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根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中国现阶段的历史性会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矛盾论文,历史性论文,现阶段论文,中国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社会矛盾系统有四大层面、四大范畴，即社会“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具体矛盾。这些基本层面和范畴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矛盾系统和范畴体系。在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中，社会“根本矛盾”都是需要和生产的矛盾，不过在阶级社会中，这一矛盾被其它矛盾掩盖着。中国现阶段，社会已经从阶级社会中走出来，社会“根本矛盾”从被掩盖中露出了本来面目，并以“主要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实现了“根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历史性会合。这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系统呈现出的一大特点。
一、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是需要和生产的矛盾
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立足于一个基本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776页。）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一个基本层面，其中包含着一对带有根本性质的矛盾：需要和生产的矛盾。根据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使用过的“根本矛盾”（伴随事物发展全过程的本质性矛盾）概念，我将这对矛盾称之为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理由是：
第一，这一矛盾是由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引出的矛盾，因而是引发其它矛盾的逻辑起点。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领域，所面临的问题是千头万绪、形形色色的。但是，这些问题有一个总根子，它就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人类社会的总根子就是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资料的问题。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是设法满足对这些资料的需要的问题。但是，自从开天辟地起，人们就发现，他们的需要是一回事，而满足需要的对象则是另一回事。自然界所提供的用来满足人们需要的对象总是限量的，而人们的需要却是无限的。自然界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那么怎么办呢？人类只有向大自然进军，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这些理想事物，这就是生产；而生产还是赶不上需要，这就是矛盾：需要与生产的矛盾。
然而，这一矛盾的解决最终要依赖于其它矛盾的解决。这是因为，这一矛盾只提供了人类社会前进的可能性，但却不是现实性；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因，但却不是动力；反映了人与自然、先进与落后、富足与贫困之间的强烈反差，但却不是缩小这种反差的活动本身。要缩小这种反差，将动因转化为动力，使人类进步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最终解决这一矛盾，人类就要在此渠道上再开凿渠道，而这些渠道既开凿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又开凿在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渠道上，最终体现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社会）、科学实验等作用面上。
因此，需要与生产的矛盾，作为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对人类解决根本问题有着“直接的间接性”。人们在解决这一矛盾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套在其它矛盾的圈子内；当他意识到应该从这个圈子内跳出来的时候，却已经不由自主地又处在另一个圈子内了，即又处在矛盾中，而且，这个矛盾依然是刚刚跳出来的那些矛盾，即社会基本矛盾。可见，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由此产生的其它矛盾最终是社会“根本矛盾”的转化形式，因而社会“根本矛盾”是整个社会矛盾系统产生的逻辑起点。
第二，这一矛盾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的矛盾，因而是人类社会唯一的永恒性矛盾。长期以来，我们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当作人类社会的永恒性矛盾，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生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人类社会作为宇宙中的一种特定的存在，与万事万物一样，其生成当然也有一个过程。它的最初形态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是一个由各方面、各层次构成的立体结构，而是一种未分化的混沌体。在人类的幼年时期，原始人连社会和自然、人的生产与动物的本能活动都区分不出来，怎么能区分出这种社会的具体层面来呢？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也很简单，构成社会的各种层面并没有真正分离出来，因此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界限也不十分清楚，他们之间也就谈不上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冲突和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形成矛盾，是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并走完了孕育阶段的里程以后的事。这时候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生产关系的眉目也逐步清晰，社会意识也从社会存在中孳生出来，进而社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反差，逐渐孳生出矛盾来。事实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矛盾，是到了原始社会中期和末期，尤其是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出现，这些矛盾才被赋于真正意义上的矛盾品格。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这些矛盾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并且以激烈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冲突表现出来。到了本世纪初，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苏联和中国在社会变革中出现了公有制。公有制的出现，使人类社会的这些矛盾的内部关系出现了与传统意义不尽一致的新情况，两对矛盾的性质由斗争性为主向着以同一性为主的方向转化，即出现了“既相矛盾又相适应”的新特点。
由此看来，在人类社会已经走完的里程中，这两对矛盾既不是以直线的形态表现出来，也不是以相同的幅度表现出来，而是由矛盾逐步生成到激化，再由激化到“基本适应”的过程。在我看来，这种“基本适应”仍不是它们的最终归缩，从总趋势说，必定要从“基本适应”走向完全适应，到那时，随着性质的演变，这些矛盾自身也就会最终消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表现出的这种由产生到激化再到消失的总规律决定，它们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永恒性矛盾，而是一种历史现象，并与生产发展的一定水平相联系。历史中出现的现象必然要在历史中消失。尽管这种历史现象较之于阶级、国家等历史现象具有更长期性，但最终自然要在历史中消失，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
那么，人类社会历史中还有没有永恒性的矛盾呢？答案是肯定的，它不是别的，就是需要和生产的矛盾。向前看，这一矛盾完全可以与人类社会的起源相提并论；向后看，如果我们拿不出理由来否定需要，进而否定生产，于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否定这一矛盾的存在。即使到了人类社会的高级形态，产品达到了极大的丰富，那时社会也不能停止生产，其根源肯定无疑的是这一矛盾而不会是其它。
第三，这一矛盾曾引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重视，是无法回避和掩盖的哲学范畴。应当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这一矛盾的论述由来已久。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有“需要、生产和分工”一部分，早就注意到了需要和生产的关系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更进一步地将需要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与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联系在一起了，明确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78页。 ）恩格斯晚年则更重视需要和生产的关系问题，将需要的起源、需要的分类、需要的属性以及满足需要的条件都与生产联系起来进行审视，把未来社会人的全面发展与满足人的需要及其生产融为一体，从而创立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可见，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过这样一个矛盾的概念，但对这一矛盾原理的阐述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后来斯大林才把满足人的需要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本身，提出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使这一矛盾明朗化。因此，在本世纪30年代的前苏联学术界在讨论国内社会矛盾问题时就曾正式提起过这一矛盾，而且出现过将其作为当时苏联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可是在中国，对这种矛盾的研究却时隐时现，在理论上一直没有它的地位，50年代后在一个长时期内不能讨论人的需要问题，只是到了70年代后期才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而找到了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由上所述，需要和生产的矛盾作为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理由是充足的，将它作为人类认识之网上的“纽结”也是够格的，因此，完全可以确立其在社会矛盾系统中的范畴地位。这一范畴确立后，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就上升到了“根本矛盾”的地位，这样更有利于理解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
二、社会“根本矛盾”通过“基本矛盾”表现为“主要矛盾”
当我们确立了人类社会“根本矛盾”的范畴地位后，就可以进一步说明它与其它矛盾的关系。由于前面已经涉及到这一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关系，所以这里主要阐述它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
首先，社会“根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它们之间是有严格的界限的。一是它们的含义和性质不同。既然我们将社会“根本矛盾”定义为伴随事物发展全过程始终，非到过程结束之日不会消灭的矛盾，那么其基本特性就是根源性、决定性和一贯性；既然社会主要矛盾是指那些在社会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形态或某一个社会形态及其某个时期被激化起来的支配该社会性质的矛盾，其基本特性就应该是因发性、主导性和可变性。二是其表现不同。社会“根本矛盾”总是表现为需要和生产的矛盾，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始终的矛盾，只要人类社会不完结，这一矛盾就永远不会消灭。不论是阶级社会还是无阶级社会，不论是公有制社会还是私有制社会，也不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这一矛盾是贯穿始终的。人类社会就是由需要引起生产，通过生产满足并产生新的需要，进而进行再生产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递增、上升和发展的过程。如果这一矛盾消失了，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完结了。因此，从根本上说，整个人类社会就是在解决这一矛盾。而社会主要矛盾在各种社会形态和某一社会形态的某一阶段上的表现则是不同的。在人类已经经历的社会形态中，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则是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曾充当过当时的主要矛盾，并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交替易位。三是其在社会矛盾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社会“根本矛盾”处在社会矛盾系统中的第一个层面，是引发其它矛盾的深层矛盾；而社会主要矛盾则通过基本矛盾处在社会矛盾系统的第三个层面，是由其它矛盾引发的派生性表层矛盾。社会根本矛盾不一定决定某一社会的性质，而社会主要矛盾则与某一社会的性质密不可分。
其次，社会“根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又是有密切关系的，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类社会“根本矛盾”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再现。要生存，要发展，人类就得解决“根本矛盾”，但人类在解决这一矛盾的时候并不是按照初衷来活动的。当人类社会在走完一定的历程后，就被套在客观规律为其设定好的圈子内活动。这个圈子就是社会基本矛盾。从此以后，社会“根本矛盾”就在与基本矛盾的交量中被逐渐地掩盖起来了。
在原始社会的早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还没有生成，社会“根本矛盾”直接地表现在幼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并且以直接的形式反映在幼年的人类的生产活动中。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社会“根本矛盾”以本来面目出现的历史终究要完结，一旦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这一矛盾就不再是以本来面目而是以异化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漫长的阶级社会中，生产与需要的矛盾被后两对矛盾掩盖着，人们不是首先考虑对人有直接关系的“根本矛盾”，而是首先考虑其异化形式；社会主要矛盾不是首先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而是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们不是主要从大自然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是主要从他人身上获取这种资料。阶级社会矛盾系统中呈现出的这个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漓淋尽致。在这社会中，“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生殖就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就不是依赖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己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第93 ～95页。）在这种社会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的劳动反而成了摧残人们身心的活动；劳动的异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人性的异化。在这种社会中，我们已经看不到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了，看到的只是它的异化形式，实际上最终看到的只是阶级矛盾。进入本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破天荒地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社会“根本矛盾”从被埋没中露出了本来面目。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在财产关系上的根本对立，使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降低到从属地位，社会主要矛盾又重新恢复到需要和生产的矛盾这个本来面目上来。
中国现阶段，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种特定形态，理应有不同于其它社会形态矛盾状况的自己的主要矛盾；正因为这样，它才带有自己的特色从其它社会形态中区别出来。这一点并不难理解。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别的，恰恰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其实就是需要和生产的矛盾。这就和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在内容上纠缠在一起了，因而有人会说这是概念的重复，或者同义反复。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在我看来，奥秘就在这里。准确地说，这不是重复，而是一种历史性会合。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任何形态上的“根本矛盾”都应当是需要与生产的矛盾，但这一矛盾能否成为某一社会现实的主要矛盾则是另一回事。当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根本矛盾相一致时，这个社会就是人类社会的应当形态；反之，当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矛盾不一致时，这种社会就不是人类社会的应当形态而是一种扭曲的形态。因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以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到再度出现公有制以前的全部历史中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一天也没有充当过社会的主要矛盾。进入本世纪以来，当公有制再度出现后，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与现实社会的主要矛盾才得以相会。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几经磨难、穿过了私有社会的“黑洞”后，在中国现阶段的再现。
三、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这种会合是人类社会“根本矛盾”辩证运动、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结果
人类社会“根本矛盾”辩证运动的第一次否定是社会基本矛盾否定社会“根本矛盾”的过程。只要是矛盾就会转化，而矛盾转化的理由是矛盾内部存在着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及其斗争。与任何事物一样，社会“根本矛盾”内部也照例包含着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及其斗争。这个肯定因素是：需要引起生产，而生产在满足需要的同时又会引起新的需要，这就使需要和生产之间存在一个产生和满足的“周期律”，从而保证了这一矛盾的稳定性和永恒性，因而是这一矛盾构成之根据，也即肯定因素。然而，在需要和生产的天然联系中，构成这一矛盾的根据也恰恰充当着足以使其转化的充足理由。因为生产总是赶不上需要，这足以使这一矛盾发生转化。而且需要的无限增长也使人们通过生产满足需要的同时还在生产以外寻求满足的途径，这就更使这一矛盾内部潜伏着足以使它发生转化的否定因素。可见，这个否定因素不是别的，它就是人类社会日益孳生出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自从这些矛盾孳生之后，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就被它掩盖了，从此以后，人类社会矛盾系统实现了第一次否定。
自从人类社会矛盾系统完成了第一次否定，即基本矛盾否定了“根本矛盾”之后，人类的主攻方向就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了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形态就由公有制社会转向私有制社会，人类社会也就由应当形态转向了异化形态。在这种社会里，社会“根本矛盾”从表层沉沦到了深层，有时似乎已经看不到它的影子了，看到的只是它的异化形式。因此，从矛盾构成之根据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自身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本身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存在和运动的肯定因素。
但是，社会基本矛盾，作为支配阶级社会运动发展的内在原因，归根到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因为这些矛盾内在地存在肯定因素的同时也内在地存在着否定因素，即生产力总是超前发展。生产力超前发展的根源仍在它内部，在于它与生产关系构成矛盾的同时，其内部依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生产力诸要素构成了生产力的基本框架，生产力的发展就在其内部矛盾的历史性演变，即在于生产力内部的人、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还有渗透其中的科学技术及其相互关系的不断变动、扩张、更新。正是这种变化和发展日益更新、产生着生产力，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力这个基本框架并不是各要素不规则的堆积，更不是各要素等量等距的混和，而是按主体性原则构筑起来的。主体性首先是人对自然的能动性，人的自觉活动和创造性；其次是指人在生产力结构中的主导性地位，以保证生产力在运动过程中对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渗透其中的科学技术及其使用方式作出选择。这种选择表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科学技术的变更归根到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和发展，是人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活动力量，从而形成充满生命意志和运动体系。
人在生产力结构中的这种本质力量为什么会自始至终保持其旺盛的势头呢？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又只能从人的需要中得到解释。需要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作用，这又归因于需要的内在矛盾性，它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所在。需要的内在矛盾有三个层次：一是指它是人机体内生的方面与死的方面矛盾的表现；二是指它是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与其对象的矛盾状态；三是指需要与其对象的满足本身也是矛盾。这种矛盾状态决定了需要要与其对象之间、需要的天生性与其对象的限量性之间两类无法调和的供求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把人类社会推向了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无止境的矛盾运动的境地。正因于此，马克思才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归究于人的需要，强调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生产力超前发展的根源在于人在生产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而人的这种主体地位保持其旺盛势头的原因又在于人的需要，在于需要内在的矛盾性。正因为人有需要，并且不断更新和放大，才使人在生产力结构中的这种本质力量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活水，从而整合起社会生活的主旋律。这也就是社会基本矛盾据以否定的内在原因。
由此可见，我们的分析转了一个“圆圈”后，又不得不回到需要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上来。这是因为，当人类社会矛盾系统完成第一次否定之后，在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面貌时，这一矛盾内部仍然存在着否定因素，而且这个否定因素不是别的，恰恰依然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当这一矛盾被基本矛盾否定之后，它并没有完全消失，更没有从根本上解除，只是转化成了其它矛盾，而且在社会矛盾系统的深层不停地涌动着。当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种矛盾的“转世灵童”必定从沉沦中再次浮现出来，并在社会矛盾系统中起主导作用，此时人类社会“根本矛盾”事实上已经完成了第二次否定。中国现阶段社会“根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会合就是社会“根本矛盾”内在运动、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