我国的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即各地区的环境保护局,既要接受地方政府、地方党委的领导,又要接受上级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督指导,其中以地方管理为主。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该地区环保部门的工作。叁是以税收优惠为手段的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在竞争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会以低税率、较少的税种作为吸引企业投资的优惠条件,从而在市场和资源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在风险外部化方面,首先,一方面地方政府作为该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大股东,对这些商业银行有着较强的控制力,并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该地区的分支机构也有一定的话语权,使得银行的信贷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和干预；另一方面,我国的国有控股银行仍然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存贷款利率并没有实现市场化,银行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获取资金。两方面因素相结合,使得地方政府能够帮助企业从商业银行得到低成本的贷款。第二,政策性贷款的成本往往非常低且期限较长,地方政府会利用各种手段从政策性银行获取贷款后,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让企业使用资金,例如,利用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获取资金,帮助企业完成原应由投资企业自己来承担的建设任务等。此外,土地的模糊产权使得地方政府能为企业投资提供大量实质性的补贴,金融体系的预算软约束使得地方政府能够帮助本地企业转嫁融资成本和风险,即使得投资成本和风险外部化,投资者的私人成本远小于社会成本,从而导致企业投资的激励结构和企业的投资行为扭曲。相应地,地方政府行为诱发的产能过剩问题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包括：对居民利益的影响、对税收制度的影响以及对金融风险的影响等。第五部分是产能过剩中的各方博弈。对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理论分析,主要是从博弈论的角度解释地方政府间以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企业间决策的相互影响机理。地方政府间的博弈主要包括：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博弈以及官员晋升博弈。对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企业间的决策博弈,主要研究在经济平稳期以及经济发展出现过热时,地方政府利用制度外竞争手段(文章中仅对地方政府利用违规税收优惠吸引企业投资的情况进行研究,而不考虑地方政府利用土地、金融等手段进行引资的情况)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第六部分是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在实证研究方面,文章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对上市公司2005～2011年数据的分析,从地方财政自给度、地方GDP增速以及国有企业叁个方面考察了地方政府行为影响下的企业过度投资情况。验证了叁个假说,包括：①地方财政自给度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呈负相关关系,即财政自给度越低的地区,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②地方GDP增长率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即GDP增速越快的地区,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③无论是地方国有还是中央国有企业均存在过度投资情况。由此,建议对于缓解由地方政府干预所诱发的过度投资现象,可以主要从财政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弱化GDP增速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以及政企分开等几方面进行治理。例如,在财政体制方面,健全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宏观经济稳定、财政能力均等化等目标；在弱化GDP增速指标的影响方面,重点是要改革现行的以GDP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将体系中引入能够从不同角度反映地区实际发展状况的多种指标；在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方面,通过转变地方政府的干预方式等手段,明确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在案例分析方面,本文以电解铝行业为例,对我国目前行业产能过剩状况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通过对电解铝行业产能过剩状况的研究,总结出行业产能过剩的特点与成因,即虽然目前行业的产能过剩状况受到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但体制性因素才是引起产能过剩加剧的主要原因。再一次印证了本文的观点。第七部分是对策建议。基于本文对我国目前行业产能过剩状况的研究,主要从健全制度、完善规制以及明确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叁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包括：在健全财政制度以及官员晋升制度方面,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健全财政制度安排；优化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在完善中央政府规制方面,保障中央政策执行力；抑制地方保护行为,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完善监管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在明确地方政府角色定位方面,要转变地方政府干预方式,建立“有限政府”；引导地方政府由竞争走向竞合；健全行业信息发布制度,提高地方政府服务意识等。第八部分是结论与展望,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综上所述,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的角度,揭示了产能过剩形成与加剧的作用机理,指出我国现阶段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加剧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应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的过度干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缓解产能过剩问题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①指出了目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产生与加剧的根本原因。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的角度,揭示了其对产能过剩形成与加剧的作用机理,指出我国现阶段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加剧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应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与企业投资行为的过度干预。②验证了地方政府行为影响下的企业过度投资情况。本文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对上市公司2005～2011年数据的分析,从地方财政自给度、地方GDP增速以及国有企业叁个方面考察了地方政府行为影响下的企业过度投资情况。并提出可以主要从财政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弱化GDP增速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以及政企分开等几方面缓解产能过剩问题。③提出了产能过剩新的分类方式。本文从经济周期、企业行为与政府行为的视角,按引起产能过剩的原因,将产能过剩的种类重新归纳总结,提出了产能过剩可分为周期性产能过剩、战略性产能过剩以及体制性产能过剩叁类。
参考文献：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过度竞争研究[D]. 赵宏. 华侨大学. 2001
[2]. 地方政府竞争效率评估及其制度成因分析[D]. 艾莹莹. 武汉大学. 2017
[3]. 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分析[D]. 胡洪斌. 云南大学. 2011
[4]. 当代中国经济圈政府合作研究[D]. 王建新. 云南大学. 2015
[5].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研究[D]. 赵峰.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6
[6]. 中国产业壁垒问题研究[D]. 陈天慈. 厦门大学. 2004
[7]. 转型期中国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研究[D]. 余东华. 山东大学. 2005
[8]. 产业集约化理论与中国汽车产业集约化发展研究[D]. 秦远建. 武汉理工大学. 2003
[9].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中国生态贫困问题研究[D]. 于开红. 西南财经大学. 2016
[10]. 我国产能过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D]. 张日旭. 东北财经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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