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经验看中国股指期货的推出与证券市场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证券市场论文,股指论文,期货论文,经验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0）04-0116-08
作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里程碑，股指期货终于正式推出，历时20年的A股市场终于告别了没有做空机制的单边市时代。作为担负着重大改革功能的新的金融工具，“股票指数期货”（下称“股指期货”）为何如此千呼万唤、姗姗来迟？为什么说它是促进中国证券市场体制变革的里程碑？股指期货能为我们的证券市场带来哪些机遇？又会造成哪些新的问题？本文拟结合美国等国际历史经验就这四个问题做一番较为系统的探讨。
一、推出股指期货可增进“民主”，是证券市场机制变革的一大棋眼
“全流通”、“中小板”、“创业板”、“融资融券”渐次推出后，“国际板”也将箭在弦上。更令人欣喜的是，“股指期货”这次是真的推出了！2010年3月26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做出了批复，同意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下简称中金所）① 上市“沪深300股票指数期货合约”。随后中金所正式公布了关于“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上市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所公布的“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自2010年4月16日开始正式上市交易。
中国股票市场20年风雨中，股指水平已8度大起大落：1990年，1992年，1994年，1996年，1999年，2001年，2005年和2009年分别是这8个周期的始升拐点；波动幅度大体可以表述为“进三步退两步”，第7波中，最高点曾达6124点，最低点则仅仅为1664.93点，落差竟然能够高达将近4比1。
从政策上看，8轮起落的（政策）原因可以说有稽可查，依次是：（1）1992年深圳的“8·10风波”；（2）股市扩容公司上市猛增；（3）三大政策不治本，也即暂停新股发行、建议建立共同基金和中外合资基金公司三项；（4）暴涨后要求调整；爆炒绩优股后，严查券商操纵股价；（5）银行向券商融资，供需矛盾导致二级市场失血；（6）“网络股行情”衰竭，“国有股”减持；（7）股权分置改革；（8）应对金融海啸以及巨额资金“救市”。
从技术上看，新兴加转轨的证券市场上缺少股指期货这一点显然首当其冲。波幅大（4∶1）、频率高（20年8波）、波长短（2—4年）、节奏乱等特征，不仅缘于当局调控政策的变动，而且也取决于中国股市存在一个致命弱点：一直是单边市场！只能先买进（股票）后卖出，而不能先（虚拟）卖出股票后再买入。于是，当核心主力吟鞭上行（或下行）时，机构和散户通常也只能一哄而上（或全线溃退）顺势而为；进而，“高处不胜寒”时仍有“敢死队”冲进（如2007年10月），而低洼冰点时也难下决心“稳赚”（如2008年年中1600多点）。
近几年，股指期货“推出”经过了3年零4个月的等待，数度沉浮，重要消息发布至少出现过3—4次！可见改革举步维艰。“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曾喜遇百年难得的大牛市。平均地说，A股2006年全年涨130％，2007年全年又继续涨100％。其间热议股指期货的声音曾几度不绝于耳，网络媒体更是连篇累牍、沸沸扬扬。规律依稀是，当指数（尤其是权重蓝筹）处于低位时，股指期货似乎就是一支非常适于“掩护撤退”或“鼓吹进场”的非常有效的兴奋剂。
即使是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这样的噪音恐怕也难以避免甚至不足为奇，更何况像现阶段我们这种还谈不上达到国际规范的“准新兴股市”呢？股市上无论是现货还是期货，财务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总是需要经历长时期的建设和变迁的，我国的“会计”、“审计”、“评级”、“公司形象指数”、“投资人保护法”、“回避法”、“冷却法”，还有“责任账户”（accountability）等等，几乎可以说是统统没有，或者严格地看往往也是形同虚设。甚至，我们的公司是否是真股份制这一点，恐怕也会见仁见智。能够这么短的时间内推出股指期货，其难度的确是怎么充分估计也难以过分的。
股指期货推出后，最基本的一个功能便是：可以让核心主力分成两大阵营。若多空两垒真能势均力敌，则同一政策便有可能被双向利用，核心主力之外的投资人也才不至于冒过大的风险。换言之，中国的“政策市”也就因此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淡化。股票资产定价机制中也会多添一点民主成分。有理由说，推出股指期货的确是中国证券市场变革的一大棋眼。
二、股指期货为什么能够加速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机制的变革？
第一，美国当年推出的初衷与股指期货的“助稳”功能。
推出股指期货，可以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风险管理，可以对指数起到“助稳”的功效，从而让投资人能防范市场上的系统性风险；同时，投资者还可以利用股指期货进行套利，即利用股指期货定价上的偏差，通过买入股指期货标的指数成分股并同时卖出股指期货，或者卖空股指期货标的指数成分股并同时买入股指期货，来获得几乎是无风险的巨额收益。
不妨系统关注一下美国当年推出时的经验，一定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助稳”的功能。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浮动汇率取代了固定汇率。汇率和美元存款利率的剧烈波动开始猛烈冲击股市。1981年里根为抑制通货膨胀而大力推行高利率政策，使得利率水平最高时竟然达到21.5％！高利率沉重地打击了美国股市，使大量资金流向银行市场，1982年股价一跌再跌，许多投资者损失惨重。1981年第三季度纽约股票交易所和场外市场（OTC）所经营的股票中有90％的股票价格均下跌。而与此同时，各种基金和其他大宗股票持有人的数目却在不断地增加。
大批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频繁巨额地补抛，加上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企业兼并浪潮，使得美国股市的波动频率迅速加快、波幅也急剧增大。结果是为数众多的中小投资者们深受其害。股市的异常波动意味着股民的巨额财产和厂商的巨额资产时刻面临着灾难性的损失。为此美国的持股者们惶恐不安，本打算涉足股市的潜在投资者都裹足不前，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干脆“告别股票市场”而转向债券、房地产、中国邮票与瓷器或银行市场。正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股指期货才被当作“助稳”的灵丹妙药而被奋力推出。
第二，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全球各国股指期货都已有助于行情趋稳。
全球股指期货发展所经历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无论从美国、欧洲、日本、新加坡、韩国的经历，还是从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市场波动的幅度和频度都的确是大致趋稳的，而各国监管当局干预股市的政策力度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有所减小。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应该是不可忽视的。
美国股票指数期货问世后的十年中，从最早的堪萨斯城交易所的VLCI期货很快发展到如今的数十种，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美国的重要股票指数都有了以其为基础的期货合同。值得注意的是全国证券自营商协会（NASD）也已经在其场外交易市场上推行了证券指数选择权期货交易。从交易量上说，股指期货自1982年起一直是稳步增长，1986—1987“股灾”之前曾达到一个顶峰，日平均交易合同数曾高达77,000个。股指期货在期货总交易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1987年，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占期货交易总量的11.2％，仅次于利率期货（46.2％）和农产品期货（19.0％）而居于第三位，高于外汇期货（9.O％）、石油产品期货（9.2％）和五金期货（8.9％）。②
理论上讲，当多空对峙双方意见一致的时候，股指期货当然也难免参与“助涨”和“助跌”。1987年“股灾”之后，美国证券界不少专家就曾认为股指期货交易也能加剧股市波动。导致有关方面根据其“瀑布效应”（free fall）和“跳跃效应”（jamp volatility）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诸如“停板制度”（circuit breakers）、设置“正常波动带”（normal band）、提高保证金比率，等等。毫无疑问，这些举措都有力地限制了投机活动，但是也难免压抑了期货市场的某些活力。当信息全球传播倏忽可至的时候，股市波动的幅度显然难免非理性地被夸张。“导览器”（Navigator）上市曾一天连涨4个“停板”，雅虎（Yahoo）股票的市盈率曾超过千倍却仍然有人趋之鹜。
近年来，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已日臻完善。首先，美国已经建立了统一的清算制度，以降低交易费用和信息传播费用，更有效地跟踪和监督交易情况与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其次，各大期货交易所也都开始了新的经营合作。芝加哥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共创了自动数据输入终端（AUDIT）系统，把两大期货交易所中的公开竞价数据系统紧密联系起来。再次，它们还与路透社联合建立了全球交易系统（GLOBEX），对于收盘后的交易进行国际性的协调。两大交易所还准备进一步在技术、营销、交易场地、清算制度等方面加强合作，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吸引投资者。最后，美国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已开始寻求海外投资者。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芝加哥期货交易委员会除了大量吸收外籍会员外，还在东京和伦敦等地设立了办事处以拓展业务。大量外国资金注入正导致美国股指期货交易进入新阶段。
第三，股指期货之所以全球流行，原因在于它自身就具备四大优点。
股指期货不仅在美国取得了成功，而且在其他国家也迅速发展。1983年，澳大利亚的悉尼期货交易所推出了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一般股票指数的股票指数期货。两年之后，一般股票指数期货的成交量便迅速超过了该所内任何其他期货的成交量。1984年2月，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推出了金融时报和证券交易所100种股票指数期货（FT－SE100）。目前FT－SE100交易量已占据世界第三位。1986年5月，香港期货交易所（HKFE）则推出了香港恒生股票指数期货。而在日本东京，日经股票指数期货业已经成功推出。股指期货如此流行全球，原因还是在于它自身具备以下多个优点。
首先，股指期货不仅可以帮助投资者避免市场上单一股票涨跌所带来的非系统性风险，而且也可以助投资人避免整个股市涨跌的系统性风险。因为，为了避免非系统风险，投资者大多购买多种股票组成的有价证券组合。而股指期货的价格与股市上最具代表性和灵敏性的数十种、数百种甚至数千种股票的价格变动高度一致，从而成为有价证券最佳组合的近似物与最经济的保值手段。
其次，与在股票市场上进行同等金额的股票交易所需的佣金费用相比，股指期货的佣金十分低廉。开立或结算一份斯坦德与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期货合同需要的经纪人佣金仅为32美元。当斯坦德与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为300点时，合同价格为15000美元（＝MYM500×300），32美元仅相当于它的0.02％。而买卖150000美元的股票却需要付给经纪人1500—4500美元的佣金（佣金比例为1％—3％）。
再次，股指期货交易的初始保证金要求很低。每张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期货合同的保证金的要求系随市场行情的变动而变动。目前仅为8000美元，相当于合同价格150000美元（当指数为300点时）的5.33％。投资者既可以付现金，也可以用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方式达到保证金要求。这样投资者还可以从债券上获得利息收入，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而股票交易中对保证金的要求至少是股票价值的50％，而且必须用现金支付。③
最后，股指期货更能顺应信息时代的新要求。IT技术发展和证券交易现代化为股票指数期货蓬勃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当前各国证券交易无一例外都采用了最先进的计算机网路系统来处理日常交易，大大提高了交易所的效率和交易的公开性。先进电子技术系统也已经使得股价信息的传递空前加快。目前美国主要股票指数已经不到3分钟计算一次。有的股票指数，如英国的FT－SE100指数，更是每1分钟计算一次。
三、股指期货的推出对我国证券市场体制改革有哪些促进作用？
理论上讲，股指期货对于我国证券市场功能的完整、证券投资者的理性的完备、金融资源定价权的民主制衡，无疑都具有重大的制度变革的战略意义。具体地说，它既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种高效避险的工具，也可为平稳市场、淡化“政策市”等提供帮助。
第一，将使我国证券市场告别“单边市”时代并趋向功能完整。
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股票市场，一般应包括三个部分，即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和风险管理市场。而由于起步晚，我国股票市场却长期只有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交易手段单一，只能通过股市上涨获利，缺乏对冲平衡机制；投资者只能借助高抛低吸和追涨杀跌来盈利，结果只能是波段操作盛行、换手率高得出奇、市值极其不稳。股指期货推出有助于革除“单边市”弊端，对非理性追涨杀跌起到有效的抑制。股市非理性上涨时，投资者的看空预期可以在期货市场上实现，从而可起平抑股价作用；而在股市下跌时，投资者又可以不再被动直接抛售股票避险，而是可以选择买入期货进行保值以未雨绸缪。在股市超跌时，期货市场上的做多又可以给市场带来支撑。这样的内在制衡机制无疑有利于提高市场弹性、增强投资者信心、缓冲市场剧烈波动、实现大盘均衡稳定。2007年的2.27，特别是5.30的股票惨跌，都是新加坡等重要国际市场的期货结算日！年底的中国石油自由落体般的下跌，也徘徊着国内外现货期货市场联手的幽灵。
第二，有助于吸引更多长期资金入市，使证券市场规模更趋合理。
如上所述，股指期货推出，使投资者不仅可以在牛市中获益，而且也可以在熊市中避险和减损，这将有效促进诸如保险等“风险敏避型”（Risk aversion）资金大规模入市，从而有效扩大市场的容量和完善投资者结构。股指期货提供了积极的避险工具，有利于扩大股票市场的机构投资比例。用好股指期货这个工具，能为大资金管理风险和锁定收益提供一定的保障。包括“证券投资资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等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在国外市场中一般都是资本市场的稳定力量。目前境外的长期资金都已普遍使用股指期货进行其资产的配置和调整。例如，全球最大的养老金资产管理公司罗素投资公司的2008年报就显示，在其基金投资组合中，基金经理几乎全部都使用股指期货来配置其资产。该公司采用“期货调整头寸法”所管理的资产规模高达到730亿美元之巨。④
第三，能为“对冲基金”等衍生工具开辟道路并能加速金融创新。
作为国际上成熟金融期货市场上的一种基础衍生品，股指期货的推出，有利于改善股票市场的运行机制、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发展机构投资者队伍，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股指期货等场内衍生品市场因为运行规范、价格透明、流动性高、集中清算、监管严格，保持了平稳运行，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只有推出股指期货，我国才有可能继续推出“对冲基金”等更复杂的投资工具，从而开拓出证券投资的更新的局面，进入衍生工具全球流行新时代。这将直接有助于一系列金融产品的创新，如“保本型产品”、“绝对收益型产品”、“合成指数基金”、“收益挂钩产品”等风格各异的产品。这不仅能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而且也有助于我国获取更大的金融资源定价权，并在新的国际经济分工中将占有新的战略制高点，从而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权。2007年以来，中国QDII出海频频遭挫甚至全军覆没的案例并不鲜见，制度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可为投资者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避险工具。
股指期货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方便高效的规避系统性风险的工具。目前，全球已有77.27％的新兴市场上日益普遍地开展了场内金融衍生品交易，后发优势十分明显。⑤ 同时股指期货也将会改变目前我国金融产品同质化的局面，开启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新时期。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股指期货稳定市场、管理风险的作用曾得到充分展示。根据对30个市场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的跌幅统计，22个推出股指期货的国家，股票现货平均跌幅为46.91％；而8个没有推出股指期货的国家，现货指数平均跌幅高达63.15％。⑥ 这说明，股指期货在金融危机中能将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进行转移、分摊和环释。股制期货交易的“垫头”或曰保证金一般地仅为15％—20％左右，无疑是美国人所说的“以小博大”的低成本金融工具。
第五，可与融资融券相辅相成以告别“单边市”时代。
所谓的“单边市”：一是指单边上涨的行情，对于普通的或者说正常的上涨行情，一般都是波浪式上涨，即涨一大波，回调一小波，然后再继续下一个循环，这在技术上也是比较健康和可持续性的走势。单边上涨的行情就不同了，它不是波浪式上涨，而是线性上涨，中间正常的回调往往都会被利好消息或市场的狂热情绪所打乱。这种行情要么得有充足的流动性持续支持，要么就是市场的疯狂情绪，而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持续的。具体而言，2009年A股市场六月、七月的行情就是基于狂热情绪的单边上涨行情，而2009年整个上半年的行情可以看做由充足流动性推动的基于良好经济预期的单边上涨行情。“单边市”的另一层含义是制度意义上的：即在市场中所有参与者都只能通过价格的上涨去获利，而缺少在价格下跌中获利的机制，A股市场就是典型的单边市，推出的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就是对这一制度缺陷的纠正。严格地说，融资融券才是股票市场纯粹的做空机制，而股指期货更多的只是一种针对机构投资者的风险对冲机制。然而，由于期货市场不同于一般市场，或者说，它拥有强于一切商品或投资品市场的特殊的定价能力，这就导致股指期货的做空能量要远远强于融资融券，这也是推出股指期货的意义更为重大的原因之一。
第六，能较好推动中国证券市场走出“政策市”的浓荫。
中国的股市被一直认为是“政策市”。前面所谈的8轮行情都有政策原因。近年来尽管政府努力淡化“政策市”形象，甚至在新股发行环节中也取消了“窗口指导”等常规措施，而采取了“市场化的发行”，但是“政策市”的身影却一直在我们四周徘徊。可以说，每一轮利好政策的释放，都往往能引发一波争先恐后的投资狂潮；而当上证指数在均衡水平（目前可谓3000点左右）附近盘恒时，货币政策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投资者敏感异常，股市也往往会因此上演“过山车”的行情。股指期货推出后，有理由指望这种局面有所改观。2006年10月，上证指数曾突破自2004年4月以来所形成的大圆弧底，走出了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到2007年10月，最高点位涨至6124点！如果当时已经推出股指期货，则机构就有可能腾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从而A股市场也就有可能不会出现像2006年那样的单边奋勇上涨的行情。当然，集体代理制的开放基金的制度设计也有待进一步改进。再如，更远些的，2001至2005年从2245点到998点的单边下跌的行情也不大可能那样得淋漓尽致。
四、股指期货在市场上容易造成哪些新的问题？
从长期看，股指期货无疑已经搭建了中国资本市场上多空对决的新舞台；但若从短期看，股指期货的推出则并非没有可能会加剧市场的各种非理性行为，从而导致干预市场的政策力度也会不断加大。在新工具刚起步的阶段，不过分追求成交量和增长率，而把着眼点落在市场功能的发挥和制度体系的完善之上，可能更为明智。为此，我们不仅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现新的问题，而且也需要在理论上作若干前瞻。
第一，股指期货并不能直接减少市场的非理性行为。
股指期货并不是以现货行情好坏来论成败的。毋宁说，股指期货的价格变动是以现货市场为依托，而现货市场的走势又是以宏观经济和上市公司的业绩作为基本支撑的。若单纯指望股指期货能带动股市走出一轮新的上涨行情，则从理论上讲就已经犯下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其实股指期货既不能减少市场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也不能减少投资者的其他非理性行为，更不能直接导致中国证券市场的新股发行与退市等机制变得更为合理。可见，改革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
第二，一段时间内股指期货有可能加剧中国股市的波动。
任何一种金融衍生品并非天生具有平抑市场波动和价格发现等功能。如上所说，股指期货也并非没有“助涨助跌”的放大功能。据统计，全球股指合约70％以上是投机合约，10％左右是套利，剩下的才是套期保值。⑦ 现实中，在期货这个“零和市场”上，所博弈的毕竟还只是“对手的犯错”，而不是“价格回归”。以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为例，尽管铝、螺纹钢等的库存已堆积如山，但其价格照样可以节节攀升。也就是说，供求关系在短期内一般地并不能主导市场定价。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加转轨”的经济体中，博弈双方所争夺的，毋庸讳言，更应该是央行的货币政策趋向宽松还是趋向紧缩？或者说，更应该是国家的宏观调控的大政方针。
第三，为争夺改革蛋糕市场当事人的规避行为将很难防范。
有报道称，尽管中金所已经层层设卡，但规避限制的行为仍然在不断地涌现。一些私募基金已经陆续地开通了股指期货账户。虽然有规定，股指期货单个账户的最大持仓规模不得超过100手，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个人名义开出上百个账户当下也并非难事。私募基金大多不愿放弃利用杠杆单边做多、做空和T＋0交易的机会。截至2010年4月7日，成功开立股指期货交易账户的投资者已达4740户（其中约90％投资者来自商品期货市场），而且开户数还继续呈明显增加的态势。可见5000个开户数定额还是够用且偏大的！因为，在我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上，主要做市者一直就只有那么几家，但却照样能做得风生水起、轰轰烈烈。
第四，大部分投资者很可能因此倾向于更高风险的投资。
在一个不能完全做空、没有真正意义上多空基金、杠杆比例又不能达到10倍以上的市场上，进行套保赚取微小差价就有可能变得得不偿失。由此，大部分投资者势将进行单方向的多空赌博，而不大愿意去进行套利或套保。例如，大资金可以杠杆卖空20％的股指期货，而后买入70％或者80％涨势良好的中小股，甚至直接去申购新股。这也是最简单的对冲，在货币流动性还算充裕的情况下，大盘指数下行而中小盘股上涨机会一般都会居多。关键是能否维持股指期货账户资金。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可以通过“银证通”等方式自由地来回腾挪资金，而一个有充足资金申购新股的股指期货投资者恐怕难以受到同等优待。其结果，它便极有可能将股指期货账户中的资金挪去做现货，从而导致账户资金不足。
第五，相当长时间内大资金参与的最大风险可能还是在于调控政策。
尽管政策市会因股指期货而有所淡化，但是对参与股指期货的大资金来说，最大的风险可能还是在于调控政策。例如，若股指上涨过快，则监管层将会加快大盘新股发行的节奏，或加快再融资的步伐，或社保基金做多而不允许指数点位大幅下跌等。2008年春，“平安保险”、“浦发银行”的巨额再融资计划，曾经让市场谈虎色变并至今心有余悸！值此，参与股指期货的民间资本恐怕就难免或只能是一筹莫展。2009年中国大宗商品收储时，金属期货市场的走向就曾被人为直接扭转，导致当时的“做空集团”全军覆没。
第六，多数中小散户投资者在开初阶段将很有可能被拒之门外。
就我国证券市场看，最低50万元的准入门槛已将绝大多数中小散户投资者拒之门外。2010年3月15日证监会曾发布《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股指期货指引》征求意见稿，明确了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股指期货的程序、比例限制、信息披露、风险管理、内控制度等事项⑧，但“基金准入细则”至今仍未公布与完善。一般的基金很有可能根本搭不上股指期货4月16日这个头班车。另外，出于保密维稳等需要，监管部门近来几乎集体“失声”，此外，“社保基金”、“保险资金”、“阳光私募”、“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特殊法人机构，究竟何时才能踏入股指期货市场，至今也仍然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非常乐观地展望：未来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定会更多地关注“民生”和“财产性收入”；一定会更多地鼓励“民间资本”和中小“民营企业”。此外，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源定价机制一定会由此变得更加民主，主力与散户的博弈也将会趋向诚实和公平，投资人和集资人两大集团的制衡关系也将会进一步理顺。舍此，中国证券市场将难以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也无法把握好“金融海啸”之后世界经济重建进程中各种新的战略机遇。
收稿日期：2010-04-10
注释：
①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CFFE）:China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d。
② 萧琛、于江淳：《美国股票指数期货（SIF）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年第12期。
③ 萧琛：《世界经济转型与中国：潮流、风暴、“入世”与“入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④ 马卫峰：《期指将有利于长期资金入市》，《上海证券报》2010年04月。
⑤ 喻博、刘成彦：《新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路径及特点》，《上海证券报》2009年10月。
⑥ 巴曙松：《股指期货上市将为投资者提供高效避险工具》，新华网2010年04月10日。
⑦ 叶檀：《对股指期货要冷静冷静再冷静》，《每日经济新闻》2010年04月08日。
⑧ 于海涛：《〈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股指期货指引〉征求意见稿出炉三类基金允许参与股指期货》，《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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