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史论文,近代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多年前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全球通史》中文版出版，1995年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全球史’是否可能”列为讨论主题之一。自那时起，国内史学界开始议论“全球史观”。进入2005年，《史学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均在其第1期编发了有关“全球史观”的笔谈①；7月份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散发了一份广告，宣布由他本人担任主编的《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将于2006年创刊，办刊目的是与美国世界历史学会主办的《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一道，为世界各国学者探讨全球史问题开辟专门园地；10月份，由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和美国世界历史协会联合举办的“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中外学者近两百人。这些情况表明，全球史观正在成为国内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
到底什么是全球史观？全球史观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对于这些问题有必要进行更加认真的讨论。笔者拟将自己近来对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结合在修订吴齐本世界通史教材近代早期部分过程中的点滴体会，略叙如下，以求教于同仁。
一、什么是全球史
一般认为，1963年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乃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诞生的标志②，而全球史走向成熟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③。需要说明的是，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的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虽然是全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但他基于现代化史观撰写的《全球通史》并不是全球史范式的代表作，该书与目前全球史学的架构完全不同，因此不宜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作为评价全球史观的主要根据。
汉语“全球史观”一词最初译自西文哪个词汇(组)，现已无从查考。“观”字尤其出处不明，而且极易引起误解。汉语的“某某观”通常含有理论体系的意思，而全球史并“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论体系”④。以我们所习用的学术管理术语来表示，全球史在其故乡——美国，仅仅是个与国别史、专门史等等并列的二级学科(世界历史)下的研究方向。在美国许多大学的课程表中，“全球史”和“西方文明史”并列为限选课，本科生可从中选修一门，与必修课“美国史”一起，合成历史科必修学分。从这个角度而言，全球史大致相当于我国高校课程中的“世界通史”。在英文中，Global History、World History和Universal History在全球史的特定意义上通用，这也说明了全球史与世界通史的对应关系⑤。全球史有其理论，但这种理论属于历史编纂方法论，确切地说是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世界通史作为独特的学科领域，当然需要独特的研究、表述和编纂方法。美国当代全球史代表人物之一本特利教授在说到全球史时，也屡屡指出“它是一种方法”⑥。吴于廑先生曾在吴齐本《世界通史》教材的总序中，将世界通史规定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阐述”⑦，也是一种具有世界通史编纂方法论性质的陈述，而全球史理论与吴先生的这一陈述正好属于同一理论层次。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国内有些学者用全球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做比较，把编纂通史的某种方法和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相提并论，似乎不很妥当。
全球史的出现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文化趋同与民族本土文化认同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无疑是全球史出现的最重要的社会背景。全球化带来的所谓“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与著名人类学家雅斯贝尔斯预言“21世纪人类必然产生第二次轴心期并在新的文明世界中实现完全统一”相呼应⑧，历史学家也热烈探讨“有趣的历史问题，即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是怎样形成的”⑨。为了从历史中获得解决当代全球问题的智慧，史学家们“把全球化历史化”(to historicize globalization)⑩。
从学术背景来看，人类学的进展、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否定以及非西方世界的史学研究与西方的“对接”，都是影响全球史出现的因素。
人类学起初以人群的文化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这一点受到质疑。质疑者认为，脱离文化形成过程来谈文化现象没有意义，因此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化的生产与变化，而不应该是文化特征。20世纪下半叶，西方人类学家普遍认同“文化生产说”，并指出持有不同观念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互动是文化生产的惟一形式，变化是文化的常态，文化研究重心即为不断变化的过程。下文将要论及人类学研究的这一新的取向，与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叙事主题非常接近。
西方后现代主义颠覆了“西方模式普适论”，也颠覆了西方学术的“真理性”。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史学家们认为，历史学的“欧洲中心论”并非一种偏见，而是一种学术范式(paradigm)，一套话语体系，一个是非标准；只要在这种范式框架内进行研究，就跳不出“欧洲中心”的窠臼(11)。他们指出，源自西方的现代历史学，总是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置于西方体系之内或之外，而从不承认它们与西方文明的切线关系(12)。更极端一些的史学家因此而反对一切“宏大叙事”，认为形成于19世纪欧洲的现代学术传统是以文化的特殊性、排他性、地方性知识和单一社会特殊经验为基础的，建立在这种学术传统之上的“宏大叙事”不可能超脱，即使不是“欧洲中心论”，也会是其他某种中心论。在这种情况下，有志于“宏大叙事”的史学家就把一种超越文化特殊性、排他性、地方性知识和个别社会经验的叙事框架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力图从不同文化间的互动(interaction)，而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effect)着眼，重绘人类历史画卷(13)。
20世纪下半叶，东西方学术交流日趋活跃，越来越多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学生去往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其中许多人学成后留在当地从事研究工作；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学者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事研究。大量非西方国家历史研究成果因此而得以西文形式呈现，使西方学者眼界大开，认识到一些所谓“欧洲优势特点”在其他地区不仅亦曾存在，而且比欧洲更为突出(14)。于是他们开始从全球发展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重新审视。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实践，不仅逐渐形成了全球史的独特视角，而且对于世界历史发展具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其中值得肯定之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摒弃以国家为单元的思维模式。西方现代学术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正处在建设民族国家和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高潮当中，因此史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都带有以国家为研究和叙事单元的印记。这种学术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世界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具有两个明显缺陷：1.诸如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超越国界的现象均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不容置疑的作用；2.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的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而这一动力由于不是发生在国家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15)。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通史的基本叙事单位应该是相互具有依存关系的若干社会所形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可能只覆盖局部地区，但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出于对网络的关注，全球体系研究也成为全球史学家的课题。
其二，在超越了以国家为单元的思维模式之后，全球史学者提出，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以某个国家的发展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全球发展的整体性只体现在真正普适于所有社会的三大过程当中，即人口增长、技术的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16)。伴随这三大过程，人类进入了地球上几乎所有可以居住的地区，组成了成千上万个具有独立文化系统的社会，彼此之间形成大小不一的经济或文化交流网络；在网络中各地的自然物种互相传播，各种新技术、新观念和新信仰互相交流；与此同时，每个社会也都在不断地摸索和创造与其他社会相处的新手段、新模式，或是征服、利用及制约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或是与之和平共处；物种交换、移民、文化交流等等以前常被忽略的新内容，与社会发展、商品流通、帝国主义等传统命题一道，共同成为描述全球三大过程的主题。全球史学者通过描述这三大过程，为正在全球化时代重新认识本土文化价值的各民族提供了新的审视角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再三，全球史学者认为，在上述三大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因为“人口增长”和“技术的进步与传播”都有赖于这种交流，“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历史就是世界各族互动的结果”(17)。全球史学者着力最多的，就是不同社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为进一步说明这种互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交流，有些全球史学者刻意用“扩散”的概念来取代“传播”。“扩散”一词最原始的意思是指历史上被驱逐的犹太人将犹太文化带到世界各地并且世代传承。全球史学者借用这个词汇意在说明，传统的“传播”概念含有强势社会向弱势社会推行、强迫弱势社会接受的意思，而“扩散”则意味着弱势社会同样可以影响强势社会；强势社会可以在政治上征服弱势社会，但强势社会的文化却会不知不觉地吸收弱势文化的因素，发生“变形”。
其四，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彻底颠覆“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在东西方学界都由来已久，但以往的批评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全球史学者却从学理上分析了“欧洲中心论”产生的原因及其谬误的根源。他们指出，在世界历史领域造成“欧洲中心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前面所说的以国家为单元的思维模式，二是“依据结果反推原因”的分析方法。这两个认识论的错误导致欧洲中心论者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状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兴起的原因，在“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论辩逻辑里纠缠不休，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为全球各国的榜样。全球史学者认为，即使那些主观上有意抵制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事实上也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危害，因为他们在研究中会不自觉地以欧洲作为参照，使用那些仅仅适用于欧洲史的概念和定义，在欧洲中心论者设定的语境下描述和探讨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结果在学术范式上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欧洲中心论”。全球史学者根据全球分析结果指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适性”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18)。
其五，全球史学者在以全球背景为分析历史事件新参数的基础上，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重新进行分析，得出新的结论。许多从单一方面(比如某个国家)考察仿佛具有必然性的历史事件，在进行多方面的(比如同样参与该事件发生过程的其他国家、影响该事件发生及过程的其他因素)考察后就会发现，如果不是各个方面共同提供条件的话，这种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全球史学者提出，在考察一个有若干社会参与其中的历史事件的原因时，要充分考虑其发生的偶然性和特定条件性(19)。他们反对过分草率地遽下“必然”之类断语，强调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通史的新方式，全球史学还处于探索阶段(20)。美国的全球史学者承认，目前全球史学还存在着诸多理论缺陷，其中最明显的是对社会内部发展的忽视(21)。虽然全球史学者认识到，无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22)；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不够，因此在分析跨文化互动对各个社会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时就显得缺乏深度(23)。另外，本特利等全球史学者曾经根据全球跨文化互动的程度为世界历史进程重新划分阶段，但是，仅仅以互动这一点作为断代根据是否妥当？这本身就是还需要商榷的问题(24)。而且，既然全球史学者把跨文化互动理解为全球发展的核心，那么对于“什么是文化？什么是跨文化？什么是跨文化互动”之类问题，就还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25)。
二、全球史观的借鉴意义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世界通史》教材的主编之一，吴于廑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学界存在着将世界史理解为国别史之和的倾向，于是他为中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学术宗旨、研究对象与方法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纵向发展与世界各地区从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从彼此分离到逐步联系密切的横向发展共同构成世界历史的主题(26)。吴先生的观点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他及时提出的“世界横向发展”的命题，为我国学者弥补薄弱环节，进一步改善世界通史体系指明了方向，90年代出版的吴齐本《世界史》(6卷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但是，正如吴先生在该书总序中所说的，“如何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全局而非割裂的考察”在中国史学家面前仍是一个“方在开端”的任务(27)。所以吴齐本《世界史》(6卷本)在描述世界的横向发展方面还显得力不从心(28)；而且应该说，直至近10年，我国世界史学科在这方面的进步仍不显著。正因为如此，将全球整体发展纳入视野，高度重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横向互动的全球史观，对于国内学界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全球史观在可以提供书写世界横向发展的素材之外，在考察和描述世界横向发展的方法论方面也可以为我国学者提供有益的启示。这些年来，我国的世界通史编纂遵循着吴于廑先生指出的阐述“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方向，以在各部分之间建立起联系作为描述世界横向发展的重点，着眼点放在建立联系的结果上面。而全球史观着眼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着重阐释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形式和内容，重心放在建立相互联系的过程上面。重结果的描述止步于展示现象，而重过程的描述则会深入探讨运动变化的机制。正是因为如此，全球史学者提出了跨文化远程贸易是联系加强的根本驱动力，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的互动均以商业联系为前导的重要论断(29)。这一论断对于说明世界的横向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在叙述方法上，重结果的描述往往造成“‘纵向描述’与‘横向描述’两张皮”的现象，即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说明其纵向进步后，再单独叙述同一时期各国各地之间的交往；重过程的描述则是以互相关联的网络为单位，同步说明该地区的纵向和横向发展(尽管对纵向发展的阐述稍显简略)。二者相比，长短立见。
至于全球史观对于我国学者建构自己的世界通史体系的借鉴意义，笔者拟结合修订吴齐本世界通史教材近代早期部分的一些体会，来加以说明。
第一，关于地理大发现的划时代意义。从亚当·斯密迄今，西方人一直认定1492年和1498年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年代(30)。我国学者也赋予地理大发现划时代的意义，认为这一发现及其后果标志着“有决定意义的突破”，乃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过去长期存在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状态”自此“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打破”，“分散隔绝的世界”开始“逐渐变成了一体的世界”(31)。地理大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如何实事求是地、准确地评价其意义。世界各地区之间的隔绝状态真是从地理大发现才开始被打破的吗？整体性的全球联系真是从此进入了全新的建设阶段吗？全球史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除美洲、非洲南端和大洋洲大部以外，世界上到处都存在着不同规模的跨文化交流和不同社会之间的互动，甚至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网络(32)，尤以环印度洋地区最为显著。从7世纪起，阿拉伯商人即活跃于从东非到印度、甚至远及东南亚和中国的广大区域。10世纪以后，印度洋沿岸众多城市连接为一个统一的商业网络，流通在这个网络中的不仅有奢侈品，也有椰枣、食糖、建材和金属等一般商品。这一商业网络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相关地区优势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比如中国和印度的丝织业，印度的棉纺业，中国的陶瓷业，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冶金业，中亚、西南亚和阿拉伯地区的畜牧业等等(33)。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并非开辟了跨文化交流的网络，而是进入并利用了原有的网络，他们的作用只是使这一网络进一步延伸，进一步密集和系统化。即使在十五六世纪这样的作用也不明显。因为当时欧洲商人还拿不出让东方人感兴趣的商品与之交换，所以在跨文化贸易中他们尚未成为主要角色。许多专事亚洲商品运输的葡萄牙水手与亚洲人结婚并成为亚洲国家永久居民就说明了这一点。以欧洲人为主导的、把各个大洲都联系起来的世界性商业网络，在十五六世纪还远未形成。
第二，关于对欧洲的评价。由于受西方人“依据结果反推原因”、“从现实演绎过去”的思维逻辑影响，我国学者在描述近代早期世界格局时，也存在着依据19世纪以后欧洲资本主义主宰世界的事实，把此前几个世纪的历史都视为这一事实的准备阶段，因而过分突出欧洲的倾向。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对1500至1700年东西方实力对比的判断上。吴齐本世界通史教材认为，“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东方终于在社会前进的竞赛中输给西方”(34)。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似可讨论。有学者在全面考察了当时的全球形势后指出，1750年以前亚洲的经济水平整体高于欧洲，及至1800年，欧洲经济与亚洲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可言(35)。
对欧洲“先进”原因的刻意挖掘，导致我国学者夸大了这个时期欧洲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资本主义性质，将1500至1600年西欧人“在文化、思想、宗教及政治等领域内完成的重大变革”一概理解为“资本主义曙光来临”的“象征”(36)。例如“新航路的开辟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就实在无法自圆其说，因为新航路的开辟者——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微不足道(37)。人文主义原是表示一种尊崇古典规范的学术立场，启蒙运动以来被赋予了“反宗教”的“世俗”含义，我国学者亦沿袭其说并加以阐弘。但是这样一来，该如何解释人文主义者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的不争事实呢？(38) 至于宗教改革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含有近代理性精神，只要看一看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是怎样狂热地鼓吹“排巫运动”(Witch-Hunting)以及新教地区有多少“女巫”(witches)惨遭迫害，或者读一读茨威格的历史纪实小说《异端的权利》就可以知道了(39)。
第三，关于世界近代早期(1400至1800年或1500至1750年)的历史定位。“近代早期”是上个世纪20年代出现在英语世界的概念，20世纪中期逐渐变为“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同义语。“过渡”的内涵无非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等等，均属于欧洲史范畴。1940年，当美国学者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编纂《世界历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时，未加任何说明便把仅属于欧洲史范畴的“近代早期”概念移植于世界历史，设定了所谓“近代早期世界”栏目(40)。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化史学在欧美国家日渐兴盛。受其影响，欧洲“起飞”并率先实现现代化，世界其他地区面对现代化挑战作出不同回应，被理所当然地认作近代早期的“世界性特征”(41)。我国学者很少使用“近代早期”概念，但在接受“过渡时期”说法的基础上，承认“15、16世纪以后400年中，由欧洲西北角这一率先变化而引起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矛盾与适应，新旧嬗递之中的批判与吸收，外来力量与固有力量之间的冲突与融会，构成历史成为世界历史这一宏伟过程的全景”(42)。实际上也是承认欧洲的挑战与非欧洲世界的应战是近代早期世界的主要特征。然而，在全球史学者看来，1500至1800年非资本主义世界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仅与欧洲的挑战毫无关联，而且内部发展势头依然强劲，这说明近代早期全球经济的整体发展并不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延伸，也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同步(43)。既然如此，以欧洲发展为中心为近代早期世界定性就非常不妥。全球史学者虽然否认以欧洲资本主义作为近代早期世界的特征，但是并不否认近代早期这一时段的特殊性，只是认为其特殊性不体现为某一或某些特征，而体现为一系列动态的过程。本特利教授认为，近代早期区别于以前时代、也区别于19、20世纪之处主要在于三大过程，即海路的打通、商业网络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至近代早期结束之时，这三大过程尚未完成，结果仍不明朗，世界格局仍然充满变数；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把近代早期世界归纳为若干动力和特征的问题，相反，近代早期世界是一个进程，一个飘忽不定的结果，这一结果既来自于历史本身的强大驱力，也来自于个人或集体的主观努力”(44)。全球史学者关于近代早期世界的这些观点是值得重视的。当然，历史学是一门经验学科，根据社会发展结果反思过去本来无可厚非，关于资本主义代表近代世界社会发展趋势这一点也无可争议。但是全球史观启示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史定义，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从而玷污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
第四，关于横向联系。由于习惯以国家为研究和叙事的单元，我国学者在描述近代早期历史时，最多只对发生在国家之间的交往或碰撞给予关注，而把那些超越国家性质的交流与互动摒于视野之外，因而使原本就很薄弱的横向描述更加苍白。按照全球史学者提供的信息，在近代早期及其以前，无论是班图人在非洲大陆内部的持续流动，还是美洲、大洋洲土著居民间的交往，都是跨文化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些交往没有直接导致世界性联系的建立，但其文化融合和技术传播的作用，特别是在此过程中人们形成的交流习惯仍是不容忽视的。至于地理大发现以后，物种在全球范围内大交流及其对世界人口、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从欧洲和非洲到美洲的多达1600万移民所起到的文化传播作用，世界主要宗教的传布路径及在传布过程中的变形，伴随人口流动而来的疾病蔓延对全球人类构成的威胁，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对于传统社会变革的影响等等，这些事件和过程在我国世界通史著作中至今未得到充分的描述和解释，更是属于应该尽快填补的空白。
注释：
①李世安等：《全球化与全球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第4—20页；于沛等：《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第5—25页。
②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William H.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③曼宁：《世界历史中的互动问题》(P.Manning,The Problem of Interactions in World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01卷，1996年，第775页。
④郭小凌：《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第12页。
⑤Universal History(Universalgeschichte)是德国学者的习惯用法。
⑥本特利：《跨文化互动和世界史分期》(Jerry H.Bentley,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01卷，1996年，第749页。
⑦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6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总序第1页。
⑧转引自梁枢等：《中华文明的“前轴心时代”》，《光明日报》2005年9月8日，第9版。
⑨马科斯：《近代世界的起源》(Robert B.Marks,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罗曼里特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⑩本特利：《历史全球化和全球化历史》(Jerry H.Bentley:Globalizing History and Historicizing Globaliz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第1卷，2004年，第69页。
(11)马科斯：《近代世界的起源》，第9页。
(12)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J.M.Blaut,The Colonizer' s Model of the World)，吉福德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参见本特利：《世界历史与宏大叙事》(Jerry B.Bentley,World History and Grand Narrative)，斯塔克提和法齐斯主编：《书写世界历史：1800年—2000年》(Benedikt Stuchtey and Eckhardt Fuchs,eds.:Writing World History:1800—2000)，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13)本特利：《世界历史与宏大叙事》。
(14)马科斯：《近代世界的起源》，第14页。
(15)本特利：《新世界历史》(Jerry H.Bentley,New World History)，克莱莫和马萨主编：《西方史学思想手册》(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eds.,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2002年版，第397页。
(16)本特利：《历史全球化和全球化历史》。
(17)本特利：《跨文化互动和世界史分期》。
(18)马科斯：《近代世界的起源》，第1—20页。
(19)马科斯：《近代世界的起源》，第10—13页。
(20)曼宁：《世界历史中的互动问题》。
(21)本特利：《新世界历史》。
(22)马科斯：《近代世界的起源》，第15页。
(23)曼宁：《世界历史中的互动问题》。
(24)本特利：《跨文化互动和世界史分期》。
(25)曼宁：《世界历史中的互动问题》。
(26)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1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27)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6卷本，总序第9页。
(28)刘新成：《关于我国世界通史编纂工作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历史学年鉴·1995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20页。
(29)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第134页。
(30)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5页。
(31)参见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6卷本，总序第11、22页；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第1页。
(32)本特利和吉格勒：《传统与相遇：全球视角的历史》(Jerry H.Bentley & Herbert F.Ziegler,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麦克罗西尔出版社2003版，第573—585页。
(33)本特利：《跨文化互动和世界史分期》，第754页。
(34)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刘祚昌、王觉非分卷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
(35)参见徐洛：《评近年来世界通史编纂中的“欧洲中心”倾向》，《世界历史》2005年第3期，第99—100页。
(36)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刘祚昌、王觉非分卷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第2页。
(37)徐洛：《评近年来世界通史编纂中的‘欧洲中心’倾向》。
(38)本特利和吉格勒：《传统与相遇：全球视角的历史》，第592页。
(39)参见科芬、斯蒂希、莱默、迈坎主编：《西方文明史》(Judith G.Coffin,Robert C.Stecey,Robert E.Lerner,Standish Meacham,Western Civilizations)第1卷，诺顿出版社2002年版，第537—538页；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三联书店1986年版。
(40)兰格主编：《世界史编年手册》(William L.Langer,An Encyclopaedia of World History)，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80年版，第395—587页。
(41)参见本特利：《近代早期欧洲和近代早期世界》(Jerry H.Bentley,Early Modern Europe and the Early Modern World)，未刊稿，第9页。
(42)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前言第3页。
(43)参见徐洛：《评近年来世界通史编纂中的‘欧洲中心’倾向》。
(44)本特利：《近代早期欧洲和近代早期世界》，第2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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