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建构背景下中国传媒改革转型路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路径论文,中国传媒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中国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制度，传媒由此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第一家报业集团试点单位——《广州日报》集团组建，传媒改革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报业集团化、广电媒体集团化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开始全面渗透传媒行业，传媒产业的发展无疑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新闻出版总署在2010年7月发布了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报告，该报告指出2009年我国新闻出版业总产出突破万亿元，达到10668.9亿元，实现增加值3099.7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9%，新闻出版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生力军。中国传媒产业的高增长率以及在GDP比例中的逐年上升，这是传媒改革的实绩。然而，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反映产业规模数据不能显示媒介资源占有的人均水平，媒介资源在群体中的分布形态，内容制作和流通体制等方面牵涉到社会公正、自由、开放等基本原则问题。①随着传媒产业化快速的发展进程，它对社会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因媒介资源分配不公等因素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当前改革转型成为传媒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传媒改革转型：从市场到超越市场
最初传媒改革的路径就是实现市场化，普遍的看法是只要市场解决好了，传媒改革也就成功了。然而，当前失范的传媒景观背景总有过度市场化的阴影，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利用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来超越市场，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向结合。
1.过度市场化导致畸形的媒介景观
近年来频发的假新闻与有偿新闻事件，传媒的过度娱乐化与低俗化等现象，引发了学界与媒介消费者的不满与批评，对于当前传媒失范原因的探析，不少学者指向了过度市场化，正如李良荣教授所说“新闻媒介一旦在经营上走向市场，竞争立刻在新闻市场上展开。竞争的直接目的是众多受众，最终目的是争夺广告。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成了媒介的成败标示，广告成了媒介的生命线。”②因此，在过度市场化的情况下，通过新闻构筑出的社会现实具有“偏城市、偏高消费层、偏服务与休闲”等特征。③同时，我们的新闻媒介还大量存在着利用弱势吸引眼球，提高发行量的情况；新闻媒体在热心帮助“弱势群体”时，有时并没有真正保护弱势的利益，有的只是“好奇”与“游戏”视角。④传媒中大量存在“被观看”的弱势群体，这些被刻板化的农民、农民工以及失业工人的形象，表明传媒并未真正成为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以及自我表达的空间。
传媒中大量存在“被窥视”的弱势阶层以及“道德缺位”的富裕阶层，由此形成了中国式的传媒景观。现实的富人移民潮与“仇富”舆论环境并置，弱势群体的媒介“失语”与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并存，在市场逻辑主导下，社会各阶层的状况未能得到真实呈现。究其原因，依然在市场化本身，因为市场本身不是一个价值中性机制，市场内在的局限性以及结构性偏差是当前传媒景观形成的主要原因。⑤中国传媒改革的起点在市场化，如今造成传媒困境的依然是市场，是当前过度的市场化。就如主持人白岩松在一次访谈中提及的，当前媒体最大压力不是政治压力，而是生存压力，越来越多的媒体因为市场利润而丧失了自己的价值与追求。⑥
2.高度市场化带来传媒机制失衡
关于传媒高度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近年西方传播学界的研究热点。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 穷民主》中就批判了高度市场化、垄断化的美国传媒，他认为新闻自由看似逐渐从政治中剥离，实则为经济利益集团所垄断，从“政治喉舌”变为“经济引擎”，最终扼杀公民自由和社会民主。为此，他提出权力集团应该承担消除商业媒介负面影响的责任。这个观点在其新著《传播革命》中得到更加翔实的阐释，他希望通过学者参与传媒改革，建立非盈利性的公共媒介，从而建设“一个更加独立的、充满活力的新闻业，一个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和一种不再被华尔街和麦迪逊大道的需求所驱使的健康文化。”⑦追溯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和编营制度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化凸现的过程中，针对过度市场化带来的“私人利益侵入公共领域”，⑧美国通过新闻专业主义的建设和编营制度的建构，以实现新闻自由和资本操作的并存，并最终形成了较为合理的新闻传媒制度建设和职业理念操守的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和编营制度改革几乎同时得到完成。
“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新闻学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这些概念，是相互交叉的，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经历了发展变化。”⑨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编营制度的建设本身就是相互交叉的，是现实推动和历史选择的结果。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存的社会景观中，高度商品化的生产目标导致了媒体的社会自律与道德自律的缺席，传媒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合谋，直接影响到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这是我们面临的传媒机制失衡的复杂的现实困境。如果说当年的传媒改革是基于对僵化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突围，那么在阶层分化日益成为中国主要问题的当下，传媒改革转型的逻辑起点应该基于和谐社会建构中的角色与任务的重构。
3.市场认同下的文化精神缺失
目前，和谐社会的构建已经浸润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任务，需要有强大的民族精神支撑。有学者指出，“从社会个体层面来说，中华民族精神促进和谐社会建构主体自身的身心和谐；从社会关系层面来说，中华民族精神促进和谐社会建构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和谐；从民族整体层面来说，中华民族精神增强和谐社会建设所必须的民族凝聚力；从民族关系层面来说，中华民族精神维护和谐社会建设所必须的民族文化主体性。”⑩而民族精神构建的核心就是文化精神的构建，这一切都离不开传媒的力量。然而，2009年我国颁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指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还不高、活力还不强，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相适应，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还不相适应，与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还不相适应。”
这里的“不高”、“不强”以及四个“不适应”暗含着对我们传媒产业的要求，要满足人民群众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要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更要适应对外开放文化传播的新形势。这实际上也为我们传媒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既要适应市场，也要超越市场。在我们发展市场的同时，更要注意和谐社会下文化精神的构建；在适应市场经济，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体系”的同时，(11)还要超越市场带来的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设更加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文化体制，满足人们更深层次的文化需求，文化才能让中国人真正的诗意栖居。
面对过度市场化引发的中国传媒问题，当前和谐社会建构背景下的中国传媒改革的深化，应该从传媒的外在环境与内在环境方面展开，外在环境的改革是传媒改革的根本，即从当前的二元传媒格局向多元传媒格局的转向；内在环境的改革则是传媒改革的核心，即以和谐社会建构为目标，重构新闻专业主义。把建构多元媒介格局和强化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并积极寻找它们之间结合的平衡点，在内外结合当中进一步推动中国传媒业制播分离制度的改革，从而推动中国传媒业的和谐发展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外在环境改革：建构多元媒介格局
李良荣教授曾经非常形象地指出“中国的传媒业长了‘计划的脑袋’和‘市场的肚子’，不得不在事业和企业之间小心翼翼地像走钢丝那样寻求平衡。”(12)即使在当前，我国传媒格局呈现两大体系——党报党刊为核心的媒介宣传体系、都市媒体为代表的大众媒介传播体系的情况下，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党报党刊的媒介宣传体系的使命在于传播党和政府的政策性信息等，主要功能在于中央与各级政府部门之间信息的传通。这类媒介体系主要依靠政府政策资助发行与传播，因此其影响力往往局限在“办公室”。当它们不能出现在遍布城市角落的书报摊时，就意味难以真正进入市民生活，当然就很难对市民产生直接的影响力。以都市媒体为代表的大众媒介传播则是一种政府行政管理与市场化的新闻信息生产与发行的体系，比如崛起于90年代中期的各类都市报、商报，以及最近10年迅速发展的电视地面频道以及门户网站等，它们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信息传播与娱乐文化的主体。因此，对于广大受众群体来说，当前中国的二元媒介格局仅仅是形式上的，真正接触的就只是市场化的都市媒介，这种由媒介传播格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深思。
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法、德等欧洲国家都采用了国有或者公营广播电视传媒体制，公共利益至上是必须坚持的原则。8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下，西欧国家开始改变媒介管理体制，消解公共广播电视的垄断地位，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允许私人资金涉足广播电视产业。西方传播业的商业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国际化诸特点也渐趋明显。在市场化媒介占主导地位的媒介格局中，经济资本通过媒介全面进入市民生活领域，文化的庸俗化与价值的矮化则是经济资本与媒介裹挟在一起的社会恶果，“舆论导向偏离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及公众的根本利益”、“过分热衷于传播物质文化”、“成为低俗文化的制造者和传播者”。(13)面对这种媒介格局，丹尼斯·麦奎尔等学者提出“文化质量的捍卫者发出警告，一个公正的、为现行政治系统服务、对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以形成舆论十分必要的信息系统，正处于危险之中。”(14)
当市场逻辑成为媒介生产的主要逻辑时，经济资本对文化的腐蚀力以及对社会的分化力逐渐显露出狰狞面目，媒介也就背离了其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媒介的产生以及发展的推动力就在于其作为人与人交往的载体，尤其对于失去越来越多的面对面交往机会的现代人，媒介已经成为主要的社会交往形式，媒介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显得异常重要，这也是美国传播学史上多次探讨新闻专业主义都是处在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原因。以哈钦斯为主导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在探讨媒体的社会责任时，要求媒体应该是“一个交换评论与批评的论坛”，报刊应该是“公共讨论的公共传递者”，报刊应该“描绘社会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15)这次讨论的背景就是美国当时遭遇了中国当前在现代化进程中严重的阶层分化问题。
60年后，麦克切斯尼等学者依然重提哈钦斯当年的话题，表明了在高度市场化与垄断化的美国传媒体系下，在经济利益至上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逻辑主导下，媒体的社会责任往往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按照麦克切斯尼为美国传媒提供的改革路径，建构多元化的媒介格局是有效遏制市场化媒介的负面效应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国传媒格局也应该从形式的二元媒介向实质上的二元或者多元媒介格局转变，以遏制当前过度市场化的都市类媒介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建构多元媒介格局，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路径入手：
（一）有力促进党报党刊的亲民化，改变当前“形式上”的二元媒介格局。促使党报党刊的亲民化，提高以坚持主导价值观念的党报党刊的市场竞争力。当前的党报改革应该将遏制过度市场化的都市媒介的负面影响纳入思考的内容，不仅是增强党报自身的竞争力，更是遏制都市媒介庸俗化、泛娱乐化、价值矮化的重要媒介支撑。借鉴《广州日报》的成功经验，以宣扬符合历史发展、思想进步的文化价值观念，使党报党刊成为党与政府的传通平台。这里所提的是“传通”平台不是以前的“传播”平台，“传通”强调的双方信息的互动，而以前主要是传播，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传通”则体现了一种信息交流形式的民主，这应该是当前党报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党报从狭小的“办公室”走向广大市民家庭空间的有效策略，从而丰富市民的媒介选择。
（二）尝试建立由学者参与建设的第三类媒介系统，或者是第三方社会媒介监督系统。当前设置新闻传播类专业的高校已经多达900多所，再加上中央、省级的新闻传播研究所，全国从事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的人员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中国新一轮的传媒改革应该有这个庞大群体的参与，建设一个由学者主导、财政资助的新型的媒介信息生产与传播体系，这个体系完全以社会效应为诉求，建设目标是成为当前庸俗化、价值矮化都市媒介的缓冲空间。最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文件》2010年19号，就改进和完善电影剧本备案、电影片审查的管理工作中，提出属地审查，成立专家学者、业界精英为主体的审查机构，实际上这就是第三方社会媒介监督系统的表现。这类专家学者与精英人士参与建设的新型传媒机构的建设，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它可以作为一个有效与有力的竞争者和监督者，以此遏制都市媒介的泛娱乐化导致的文化庸俗化与价值矮化趋势，这些知识精英参与到当前的大众文化生产中，对当前以消费意识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的单一气质将产生有效的冲击。
第二，它可以为市民提供媒介选择的多元性，一方面引导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丰富与提升大众文化的内涵；另一方面实现市民在媒介选择方面的民主化，改变当前市场化媒介在受众选择市场中的垄断地位。
第三，它可以促使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与实业的良性互动，真正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因为这个群体的学术水平直接影响到未来传媒的生产质量。此外，他们参与到新一轮传媒改革，也是高校服务社会、参与经济建设的有效途径。
三、内在理念塑造：重构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精神
最近10年，专业主义日益成为中国新闻界的显要议题，这表明中国传媒改革的深化面临新的挑战，就如陆晔与潘忠党指出的，“其核心就是新闻工作者如何应对商业赢利与服务公众利益之间的张力、如何应对政党与媒介之间的关系。”(16)目前，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新闻泄密、侵犯隐私权，以及媒介经营中的不正当竞争等新闻传媒发展的诸多问题，说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激活了人们长期被压抑的种种欲望，原来看似坚不可摧的道德意识和各种规范，在应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异质文化时患上了‘失语症’。”(17)这些现象，表明中国传媒在如水一样的经济资本的压力与诱惑力面前，丧失了一定的抵制力。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形象，甚至已经酿成了群体性事件，严重背离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与职业规范。
新闻专业主义既是历史议题，更是时代议题。美国新闻传播史上有三个阶段对新闻专业主义尤其关注。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期，着重于解决传媒与政府的关系，以保障传媒的独立性，发挥传媒的公民教育功能。第二个阶段是在20世纪40年代，此时，正值美国现代化所导致的阶层分化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以哈钦斯为主导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刊》，主要是解决媒体与经济利益集团的关系，促使传媒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传媒应该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理性交往的空间，应该给予社会成员表达自己的机会，以全面展示各阶层的群体形象。20世纪90年代的“公共新闻”运动，则是第三次讨论新闻专业主义。“公共新闻”是由业界、学界和研究机构共同推进的一场旨在“重振社区精神”的新闻改革运动，以报道内容与报道方式的双重“公共性”为特征，这一次也可以说是对40年代问题的延续讨论，依然是解决传媒与更加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的关系。
美国新闻传播史上三次集中讨论新闻专业主义，无疑都是集中在转型带来的社会分化，传媒市场化带来的新闻操守丧失方面，着重讨论新闻专业主义是传媒的社会责任与职业担当。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中国目前所遭遇的传媒困境，实际上集中囊括了美国三个阶段的社会状态和文化样式，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矛盾更加尖锐，情况更加复杂。有学者认为，社会转型中的道德失范，其存在的根据在于“既有的那种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活世界失却了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在于社会生活方式本身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18)如今，新闻与娱乐界限模糊，影视与网络媒体价值矮化，新闻道德失衡与错位，专业主义理念也是莫衷一是，新闻的客观真实理念与现实激烈冲撞，造成专业主义的新闻话语失去了现实的生存空间和提升空间，新闻传媒在“被商业”和“被控制”当中很难实现自身的转型和改革。因此，面对交往方式的变化，面对社会进一步的分层、面对传媒界出现的诸多价值失范和道德失范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在传媒界内部重构新闻专业主义，重塑新闻从业者的角色与专业操守。
在内在理念塑造上，如何重构新闻专业主义？
第一，杜绝对某些阶层的“窥视”与“游戏”视角，营造公民交往的真实与平等的社会交往空间。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传媒已经成为社会成员主要的交往媒介。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应该尊重公民的“四权”，即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媒体从业人员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应该全面、客观地呈现社会成员的形象，杜绝对某些阶层的“窥视”、“游戏”、“好奇”等主观评价态度明显的新闻信息，开放、理性、真实而充分的信息传通是传媒作为公民交往空间的基础，这也是和谐社会建构的信息基础。就如旅加学者赵月枝指出的：“没有社会公正，何来社会和谐？而没有政治意愿表达的民主化和传播领域普遍权利的实现，又如何能实现社会公正？”(19)
第二，突破传媒惯常使用的阶层化叙事方式，彰显传媒是社会共识的建构者而不是阶层的分化者。当前，无论是我国传媒中所谓的被同情的“弱势群体”，还是被仇视的“富裕阶层”，这都是传媒惯常使用的阶层化叙事方式建构的。这种对“弱势群体”同情的叙事法则导致弱势阶层的利益并未得到真正的表达与保护，比如2008年邓玉娇事件，当案件审理尘埃落定时，邓玉娇除了表示感恩之外，还表示将改名，或许这是弱势对传媒过度报道的无奈抵抗。此时的弱势就成为传媒获取消费市场的叙事策略。阶层化的叙事方式是刻板化的社会群体形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当传媒刻意迎合与制造同情弱势阶层，仇视富裕群体的主导社会舆论时，这是通过敲打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脆弱的社会神经来获取发行量、收视率，此时，传媒实际上就是社会分化的舆论制造者，它加大了阶层的裂痕，强化了阶层对立情绪。这与传媒作为社会理性交往的话语系统建构者的社会责任相冲突。
第三，传播主流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凸显传媒成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平台。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公民教育一直是比较匮乏的，这也是当前社会中，频繁发生有悖于现代社会经济原则的社会事件的重要原因。日裔学者福山在《信任》中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的不协调，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现代经济所需要的以诚信为内核的社会关系，他说，中国人的信任没有超越血缘与地缘关系，也不存在社会关系。而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应该是建立在“公民”之上的，所谓公民，即具备以诚信为内核的理性交往能力的社会人。传媒是公民形成的主要场域，尤其是对儿童和青少年，传媒是他们社会化的主要渠道。因此，占据了公共资源以及作为社会公权一部分的传媒，理应承担公民教育的重责，传播主流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应该是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100年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将新闻工作者界定为“职业政治家”，这些“以政治为业”的人，“同学者相比，新闻记者承担的责任要大得多。如果按照平均水平，任何一位有荣誉意识的新闻工作者，他的责任感同学者相比，不但丝毫不逊色，而且较学者有过之而不及。”(20)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曾说：记者“是卑鄙还是崇高、是平庸还是神圣、是浅薄还是高深，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舒适。”(21)因此，新闻工作者只有具有专业的精神和高尚的职业操守，才能真正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才能在社会转型和诱惑重重的时代中保住自己“无冕之王”的桂冠。
四、内外结合的突围之道：加快编营分离制度改革
我们看到传媒产业的多元格局也好，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好，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它们都不是在“真空”当中或者说是单维度的实现，它们是无法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内部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现在已经被市场改写，无虚饰、不空谈，这些曾被重视的新闻价值观被扔进市场的熔炉，重铸出来的是经公司策划那些有可能畅销的新闻产品。这意味着孤傲、脱俗的新闻文化已经被哗众取宠的公司文化体制所取代。”(22)
有学者指出，美国新闻业发展了两股力量来约束大众化报纸的过度市场化或市场“煽情主义，一种是软性约束，即倡导新闻业的专业意识，二是硬性约束，即在制度安排上强调编辑权与经营权的分离。(23)实际上，这两种约束并不是平衡的，中国不缺乏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执行者，也不缺乏资本的支持和渗透，而是缺乏一个有效的机制来真正地解决新闻业市场化和新闻专业化的矛盾，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在强调发展市场时，在加强新闻专业理念时，在内外齐头并进打造时，一定要有一个硬性的制度的跟进，那就是编营分离制度。
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实施细则》，首次提出了“管办分离”的原则，它与“编营分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主张“编辑”（或办刊）和“经营”（或管理）分离，其目的都是为了遏制记者或编辑滥用职权，制造有偿新闻或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谋私利。而“编营分离”思想真正作为制度并写入出版管理则是在2005年颁布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三十八条“期刊采编业务与经营必须严格分开”。国家2009年发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也明确将“抓好党报党刊发行体制和广播电视节目制播分离改革”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经为传媒改革指明了方向。建设编营分离制度，可以说是在新闻采编和传媒的市场化改革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它有利于让传媒真正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有利于推进媒介的多元化经营格局，实现媒介资本和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融合，“考虑媒介集团的事业性质，只要保证国家对可经营性资产的控股，这样的资本运营应该是有效的，也是安全的。”(24)同时，编营制度的建立将有效地保证媒介的编辑权最大限度地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中，新闻生产、舆论导向可以按照传播体制和传播目的最大限度地得到实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建立‘两个轮子’一起转的体制，就是要在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前提下，实行企业化经营，实现办报和经营两个轮子的协调运转”，“这就使报业发展既遵循了新闻规律，又遵循了经济规律，必将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25)
快速发展的中国传媒见证并参与了中国近20年高速的现代化进程，当和谐社会成为当前主要的政治与社会任务，也就表明了现代化发展中的恶果之一：阶层分化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社会问题。和谐社会的建构既是当下最主要的任务，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因为它是实现数代中国人现代化梦想的关键环节。因此，在这一视域下，当媒介成为大众重要的认知社会以及交往途径时，传媒的改革也就必须围绕着“和谐”主题上下求索、内外一致，共同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崛起，为中国人文化精神的重构献计献策加力。
注释：
①潘忠党：《序言：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8期。
②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98页。
③潘忠党：《“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④戴元光、陆琼琼：《弱势群体在中国电视中的“弱势”》，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3年第3期。
⑤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统与权力关系》，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第2期。
⑥曾繁旭、吴虹飞：《对话白岩松：希望新闻改革速度可以更快》，《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19期。
⑦罗伯特·麦克切斯尼，高金萍译：《传播革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3页。
⑧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222页。
⑨郭镇之：《舆论监督、客观性与新闻专业主义》，传媒学术网文章，2004-04-25。
⑩孙文营：《和谐社会建构中民族精神动力功能的层次性分析》，《学术论坛》2007年第10期。
(11)《文化产业振兴规划》，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9/26/content_12114302.htm，2010年8月8日访问。
(12)李良荣：《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现代传播》2003年第4期。
(13)阮虹：《大众传媒企业化运作中的舆论导向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4期。
(14)引自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与重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01页。
(15)引自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105页。
(16)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np? id=3880，2010年6月8日访问。
(17)高炜：《新闻传播失范与制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期。
(18)高兆明：《制度公正性：变革时期道德失范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24页。
(19)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统与权力关系》，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总第2期。
(20)马克斯·韦伯，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78-81页。
(21)杨继绳：《记者这个职业》，《中华读书报》2010年6月24日。
(22)理查德·科恩：《新闻公司化与利润最大化》，《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23)李良荣：《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28页。
(24)林如鹏：《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中国传媒集团作强作大的必由之路》，《新闻大学》2002年冬季号。
(25)李鸿仁、王浩：《试论中国特色的报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中国报刊月报》1999年1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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