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精神：制造的，还是生成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雷锋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0)12-0007-03
在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谱系中，雷锋精神赫然在目。以一位普通军人的名字命名的道德精神之所以震撼人心、催人奋进、引人向善，长时期地被人们敬仰和传承，永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不仅是雷锋个人的伟大，更因为产生雷锋精神的社会思想、社会时代、社会制度的伟大。然而，较长时间以来，社会上出现了淡化雷锋、否定雷锋、丑化雷锋、妖魔化雷锋的思潮，其中，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观点认为，雷锋知识水平不高，不过是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国最强的政治力量“制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政治偶像，雷锋精神是“个人崇拜”的产物，不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不值得宣传和推广。雷锋精神究竟是“人为制造”的，还是“自然生成”的？本文试图对此问题予以解答。
一、雷锋精神产生的深刻思想渊源
雷锋精神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中国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构成了雷锋精神的思想渊源。罗国杰在《论雷锋精神的生命力》一文中认为：“雷锋精神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所形成的一种为人民、为国家、为集体的伟大的奉献精神，它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又继承和弘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形成的革命道德传统，并结合新的时代要求，体现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念，体现了对这一事业的无私的奉献。”
有观点认为，雷锋仅仅接受了几年小学教育，知识水平不高，这就决定了雷锋精神不可能有深刻的内容，也不会有很高的精神高度，雷锋精神是“无源之水”。此观点的谬误之一在于，认为知识水平决定精神高度。一个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与这个人的思想道德境界虽然存在一定关联，但是，一个人的文化知识层次对于其思想道德境界并不具有决定作用。知识提升美德，“格物”“致知”的高度拉升“正心”“诚意”的高度，文化知识水平促进其思想道德境界，这只是一种较高的可能性，或者说是一个总体的倾向性，而表现在每个个体身上则不是一种必然性。一个文化知识水平较低的人，其思想道德修养可能会很高。谢延信、郭明义等道德典范的文化知识水平都不够高，却有着非常高的思想道德境界。从雷锋个人的情况来看，他虽然只接受过小学文化教育，但他心地纯正、志存高远、勤奋好学，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在道德修养方面达到令人仰视的高度。此观点的另一个谬误在于把雷锋精神简单地等同于雷锋个人的精神，没有看到雷锋所代表的不只是他一个人，他是千千万万个“雷锋”的代表，更没有看到雷锋精神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渊源。
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作为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革命军人，雷锋与同时代中华民族的众多优秀分子一样，很自然地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中国革命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并自觉地身体力行。在一定意义上说，雷锋精神就是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中国革命道德的延续与升华，是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是雷锋精神产生的重要思想渊源。雷锋精神诞生的年代是一个宣称与旧时代彻底决裂的时代，在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之下，人们在研究雷锋精神的思想渊源时，总是回避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说明，而是仅仅从中国革命道德、中国社会主义道德的角度来阐释，这种认识和研究状况曾经延续了一段较长的时间。现在再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坦然地承认，中国数千年“德治”传统所积淀的深厚道德意识熏陶了这个文化氛围之中的每一个人，通过雷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我们不难体会出中国传统优秀道德文化所倡导的与人为善的观念、知恩图报的观念、敬业乐群的观念、克勤克俭的观念、精忠报国的观念、舍生取义的观念、天下为公的观念等。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所造就的中国革命道德、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是雷锋精神产生的直接思想渊源。中国革命道德、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在雷锋身上凝聚、升华，展现为极其高尚的精神品质。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构成雷锋精神的核心。雷锋忠实地实践了当好“人民的勤务员”的诺言，他一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在1961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造就了雷锋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在雷锋看来，集体利益至高无上，一个人应该竭尽全力为集体的利益而奋斗，只有集体的事业兴旺发达了，个人的前途和利益才有保障。雷锋把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比喻为“一滴水和大海”的关系，他在1960年3月的一篇日记中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有力量。”第三，雷锋身上展现的“钉子精神”正是与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精神的具体要求。立足平凡劳动岗位做贡献，这是雷锋“螺丝钉精神”的重要内涵。雷锋当过农民、工人、公务员和士兵，都是非常平凡的岗位；雷锋的事迹并不轰轰烈烈，雷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雷锋事迹体现的大都是尽职尽责、助人为乐、甘于奉献，“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整架机器的自如运转服务。雷锋的伟大是平凡人的伟大，是平凡中的伟大。
二、雷锋精神产生的坚实社会基础
关于雷锋精神产生的社会基础，有一种观点认为，雷锋精神的诞生与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密切的关联，甚至直言“雷锋精神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肤浅的。罗国杰在《论雷锋精神是生命力》一文中批评说，“我们甚至可以说，计划经济是不可能计划出‘雷锋精神’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构成了雷锋精神的社会基础。黄楠森在《雷锋精神的社会基础》一文中认为，其社会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实践”。夏伟东在2003年3月18日举办的“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理论研讨会上指出：“雷锋精神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人际关系的真实反映，特别是对邓小平同志所大加称赞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友善的人际关系的反映。”
雷锋精神孕育和诞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刻、最为剧烈、最为伟大的社会革命，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刚刚诞生，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汹涌澎湃，亿万人民豪情万丈、气冲云霄，全身心投入到改天换地的火热斗争之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为新的道德的孕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的社会、新的时代呼唤新的信仰、新的道德，也孕育和造就属于这个时代的英雄，雷锋就是当时一大批英雄人物中最为耀眼的明星。雷锋作为时代的英雄，雷锋精神作为时代风貌的典型象征，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孕育”出来的，可以看到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信仰在人们心中的确立，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背景下对于崇高职业道德的呼唤，也可以看到国家当时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在物质极其匮乏环境中、尤其是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局中所追求的精神超越。
从雷锋个人成长的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出，雷锋在他短短22年的生命历程中，亲身经历了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转变，也亲身投入到变革社会的斗争中。他的经历丰富而又独特，他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对旧社会怀有深仇大恨；解放后当过农民，感受到了翻身得解放的巨大幸福；后来在县里做过公务员、拖拉机手，再到后来到大型工业企业鞍钢当工人，最后到部队做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雷锋的成长与时代的发展天然地、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雷锋以他不断变换的社会角色，以日益升温的革命热忱，以高昂的共产主义劳动热情，以一个纯洁质朴又充满激情的心灵，捕捉、映照、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在像“钉子”“螺丝钉”一样平凡而又前沿的岗位上，感受这个特殊时代的脉动，这一切都让他成为时代的符号、象征、典型、榜样，而他意外且突然的牺牲陡然间加速了一个精神偶像的诞生。
三、雷锋精神诞生过程中的领袖推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雷锋对毛泽东的崇拜是一种“奴隶式的盲从”，雷锋精神是当年中国政治“造神运动”的产物，雷锋精神的出场是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习雷锋运动是推行“个人崇拜”的有效载体。要评论这种观点，无须回避，而是要具体分析一下雷锋与毛泽东、雷锋精神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关系。
从雷锋的角度看，一个基本事实是，雷锋作为劳苦大众的一员，其命运是被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所拯救的，说雷锋是毛泽东的热烈崇拜者并不为奇；更应看到的是，雷锋精神最直接的思想源头是毛泽东思想，雷锋是毛泽东思想积极的学习者、真诚的信仰者和忠实的实践者。他对毛主席无限忠诚，表示“一定要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好战士”。雷锋从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中寻找和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他认为毛主席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深深地教导他，给了他无穷的力量。关于雷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雷锋自己这样总结说：“我学完了《毛选》一至四卷，其他政治书籍六十多本。重点学了《反对自由主义》、‘老三篇’、《矛盾论》、《实践论》。学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后，使我眼亮心宽，懂得了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对我帮助很大。”
从毛泽东的角度看，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这并不是为了突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而是因为他从雷锋这个普通战士的身上看到的是伟大榜样所展现的非凡的鼓舞、引导、示范力量。改造中国的斗争是极其艰难的，社会主义时代需要有新的精神、新的道德、新的榜样。毛泽东主张中国人民需要以优秀榜样为楷模，在革命英雄主义的激励下焕发出战天斗地的热情，中国社会在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后的物质困顿中需要寻求精神的超越。雷锋就是实现这种精神超越的典范，而且是众多典范之中的卓越代表，毛泽东也被这位平凡的英雄所感动，他希望“六亿人民尽舜尧”，都能够成为雷锋那样的人，这样才有了他向中国人民发出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根据毛泽东秘书林克晚年的回忆，1963年2月22日毛泽东解释为什么只用简单的“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字作为题词时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件好事，也不是学他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雷锋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习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求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习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
雷锋崇拜毛泽东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一个“错误”，更不是一种“愚昧”；毛泽东赞赏雷锋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说雷锋精神是“造神运动”的产物，这种观点遵循了一个非常浅薄的、鄙陋的“逻辑”——因为雷锋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所以毛泽东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让全国人都像雷锋那样崇拜毛泽东。在此，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一个问题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明星崇拜”“富豪崇拜”“大师崇拜”等愈演愈烈，一个个“偶像”粉墨登场，闹腾、折腾得不亦乐乎；与此同时，非常令人感到纳闷的现象是，一提到“伟人崇拜”，就只能是“盲目崇拜”，就是“非理性的”甚至“反理性的”，就是“个人主体性的迷失”，就是与旧时代反民主的个人专制紧密相连的“封建愚昧”。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愿思考，这个伟人究竟值不值得人们崇拜，人们为什么要崇拜这个伟人。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也。”郁达夫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在此，可以明确地讲，人必须有所敬畏，一切伟大的人物理所应当被崇敬；毛泽东、雷锋既是光辉的政治符号，也是伟大的人格符号，毛泽东、雷锋都毫不例外地应当被世世代代的人们所崇敬。当今时代的一个悲剧在于，郁达夫当年所警示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今天的现实。
时势造英雄，是中国的优秀文化孕育了雷锋精神，是新的经济制度、政治环境、文化氛围培育了雷锋精神，是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火热的实践造就了雷锋精神。“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雷锋精神的出现是自然“生成”的，不是人为“制造”的。即便说有“制造”成分的话，这个“制造”也不过就是雷锋精神在“分娩”时刻助产师所做的“接生”努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