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及其替代关系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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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是经济学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现代制度分析理论指出,市场、计划机构和企业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方式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我国理论界关于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但迄今为止,关于实行计划制度的理论基础在我国理论界尚未根本动摇。

一、资源配置理论的发展

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及其替代关系,是当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一步说,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在深层次上都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令人关切的是,大量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表明,中国多数学者和改革的实际操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亟待纠正的偏差。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及其替代关系虽然对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学者是一个老问题,但那里的学者对它的认识却是逐步深化的。市场经济对于中国学者是一个新问题,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理论的不同时期的观点都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影响,但总的来看,较早的陈旧的观点对中国学者的影响更大,由此产生的思维定势束缚着理论工作者的思想,并对改革的实际操作产生了消极影响。显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讨论是很有意义的。

从斯密时代开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主题从流通转向了包括流通在内的大生产领域,真正探讨了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在斯密的著作中,资源配置问题被局限于社会分工的扩张机制,并认为自由市场交换作为“看不见的手”,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唯一方式;政府只是一个“守夜人”,而企业不过是市场活动的主体,并从属于市场。李嘉图以方法上的一贯性把这一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峰。他在资源配置的基本问题上与斯密没有重大差别,这是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源配置方式一元论的观点。这一理论统治西方经济学百余年,并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在这百余年的历史中,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一元论的观点,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逐步遇到挑战,并最终导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与变革。

在宏观方面,与李嘉图同时代的马尔萨斯以及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已经开始批评资源配置方式一元论的观点,他们从不同角度的分析出发,认为单靠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不能解决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问题。马尔萨斯甚至用“有效需求”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的思想,但这些批评并没有给资源配置方式一元论的思想给予关键性的打击。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一个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和规范性的分析,论证了劳动市场均衡所决定的就业水平与总产品市场均衡所决定的就业水平二者之间存在差距的可能性,并主张通过政府的某些宏观操作来实现充分就业,在特殊的背景下,这一理论的出现受到极大欢迎,并对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影响,是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的思想成为后来以萨谬尔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重要内容。至此,出现了资源配置方式二元论的观点,即认为不仅市场机制可配置资源,政府操作也可以配置资源,只是方式与适用范围不同。

谈到资源配置方式一元论在宏观方面受到的批评,不能不提到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通过辩证的方法建立了一整套关于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市场经济制度必然导致宏观失衡的理论,否定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优越作用,并主张在实行政治变革后由国家计划统一管理社会经济活动,这是另一种关于资源配置方式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长久影响。

在微观方面,资源配置理论在斯密、李嘉图以后发展得日益精巧、严密。戈森、杰文斯、马歇尔、瓦尔拉、帕累托、庇古等一批杰出学者应用边际分析等工具,给出资源配置理论一个规范化的、“成熟”的体系,创造了新古典经济学。至此,经济学家似乎再无大事可做了,资源配置方式一元论的观点似乎在这种分析架构之下获得了有力支持。但正如牛顿力学的成熟形态反而暴露出它所包含的深刻矛盾一样,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保证其逻辑上的天衣无缝,不得不借助脱离实际的假设,并把市场失灵引起资源配置障碍问题逐出了经济分析范围之外,从而也使自己陷入窘困之中。它在市场的完全竞争,价格机制的充分运作,市场交易费用为零等假设下讨论资源配置,显然与现实相去甚远;它把外部性、垄断和公共产品生产等因素引起的市场失灵看成一个由政府法律、税收来处理的问题。这样,新古典经济学便成了一个自我禁锢的学者们的象牙塔。

1937年,罗纳德·科斯发表了《厂商的性质》一文,此后他陆续发表了《联邦通讯委员会》、《社会成本问题》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科斯阐述了不同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大小与资源合理配置的关系,为现代制度分析理论奠定了基础。后经威廉姆森、斯蒂格勒、舒尔茨、登姆塞茨和诺斯等人的进一步研究,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制度创新理论在内的制度分析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以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分析为主线,给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比较基础,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资源配置方式多元论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以其方法的一贯性、概念的系统性以及结论对现实生活的卓越的解释能力,使经济学发展正走向一次新的综合。

二、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及其替代关系

以科斯学说为基础的现代资源配置理论包含了许多经典作家的重要研究结论,对它作出一个一般性概括决非易事,但我们仍试图这样做,并对某些问题作必要的讨论。

(一)资源配置的本质。从现代制度分析理论经典作家的论述看,资源配置与交易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对资源配置的认识,也就是对交易的认识。但这里的交易是广义的,决不只是市场交换。威廉姆森给交易下的定义是:“当一项物品劳务越过技术上可分的结合部而转移时,交易就发生了。”①这时候,同样可以说资源配置也发生了。生产过程在技术上当然不是无限可分的,由技术性质决定的不可分生产单元的规模一般要小于由其他原则(如成本--效益原则)决定的不可分生产单元的规模。技术上不可分生产单元的形成,往往是许多技术上可分的生产单元连续发生交易的结果,但就一个特定过程来说,技术上不可分的生产单元总是确定的。生产单元之间发生的资源转移就是资源配置,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约安排就是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易费用就是实现资源配置的费用,科斯曾主张把生产要素视为权利,也包含这个意思。②

资源配置是人类面临的基本经济问题。张春霖先生在他的重要著作《企业组织与市场体制》中,把动力问题与资源配置问题并列起来似有不恰当之处。③动力问题归根到底是人力资源配置问题。人总是在工作与闲暇之间进行选择,这是现代社会人的最基本的私有权利,当工作的边际效用小于闲暇的边际效用时,人便会放弃工作而增加闲暇。当某种制度因素使人的这项基本的私有权利受到削弱时,人的选择便会与社会范围内资源合理配置所要求的选择不一致,于是便产生动力问题。④

(二)资源配置方式。为了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便产生了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问题。资源配置方式是实现资源配置或交易的制度安排。产权关系、意识形态、乃至风俗习惯,都属这个范畴。

从资源配置方式所规定的人际联系的内容上看,可以将资源配置方式划分为市场协调制度、企业协调制度、政府协调制度以及家庭制度和社团制度。由于家庭制度和社团制度在现代国家间没有重要差别,前三种制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程度便成为比较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现代制度分析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现代制度分析理论在这方面产生了两个基本思想。

1.依据科斯的学说,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资源配置方式(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状况是否最优紧密相关。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在产权边界清楚界定的情况下,一切经济活动领域都可以通过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包括市场在内的任何资源配置方式运行时的交易费用都不可能为零,在一定条件下,总有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费用是最低的,于是便有了资源配置方式选择的根据。总之,离开对交易费用大小的判断,无法说明各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劣问题。

2.科斯认为,企业是“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在企业内部,生产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被取消了,行政指令替代了市场交易。”谈到政府的作用时,科斯说:“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但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⑤鉴于政府与企业在决策机制上的相似性,威廉姆森把此二者一般化为层级制(hierarchies,也译作科层制)这样一个概念。张五常先生则从契约性质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与市场没有本质区别,甚至不承认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这些理论大家的思想有不同的一面,也有相同的一面,这就是他们都承认市场、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区别的相对性。但是,在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时,把企业和政府混同起来,显然是不恰当的。

(三)资源配置不同方式间的替代规律。科斯在舍弃交易费用为零这个假设的情况下,主要通过交易费用大小的比较,来说明市场、企业和政府之间相互替代的原因。他认为,企业替代市场时,是因为企业这种经济组织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场时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结果”,但并非在任何时候“通过企业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必定低于被取代的市场交易成本”,从而决不意味着企业替代市场总能使收益增加。有时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会很高,尤其是当许多不同活动集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之下时更是如此,这时,“一种替代的办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但政府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而“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般都有过高估计政府管制的优点的倾向。”那末,市场、企业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分界线应定在哪里”呢?对此,科斯认为“必须通过对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际结算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⑥科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直接求助于“实际结算”,显然给人们出了一个难题,而威廉姆森却进一步构造了关于市场配置资源和企业配置资源的分界点的理论模型,做了富有启发性的工作。

威廉姆森在他的模型中建立了两组成本概念。⑦一组包括企业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和企业自己生产某一场时的生产成本;另一组是市场组织的治理成本和企业不自己生产而向市场采购某一物的生产成本。这里,每一组中的治理成本就是企业和市场组织资源配置时的两种交易成本。;⑧而每一组中的生产成本被威廉姆森假设为和某物品的生产规模有关。不能看出,第一组成本之和若小于第二组成本之和,企业替代市场就是有利的;若相反,市场替代企业就是有利的;若二者相等,便有了二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分界点。

威廉姆森进一步认为,上述两组成本的相对变化是资产专用性的函数。一方面,资产专用程度越高,契约关系连续性的意义越重大(连续性若得不到保证,会增大投资者的风险),市场配置资源的交易成本也越大,企业替代市场便会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资产专用程度越高,市场需求对该资源利用的规模经济的意义就越小,企业替代市场的规模经济损失也就越小。总体来看,资产专用程度越高,企业替代市场的意义也越大;企业和市场相互替代的分界点便可用资产专用性指数来表示。

威廉姆森的思想显然对政府替代市场也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因为政府与企业间存在某种相似性。这一理论模型很富有启发意义,但应用这一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困难仍然存在。例如,资产专用性指数的数量化就有很大的困难。不过笔者认为,总提出要解决实际问题,是对理论经济学的一种苛求,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庸俗秉性。我们只能赞赏理论模型对客观过程的某种解释能力;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必须把理论的解释能力与经验观察结合起来,前者是后者实现的理性工具。依据这样一个认识,那末,中外杰出学者对现代制度分析理论或发出由衷的赞叹,或肯定其积极意义,便是可以理解的了。⑨

三、我国理论界关于市场经济认识的若干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有少数学者应用现代制度分析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问题进行探讨,拓宽了人们的思路,并在实践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对我国各级政府的经济决策能够发生重要影响的经济理论,除受某些传统影响外,仍囿于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充其量也未能摆脱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框架。推行经济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中共十三大之前,大体上以综合平衡、完善计划的理论为主导;十三大至十四大期间,若排除小的波折,经济理论的主流是强调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四大以后,开始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说在不断进步,但与改革的实际要求相比,始终存在理论研究与宣传滞后的问题。有时候,中央正确的改革主张没有在社会范围内产生出普遍的理解与认同。下面我们对每一时期主流经济理论的核心论点及其影响进行简要评论。

(一)第一时期的核心论点:依据价值规律完善计划。依据价值规律完善计划,是我们非常熟悉、以至不以为怪的一个论点。这一论点事实上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坚持计划经济的同志在理论上的立足点。显然,这一论点如果能站得住脚,市场经济改革就没有必要。

“完善论”算不上理论上的创造,几十年前兰格就有了这样的思想,只是其中国翻版的出现晚了一些时候。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要把市场交换规律转变为计划者的自觉行为,其实质是对市场机制的模仿。比如,根据计算出的可能的价格去制定计划价格,根据可能的市场需求去安排计划供应等。这种模仿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这种模仿必使计划经济的运行费用超过市场经济的运行费用,从而使其失去存在的意义。通过模仿市场机制来替代它,并不能取消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费用,如货币制度的成本以及谈判、签约、履约等方面的费用,反而会增加计划经济本身的操作费用。决定这个操作系统运行的因素十分复杂,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很难成为计划决策者的主要目标,由此产生的低效益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其次,为精确模仿市场机制,对于信息的采集、传输和处理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准确,二是及时,但满足这两个要求的费用是非常巨大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信息的残缺、失准以及信息处理的后滞是普遍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也存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但在非公共信息方面,由于信息处理伴随生产分工而高度专业化,以及信息处理主体与利益主体的高度统一,会大大提高信息处理的效益。再次,模仿市场机制还存在一个逻辑悖论。模仿行为应以模仿对象的存在为前提,但计划经济却要在取消市场机制这个模仿对象的情况下去模仿它,模仿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在计划者脑子里,市场机制是一堆概念、公式,是一个在许多脱离实际的假设之下的抽象物。因此,忠诚的计划者常常陷入“计算机乌托邦主义”。最后,认为政府计划要靠自觉遵守价值规律去完善,在理论上犯了一个根本错误。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有一种替代关系。具体说,当市场机制能够较好地配置资源时,就没有理由去用计划模仿(或替代)市场,实际上也无法去模仿它;只有当市场配置资源失灵,或市场调节在产权结构明晰、合理的状态下,仍无法使其运行费用低于计划调节的运行费用时,计划调节才有必要,但这时决不是要计划遵循价值规律,而是替代(或背离)价值规律。中国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而不是通过模仿市场去完善计划。

(二)第二时期的核心论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设想在提出之初,包含了对政企分开和国家间接调控经济的肯定,有利于推进改革。但这一设想的主导思想是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具体说,这一设想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它包含了对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某种价值判断,似乎国家计划的资源配置功能要高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而企业只要放在市场中活动,就会受到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约束;企业在经济分析中仍然是一个“黑匣子”。显然,这里存在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一论点在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的认识方面是模糊的。政府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机构,不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直接配置资源,还可以通过对各种权利的界定帮助市场降低其运行的交易费用,这两种情况都不是政府调节市场。在宏观领域问题会复杂一些,这里不便展开讨论。“市场引导企业”也未能概括出二者关系的本质。市场上的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当然会对企业投入行为发生影响,但本质上是收益最大化原则决定企业的行为,而不是市场引导企业。市场和企业是交易的两种不同的契约形式,二者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其优劣只能由它们在运行中的交易费用大小来决定。

(三)第三时期道重要论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的论点,见诸于许多倡导改革的文献中。不能否认这一论点的提出在特殊背景下的重要意义,但同样不能否认这一论点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上的消极作用。一方面,从理论上看,这一论点仍然没有摆脱资源配置方式一元论的思想框框。市场经济决不等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市场经济作为对现代社会经济体制的概括,应包括现代社会实现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或制度安排。张春霖博士对此曾谈到:“现代市场体制是一种结合型市场体制,这种体制是由行政协调机制和市场协调机制结合而成的。”[(10)]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已说明这一点。这里讲的行政协调机制主要指的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因此,如果通俗地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和现代企业组织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方式。当然,这里并不排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里,我们尤其强调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不仅在其内部组织中直接通过行政协调进行资源配置,而且也是市场协调机制的内在要素。市场上的价格信号以及市场交易制度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都须通过企业的活动来实现。企业的投资方向由其利益约束机制决定,各种市场价格信号仅为企业决策的条件。另一方面,从实践看,这一论点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一套关于经济改革的语言符号系统,容易使改革的实际操作者误入歧途。这里有一种前提误导的逻辑推理:既然市场经济就是市场配置资源,于是就倡导兴建各类市场,而企业主体问题则仅仅被看作是一个对经济效益有影响的“内部经营机制”问题。近年来,中国一些规模并不大的国有企业以“引入市场机制”为改革方略,纷纷划小核算单位,成立分公司,建立所谓内部银行,把本应留在企业最高层的投资权下放了,在企业内部搞出了“诸侯经济”。这些出于理论误导的做法,削弱了企业内部行政协调机制的作用,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运行成本,不符合资源合理配置的原则。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这一论点与前述论点有很大差别。十四大提出的论点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没有否定企业与政府的作用。但是,在理论宣传中,由于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十四大的正确论点被广泛扭曲了,给它贴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标签。据此,笔者呼吁,经济理论工作者自己首先应摆脱某些陈旧的国外理论的影响,正确认识市场经济,以便使我们的经济理论能更好地指导改革实践。

注释:

①⑦O·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纽约自由出版社(1985),第387页、第90-94页。

②⑤⑥罗纳德·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第52、第21-25页。

③⑧⑩张春霖,企业组织和市场体制,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第26、115、127页。

④关于私有权的削弱及其后果的讨论,参见菲吕博腾、配杰威齐,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载《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第206页。

⑨刘伟、平新乔,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与企业行为分析,经济研究,1989年第1期,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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