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政治治理影响企业的运营效率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非参数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上市公司论文,效率论文,参数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公司政治治理是嵌入企业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是公司治理与企业政治行为两者的结合，主要研究在既定的企业内外部政治制度环境下，嵌入企业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对企业产出的影响。经典的公司治理理论自1932年提出以来，迄今仍是理论经济、财务金融和组织管理等领域的研究重点(Berle，Means，1932；Fan，Wei，Xu，2011；Okhmatovskiy，2010)。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政治学、市场营销和战略管理等学科领域的学者的研究侧重各异(Getz，2002；Peng，Luo，2000；Sheng，Zhou，Li，2011)。多数学者集中于个体层面的企业领导人政治关联的研究(Sheng，Zhou，Li，2011)；而另外一些学者从事公司层面的企业政治活动的研究(Lux，Crook，Woehr，2011)。公司(企业)绩效因此可划分为一般公司绩效和公司政治绩效，迄今两种绩效研究主要聚焦于公司财务绩效的表现(李维安等，2010)。
事实上企业政治行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制度转型国家更为盛行。作为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企业政治行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Lux，Grook，Leap，2012；Sawant，2012)。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政治行为已有20多年的学术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目前仍缺乏对设立党组织的中国政治资源企业①的理论与实证方面的研究。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所有权差异造成企业设立党组织实现政治治理的路径依赖：非国有企业走过了“借红帽子”、“戴红帽子”、“迎取支部”以及“升格党委”等阶段的政治治理道路，建立党组织是非国有企业形成政治资本的重要途径(高红波，邱观建，2012)；而国有企业的政治治理试图从承包制、股份制到整体上市等途径上实现其政治资源优势，近年来一些中央企业积极探索“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和“双肩挑”的政治治理机制，但对此做法目前理论界与企业界仍存在支持和置疑的两种观点(陈世瑞，2012)。
基于中国企业政治治理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当前开展政治治理管理实践的紧迫性，本文提出的关键问题是：以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等为主体的不同政治治理组合是否显著影响企业运营效率？本研究以设立党组织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企业资本周转效率和现金保障能力两个运营效率维度，检验上述治理组合对企业运营效率是否有显著差异，进而检验何种政治治理组合对设立党组织的企业的运营效率最为有效。
本研究突破了现有企业政治行为理论研究的二元划分，提出设立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企业现象及其政治治理组合机理。在发展经典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理论研究范畴，提出政治资源企业的嵌入政治联系的公司治理问题的同时，对该类企业政治治理结构与企业运营效率就中国上市公司样本给出实证检验结果。基于结果变量指标数据的非正态性，本研究采用均值中值和概率分布特征相互参照的统计量进行非参数计量检验，有效克服参数统计检验方法稳健性和有效性问题，解决了在非Gauss分布条件下传统参数统计检验的局限。
本研究发展了公司治理理论和企业政治资本理论。对其与运营效率的研究，丰富了全球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公司治理理论。提出政治资源企业的嵌入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问题，突破和发展了经典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理论研究范畴。将政治关联和企业政治活动两方面统一于设立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企业研究之中，深化了对中国情景下的政治资源企业政治资本的理解。
本文对于解决当前中国企业公司政治治理管理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价值。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公司政治治理，及其在中国情景下是否发挥作用和如何在特定历史情景下发挥作用的理解，推动管理实践的中国化创新。企业运营效率分析，为当前国有企业党建“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双肩挑”等棘手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证支持。并为非国有政治资源企业挖掘内向型政治资源优势提供经验依据，进而对推动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企业政治治理结构的合理安排。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公司政治治理理论分析
随公司绩效影响因素研究的深入，侧重内部关系治理的研究转向企业法律制度和国家文化等治理环境方面，其中公司政治治理的研究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企业个体层面，以社会资本为构架，关注新兴经济中一种特殊的管理者连带即政治连带(political ties)，拓展了公司政治关联的研究空间。企业通过控股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成员等关系渠道与政府领导建立个人关联获取收益(如优惠融资、较低的税率和宽松的管制)。企业层面的政治行为，西方国家中主要包括游说、报告调查、合法行动、政治捐款、私人服务和选民培养等类型(Getz，1993)，而在中国，主要有直接参与、代言人、信息咨询、调动社会力量、财务刺激和制度创新等形式(田志龙，贺远琼，2003)。由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传统文化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异，我国公司政治行为目前仍处于无序、不规范和相对滞后状态(王叶敏，2008)。
学者们围绕企业党委权力、企业党建等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有限的政治治理探索。Chang and Wong(2004)研究企业党委权力指数对上市公司绩效影响。结果表明，党委决策权超过控股大股东时减少大股东侵占对绩效有积极影响，党委决策权超过经理时对绩效有负面影响。高红波和邱观建(2012)从非国有企业视角论证企业党组织是一种企业政治资源；陈世瑞(2012)认为党组织政治优势是国有企业重要的组织资本，但企业党组和法人治理结构两种制度安排的有效性问题尚未解决。目前总体上，该领域研究仍停留在一些规范性的判断，缺乏严格的实证支持。
综上分析，现有的企业政治治理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设立执政党组织的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公司政治治理缺乏论证。以组织治理变量为研究手段，提出并界定政治资源企业这一组织现象，以及研究嵌入企业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可以进一步丰富企业政治联系理论；二是对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政治治理与运营效率的关系问题尚不清楚，缺乏实证依据；三是对涉及政治资源企业嵌入党委书记的政治联系的公司治理问题仍然缺乏实证检验。该问题的检验对于当前中国国有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协同机制的建立，如对当前国有企业党建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双肩挑”等棘手问题和争议的解决，提供有力的实证研究证据。
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在于建立理论、对理论进行检验或者发展已有的理论。徐淑英和张志学(2005)认为，在组织研究领域，建立中层理论对学者而言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因为组织现象的高度情景化，很多社会和政治的因素会影响组织管理实践中的解决方案。公司政治治理理论的研究目前恰好处于这样一个挑战阶段，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组织制度情景，进行理论碎片的收集和理论雏形的搭建。因此，本研究试图从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分离、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即所谓的“两肩挑”问题)，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一人担任等治理组合，实证检验其对基于运营周转和现金保障维度的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
2.公司政治治理假设提出
企业高管和董事会关系是现代公司治理中关注的重点(Boyd，Haynes，Zona，2011)，其中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治理准则，以及1992年英国凯德伯瑞报告的董事会和CEO关系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周建等，2011)，迄今学术界对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是否分离一直争论不休。经济金融学视角的委托代理理论的“两职分离”假说(Berle，Means，1932；Fama，1980)，强调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管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管理学和心理学视角的管家理论的“两职合一”假说(Davis，Schoolman，Donaldson，1997)，强调总经理能代表和保护股东利益，并与董事会一起为公司价值服务；社会学视角资源依赖理论则强调资源目标实现的外部环境权变性，提出“环境不确定性偏好”假说(Davis，Cobb，2010；Preffer，Salaneik，1978)。以上假说都有相应的实证支持(Peng，Li，Xie，Su，2010；Peng，Zhang，Li 2007)，但这些研究没有关注在设立党组织的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董事长总经理二职合一(即CEO二职合一)是否对其企业运营效率有显著影响。
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党委书记与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任职结合，对公司营运绩效(考察资本周转和现金保障二维度，下同)的影响，可分为总体和半关联两类情况，在总体关联情况下，只有党委书记兼任或不兼任同一个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两种任职状态；在半关联情况下，还需增加党委书记兼任副总经理或执行董事这种半分离等三种任职状态。
企业政治联系作为企业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设立党组织和党委书记的企业有利于与政府沟通，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有助于企业加强外部政治关联(Chang，Wong，2004)，依据资源依赖理论(Preffer，Salaneik，1978)的观点，环境给组织提供关键资源，对资源需求构成组织的外部依赖，资源稀缺性和重要性决定组织依赖性本质、范围与影响程度。企业作为资源需求的一方会对资源控制的一方——政府产生依赖性，进而企业掌握政治资源的多寡会对其运营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徐细雄等，2010)。为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企业党委书记任职总体关联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实行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公司与党委书记不兼任的公司在企业运营效率方面有显著差异。
H1b：企业党委书记任职半关联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实行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公司与党委书记不兼任或兼任副职的公司在企业运营效率方面有显著差异。
另一方面，根据交易成本和委托代理理论(Berle，Means，1932；Fama，1980)的观点，CEO二职分离会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提高董事会重大问题决策和执行效率，更有利于企业提高运营效率。类似于假设一，首先对总经理兼任或不兼任同一个企业董事长两种任职状态进行分析，二职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半分离同样影响企业运营效率的提高，进一步增加总经理兼任同一企业的董事半合一情况下等三种任职状态(即总经理兼董事长、总经理不兼董事长、总经理兼董事)检验企业运营效率，分别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总经理董事长任职总体分离状态下，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实行董事长总经理总体分离的公司与实行董事长总经理二职合一的公司在企业运营效率方面有显著差异。
H2b：总经理董事长任职半分离状态下，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实行总经理兼任同一企业董事与实行董事长总经理完全分离或合一的公司在企业运营效率方面有显著差异。
依据资源依赖理论(Davis，Cobb，2010；Preffer，Salaneik，1978)和政治资源优势(Getz，1993；陈世瑞，2012；高红波、邱观建，2012)的观点，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事长三职合一提高企业资源获取和运用能力，对企业运营效率的提高产生重要影响，同时管家理论(Davis，Schoolman，Donaldson，1997)理论上支持总经理董事长二职合一情形，将假设一和假设二相结合，考虑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三职组合情况，党委书记、总经理和董事长三职合一会对企业运营绩效产生差异性影响，故提出以下假设：
H3：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实行党委书记、总经理与董事长三职合一与其他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三职组合的公司在企业运营绩效方面有显著差异。
CEO二职合一和分离不管使用委托代理理论还是管家理论都是两个理论极端。在市场经济中，虽然瞬息万变的外部市场需要赋予总经理为首的高管团队足够的权力，CEO二职合一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层应对市场变化的执行能力，但在中国复杂的制度转型情景下，对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总经理兼任董事长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并不显著(Lei，Liang，2012)，而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合一分离的中间状态作为一种治理平衡，更有权变地适应复杂的制度转型下的情形。进一步考虑假设一和假设二提出的半关联半合一情况，将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三职组合情况分成九种组合情况分析，考虑总经理兼同一企业董事的中间状态，提出以下假设：
H4：考虑CEO半合一和党委书记任职半关联九种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九种任职组合有显著差异，且实行总经理与董事长二职分离的同时，总经理兼任企业董事比其他任职组合有更好的企业运营绩效。
三、非参数检验研究设计
1.变量与方法选择
(1)前因变量编码。党企联系变量。企业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定义为1，否则定义为0；在半关联分类情况下，定义为1，否则为0，党委书记兼任董事或副总经理时定义为0.5，其他情况为0；两职合一变量。董事长和总经理(CEO)由一人担任定义为1，否则为0；在半合一分类情况下，定义为1，否则为0，总经理兼任董事时定义为0.5，其他情况为0；三职合一变量。指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三个任职状态，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任定义为1，否则为0；在半合一半关联分类情况下，用党政联系状态p、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合一状态q组成的二维数据(p，q)表示三职组合复合政治治理强度的九种状态，例如(0，0.5)数组变量值表示党委书记不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职，同时总经理兼任董事。
(2)结果变量选择。企业运营指标的选取根据研究的需求而定(舒惠好等，2005)。本研究选择企业资本运转速度、企业现金流量能力为运营效率结果变量。指标选择上以李秉成等(2003)，舒惠好等(2005)研究文献为依据，并参考选取2002年财政部、国家经贸委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绩效评价操作细则(修订)中的指标。选取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付账款周转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现金满足投资比率、销售收到现金比率六个指标分别作为企业资本运转效率、现金保障能力的替代变量(见表1)。
(3)假设检验方法选择。国内外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企业会计与财务比率指标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Kahle，Walkling，1996；薛跃等，2005)。单因素方差分析一般用来判断因素分组后各组间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的检验工具，但要求满足各研究总体服从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而且这种参数检验对于不等重复实验误差较大(Scott，Martin，1975)。
Conover(1999)指出，当做出错误结论的代价很高时要更加重视非参数方法的使用。非参数方法除具有模型简约、演绎严密等特点外，其最大优势就是结论的稳健性，即参数模型的假设不成立的情况下，它比参数模型更有效；当参数方法不太适用的时候，非参数方法比参数方法更有效地利用数据。Conover(1999)进一步指出，使用一种统计方法时不仅要问它稳健吗？还要问它有效吗？统计方法当然应该稳健，使得显著性水平接近真实显著性水平，但更应该是有效的，以有效地利用和处理数据，以及拒绝错误的零假设。如果数据显然来自非正态分布，或不适合用参数方法的分布，那么这时应当考虑非参数检验方法。
综上分析，本研究使用基于Monte Carlo随机计算的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行假设检验，并采取以下设计进一步增强假设检验结论的有效性：①前因变量采用总体二分、半合一半关联，及其组合三类情况，依次检验前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显著性；②结果变量采用多个指标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统计检验；③结果变量指标使用1999-2010年12年份数据，避免使用单一年份时间维度上敏感性问题；④采用置信水平99%的5000次Monte Carlo随机计算，以增大样本容量和增强独立性估计；⑤同时观察结果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采用四种非参数统计量比照检验，并进行结论一致性判断，在小于25%，不小于25%、50%、70%的运营指标通过非参数统计量检验时，认为研究假设没有得到支持、得到部分支持、总体支持和支持。
假设检验步骤为：首先对上述结果变量进行偏度分析和One-Sample Kolmogorov-Smirnov正态性检验，确定非参数检验合理性；后用Mann-Whitney，Kolmogorov-Smirnov均值和概率分布非参数统计量对于二分前因变量的研究命题进行检验，用Median，Kruskal-Wallis中值和概率分布非参数统计量对多于二分的前因变量的研究命题进行检验。上述非参数检验统计量及其数学公式详见Conover(1999)，限于文章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2.数据来源与样本
选择1999-2010年在深沪上市的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企业运营数据源于CSMAR财务报表数据库，政治治理数据来自CSMAR治理数据库、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上市公司各年年报，以及样本企业官方网站披露的研究报告和高管简历的手工整理。在样本选择中，首先从CSMAR数据库2010年年底深沪上市的2423家公司中，剔除B股中小板以及数据缺失的公司，将其与CSMAR治理数据中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作匹配，并通过年报信息进行手工比对，考虑到使用面板数据，可能存在时间序列相关威胁，剔除序列相关和趋势以保证组内样本点的独立性，最后得到281个上市公司1037个有效观测值(见表2和表3)。
由表2可知，1037个样本观察值中，样本观察值来自工业和商业部门，约占整个观察值容量的66.8%，来自华东和华中地区约占整个观察值容量的51%。
由表3可知，1037个样本观察值中88.2%为来自国有企业，可见本研究主要基于国有上市企业样本观察值，而且在时间分布上由远期至近期呈增加趋势。由表2、表3比较发现，本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来自华东、华中地区的工商行业国有企业的政治治理对其运营效率的影响程度。
四、实证检验
1.结果变量统计描述
结果变量除销售收到现金比率外其他指标均值都超过中位数(见表4所示)，说明各项比率都呈现非对称分布。在均值与中位数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因此使用中位数判断和基于秩的非参数检验会得到更好的功效。
从表5发现，除现金满足投资比率与销售收到现金比率两个指标之间的Spearman相关关系不显著外，其余各项指标之间Spearman相关关系显著，并且本研究企业资本周转效率和现金保障能力两个运营效率维度指标之间具有显著的关联性。
2.结果变量正态性检验
表6所示，所有指标偏度、峰度远远大于2，而且
＜0.001，检验显示企业运营效率指标不符合正态分布。如果采用参数统计检验，检验结果可能偏离真实的显著性，造成伪统计检验，所以本研究使用非参数检验各项命题是合理的。
3.研究假设非参数检验
(1)研究H1检验结果。表7可知，如果不分离党委书记任职半联系情况，政治资源企业结果变量，由于三组指标(A11、A12和A21)均值和中位数表现并不一致，分离出半联系状态后，党委书记不兼任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的运营指标中值(除A21外)优于其他情形。
由表7、表8，对H1检验如下：企业党委书记任职总体关联情况下，企业书记与董事长和总经理任职分离的运营指标在企业资本周转效率(A12企业存货周转率、A13应付账款周转率)与党委书记与董事长(或总经理)任职合一有显著的差异(
＜0.01，＜0.05)，H1a部分得到支持。企业党委书记任职半关联情况下，企业书记与董事长(或总经理)任职分离的运营指标在企业资本周转效率(A12企业存货周转率)与党委书记与董事长(或总经理)任职合一有显著的差异(A12企业存货周转率
，A13应付账款周转率
)，H1b部分得到支持。
(2)研究H2检验结果。表9所示，总经理和董事长任职总体分离下，中国政治资源企业各项运营指标均值和中位数都一致表明董事长总经理二职分离优于二职合一。在考虑总经理兼任董事的半合一状态时，总经理兼董事各项运营指标均优于其他情形。
(3)研究H3检验结果。由表11，考虑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三职组合合一和分离的两种情况，中国政治资源企业各项运营指标均值和中位数都一致显示三职分离优于三职合一，这个结论是否显著须由表12予以验证。
(4)研究H4检验结果。由表13，基于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三职九种组合情况，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三职由一人担任的企业的运营效率最差，进一步分析发现，党委书记不兼任总经理和董事长，同时总经理兼任企业董事(状态值为(0，0.5))运营效率总体最好，这个结论是否显著须由表14予以验证。
指标检验结果表明九种任职组合存在显著差异，同时由表13知，实行总经理与董事长二职分离的同时，除指标A21不显著外(表14所示)，其余指标显著表明，总经理兼任企业董事比其他组合有更好的企业运营绩效。故H4得到支持。
4.检验结果再讨论
虽然企业党委书记不兼董事长和总经理，企业资本周转效率方面(A12企业存货周转率和A13应付账款周转率的均值)在p=0.01水平上，与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或总经理一职存在显著差异，但基于政治关联的资源依赖理论，党委书记兼任有利于企业提高资本周转能力，实证检验结果却与理论分析方向预期不一致。从中位数看，党委书记兼任降低了企业存货周转(3.57＜4.60)和应付账款周转率(6.11＜6.58)，由H1b检验可知，考虑了党委书记兼任董事或副总经理等状态下，其结论与H1a中位数差异方向一致，说明在政治资源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可能存在政治资源供给过剩或消化不良的情况。
总经理和董事长任职分离情况下，存货周转率、现金满足投资比率在p=0.01水平上，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在p=0.05水平上，与CEO二职合一存在显著差异。CEO二职总体分离提高了企业A12存货周转率(均值：12.09＞6.76；中位数：4.32＞2.75)、A21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均值：4.21＞0.86；中位数：1.18＞0.62)和A22现金满足投资比率(均值：0.50＞0.36；中位数：0.26＞0.00)，验证委托代理理论的总体有效性；同时，一个更有趣的发现是，如果考虑CEO半分离任职，总经理兼任董事比总经理和董事长职务分离更有效(如A12存货周转率、A21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和A22现金满足投资比率的中位数：4.35＞4.12；1.21＞1.00；0.29＞0.11)，在国有企业中，总经理适当兼任董事，对提高企业存货周转率、现金满足投资比率和盈余现金保障倍数是有益处的。
那么，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什么样的政治治理组合对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最有效呢？考虑CEO半分离和党委书记半关联任职情况，(0，0.5)组合存货周转率在p=0.001水平、总资产周转率在p=0.01水平、销售收到现金比率在p=0.05水平上，应付账款周转率在p=0.1水平上，比其他组合有显著差异，其中企业书记不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同时总经理兼任企业董事组合最有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而党委书记、总经理和董事长三职“一担挑”由H3和H4检验可知，最不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五、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基于嵌入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和非参数检验方法，对设立党组织的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公司政治治理对企业运营效率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实行书记总经理董事长三职“一担挑”最不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在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付账款周转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现金满足投资比率、销售收到现金比率显著低于三职组合平均水平。②党委书记不兼董事长或总经理，同时总经理兼董事组合，最有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在存货周转率、在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到现金比率、应付账款周转率方面上比其他组合有显著差异。③CEO二职总体分离，提高了企业存货周转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和现金满足投资比率。④考虑CEO二职任职的半分离情况，总经理兼任董事，在存货周转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和现金满足投资比率方面比总经理和董事长完全分离更有效。
2.政策建议
在中国制度环境下，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如何结合才有利于提高政治资源企业生产力水平，是当前各级国资委和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设立党组织的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政治治理的关键问题。本研究发现，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位配置形成的公司政治治理与制度安排，对企业运营效率有显著影响。为此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为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政治资源企业应避免实行党委书记、总经理与董事长三职“一担挑”。2009年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高度概括了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外部政治制度情景。会议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企业发展的历程表明，党建工作始终是国有企业的独特政治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企业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国有企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是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在此政治制度情景下，基于企业运营视角的“一担挑”结论，对当前国有企业党建的“交叉任职”“双肩挑”等棘手问题争议解决的建议是，三职合一不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国有企业三职“一担挑”可能会导致国有企业政治资源冗余，如果不能正确解决嵌入企业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问题，会导致许多国有企业政治治理处于被动状态。对设立党组的非公有制企业来说，挖掘内向型政治资源优势时，尽量避免出现三职合一现象。
第二，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企业党委书记不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总经理兼任企业董事最有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在中国计划经济和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以政代企、政企不分”的制度安排状态，企业生产力发展滞后。当前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与公司治理如何结合以提高企业生产力尚处于探索研究阶段，公司政治治理实践层面的做法带有强烈的经验色彩，更多是凭借党委书记的个人魅力与素养开展工作。本研究采用科学的组织管理实证方法为公司政治治理(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结合)提供了一个实践指导，为中国政治企业管理实践特别是国有企业新旧“三会”的组织机制的优化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即“政企分开”有助于提高政治资源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国有企业党建与法人治理结构结合的重大基础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企业党委书记不兼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总经理兼任企业董事职位配置对企业实际运营状况和运营效率的影响，整合调整不断优化企业党建与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党政分开的同时，有效加强企业决策层和执行层的有效沟通，产生协同作用。
第三，探索中国情境下提高企业政治治理机制的非政治治理效率途径。中国国有企业党建是一种硬约束的政治法律制度，明确要求国企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而企业党组织和法人治理结构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共存于一个公司政治治理机制之内，总经理兼任董事中间状态作为一种治理平衡，更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有利于在“所有权、决策权和执行权”总体分离的同时，建立企业决策层和执行层的有效沟通机制。中国目前市场经济转型和价值观转变的经济社会状态复杂性，增加了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绩效激励行为的复杂性。总经理兼任董事比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分离，适应了复杂制度转型下的情形，更有效地利用各种信息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另外，由于所有制和历史原因，虽然非国有企业积极开展戴“红帽子”和升格党委等政治治理行为，但目前仍处于政治资源供给不足的状态，因此，非国有企业在提高自己的生存和合法性的同时，不能忽视非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适应范围组合的把握。通过总经理兼任董事等机制，提高非国有政治资源企业生产运营效率，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力量。
第四，在中国情境下，探索提高企业政治治理机制的非政治治理效率途径的原则。在设立党组织的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如果要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需要坚持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总体分离的原则。虽然总经理兼任董事比CEO二职分离更有效地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但这与董事长和总经理总体分离有利于提高政治资源企业的运营效率相比，两者并不矛盾。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总经理不兼任董事长的情况下，通过兼任企业董事，在公司战略问题等重大决策权和日常经营执行权总体分离的情况下，总经理以董事的身份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通报企业实际运营状况和存在问题，同时，发挥董事会其他成员的积极性和专业背景特长，以及政治资源企业的政治优势，有效执行“两下一上”决策程序，提高企业董事会重大问题的决策信息质量，避免开展重复调查等增加管理决策成本的工作；兼顾企业政治治理机制和非政治治理机制并重，避免犯重公司政治治理只发挥公司的政治优势，轻公司非政治治理的错误。
①“政治资源企业”：一般指获得所在国或地区政治资源禀赋、或具有政治行为表现或政治行为倾向的盈利性组织，目前尚未有一个广为认可的确切定义，因而依据研究问题的不同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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