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还是否定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正确认识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09）05－010－09
在《正确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及他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一文中，我们曾质疑王贵明先生所谓“从恩格斯开始的解读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解释路线”是否恩格斯本人的路线、是否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对其尚未具体讨论。这个问题与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意义以及恩格斯是否及怎样与马克思统一的问题密切相关，本文放在一起讲。
王先生指责他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把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尖锐对立起来，这当然是认为他们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既如此，他就应当正面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哲学观点的根本意义。然而读遍其全文，并未发现对此有任何具体阐释，仅提到“马克思从来是在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对的意义上自称是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明确无误的自称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是一个辩证的唯物主义者”。前两句在字面上就局限于一般唯物主义；后面一句总算提到了“辩证的唯物主义”，但对它与一般唯物主义的区别没有任何说明。文章第一节谈到“由于辩证唯物主义主张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对世界的本原问题的回答，主张唯物主义”，这也停留于一般唯物主义，因为包括庸俗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唯物主义都“主张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对世界的本原问题的回答，主张唯物主义”。
由于王先生没有正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意义，我只能从他对我的批评中来了解他的立场，而这使我更强烈感到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降低为一般唯物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把我们对马克思哲学超越一般唯物主义所作的解释、特别是我们对主客统一和实践的强调都曲解为将“马克思‘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而予以否定；把恩格斯划清一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的论述当作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内容，而对恩格斯关于他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明确论述则熟视无睹。
一、肯定还是否定马克思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
在王文二节后面有这样一段话：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种观点认为既然现代西方哲学必然是一场进步和转型，那么马克思哲学必然也经历了这样一场‘进步、革命和转型’。而其根据是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虽然马克思确实批判了近代西方哲学中的某些流派，例如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的哲学思想，批判了他们（如黑格尔）‘建立无所不包的体系并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颠覆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是却没有给我们指明马克思在哪里批判了‘将主客、心物、思有等的二元分立绝对化的倾向’，从而转向了康德。”
首先需要对王文对我的扭曲作点说明。
第一，我从来没有把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说成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原因，只是认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激化和西方近代哲学内在矛盾的激化是“革命变更”和“转型”的共同原因，但“革命变更”和“转型”又有着本质区别，各有其特殊原因。在王文引证过的我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以下简称《走向》）一书第一篇第八章中，我用了大量篇幅具体论述了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特殊原因。
第二，我从未认为马克思“转向了康德”。我肯定过康德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上起过积极作用，但同时又明确指出了其严重局限性，从未在任何意义上把康德和马克思相提并论。
现在回到正题上来。王先生在上面那段话中认为马克思只是批评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等“近代西方哲学中的某些流派”，而质疑马克思“批判了‘将主客、心物、思有等的二元分立绝对化的倾向’”。他接着还说：“马克思自称‘唯物主义者’，说明了马克思并没有超越他所说的所谓二元分立思维方式。在理论逻辑上不能在既肯定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同时又肯定马克思超越了心物、主客、灵肉、思有‘二元分立’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两个判断不能同时为真”。这些话非常明确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对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绝对对立起来。其途径是将心物主客关系与以心物主客二元分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混为一谈，由心物主客关系不能超越而推出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不能超越；其结局必然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对近代唯物主义的超越。
心物、思有、主客关系自古以来就存在。甚至可以说，当人类作为人类存在开始，他们就必然面对一个与他们自己不同的世界，就必须把这个世界当作自己的对象（客体）来对待，心物主客关系问题就此产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把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界定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古今中外，任何一种哲学都无法超越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唯物主义者同样不能超越。我从来没有肯定过心物主客关系本身、哲学基本问题本身可以超越。但是，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它被明确提出来，更不意味着就是对它的直接回答。心物主客关系问题本身并不意味着某种哲学立场，后者只能依据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来确定。恩格斯并没有把他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精确表达当作就是唯物主义，更没有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而是明确地指出“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①。
王文第四节所谓“把思维和存在、物质与意识的二分与主客二分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概念的陷阱”的说法也是在心物、思有、主客关系上陷于混乱的表现。
心物、思有、主客这几对概念的含义的确有所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物质、存在是最广泛的概念，它们并不依存于意识、思维而独立自在地存在。但当我们谈论心物、思有关系时，物质、存在就处于与意识、思维的关系中，它们就是作为客体与主体发生关系。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心物、思有关系必然表现为主客关系。从哲学上谈论心物、思有关系就是把它们当作主客的对立统一关系。这并不否定物质的先在性，而是认为只有在这种对立统一中才能谈得上先在性，否则就没有先后的问题，物质的先在性就被抽象化了。马克思就此指出：“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们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② 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一再明确地指出他不赞成那种脱离人的实践的纯粹自然主义的、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并认为后者实际上不能坚持唯物主义，反而会落入唯灵论等形式的唯心主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说：“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③ 在心物、主客关系上，如果只是强调脱离与意识的对立统一关系的物质的先在性，就意味着与马克思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
与心物主客关系问题本身不同，心物主客二元论是对心物主客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特定回答方式。哲学基本问题既包括双方何者为本原、即本体论（存在论）方面；又包括双方是否有同一性、即认识论方面。回答方式多种多样。从本体论方面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其两大派别，还有归根到底从属于两派的其他方式，例如二元论、多元论、实在论等等。从认识论方面说，主要表现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还有从属于它们的反映论、先验论、经验论、唯理论、独断论、怀疑论等等。而本体论方面和认识论方面又是密切相关的。包括唯物主义在内的各种特殊回答形式都可以被超越。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④。这种形式的改变也就是超越。近代唯物主义是对古代唯物主义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对近代唯物主义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特定表现形式也是可以被超越的，因此我们才说要克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这样说符合事实，那以心物主客等二元分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不仅可以、而且必然被超越。否则就无法把现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区分开来，更无法解释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
值得提到的是：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也懂得主客心物的关系问题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的区别。他们在批判以二元分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时，指的大都不是主客心物关系本身，而是将主客心物分离开来的倾向。当我们说西方现代哲学超越近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又超越西方现代哲学时，指的都不是超越主客心物思有关系本身，而是对这种关系的特定回答。现代西方哲学家中确有一些人走向极端，企图通过反对二元分立来在哲学上根本取消作为划分唯物唯心的标准意义下的主客、心物、思有等的关系问题，把这个问题归属于他们认为在哲学上应当拒斥的形而上学领域，并由此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对此我一直采取揭露和批判态度，注意划清与他们的界限。在王先生引证过的《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⑤ 一文中，我提出并具体阐释了这种超越的三个方面。其中第二方面的要点是：“马克思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世界观和本体论的研究的改造结合起来，避免了西方现代哲学家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时普遍存在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
哲学基本问题不同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这是学哲学的一年级学生也懂得的。然而王文却把二者混淆起来了。例如其文第4节谈到：“从这些学者的标准来看，对‘主客、心物、灵肉、思有’的二元论的超越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转型和进步的根本内容。而主客、心物、灵肉、思有的关系又是通常被认为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因此对哲学的最高问题的超越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取得的最主要的成就。”这里第一句讲的是超越作为对主客心物关系问题的特定回答的二元论，第二句讲的是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主客心物关系本身，这二者本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王先生却将其等同起来，由此在第三句得出了超越二元论就是超越哲学最高问题的荒唐结论。类似的混淆在王文中经常出现。
不管王先生的上述混淆出自什么原因，他否定把心物主客二元分立绝对化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可以超越势必导致否定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因为超越近代哲学，克服它的内在矛盾所必然导致的种种局限性和片面性（超越本来就意味着越出界限，克服局限性和片面性），这正是“革命变更”的主要理论内容。如果没有这种超越，“革命变更”就会失去具体内容而变成空话。
二、认识论的转向与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二元论倾向
关于西方近代哲学的内在矛盾及其被现代哲学所超越的必然性，我在《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⑥ 一文中作过相当具体的分析。此处仅就王文提及的对二元论的超越、或者说对二元分立绝对化的超越简短作些补充。
近代哲学的基本理论柜架、或者说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总体特征，主要体现在心物、主客关系问题、即哲学基本问题的明确而全面地提出以及对它所作的系统的研究之中。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中世纪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⑦ 这种“完全的意义”指的是：在近代哲学中除了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这个本体论问题外，还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认识论问题。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成了当时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西方哲学的发展被公认为出现了认识论的转向，对本体论问题的研究也是通过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来进行的。哲学家们在他们的研究中形成了一套以广义的理性或者说主体性为出发点的二元概念和范畴体系，即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理性与情感、现象与本质、自由与必然、相对与绝对、认识与实践、善与恶等的矛盾（对立统一）关系。当时的哲学家大都是利用这套概念体系来进行研究的，并由此在以认识论为主的哲学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但是，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远没有达到解决意识的起源以及心物关系的程度，西方哲学家又都受到资产阶级眼界的限制，不懂得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因此无法使对这些矛盾关系的范畴的研究达到统一，这些矛盾关系往往处于二元分立状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无论是当时的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往往都具有二元论倾向。笛卡尔从我思出发建立精神实体，然后在上帝的保证下建立与精神实体相对立而又互不隶属的物质实体，这是典型的二元论（由于物质实体的存在依靠上帝保证，最后仍倒向唯心主义一元论）。斯宾诺莎将物质和精神作为平行的属性而归于作为自然的神之下仍然具有二元论倾向。洛克将具有客观性的第一性的质和仅有主观性的第二性的质并立起来同样具有二元论倾向。经验论和唯理论是当时认识论中的两大派别，在知识起源于经验还是理性本身上二者相互对立，但在将感性和理性、客观和主观割裂开来上则是一致的。经验论最终导致怀疑论，唯理论最终导致独断论，它们都未能克服心物主客分离的二元论的局限性。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试图克服17世纪的形而上学及与之相关的怀疑论和独断论等局限性，但机械论的思想方法使他们仍然无法解决心物主客关系问题，不能解释从物质到精神和从精神到物质的转化。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的观点突出地表现了当时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对意识、精神的独特性的无知，而这意味着心物主客在他们那里实际上还是分裂的。康德企图通过先验唯心主义（哥白尼变更）来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怀疑论和独断论，但将自在之物和现象、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割裂开来又使他发展了二元论。黑格尔通过强调和论证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而克服了二元论，但他是在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克服的。因此可以说，笛卡尔以来，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未能正确处理心物主客等二元分立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二元论倾向。这是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事实。对此，查阅一下国内外较有代表性的工具书（例如《外国哲学大辞典》、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上的二元论条目也能明白。王文所谓“只有笛卡尔、康德才表述过这种‘心物相互独立’的哲学观点”才是对哲学史的误读。
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二元论倾向与思辨形而上学、怀疑论、独断论等倾向密切相关。在西方哲学发展出现认识论的转向后，将心物、主客、感性理性、现象本质、相对绝对等对立统一关系的对立（矛盾）方面、或者说二元分立状态绝对化，正是造成思辨形而上学、怀疑论、独断论的根源，它们共同导致了近代哲学的危机。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发展，必需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界限。对二元论倾向的超越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他们首先作的就是批判传统形而上学，而这种批判同时又是对把心物主客等二元分立的绝对化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王先生问“马克思在哪里批判了‘将主客、心物、思有等的二元分立绝对化的倾向”’。我们的回答是：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都包含了对将心物主客等的分立绝对化的倾向的批判。例如，《提纲》第一条讲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⑧ 马克思在此所指的正是旧唯物主义没有把“事物”、“现实”等看作是主客观的统一，而把它们的主客观方面割裂开来了。其实，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许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不批判这种倾向。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⑨ 毛泽东此处泛指一切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当然适用于解释西方近代哲学。如果对与思辨形而上学、怀疑论、独断论等密切相关的将二元分立绝对化的倾向的超越都要反对，那不仅意味着容忍独断论和怀疑论，也意味着容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哪里还谈得上肯定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呢？
三、停留于一般唯物主义还是进步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
必须指出的是：认为要坚持唯物主义就必须反对超越以主客分立（分离）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反对主客、心物等的统一，甚至明确表示反对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主客统一，否定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这不是王文的个别观点，而是贯穿其全文的根本观点，这正意味着他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再从王文举出一些例证。
在王文三节后面有如下一些话：
“既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唯物主义为基础、以主客统一为特征的实践哲学’⑩，那么这就根本改变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来定义，甚至改变了唯物主义的公认的定义，因为唯物主义总是以对存在的某种物质性追问为特点的。实践、感性世界、生活世界等作为人的活动和世界，‘以主客统一为特征’，并不具有对存在的某种物质性追问的特点，而且在现代西方哲学主流流派中明确将唯物主义的追问归结为‘抽象的形而上学’。”
王文引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唯物主义为基础、以主客统一为特征的实践哲学”是我的《走向》一书第一篇第八章第四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的几点看法”的四点内容(11) 中的第三点的标题。我对这一点的具体论述与其他三点是一个整体，都是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它当然要划清与唯心主义的界限，但重点是划清与以割裂主观和客观、认识与实践为特征的旧唯物主义界限。我在这个标题下一开始就指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实践哲学，这是相对于以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传统的体系哲学而言的”。我依据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具体地阐释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以及他怎样以实践为基础克服了独断论、怀疑论、经验论、唯理论等以往哲学将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倾向，达到了主客观等的统一。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是人们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这种活动既有客观的、感性的物质活动的性质，又有人的主观的、能动的活动的性质。人们正是通过实践，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主观和客观、人与自然等等的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
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王先生居然从我的论证中得出了“根本改变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来定义，甚至改变了唯物主义的公认的定义”的结论，而他提出的理由可谓牛头不对马嘴。因为我这里谈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定，而不是对一般唯物主义的界定（其实我提出“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就已意味着肯定了自然界的第一性，与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对存在的某种物质性追问”是一切唯物主义的共性，它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唯物主义的前提，但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形式的唯物主义区分开来的特点。用“对存在的某种物质性追问”来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降低到一般唯物主义的水平。至于“实践、感性世界、生活世界等作为人的活动和世界，‘以主客统一为特征’”等正是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区别于一般唯物主义的地方。这一点在我们引述过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就已有明确的揭示。马克思在此强调对对象、现实、感性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应当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即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然而王文关于“实践、感性世界、生活世界等作为人的活动和世界，‘以主客统一为特征’，并不具有对存在的某种物质性追问的特点”的说法明目张胆地否定了马克思对感性、实践的强调。既如此，还能谈得上维护马克思主义吗？
至于王文指责我们“根本改变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来定义，甚至改变了唯物主义的公认的定义”，则是对恩格斯的扭曲。恩格斯在《终结》中关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回答只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他关于唯物主义的定义（“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12) ）适用于一切唯物主义。恩格斯还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早在远古时期已有萌芽，在近代“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13) 它既为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所肯定，那它就不能成为区分它们的标准，更不能成为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其他唯物主义的标准。任何一个读过恩格斯的《终结》、稍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的读者都不难看到，不是我们改变了恩格斯的定义，而是王文把恩格斯关于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般定义混同为是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这种混同的结局是把马克思的哲学降低到一般唯物主义的水平，而且把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立起来，把恩格斯当作是旧唯物主义者。
王文接着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某些学者的观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和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是两种在本质上不可通约的‘话语系统’，那么，他们将‘实践’‘与唯物主义’嫁接本身就是非法的，所谓马克思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类似于‘方的园’的悖论：我们不可能同时认为实践（人的活动）和物质同时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基础。这里存在的困难是马克思明确无误的自称唯物主义者与将实践解读为一种本体论存在的非法解读之间的困难。”
这些话同样充满曲解。我们要再次提到的是：王文全文几乎都把我提出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改为“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这种改变势必导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入现代西方哲学，由此混淆二者的原则界限。至于说近代和现代这两种思维方式“是两种在本质上不可通约的‘话语系统’”，显然是缺乏哲学史基本常识的说法。现代哲学是从近代哲学发展来的，即使它们在某些方面存在本质区别，也并非不可通约。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这种蠢话。
不过王文上面的话里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他在否定实践唯物主义的名义下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否定。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来指称，前些年马哲界有过争论。由于大多数人都能抱着求实的态度来讨论，求同存异，在主要方面似乎大体达成共识，这场争论似已平息。我一直避免卷入这场争论，但力图从自己的研究角度促使各方在正确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意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王先生的文章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攻击使人感到他又在以反对我的观点的名义重新燃起这场争论。对王文关于“将‘实践’‘与唯物主义’嫁接本身就是非法的，所谓马克思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类似于‘方的园’的悖论”的提法是否有道理，这应当由主张实践唯物主义的专家来评论。但他的文章既然直接针对我，涉及到肯定还是否定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我也不能不简单表态。
其实，我在《走向》一书中，特别是在王文引证过的该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唯物主义为基础、以主客统一为特征的实践哲学”小节中，就已阐释了我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与作为实践唯物主义本质上的一致的观点。例如其中曾指出：“只要承认并肯定马克思本人对旧唯物主义的抽象的自然主义的批判以及他关于人的现实社会生活和实践在整个哲学中的决定作用的论断，那说他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都是可以成立的，二者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他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即抽象的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是用人的社会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和现实（世界）。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称马克思的哲学，那这里的辩证法并非黑格尔那种离开人的社会实践的概念体系的辩证法，而这里的唯物主义也不是旧唯物主义者那种关于离开人的社会实践的自然体系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对这二者的改造的关键之点就在把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放在哲学的首位，而撇开了与社会生活和实践无关的自在的自然体系和概念体系。无论是对唯物主义还是辩证法，马克思都是通过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来获得理解的。这些，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甚至在第一条中就有非常明确的论述。如果我这种理解能够成立，那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着同样、至少是类似的根据，二者同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应成为对立面。作为二者的真正的对立面的是脱离现实社会生活和实践的体系哲学，后者在理论上必然导致神秘主义，马克思正是把自己的理论与之相对立。《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4) 因此对我们说，重要的不是概念之争，而是更加关注实践以及对实践的合理理解。”(15)
在上面所引的《走向》的这段话与其上下文及我的其他论著中，我都是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论述来阐释他的实践理论，从来没有把他的实践观同他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分裂开来。即使断章取义，也无法从中引出所谓“将实践解读为一种本体论存在的非法解读”来，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涉及将实践本体论化的问题。
退一步说，即使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肯定实践具有本体论的意义，那也不见得是“非法解读”。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肯定自然界的先在性，肯定自然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物质前提和基础；但同时又肯定实践是人们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自然界才能成为人的现成的感性世界。马克思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很快就没有了。”(16) 从这种意义上说，未尝不可以说实践具有本体论蕴含。不过我对这方面的问题没有深入研究过，从未对此发表意见(17) 。但对于王先生关于“将‘实践’‘与唯物主义’嫁接本身就是非法的”、“实践唯物主义类似于‘方的园’的悖论”的说法，我觉得很是荒唐。尽管我很少读持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专家的论著，更没有参与过有关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争论，但我至少相信大家都是把实践当作主体及于客体的活动，没有听说过有人将实践当作与物质并立的独立的实体。把实践和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无非是对唯物主义的类型或性质作出一种限定。这正像将辩证、机械、新旧等与唯物主义“嫁接”而成为辩证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一样。能说辩证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也是“‘方的园’的悖论”吗？至于马克思的哲学应当用哪一个名称来指称，那完全是另外的问题。
总的说来，混淆心物主客等的关系问题与对这个问题的特定（例如二元论）回答，将哲学基本问题仅归结为其第一方面、即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否定其第二方面、否定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的转向，用一般唯物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用否定实践唯物主义的名义否定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或者说根本观点的学说，这些大体上就是王文否定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几个主要方面。这些否定往往是以扭曲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精确阐释来进行的，把恩格斯贬低为一般唯物主义者。至于恩格斯关于他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明确论述则被置之不顾。
四、恩格斯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上与马克思的一致
恩格斯在《终结》一书中对他和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建上作过一个说明：“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18)
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当然包含了他的谦逊，但更重要的是他对马克思的高度肯定和尊重。这意味着恩格斯的哲学观点在基本理论原则上与马克思必然一致。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上，恩格斯并没有创立一个与马克思对立的解释框架，我个人更从来没有说过存在这种解释框架。王文把他所编造的所谓“从恩格斯开始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线”的“根源”归之于我纯粹是无中生有。通过分析王文，我倒是觉得他实际上是在贬低恩格斯。因为除了引述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以外，他对恩格斯在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贡献什么也没有谈到。而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阐释只是对近代西方哲学家早已“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的问题的一种精确表达，并非他和马克思实现的革命变更的内容。其实，即使就哲学基本问题说，王文肯定的只是其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则被他当作所谓“不可知论”的方面而实际上否定了。他之反对主客观的统一、反对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同样是反对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
毋庸讳言，在恩格斯的许多哲学著作中，特别重视捍卫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这是由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西方哲学中唯心主义泛滥，一些原有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以新的形态出现。一些试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界限的哲学流派往往具有唯心主义色彩。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人运动中，以朗格、杜林为代表的一些人往往以工人领袖身份宣扬唯心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揭露和批判唯心主义，就成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的首先任务。不仅恩格斯特别关注批判唯心主义，马克思本人当时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导致一些人产生了错觉，似乎坚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则只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为了克服这种错觉，马克思，特别是逝世较晚的恩格斯不得不公开加以澄清。恩格斯就德国的情况指出：“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解决了。”(19) 在法国和英国也有类似情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与这些人划清界线。恩格斯一再提到，马克思为了与19世纪70年代末一些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区别开来，不得不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0) 恩格斯还说，“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1)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那些只会贴唯物主义标签的人是多么鄙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还在于他们对这种情况的出现主动承担责任。恩格斯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22) 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年那些只会贴唯物主义标签的人的鄙弃，再想到当今我国哲学界个别把“对物质性的追求”看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不禁感慨万端。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世，大概还会用海涅上面的话送给这些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上，更重要的还是他们在维护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前提下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关于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哲学界已有大量论述。我的意见也已在其他地方多次陈述过，不再重复。在此要强调的是：恩格斯在这方面的基本观点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他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中具有重要地位，而这个提纲是由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旧笔记本中发现并作为他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发表的，称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23) ，恩格斯显然完全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在《终结》一书正文中，恩格斯明确指出费尔巴哈的主要缺陷在于他“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是空话”(24) 。恩格斯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费尔巴哈停留于与现实的人脱离的自在的自然界，也就是未能超越近代哲学的范围。
恩格斯接着说了一段特别重要的话：“但是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25) 恩格斯所谓“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明显超越了近代哲学所局限的自在的自然界和抽象的人的范围，它正是他和马克思通过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所建立的唯物史观。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谈到的马克思的两大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就是唯物史观。恩格斯在1890年给布洛赫的信中就唯物史观说了一段经典的话：“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6)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如此，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如此。如果像王文那样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去从事什么“物质先在性的追求”，那也会像费尔巴哈那样使对自然界和人的谈论都成为空话，甚至“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对于恩格斯关于马克思和他如何创立唯物史观、如何超越费尔巴哈等人的抽象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极为明确的论述，王文只字未提。他所关注的始终都局限于作为划分一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的对“物质的先在性的追求”。他打着维护恩格斯、或所谓“从恩格斯开始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线”的名义，实际上是往恩格斯及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脸上抹黑，把他们都扭曲为恩格斯本人所严厉批判的旧唯物主义者。
五、转向不可知论还是否定认识论？
王文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的适用范围扩大化，不仅将其作为划分一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也作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相提并论。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作者将其当作确立不可知论的标准，因为谈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被他理解为转向不可知论。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向读者揭示他怎样把对心物思有主客分离的二元论的超越以及对与之相关的怀疑论、独断论等的超越都归入不可知论，并由此否定了认识论。
王文第三节后面有这样一段话：
“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某些学者否定恩格斯及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本原问题的追问，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就出现了一个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共同创立了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而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框架。而这一所谓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框架的核心是转向不可知论。”
这段话的每一句都是作者蓄意编造、然后强加于人。我从来没有反对对世界本原问题的追问，仅认为这种追问只能划分一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能划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我也从来没有说过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哲学家共同创造“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这种混话，甚至从未使用过“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这个概念；而是在肯定“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上有重要的共同之处的同时强调二者具有原则区别。至于“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框架”也是作者自编的理论框架。这些上面都作过说明。在此要继续讨论的是：是我们所说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框架“转向不可知论”，还是王先生的理论框架导致取消认识论？
王文之认为我转向不可知论，出于他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误读。这既表现在他把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与对问题的回答混为一谈，把超越心物主客二元分立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当作是超越心物主客关系本身，把对心物主客关系问题的一般的唯物主义回答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更表现在他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当作仅仅是第一方面的引申，否定第二方面作为认识论方面的不可或缺的意义，把对这方面的回答归结为不可知论的回答，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一方面，根本否定了认识论。第一方面上面已经谈到，下面谈第二方面。
在王文四节中有这样的话：“恩格斯之所以划分‘哲学的最高问题’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因为在恩格斯看来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回答，最终会回归到对世界本原问题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回答。”
这几句话的中心思想正是把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简单地归属于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否定第二方面本身的独特意义，也就是否定认识论的意义。这明显地扭曲了恩格斯关于这两方面的关系的立场。
恩格斯在《终结》一书中指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是“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何者第一性。这属于哲学上的本体论问题。哲学家们按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但恩格斯同时又指出：“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这意味着他认为不能把这两个概念的意义扩大化，不能把它们当作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他接着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思维能否认识存在、世界是可知还是不可知的问题。“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27) 这“绝大多数哲学家”中包含了许多唯心主义哲学家。这方面的问题被公认为是认识论问题。它在近代哲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讲到哲学基本问题只有在近代哲学中“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指的主要正是认识论问题不仅成了近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且促使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研究具有更为丰富和具体的内含，使哲学基本问题具有更为明确的意义。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认识论的转向的主要意义也正在此。
哲学基本问题的本体论方面和认识论方面当然是密切相关的。认识论必有本体论的内涵，本体论也必须由认识论来论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认识论简单从属于本体论。那样既背离恩格斯的上述论证，也不符合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
西方哲学发展自认识论转向以来，认识论问题一直居于核心地位。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法国唯物主义还是德国唯心主义，都对外在世界和人的观念之间的关系、观念内部的关系、意识形式和内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知性思维和辩证思维、思维规律和存在规律等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大都是通过诸如此类的认识论问题的研究而展开的。在近代哲学研究中，如果仅仅关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把认识论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本体论问题，这无异取消认识论问题。它不仅会使近代哲学本来丰富多彩的内容贫乏化，也会使对本体论问题的研究抽象化，而这意味着使哲学研究倒退到近代以前的水平。
当西方哲学发展由近代向现代转向时，在新的条件下出现的各种哲学流派虽各有自己的片面性，有的以新的形式宣扬唯心主义。但它们大都要求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各种局限性，特别是批判近代哲学的脱离实际的思辨形而上学，批判各种形式的二元论及其所导致的独断论和怀疑论，在不同程度上要求哲学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这意味着它们大都像近代唯心主义一样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肯定的、也就是可知论的回答。王先生文章中谈到，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现代西方哲学就其主流来说，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是一种闭眼不看现代西方哲学的实际发展的说法。其实，即使是那些与休谟有着思想联系的哲学流派（例如新旧实证主义），在现代自然科学发生革命变更的形势的推动下，也越来越肯定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极少有人坚持不可知论的立场。恩格斯关于“绝大多数哲学家”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都作了肯定回答”的论断对现代西方哲学也完全适用。
王先生关于我们转向不可知论以及现代西方哲学转向不可知论的说法不仅毫无事实和理论根据，甚至也不顾关于不可知论等概念的基本常识，而纯粹是不讲起码的逻辑的武断。王文四节中的如下几句话就存在这样的武断：
“对所谓二元分立思维方式的否定，本身就意味着所谓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和同样开创这一思维方式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都转向了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回答。这样是否转向了不可知论成为衡量一种哲学是否进步，是否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一致的标准。转向不可知论为这一切论说的实质和核心，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退步论’具有理论逻辑的必然性”。
这几句话除了把我们从未说过的“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强加于我们并由此曲解我们的观点外，还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推理”：反对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就是转向“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回答”；而转向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就是“转向不可知论为这一切论说的实质和核心”。
我们且不问反对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如何“转向了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回答”。仅仅问：谈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为什么就是“转向了不可知论成为衡量一种哲学是否进步，是否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一致的标准”？为什么就是“转向不可知论为这一切论说的实质和核心”？王先生的文章一再援引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然而恩格斯在讲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明确指出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回答，并指出“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为什么王先生排除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肯定回答呢？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否定回答、即转向不可知论呢？如果谈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就是转向不可知论，那恩格斯谈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不也是转向了不可知论吗？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不都是转向不可知论吗？这样说不是荒唐已极吗？
至于王先生把我对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论述说成是转向不可知论，同样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我在王先生所引述过的那些论著中，都曾一再明确指出“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共同特征就是：在不同程度上要求克服思辨形而上学、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反对将心物主客割裂开来的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怀疑论和独断论、肯定心物主客的统一。这正好是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肯定可知论，而与不可知论恰恰相反。王先生说这是转向不可知论显然是颠倒黑白。如果王先生的这种逻辑能够成立，那人们也可把主张物质第一性的人叫做唯心论者！这样还有是非吗？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这样颠倒黑白实在使人感到悲哀！
说明：为回应王贵明先生《对流行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理论解释框架的评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2）一文，本文作者写了《正确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及他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一文，发表在《河北学刊》2009年第5期，本文是上文的续篇。
注释：
①④⑦(12)(13)(18)(19)(20)(21)(22)(23)(24) (25)(26)(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224、228、224、224、224、242、691～692、691、695、698、212、240、241、696、224～2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5页。
⑤ 原载《哲学研究》，2001／8；《新华文摘》2002／1。
⑥ 原载《学海》2000／5，《新华文摘》2001／2、《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1、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1／1；转载，另外还收入我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
⑧(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4、56、77页。
⑨ 《毛泽东选集》1970年一卷本，第272页。
(10) (15) 刘放桐：《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现当代走 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3、134页。
(11)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统一的哲学，可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可以有其他名称；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但它不是一种体系哲学；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唯物主义为基础、以主客统一为特征的实践哲学；第四，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
(17) 顺便说一下，王文说我的《论纲》一文“是某些中国学者转向将马克思哲学存在主义化的基础”。其实，该文和我的其他论著都没有具体谈论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和存在主义的本体论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成不了这方面的研究的基础。这倒不是是非问题，而是有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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