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深化、技术变革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中国论文,资本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深化问题与拓展
从理论渊源看，资本深化问题是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产生的。
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增长一直处于经济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的中心。从理论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理论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一理论以短期与静态分析为主，缺少对经济长期变动趋势尤其是经济增长方面的分析。从实践上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该国经济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标志。各国政府往往把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寄希望于长期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可以促使就业压力得到缓解，也可以帮助政府度过政治危机。因此，依靠经济增长而把社会财富这一蛋糕做大，一直作为重要的政策受到政府的青睐。
经济增长理论揭示经济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过程。通常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是在凯恩斯理论之后发展起来的，但在西方经济学中对经济增长论述却由来已久。
在古典时期，一些重要的经济学论述并没有把经济社会价值总量与总量的增加严格区分开来，因而他们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往往与其价值理论等密切联系在一起。其中，具有代表性并对后来的西方经济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十分关心财富的增加，即经济增长，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目；二为提高受雇劳动者的生产率。对于如何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问题，亚当·斯密提出了劳动分工的思路。在《国富伦》中，他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7页。）他认为，分工会导致生产中出现规模收益递增，这为后来用规模收益递增解释持续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思想来源。大卫李嘉图则强调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制约经济增长，这也在后来的经济理论中得到了体现。
亚当·斯密除了注重分工促进增长理论，还很重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他看来，资本积累可以通过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资本积累的规模扩大导致生产性劳动相对集中，从而为分工创造了条件。资本越充分，劳动分工就越细致。伴随着资本积累，在劳动分工上体现出技术变革与生产方法的变革。
19世纪后半叶，以边际分析为基本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与古典学派对经济增长的看法不同，新古典经济学尽管也认为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等会导致经济的增长，但他们一般认为，这一过程是伴随着人们欲望的扩大而自然形成的，是连续渐进的。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没有多大的发展，但新古典经济学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边际分析工具与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并且，其中某些理论观点为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奠定了基础。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阿尔费雷德·马歇尔对规模收益递增的分析，阿林·扬的分工理论等。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剑桥学派的创建人马歇尔对分工与市场规模的扩大与斯密的分析类似。他认为，分工使得人们专门从事一种相对简单的工作，从而提高了效率；分工越精细，越容易用机械代替人工劳动；分工使得产品更趋于标准化，从而使得产品的市场更为广阔；分工增加了就业机会等。
在马歇尔的理论中，虽然规模收益递减占主要地位，规模收益递增处于次要地位，这对于静态均衡分析是必要的；但是马歇尔认为，静态均衡理论只是经济研究的入门，它甚至只是对那些有收益递增趋势的工业的进步与发展的研究入门。在经济系统中，导致收益递增与收益递减的因素是同时发挥作用的。与既定的投入量相联系，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起作用，如土地报酬递减；与生产力相联系，则可以存在规模收益递增。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财富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工业组织的引入等，都会提高工业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显然，马歇尔把这些因素作为导致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因素，而这些因素对生产的影响则表现为收益递增。
尽管马歇尔强调收益递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提出了规模收益递增与竞争可以相互一致的观点，但从新古典理论体系看，竞争性均衡与收益递增相容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竞争性均衡的存在性是以规模收益不变为条件的。被学术界视为对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新增长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阿林·扬，在《收益递增和经济进步》一文中，以动态分析方法重新解释了规模收益递增、分工与经济增长。
阿林·扬认为，规模收益递增是分析经济增长的关键，但马歇尔等人所提出的以静态局部均衡为基本框架的理论，则难以体现动态的收益递增过程。静态的局部均衡强调单个厂商或单个行业，不适合于分析整个经济的收益递增对经济进步过程机制的作用，因为经济进步过程本身涉及到行业的分工与专业化，而分工与专业化又会使得行业自身的结构发生变化。所以，正确理解这一进步过程的方式应该是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相互影响。
古典与新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家虽然对经济增长问题作出了不少独到的分析，但这些论述与见解大都停留在一些思想观点上。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凯恩斯所建立的经济理论的中心是投资—储蓄分析，它要说明的是短期内国民收入与就业量的决定。按照凯恩斯理论，社会就业量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均衡状态，而这种均衡实现的条件则是投资等于储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R·F·哈罗德（1900—1978年），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建立了他的增长模型。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家E·D·多马（1914—）也于1946年与1947年，在其《扩张与就业》和《资本积累问题》两篇论文中，独立提出了一个与哈罗德模型相类似的增长模型。因此，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一般总是将这两个模型合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方程式由三个经济变量组成：①G —产量（或收入）增长率；②S—储蓄率，即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③C—资本—产出比率，即每制造1单位的产品所需的投资额。其方程式为：
G=S/C
该式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以及资本—产出比率之间的关系，即经济中储蓄率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而资本—产出比率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低。
哈罗德—多马模型不仅说明了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而且也对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条件给出了富有见地的说明。据此，哈罗德进而提出了三种增长率：①实现增长率Gt，即由实际发生的储蓄率St与资本—产量比率Gt共同决定的增长率；②“有保证的”或“合意的增长率”Gw，即由“合意的储蓄率”Sw与“合意”的资本—产量比率Cw所决定的增长率；③“自然增长率”Gn，指在劳动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是一种“社会最适宜的增长率”，它由自然储蓄率Sn与“自然”资本—产量比率Gn所决定的。按照哈罗德的说法，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条件下的稳定增长，要求实际经济增长率、合意的经济增长率、自然增长率相等，即：
Gt＝Gw＝Gn
西方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这个模型的可取之处在于：它简单明了，易于计算。但问题在于，这一条件并不能自发实现。首先，由于资本—产出比率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并不存在一个自发的机制能保证经济增长在充分就业下实现，不能保证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相等；其次，实际增长率与合意的增长率之间相等的条件是不稳定的。因此，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经济的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
由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其经济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因此，许多西方学者尝试建立新的模型，以便说明经济增长现象。1956年，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R·M·索洛与T·W·斯旺，将凯恩斯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分别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索洛等人推导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是：
k＝sf（k）－（n－δ）k
其中，k=k/L为人均资本数量，k表示单位时间内人均资本量的改变量，Y＝Y/L＝F（k）为按人口（或劳动力）平均的产量。该方程式表明，一个社会在单位时期内（通常指1年）按人口平均的资本的增加量k等于该社会按人口平均的储蓄量sf（k）减去人口增加率及折旧率二者之和与按人口平均的资本量的乘积，或者说，一个经济社会的人均储蓄量sf（k）在扣除了折旧之后有两个用途，一部分是为每个人增加k，即资本深化；另一部分是为新增加的人口配备资本，即资本广化。
保罗·萨缪尔森认为，资本深化是很有必要的（注：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萧理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463页，第463页，第463页，第464页，第457页。），“资本深化是指人均资本量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进程”（注：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萧理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463页，第463页，第463页，第464页，第457页。）并指出：“我们可以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资本深化的影响概括如下：
如果资本存量的增加快于劳动的增加，那么就会发生资本深化。如果没有技术变革，资本深化将会带来人均产出的增长，带来劳动边际产品和工资的增加；它还会导致资本收益的递减，并降低资本收益率。”（注：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萧理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463页，第463页，第463页，第464页，第457页。）
新古典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一方面，又假定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即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于是将其排除在考虑之外。诚如萨缪尔森所讲：“将技术变量视为科学家和发明家所赐予的神秘的东西，就像天赐甘露一样”（注：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萧理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463页，第463页，第463页，第464页，第457页。）。这一假定， 无疑使新古典增长理论排除了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美国经济学家P·M·罗默与R·E·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则另辟蹊径，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面获得重大突破，形成“新经济增长理论”，简称“新增长理论”。西方学者通常以罗默1986年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与卢卡斯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的发表作为新增长理论产生的标志。在新增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除了罗默与卢卡斯，主要还有：G·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R·巴罗、P·阿格享、P·克鲁格曼、L·琼斯、S·雷贝洛与G·贝克尔等人。 格罗斯曼主编的两卷本《经济增长：理论和证据》被认为是新增长理论的代表性论文集。新增长理论没有一个为多数经济学家共同接受的基本模型，而只是由一些持有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增长模型构成的一个松散集合体。但各种新增长模型包含着这样一些共同观点：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系统内生变量决定的，是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内生的技术进步与技术变革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同时，它们都隐含了这样的政策含义：政府的诸如产业政策等等政策，对一国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的观点是新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与基本特色。大多数新增长理论家都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与技术变革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大多数新增长模型都着重考察了技术进步与技术变革得以实现的机制，并考察了技术进步与技术变革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产品品种增加、产品质量升级、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模仿等。萨缪尔森则在此基础上将技术、资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称为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并将这四个轮子视为经济增长的四大要素（注：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萧理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463页，第463页，第463页，第464页，第457页。）。
问题在于：既然将技术进步与技术变革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轮子、要素，那么，技术进步与技术变革的动力是什么？这一动力是怎么产生的？能否以非此即彼的观点看待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如果不能，那么，这二者的关系如何？就技术变革本身而言，如何将其内涵拓展？资本深化与技术变革的关系如何？对于这二者关系是从动态角度来认识？还是从静态角度来认识？如果从动态角度来认识，是否要划分阶段？如果要划分阶段，在各个不同阶段，其具体表现如何？人们正是在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一步步探讨过程中将其视域拓展了。
二、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新增长理论与垄断竞争条件下的新增长理论
最早系统研究经济增长发展阶段的罗斯托，将经济增长划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前提条件、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时代（注：[美]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郭松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而新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分为下述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经济学家们仍然以完全竞争作为假定条件，说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与条件。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新增模型又可以根据各模型关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不同规定，分为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与凸性增长模型。
外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造成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在于技术改进而产生的溢出效应。对单个厂商而言，技术进步表现为一种外在经济，因此厂商是价格的接受者，可以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说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最早用技术进步的外在性解释经济增长模型的是由K·J·阿罗于1962年建立的边干边学模型。在阿罗模型中，总量生产函数可以写成
Y＝F（K，AL）
公式中的知识存量A＝kv，V＜1；
知识是投资的副产品；总量生产函数呈现现出规模收益递增，而每个厂商的生产技术则是规模收益不变的。
罗默承袭了阿罗用技术外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思路，于1986年提出的知识溢出模型中，V可以大于1。当V＝1时，经济将沿着平衡增长路径增长；当V＞1时，经济也存在竞争性均衡解，这时，人均收入增长率将持续上升。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中，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他认为，政府可以向生产知识的厂商提供补贴，或在对知识生产提供补贴的同时对其他生产课税。这些政策的实施将会对私人厂商生产知识产生某种程度的激励作用，将会诱使一部分生产要素从消费品生产部门流向研究部门，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率与社会福利水平。
尽管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但从理论上看，有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这两种极端的市场结构。现实中大多数产品的市场都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属于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即使如此，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新增长模型中，无论是上述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还是凸性增长模型，对于研究各国的经济增长，包括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是很有启示、很有价值的。
罗默模型强调的是知识的溢出效应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卢卡斯于1988年提出的卢卡斯模型则假定全部经济范围内的外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他认为，人力资本既具有内部效应，又具有外部效应。其内部效应即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可以给他自己带来收益，其外部效应即个人的人力资本有助于提高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但个人并不因此而获益。
内生增长理论的凸性模型，又称线性增长模型、渐进动态模型。这一新增长理论分支的主要特点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用资本积累说明经济的内生增长。新增长理论中属于凸性增长模型的，主要有琼斯—真野模型、雷贝洛模型等。
在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中，凸性增长模型是一类比较特殊的模型。从新增长理论的创立与发展看，新增长理论的主流思路是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凸性增长模型认为，即使不存在任何技术进步，经济也可以实现内生增长，资本积累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不过，凸性增长模型与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也有共同之处。因为，在罗默等人的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是私人厂商进行投资的结果；所以，技术进步必然伴随着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就是说，技术进步是通过资本的不断积累影响经济增长的。
垄断竞争条件下的新增长模型也用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这类模型可以说是对外在性条件下内生增长模型的继承与发展。
根据技术进步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将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分为三种：
一是分工型模型。阿尔文·扬继承了斯密的分工理论，确定了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他认为，斯密只考察了分工的一种形式，而没有考察其他的分工形式。在其他分工形式中，最重要的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增加，即经济中出现新的中间产品，初始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的链条加长。
二是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这一类模型将分工理解为中间产品或消费品的种类增加。罗默等人借鉴了迪克西特与斯蒂格利茨等人的研究成果。迪克西特与斯蒂格利茨在考察垄断竞争条件下产品多样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时，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效用函数：D－S效用函数。罗默最先用D－S生产函数说明垄断竞争条件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一模型中，已经涉及到了产品结构问题，可惜，新增长理论者没有由此进一步引申出产品结构问题，更没有系统分析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问题。
罗默还构建了一个用知识积累与人力资本积累说明经济增长的模型。罗默认为，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二者共同决定了经济增长，技术或知识作为一种商品既不同于通常的竞争性物品，也有别于公共产品。非竞争性与部分排他性二者共同体现了技术的特征。
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1991年）、扬（1993年）则考察了另一种产品品种增加型技术进步：消费品品种增加型技术进步。这是一个两部门模型：经济中存在研究部门与消费品部门。研究部门研制关于消费品的新设计，消费品部门购买研究部门的设计，并据此生产实际消费品，两个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技术。
在知识增加同时产生上述两种外在性的情况下，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分散化均衡表现为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均衡增长率小于社会最优增长率。由于知识外在性的存在，在均衡时对知识积累的激励不足。政府可以通过对知识积累提供补贴提高经济增长率。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每种消费品的产量保持不变，增长完全表现为消费品种类的不断增多。
三是产品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经济增长不仅表现为产品数量的持续增加，而且表现为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新增长理论家认为，像产品品种增加一样，产品质量升级也是经济的行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结果。产品品种增加与产品质量升级是产品创新的两种具体形式。可惜，这一模式没有对技术进行分类，更没有阐述技术结构。其实不同的技术结构会导致不同的产品质量升级与不同的经济增长。
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的模型（1991年）就属于产品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这一模型既适用于分析差别化的中间产品，也适用于分析差别化的消费品。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1991年）假定生产函数仍是D－S型的，但是现在产品类数N保持不变，每个部门生产一种产品，技术进步表现为产品质量的提高，产品质量可以无限上升。在每一部门内，新的更高质量的产品优于旧产品，因为前者可以提供更多的生产性服务或效用。
三、卢卡斯悖论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问题的凸显
在新增长理论中，不可忽视卢卡斯模型。在卢卡斯模型中，经济不需依赖外生力量（如人口增长）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对于理解经济的实际增长进程都是很重要的。根据卢卡斯模型，穷国将永远较穷，尽管穷国的人均收入长期增长率与富国相同。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存在全经济范围的人力资本溢出，经济在实现持续增长的同时将伴随着资本深化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人力资本外在性，没有政府干预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均衡将是一种社会次优，人力资本的投资过少，卢卡斯据此解释了现实中存在的资本与劳动均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现象。卢卡斯对此所作的解释，与现实情况是大致相符的。因为，发达国家由于人力资本水平高，它的资本边际效率与简单劳动者的工资都较高，物质资本生产的收益递增将诱使外国资本与工人流向发达国家。但这仅反映了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穷国并非永远较穷。
过去，国际分工历来是富国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穷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今，这一全球分工模式因印度、中国的成功而被打上了问号。
显然，卢卡斯模型得出的穷国永远较穷的结论，解释不了日本与韩国、中国与印度的发展问题。不仅如此，而且解释不了中国与俄罗斯的发展问题。我将此称为卢卡斯悖论。
那么，卢卡斯模型为何会作出穷国永远较穷的悖论呢？我认为，卢卡斯模型与所有新增长理论模型，都仅仅就资本深化而论资本深化，就技术进步与技术变革而论技术进步与技术变革，却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很客观、很重要的因素：经济结构与技术结构问题。然而，经济增长是由资本深化、技术变革与经济结构优化共同决定的。由此，我提出这样一个模型：
F＝K＋G＋E
其中，F为经济增长，K为资本深化、G为技术进步，E为经济结构优化与技术结构优化。系统科学告诉我们，研究任何事物，都不可忽视该事物的结构问题。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当然也不例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与他国是雷同的。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印度，虽是邻国，但两国的经济结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俄两国经济结构的差异就更大了。新增长理论，包括卢卡斯模型，在分析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所起作用时，虽然涉及到了经济结构的分工问题、资本积累问题、产品类型问题与人力资本问题等，但却忽视了经济结构问题。为何忽视呢？我认为，可能与他们所考察的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较为稳定有关。然而，无论资本深化也好，技术变革也好，都是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中进行的。经济结构问题是任何国家，尤其是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忽视不得的。
当然，穷国要由穷变富，首先必须研究穷国为什么会穷？阻碍穷国的病根是什么？
2002年，美国《福布斯》杂志为庆祝其创刊85周年，选出了15位未来可能改变世人生活方式的发明家，其中秘鲁学者狄索托（Hernando de Soto）是唯一上榜的经济学家。《福布斯》对他的形容是：他以自己深邃的思想揭露了全球贫富不均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在他的名著《资本之谜——为何资本主义在西方成功却在其它地方失败》中，他引用了他所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与他亲自走进穷国社会了解的实情，进行充分的论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穷国之所以穷，不在于人民懒惰或其文化不鼓励致富，而在于没有清楚界定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只要私有的财产权确立，穷国经济也能和西方国家一样欣欣向荣。
狄索托认为，穷国人民的“企业家精神”、聪明才智和富国的企业人物相比毫不逊色，贫国富国的差异并非“文化传统”所造成的，真正束缚穷国人民发展的，主要是财产权不明确。穷国人民住在没有产权土地上的简陋建筑物中，做的是“无（牌）照经营”生意，由于他们没有可以向银行抵押融资的物品，因而也就无法“以小搏大”举债经营，因此永远只能做小本生意，这就远远不及可以利用资本市场集资或是向银行贷款的西方企业家。
不管你是否赞同狄索托的看法，不管你是私有产权崇拜者，还是私有产权反对者，狄索托的确涉及到了资本深化问题，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狄索托用他和他的研究团队亲自在各国所搜集到的各项事实数据显示，即使在最穷的国家，穷人也在储蓄，而穷人们这些储蓄总和是1945年以来国际援助金额的40倍，然而未确立私人有财产权，这些“死资本”却不能为穷人带来“钱滚钱”的效益。我认为：
第一，如同狄索托所讲，资本深化的确碰到产权问题。中国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目前也面临产权改革问题。
第二，资本深化的确与经济结构有关。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穷国与富国的经济结构，从中探讨：穷国为什么会穷？富国为什么会富？于此，我认为：
首先，富国控制的是技术，生产的是高端产品；穷国缺少的是技术，生产的是低端产品。如果穷国能够掌握技术，穷国就能由穷变富。历史上的美国就曾经是穷国，但现在它控制了技术，而且控制的是高端技术，因而也就控制了财富。这完全可以用新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加以解释。问题是，卢卡斯进而作出的穷国永远较穷的悖论，无论是用来解释历史还是解释现实，都说不通。中国怎么由穷变富，可以用新增长理论的技术决定论来解释，然须强调的是，不仅必须重视技术进步与技术革新，而且必须注意到，如同一产品有不同类型、不同结构，技术也有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不同类型、不同结构的技术对经济增长所起作用也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富国控制了能源与资源，穷国缺乏能源与资源。
近来，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有四大经济“晴雨表”（注：参见[上海]《文汇报》2005年7月15日第10版《四大价格波动考验中国》一文。）。其中有三个讲的是能源与资源问题，一个讲是资本问题。第一是油价。世界上的油价是美国控制的。中国每天进口约300万桶石油，主要从海湾地区输入。 天价石油使中国人在原料上耗资巨大，从而在相当的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增长被遏制了。
在中国各大中城市中，自行车流——曾经是最生动的中国城市形象之一——现则已被挤满汽车的街道所代替。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这一点，现正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大中城市公共交通，但还是跟不上迅猛增加的汽车。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迅速增长——目前1/3的进口石油供汽车使用，这正引起人们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深深忧虑。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展也不能不受此影响了。
二是房价。尽管房地产业作为当前中国的几大支柱产业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在于：由于房地产业与地方政府利益捆绑在一起，地方政府通过卖地，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房价；房地产商通过造房卖房获取暴利，使得房价很难回归理性。由于房价过高，中国人的其他消费便被限制了，这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很不利的。尽管房价经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已有所抑制，但目前存在的问题还不少，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三是粮价。粮食是可再生资源。粮价，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近年来，房价猛涨后，一方面低收入市民买不起房；另一方面，农民生产粮食，解决13亿人吃的问题，粮价上不去，农民心态不平；因此，中央不能不对此采取措施，确保粮食价格的基本稳定，而不是让粮价像房价那样，在近几年内翻几番，但这已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利益了。
四是股价。尽管股价讲的是资本问题，不是能源与资源问题，但对于资本深化来讲，却是不可忽视的。近年来，随着房市、车市飚升，股市一直止不住大盘颓势。这不能不影响到投资者。“拿什么拯救你，我们的股市？”这是近来投资者们发出的叹息。
拿什么拯救？从资本深化角度讲，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截止2005年6月末， 就已经达到7110亿美元。问题是，这笔钱用于何处？在国外，是大量用来购买美国债券呢？还是用来解决能源与资源问题，购买美国的石油公司、印度尼西亚的油气田、澳大利亚矿业公司呢？显然，从资本深化角度讲，其结果是不一样的。在国内，从资本深化角度讲，目前有两点是很突出的：第一点，金融业的改革问题，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在此之前，即在2005年7月13日，周小川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 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对政府提出的要求，他自答：“政府应进一步明确金融机构改革重组的目的”（注：参见[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7月18日第3 版：《如何理解周小川的一问一答》一文。）；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资源来改革和重组金融机构呢？”（注：参见[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7月18日第3 版：《如何理解周小川的一问一答》一文。）关于改革，人们的认识是利益与权力的再分配，从国企改革看，就是该关门的关门，该走人的走人，而金融改革则没有这么简单。国内有学者认为，当下金融改革的现实思路，不是简单的关门，而是着力在政府与金融或银行业的关系中间再植入一个“汇金模式”，通过“汇金”这样的基因来衍生一个新的政银关系（注：参见[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7月18日第3 版：《如何理解周小川的一问一答》一文。）。国内著名学者吴敬琏与青木昌彦认为：“中国目前的强项在制造和装配，因为与物打交道（实现物质交换）不需要像与人打交道（实现交易）那么复杂有效的制度支持”（注：参见[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7月18日第3 版：《如何理解周小川的一问一答》一文。）。的确，与人打交道较与物打交道难，而与资金资本打交道更难，这也正蕴示着我国的金融业目前“改革改什么”的思问。
第二点，将我们的资金资本用于何处？这是资本深化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将资本用于房地产业？还是用于制造业？用于制造业，也有这样一个问题：用于生产中间产品还是终端产品？用于生产终端产品，也有这样一个问题：是用于消费品生产，还是装备制造业生产呢？从目前看，中国的机械装备绝大部分是花外汇进口的，在设备投资中，有60％以上要靠进口来满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现在到了该改变这一现状的时候了。
以消费品为例，也有这样一个问题：是生产纺织品，还是家电、汽车？或生产其他什么。目前，从出口的商品结构看，汽车出口未跟上。而纺织品的生产则过了头，不仅中国的化纤、棉纱、丝绸以及服装等主要纺织品产量占据世界第1位， 而且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也已占全球出口总额1/7以上，位居世界首位，但利润却很薄。
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好上述两大难题，在资本深化的结构上优化了，股市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救活了。
当然，从技术进步角度讲，如上文所讲，也有个技术结构问题，即有个发展什么技术的问题。从制造业角度讲，你是发展纺织品制造技术呢？还是发展飞机、轮船制造技术呢？是发展消费品制造技术呢，还是发展装备制造技术，还是二者全面发展呢？你所选择的侧重点不同，你所作出的决策不同，其结果必然是不同的。
经济结构不同，获得的收益是完全不同的。不是说，只要资本深化了，技术进步了，经济就一定增长了。深化了纺织资本，虽然能解决不少人的就业问题，但一是就业者薪水很低，二是获的利润也薄。深化了飞机、轮船、IT制造业资本，虽然从解决就业问题看，不及纺织业；但从就业者收入看，却提高了；从获得的利润看，只要经营得当，也高了。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人在西欧卖8亿件衬衫获得的利润不及西欧人卖一架空中客车A380获得的利润。这说明，资本投入不同的方面，所得到的结果、获得的利润是完全不同的。
从整个中国经济看，不仅存在着上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问题，而且其它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现在也凸显了。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平衡问题，企业利润被压缩、工业利润增幅在减少，能源与原料（煤油电运）供应偏紧，银行信贷规模扩张、呆帐坏帐率居高不下，而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却难贷款。诸如此类的结构性问题如何解决呢？这也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第三，必须研究穷国怎么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从而由穷变富的问题。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领域的主要竞争优势，是立足于廉价劳动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种优势正在丧失。不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如越南、印度与中亚各国都在中国后面学习与追赶。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因此，国内有的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以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大量生产轻纺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从目前日益升级的贸易摩擦看，我国这种低成本渗透战略已基本走到了尽头。伴随着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提高技术含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已成为未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战略。
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怎么调整、怎么升级？
我认为，首先，结构性问题是动态可变性问题，处于动态可变性中的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只有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经济增长环境中，才能获得较为妥善的解决。
按照系统科学观点讲，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的，都是要与外界进行能量、物质、信息交换的，系统的结构在这种交换过程中都是由量变到质量，都不会是绝对封闭与绝对静态的，这就是系统结构的可变性，即其动态性与开放性。在自然界，没有一种元素，它的结构是绝对不变的，只有开放性程度的差别而已。在人类社会，每一时代的社会结构也都是变动的。今天的中国经济结构也是一个动态可变的、开放的结构。那种闭关锁国的、孤立的、静止的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当然，那种国际制度盲信论——认为只要不懈地融入，不懈地接轨，就可以换来和平、和谐、完全失去自我的论调是要不得的。
处于动态可变性中的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性问题，只有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经济增长环境中，才能优化、升级，即获得较为妥善的解决。
中国经济就是在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升级过程中获得增长的。以一、二、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为例，1980年，一、二、三产业在GDP总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30∶49∶21；2000年分别为16∶50∶34；2003年分别为15∶52∶33。我国GDP，从1978年3600亿元，到2003年达到11000亿元。从我国人均GDP看，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1987年，始终停留在300美元以下，到2000年达到856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到2003年突破1000美元，跨上了一个重要台阶。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是同一过程中的不同方面。只有着力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才能使国民经济获得可持续增长。
可以这么讲，未来中国经济优势，只有在中国资本不断深化、技术不断进步与变革、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与提升，才能不断获得充分的发挥。并且，中国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调整，必须突破一国视角，即必须从全球视角着手，构建、调整、优化、提升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协调的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
其次，必须抓住战略机遇期，调整与整合、提升与优化产业结构，形成比较竞争优势。
产业结构，作为一国的经济基石，始终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产业结构能否升级，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实现了经济腾飞。不少学者认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功源自于日本成功的产业发展政策。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人口众多的岛国，其经济发展从资源的获取到产品的销售都对国际市场存在相当的依赖。因此，众多的日本学者立足于日本国情，从日本产业发展实际出发，总结出了一套将日本置于相关国际经济区域的、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开放性产业结构理论。典型代表有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动态比较费用论”，赤松要的“雁型”发展理论，关满博提出的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与由他构建的三角型模型。关满博用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进行了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应该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面对东亚各国和地区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体，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该研究实际上探索了未来日本如何建立国际协调型产业结构的问题，这对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很有启示的。
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人们常讲，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当中国的对外出口遭遇各种摩擦时，务实的日本人则发现，他们迎来了一个发展的大好时机。从对中国低价索单到高价拒单，日本多年低速的整个制造业全面复活，濒临灭亡与放弃的造船业更是起死回生，定单几年也做不完。中国的造船业呢？却坐失良机。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能满足于做人家的加工厂吗？能仅仅生产一些低端产品、价值链不长的产品吗？如何抢抓机遇，如何结合我国国情与现有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整合、提升与优化，如何拿出开拓进取精神来，调整、提升产业，开发出价值链长、附加值高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形成中国产业结构的比较竞争优势，使中国产品在世界高附加值、高端技术产品品牌上占有一席之地，从而将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充分显示出来。
再次，必须突出重点，整合资源，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子来。
一方面，通过两大整合，保持可持续增长的产能。一是通过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战略联盟体与“板块经济”。从20世纪20年代起， 产业集群成为西方经济学者、地理学家讨论的焦点之一。马歇尔是最早对该现象进行经济分析的学者，他从企业的外部经济的角度研究了企业集群现象，为以后的企业集群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认为，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仅受市场所引导，而且也被同一市场上其他企业的生产活动所影响。企业积极的外部经济直接促成了企业在一定空间内的相对集中，最终导致企业集群的出现。与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不同，区位经济学家韦伯、胡佛等从资源地理分布的角度分析企业集聚行为。后来，波特则通过对前人的企业集群理论加以综合，从竞争优势的角度研究了企业集群。波特认为，企业集群所产生的持续竞争优势源于特定区域的知识联系及激励，是远距离的竞争对手所不能达到的。由于中国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集群作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之一，已经成为我国区域政策制定者和中小企业主关注的焦点。因此，中国产业整体结构的提升有必要采取企业集群这种方式，对各个区域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共生性效应，从而将各个区域的比较竞争优势发挥来。二是通过重大工程与重大项目的带动，形成价值链不断延伸的产业链或产业带。
另一方面，通过重点突破，防止产能过剩。如对纺织业、房地产业等矛盾突出的行业，通过突破，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整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又如制造业，包括最终消费品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两个方面。在最终消费品方面，对于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又在国外市场遭遇摩擦而受阻的，应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实行优胜汰劣，撤下一部分，从而腾出竞争空间来，给造船业、飞机业、IT产业、生态农业、有特色的重化工与生物工程技术等；而就最终消费品与装备制造业，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刚刚起点，应突出这一重点，加大投入力度。通过加大发展装备制造业力度，来提升整个中国制造业，使中国制造业真正走上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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