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域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社会心态考察
——以福州古桥的个性解读为例
李 芊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001）
摘 要： 桥作为通济往来的物质承载，在福州民间具有沟通黎庶/士绅、百姓/社稷、凡俗/菩提的象征内涵，古桥所连接的二元主体在长期的联通互动中，折射出福州社会丰富的文化心理，包括其汲取先进文化的进取心、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心、敢为天下先的自信心以及普渡众生的慈悲心。这些社会心态不仅助推了福州地区在有宋一代和晚清时期的辉煌，其对当前福州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亦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 福州古桥； 社会心态； 文化软实力
陈广宏在《假晶现象：明代福建地区文化特征漫说》中曾对福建人的社会心态进行过分析：“长期处于汉文化圈外的事实，倒多少使这里的文化显示它的底蕴不足，这始终是这一地区文化人的一种自卑情绪，他们普遍缺乏足够的自信，去发展本地区的自我意识。”[1]文中所言虽过于沉重，但也指出了部分事实，即包括福州在内的整个福建社会多少怀有自卑心态，因此在发展本地区的特色文化时往往缺乏应有的自信，针对这一问题，文章试图借助福州十邑古桥这一历史触媒，重新挖掘、审视曾经创造过宋代人文盛事和近代历史辉煌的福州地区的部分人文心态，以期对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思考维度。
一、黎庶/士绅的跨越：福州古桥的文教意象
桥在过去为穿险度水之物，对于庶民阶层来说，登第入仕有如越洪涉浪，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即有“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之语，将仕进比作“济水”。同样地，在古代福州“济水登岸”亦具有步入仕途的政治象征含义，而助人济水的桥自然与仕进之途——科举考试密切相联。
荣登仕进是传统社会士人的生命理想，亦是一个家族光耀门楣的最佳途径之一，因此福州地区的许多家族将这一美好的愿景寄托于“桥”之上。比如清代邑人刘凤卿曾许下宏愿，若其子能一举高中便造桥一座以谢神明，后天遂其愿，于是有了今鼓楼区水部门街上的“高陞桥”。再如闽侯南通镇银安村至今流传一个故事，说的是该村一位赵姓员外曾将尚无功名的准女婿拒之门外，女婿在激怒之下在村口的石桥上写下“不骑白马不过桥，不登科甲不完亲”之语，数年后，女婿功成名就，岳父不仅亲自出门迎接，还双手奉上巨额陪嫁，“不骑白马不过桥，不登科甲不完亲”遂成为银安一带激励后生的俗常用语[2]。流传于福州民间的这些传说皆将科考与桥相联系，可见“桥”在古代福州士民心中具有庶民阶层向官僚阶层过渡的象征意义，而一些家族通过与桥的生发联系——中举而造桥或中举而过桥等方式向社会宣告家族成员鱼跃龙门的顺利结束、平步青云的体面开始。
媒介的偏向性和操纵性所引发的当然不仅仅是新闻真实的问题，对可能造成的其他问题以及解决方案本文不做探讨。AI与新闻业融合对新闻真实的冲击，会造成媒体公信力的降低以及不断引发媒介恐慌等，网络舆论环境也会遭到空前破坏。因此，下文将对AI引发的新闻真实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设想。
金榜题名在古代福州还常常超出了一个家族的期待范围而成为乡村社会的共同理想，飞盖桥便是这种信念的产物。飞盖桥与宋理宗朝宰相、闽清人郑性之有关，据传郑性之自幼聪颖好学，但因家中贫困无力赴考，乡人不忍隐没其才，遂倾囊相助，终使其一举夺魁。郑性之告老还乡后为报乡人旧恩，捐出多年俸禄修缮乡中旧桥并更名为“飞盖桥”。通过桥这一媒介，爱才的乡人得到了切实的回报，而受惠的才子在一偿夙愿的同时也彰显了衣锦还乡的荣耀，这种互为因果的循环往复对整个福州社会来说无疑具有积极的双向引导效应。
但是，福州民众对于官方意志并非全盘接收，在某些场合亦表现出奋力抗争的一面。由于古代福建猴患频频，为免其祸，自唐代起福建各地均有猴神崇拜的传统，对于猴神信仰，官方政府以为荒诞不经，虚耗民财，故严加禁止，但对于官方政府的权威意志，福州民间却表现出了极为顽强的反抗态度，猴王庙屡建屡拆，屡破屡立，而从最终结果看，民间力量在与官方政府的博弈中最终占据了上风。《闽杂记》卷五《补遗》载：“至方伯去任后，吏有梦神责其与毁者，惧之，许为重建。”[4]其谓官方重建祠庙是惧于猴圣的神力，但是这一无法求证的暧昧陈述背后很可能是地方官员慑于民间的强烈意志而被迫作出了让步。另据郭柏苍《沙合新港开塞合编》载，清政府曾勒令移除福州屏山贡院旁的大圣庙，但其后不仅同意将祠庙改迁它地而且还表示改迁时将“差官督率”[5]，官方政府这一前后迥异的矛盾态度反映出其对民间力量的最终妥协，时至今日，福州地区依然遗存着大量的大圣祠庙。而福州民众这种“不受教化”的行为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福州地区的特色文化——海洋文化的影响所致，这一文化勇于抗争、富于冒险的精神内核催生出了福州民众不受约束、积极反抗的另一种典型个性。
二、百姓/社稷的对话：福州古桥的政治意象
进行高敦施工中，要充分考虑施工的安全性，以长远的角度审视高敦施工。高敦施工的承重功能靠钢筋支撑，钢筋施工工艺非常重要。钢筋的使用位置应有明确的标准要求，按照相应标准对钢筋进行有效处理，对钢筋进行明显的标记。使钢筋搭建有序进行。进行钢筋搭建时确保搭建的稳固性[2]。
福州民众曾通过对桥的命名来含蓄表达对施政者的意见。据《淳熙三山志》卷四《内外城壕·桥梁附》载，曾任福州知州的谢泌曾倡议将原本为木桥的澳桥改为石桥，但直至离任工程仍未竣工，乡民感其多行仁政，故将建成后的石桥更名为“去思桥”，以寓感恩之情，同时通过这种方式对为政严苛的继任者严辟疆提出委婉批评。
利用本实验建立的ddPCR和qPCR方法分别对53份从猪场采集的样品进行检测。结果显示：53份样本中，qPCR检出48份阴性，2份为阳性样本（Ct值23～28），3份为可疑样本（Ct值33～35）；ddPCR方法检出的48份阴性样本，5份阳性样本。两者检测结果基本一致。结果表明：本实验建立的 ddPCR方法和qPCR方法都能检测相应结果，而ddPCR结果更加可靠和精确。
除了借助桥对为政者予以臧否褒贬外，福州民众还通过桥的附属建筑如祠堂或庙宇等，对官方意志予以回应。比如建于台江区万寿桥头的“万寿尚书庙”，主祀对象为民族英雄、福建莆田人陈文龙，其因力主抗元而与名臣文天祥不分轩轾，被历代统治者一再追封，至清乾隆时又有“水部尚书”之号。对陈文龙信仰的日益重视自然是出于封建政府宣传忠孝节义思想的需要，但这也与福州地区崇儒学、尚忠义、重节气的精神传统相呼应：福州历史上曾涌现出诸多忠义之士，如不愿与奸佞同朝、飘然挂冠归里的北宋著名词人张元干，反对议和、坚决主战的南宋理学家黄斡，大败倭寇、驱逐荷兰殖民者的明朝宰相叶向高等等，节义精神的高度契合使祭祀陈文龙的庙宇遍布福州全府各地，并且由于陈文龙封号“水部尚书”中含有一“水”字，故民间又称其为“镇海王”，在急需镇水的桥边多有祠庙供奉。
削弱社会大众由于“杨丽娟事件”的“污名化”运动对粉丝群体形成的刻板认知，让更多人看到粉丝形象积极的一面。
科举仕进成为一种集体信念，不仅与福州社会爱才惜才有关，亦有福州乡人以此为径转变区域弱势，将福州这座中央政府统治下的边城纳入正统王土的心态，南台沙合桥的修建就是这一心态的现实反映。沙合桥得名于晋代郭璞作于福州的《迁城诗》：“南台沙合，河口路通。先出状元，后出相公。”所谓的“南台沙合”是一种水文现象，说的是古代南台一带水势苍茫，平时往来需要靠舟船相济，但一旦江潮涌沙，沙积成滩，人们便可涉足而过，但这一奇特的现象并不常见，但有意思的是，有宋一代南台一共沙合四次，而每次沙合，福建地区均有名人涌现，南宋王明清《挥尘录·前录》卷四载：“章得象相时，沙涌可涉；政和六年，沙复涌，已而余深大拜；十余年前，外舅方公务德帅福唐，南台沙忽再涌，已而朱汉章、叶子昂相继登庸。”[3]章得象、余深、朱倬（字汉章）、叶顒（字子昂）皆为福建人，四人皆曾官至宰相或副相，《挥尘录》将特殊的自然现象与人文景观相附会的心理典型体现出福州士民对提升区位优势的一种强烈企盼，因为无论是宰相或是状元这些为中央政府认可的精英翘楚，在跻身政治权力中心后便使借助权势来回馈乡梓、改变乡情有了极大可能，而这一心态在有元一代时化为“沙合桥”这一具体意象，寄托了时人对区域英才群出盛景的期待。
桥作为沟通物，在古代福州还富有浓郁的政治象征。清朝举子黄元震在为重修合龙桥所作的桥序中将桥与政治的关系阐述得相当明确：“物之兴废，岁日有数，而国家之治乱，民生之忧乐，与夫气运之盛衰，固莫不见此于也。单子曰：‘道茀不行，陈将亡矣！’夫治道，乃民间细事，而识者即以卜兴亡。”其将“修桥”与“治道”紧密勾联，修桥为民生大计，而惟有急民之需方能得民之心、固国之本，桥成为了连接黎庶百姓与国家社稷的重要承载。
三、凡俗/菩提的接渡：福州古桥的宗教意象
福建曾是著名佛国，在福州流传的佛教教派中，以禅宗最为显达，而禅宗可谓是本土化的佛教，它摆脱了烦琐的宗教仪式与清规戒律，强调心灵上的修炼，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参道了悟。基于这一教义，福州众多的僧徒走出佛寺，在俗务中参禅悟道、普度众生，于是或倡议、或募化、或亲自造桥修桥成为了福州僧徒修行的重要方式之一，而福州古桥亦因此有了沟通凡俗与菩提、普度慈航的宗教象征意义。
在现存的福州古桥中，流传着众多僧侣造桥的故事，比如台江万寿桥原本为一简陋石桥，后在元朝万寿寺头陀王法助的倡议和努力下，危桥得以改建，但新桥修成时法助业已圆寂，为感戴其德，新桥之名即取自法助所驻之万寿寺。又如河口万寿桥的修建亦为僧侣的功劳，《河口万寿桥记》载：“水部门外河口渡，河狭舟小，竞渡者众，往往舟覆。鼓山比丘成源恻然于中，乃受上堭善请，募建石桥。”督造此桥的鼓山涌泉寺寺僧成源曾为募化建桥资金而自断手臂，最终感动乡民倾囊相助，为表达对万源的祝福，桥名遂定为“万寿”。因上述二桥同名，福州民间为区分方便，俗称大、小桥，此二桥仅仅是福州僧人筑桥史上的一个缩影，它对福州地区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便利交通方面，更在于助推了民间乐善好施的社会风气。
奇巧生知道事情不妙，硬是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驾驶区。可是操作盘一点儿也不听使唤，奇巧生情急之下一使劲，只听“咔嚓”一声响，操作盘直接被他掰（）断。
桥作为通济往来的物质承载，在福州民间具有沟通黎庶/士官、百姓/官方、凡俗/菩提的象征内涵，古桥所连接的二元主体在长期的联通互动中，折射出福州社会丰富的文化心理：
化济天下的善念借由桥的媒介由佛界转入凡尘后，又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如位于闽侯县的荫岩桥乃祖建孙修，而长乐市的云龙桥上亦刻录了刘姓一族数房子孙前仆后继的修桥史：“宋宣和五载道□祖刘震与祖妣陈氏造桥一所”、“嘉靖十年十代孙口口口同修”、“万历四十二年冬裔孙重修”、“清隆五十八年冬数房裔孙重修”，由宋及清，前后跨度达数百年之久。此外，在众多的福州古桥修建者中亦不乏来自于海外侨胞的身影，如始建于宋代的闽清县合龙桥曾经历多次修复，而较近一次是在民国时期，桥廊中尚留有刻录捐赠者的碑文——“南洋侨胞捐资碑”和“侨胞乐捐碑”；再如闽侯县的十四门桥在民国时曾为洪水所坏，后幸得同乡侨胞解囊修缮才得以继续通行。福州由于滨海之故，海上贸易极为发达，从明代开始福州就有大量民众移居海外，这些侨民在事业有成后，往往思恋故土，倾心回报，其回馈乡梓、兼济祖地的善举从某种层面上折射出福州民间反哺知恩、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佛家情怀。
四、结语：福州古桥的历史经验和现代价值
在许多福州古桥上都刻有建造者名姓、修桥缘由等信息，比如位于闽侯县的十四门桥的桥身东侧刻有铭文：“兴禾里林居广与室中陈二十一娘同发心，舍石桥一十四门，上报四恩三有，下及一切众生，同沾福利。”又仓山区连坂桥铭文云：“当境连满与妻林十六娘为所生父母造桥一所，愿家国平安，同沾利禄。”从这些铭文可知，修桥者的心愿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或者所在家族，更惠及“一切众生”及整个“家国”，这种怀育四海、广泽天下的思想明显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庶民阶层在长期追逐先进中原文化、谋求科举及第的过程中，胸襟日趋成熟，眼界日益提升；百姓群体在与政府的博弈中，既表现出其受儒化、重忠义的一面，但同时亦表现出不受约束、勇于反抗的品质，二者相悖相成地交融于福州民众身上，并在近代社会新旧接替的特殊社会情境下激化出了“敢为天下先”、勇于创新的巨大能量；世俗之众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超越了利己之心，与文士阶层以天下为念的政治情怀相互呼应，使兼济众生成为了福州社会的普世信仰。总之，福州先民汲取先进文化的进取心、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心、敢为天下先的自信心及普度众生的慈悲心，有力地推动了福州地区在有宋一代和晚清时期的兴盛格局。
以史为鉴，福州古桥中所包蕴的积极社会心态对于提升当代福州地区的文化软实力亦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有助于培育新时代福建精神，形塑富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2012年福建省第九次党代会将福建精神归结为“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十六个字，其中对福州传统社会以天下为念的入世心的继承，有利于孕育“爱国爱乡”的家国情怀；对福州传统社会追慕先进的进取心的承袭，有利于锻造“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是对福州传统社会普度众生的慈悲心的光大，有利于催生“乐善好施”的时代风尚；对福州传统社会勇者为先的自信心的弘扬，有利于打造“敢拼会赢”的素质品格。
其次，有助于加强福州社会的文化认同，提升城市文化的竞争力。作为地区的典型文化符号之一，福州古桥及其所凝聚的城市记忆是福州地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体现的积极性、包容性对于提升福州城市魅力，加强对外来移民的文化吸引力，促进地区共同价值标尺的建立，增进不同生活方式的融合，发挥着极佳的聚合作用。
第三，有助于打造福州城市新品牌，支持地区的战略性发展。福州作为海西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其战略定位要求福州城市的建设不仅要尽力满足市民的各种功能需求，更要关注文化的多元发展，从“功能城市”转向“文化城市”，打造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城市文化品牌，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促进福州“大城”形象的确立和国家区位优势的凸显。福州古桥作为地区传统文化载体之一，在工艺层面上曾有“闽中桥梁甲天下”之誉，彰显了精良的大国工匠精神，而在精神层面，其所凝聚的文化元素不仅演绎了福州从国家边缘向核心圈层趋拢的历史，而且也是维系华侨、台胞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弘扬古桥文化是实现福州区域发展纳入国家视野的重要辅助之一。
参考文献：
[1]陈广宏.假晶现象：明代福建地区文化特征漫说[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01）：42.
[2]冯东生编.闽都桥韵[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3：12.
[3][宋]王明清.挥尘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132.
[4][清]施鸿保.闽杂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113.
[5]黄活虎.福建齐天大圣信仰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43.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Based on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Interpretation of Fuzhou Ancient Bridge
LI Qian
（School of Marxism，Fujia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01）
Abstract： As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exchanges， bridges have the symbolic connotations of communicating people and gentlemen，civilians and government，believers and Bodhi in Fuzhou region.The binary subject connected by the ancient bridge reflects the rich cultural psychology of Fuzhou society in the long-term interaction of interconnection，including the enterprising spirit of absorbing advanced culture，the enterprising spirit of taking the world as its own responsibility，the self-confidence of daring to be the first in the world and the compassion of universal beings.These social mentalities not only promoted the brilliance of Fuzhou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late Qing Dynasty，but also hav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promotion of Fuzhou's cultural soft power.
Key words： ancient bridges of Fuzhou； social psychology； cultural soft power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743（2019） 08－0052－03
收稿日期： 2019-06-18
基金项目： 福建教育厅课题“提高福建文化软实力的路径研究——以闽都文化为参照视角”（JA160160）；福建省宣传部课题“福建文化软实力提升路径研究：城市记忆的重现、重构与重生”（FJ2018ZTB005）。
作者简介： 李 芊，1983年生，女，福建建瓯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思政教育，社会文化。
标签：福州古桥论文; 社会心态论文; 文化软实力论文;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