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的日本企业家及其行为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日本论文,企业家论文,特征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明治时期企业家的主要类型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并开始出现近代企业家阶层。新兴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与崛起，对日本的工业近代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企业家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1.混乱期企业家
这是一批很早就设法冲破旧经济秩序的束缚，在幕末开港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而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他们多半是地方商人或兼营商业的农家子弟，他们一直渴望从传统的商业秩序中解脱出来，积极活跃于作为开港城市的横滨、东京一带，寻找发展事业的机会。属于这类企业家的应首推横滨的贸易商。如若尾逸平（1820—1913）和两宫敬次郎（1846—1910）。他们都出身于商人世家，幕末以后先后到横滨及外国商馆从事贸易活动。在对外贸易上都取得了成功，同时还从事货币投机活动，积累了很多财富。
大仓喜八郎（1837—1928）和森村市右卫门（1839—1919）在戊辰战争中因从事武器等军需品的经营也获得了巨额财富，成为大贸易商。安田善次郎（1838—1911）在维新前后的几年里，利用货币制度的混乱和改革，大胆而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本从一个普通的零售商人很快发展为全国屈指可数的金融家。[①]
比上述这些企业家稍后一点的浅野总一郎（1848—1930）也属于这类企业家。他在1876年因大量从事废焦炭生意也获得了巨额利润，进而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水泥大王。
2.政商类型的企业家
如前所述，明治政府在维新变革过程中，为了发挥传统商人在日本工业化中的作用，积极保护和扶持了一大批自江户时代以来就很有影响的商人。这些受到政府扶持和保护的传统商人就是所谓的“政商”。例如，三井的中上川彦次郎（1854—1901）就是政界要人井上馨亲自提拔、扶持起来的政商型企业家。此外，在西南战争和台湾战争中，大仓喜八郎、平沼寺藏、藤田传三郎（1841—1912）、松本重太郎（1844—1913）等等，都是陆、海军的御用商人，因而发了大财。当然，三菱的岩崎弥太郎（1834—1885）受政府的恩典最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展了海运事业，并成为海运业的霸主。
此外，1881年开始的“官业转民”运动，也使一些同政界有关系的商人成为新政商。他们大都以优惠的价格和条件收购了国营企业，扩大了经营规模，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为工业化做出了贡献。
3.中央型企业家
日本在明治前期的20年里，新兴商人或政商曾受到人们的羡慕，但有时也受到蔑视甚至遭到非难。因为在他们身上似乎缺少那种吸引年轻人才的魄力。不仅如此，这些中央型企业家还习惯于对重要问题的正式协调而缺乏构筑新产业社会的积极态度和能力。作为中央型企业家的典型代表，主要有福泽谕吉（1835—1901）、涩泽荣一（1840—1931）及其弟子们。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仅直接参与了丸善社、明治生命保险公司和横滨正金银行等近代企业的组建，而且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对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他作为企业家的影响和作用，远没有作为教育家、思想家的影响和作用大。相反，涩泽荣一不仅是思想家和教育家，而更是企业家。他曾赴欧洲考察学习西方的产业制度，最早引进西方的股份公司制度，创立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日本第一国立银行（今第一劝业银行），并参与创立或主持了如王子造纸、日本邮船、大阪纺织、东京海上保险、大日本化肥、日本铁道公司等500多家大企业。[②]
福泽与涩泽虽然在行为、态度、思想及对产业界的影响与作用各有不同，然而，在商工立国和培养企业家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不仅如此，他们虽然都具有理想主义的性格，但同时又都是现实主义者，至少离欧文式的空想主义者相去甚远。
福泽与涩泽的思想，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立的。福泽排斥儒学，主张英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他强调应该以业绩作为人类价值的标准，教育那些有事业心和能力的青年要成为体现文明开化促进社会进步的企业家。与此相反，涩泽则缺乏自由主义思想，重视儒学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因此，他主张仁义道德与经营的同时并存，强调企业家必须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这就是涩泽的“论语算盘说”或“经济道德合一说”。涩泽的这种儒学思想在他的经营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获得了成功。不仅如此，涩泽的经营思想还深深影响了整个日本的实业界，从而使他成为对日本实业界具有指导作用的企业家。当然，除涩泽以外，大阪的五代友厚（1835—1885）、京都的田中源太郎（1853—1912）、名古屋的奥田正香（1847—1911）等等也分别被认为是大阪、京都和名古屋的涩泽荣一式的企业家。
福泽虽然自身没有成为企业家，但他却培养了许多很有修养和自立精神的企业家。他培养的学生有：丸善社的创业者早矢有的（1837—1901）、明治生命保险公司的创业者阿部泰藏（1849—1914）、三菱的经营者庄田平五郎（1847—1912）、三井的经营者中上川彦次郎（1854—1901）、三井工业部的朝吹英二（1849—1918）、千代田生命的创立者门野几三进（1855—1938）等等。这些人物都是日本近代著名的中央型企业家，对日本的经营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③]
4.地方型企业家
明治时期的产业和经营的近代化是由中央政府所在地东京逐渐发展到地方城市的，那些文明开化时代的企业家首先在东京，然后在大阪、京都等地陆续崛起。然而，随着产业和经营的不断发展，不仅在日本的中心城市涌现出了大批企业家，而且在全国的其他地方城市也涌现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和良好教养的企业家。与中心城市的企业家相对应，一般称这些企业家为地方型企业家。这些地方型企业家与中央型企业家相呼应对各地方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推动了日本全国的经济、社会的近代化。显然，如果没有这些地方型企业家的开拓进取和有效经营，日本的近代化也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至少会加大中心城市的近代化与地方城市近代化的距离，那些有代表性的地方企业家，主要有伊藤小左卫门、岗田良一郎、川村传兵卫等等。
5.技术型企业家
近代产业是通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而得到发展。因此在客观上就需要一批精通科学技术的技术型企业家的出现。例如，纺织业的山边丈夫、菊池恭三；造纸业的大川平三郎；电气业的藤风市助等等。他们这些人既是技术者，同时也是具有卓越才能的经营者。[④]
二、明治时期企业家的出身与行为特点
1.出身与背景
一般说来，欧洲近代企业家主要产生于传统的商人阶层，而明治时期的日本，由于传统商人阶级的没落，因而近代企业家则往往产生于更广泛的阶层。传统的商家出身者有之，农家（地主）子弟有之，士族出身者也有之。
关于企业家的背景，过去有两种相对立的主张。一种主张认为，近代企业家的背景是武士；一种主张认为，近代企业家的背景是商家。而日本明治大学教授由井常彦则认为近代企业的背景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即所谓的边际阶层。这些人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并十分重视能力和业绩。[⑤]然而，根据日本学者石川健次郎的研究，明治时期士族出身的企业家占全体企业家的48%，而农家出身的企业家占16%，手工业者出身的企业家占5%，传统商家出身的企业家占23%，其他阶层出身的企业家占8%。由此可见，明治时期的企业家从总体上看，主要是士族出身者。
另外，根据石川健次郎的研究，明治时期的士族出身的企业家还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即九州地区出身的企业家中士族出身者占78%，而从全国来看，在士族出身的企业家当中，九州地区出身的士族企业家最多，占33%，其次是中 国地区出身的士族企业家，占全国11%，北陆和东北地区出身的士族企业家各占10%，中部与四国地区出身的士族企业家占8%，东京地区出身的士族企业家占6%，其他地区出身的士族企业家占14%。然而，大阪与京都两大城市竟然没有士族出身的企业家。[⑥]可见，九州地区出身的士族企业家在明治时期的企业家队伍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不仅如此，明治时期士族出身的企业家大都受过较好的教育。据统计，大约有80%的士族企业家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国立大学的高等教育。这说明，士族出身的企业家受教育的程度要比其他介层出身的企业家高。
士族出身的企业家除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外，他们所经营的事业也同其他阶层出身的企业家不同，即比较集中于保险、机械、钢铁、造船、铁道等新兴产业部门。例如，在保险行业中，士族出身的企业家占67%，在机械、钢铁、造船等行业中，士族出身的企业家占49%，在铁道、化工、电力等行业中，士族出身的企业家分别占48%、46%和45%。相反，那些传统商人阶层出身的企业家则更多地集中于传统的商业领域。例如，在传统的商业领域，传统商人阶层出身的企业家占39%（士族出身的企业家占29%），在保险、机械、钢铁、造船、铁道、化工、电力等行业中，则分别占15%、21%、24%、39%和17%。由此可见，士族出身的企业家为日本近代化新兴产业的振兴和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⑦]
2.理念与行为特征
明治时期的企业家以士族出身者为主体，他们的理念与行为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与政府的关系较密切。与19世纪的欧美各国企业家相比，明治时期的日本企业家比较重视同政府的关系。日本许多著名企业家都同政府或政界官僚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的财阀企业及其企业家早就同政府建立了十分牢固的合作关系。无论是三井的中上川彦次郎，还是三菱的岩崎弥太郎，都是在政府要员的提拔、援助下从事经营的，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另外，即使是新兴的企业家也十分热衷于同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据《安田善次郎全传》中记载，安田善次郎（新兴企业家）在1890年前后与松方正义（1835—1924年）及历代的大藏次官、农商务省的武井守正（1842—1926）等政府要员的接触十分频繁，从而能够及时了解财政金融政策的动向，调整经营策略进而才使他在银行业的经营得以持续稳定的发展。明治时期企业家同政府的频频接触与合作，从根本上体现了日本式经营的“家的理论”，即政府就是国家的家长，每个企业则为国家的成员。既然是“家”的成员，因此，必须时常听从家长的教诲（政策、指令），并设法得到“家长”的支持与合作。
第二，企业家之间的多边合作——“和”的精神的反映。明治时期企业家的另一个特点是许多企业家纷纷结成了互助合作团体，进行多方面的协作。例如，在东京和大阪等城市建立了商业（法）会议所。会议所的成员在商标注册、产品质量检查、专利保护、关税调整、度量衡的统一、从业人员的管理等方面都可以进行广泛深入的协商、沟通和协作。企业家之间除了正式的公开的合作以外，往往还有非正式的秘密合作。当然，涩泽荣一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除了动员、说服三井的益田孝、古河市兵卫、玫野总一郎、大仓喜八郎、马越恭平等有影响的企业家组建近代企业外，还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他们以支持和援助，同时也协助他们争取政府的合作。因此，津泽在培养近代民间企业方面的作用，几乎同政府的作用相同，他为此奋斗了近半个世纪，对日本近代企业的经营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⑧]当然，明治时期的企业家并非没有竞争，然而，从总体上看，与适者生存式的竞争相比，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相互合作是这一时期日本企业家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事实上，企业家之间的这种协作正好可以解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企业家个人能力与资力的局限性与待开发产业领域的广泛性之间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治时期企业家之间的这种协作是一种客观与历史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认为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之间多边协作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集团主义思想的存在，而是由明治时期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决定的。
第三，多角化的综合经营。明治时期的许多企业都实行多角化的综合经营战略。不仅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财阀是如此，而且大仓、古河、藤田、浅野新兴大企业也如此。当然，这些企业家之所以从事多角化的经营，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论经营何种事业，对企业家来说几乎都是全新的事业，而且一般都较容易得到政府的许可、支持和援助。
第四，企业家对近代企业的精髓——科学技术有全新理解。在明治时期的企业家们看来，科学技术与其说是一种经验和操作，不如说是一种学问与教育，因此，他们很重视学历（正规的学校教育）和海外留学者，并愿意雇用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见，明治时期企业家对教育及学历的重视根源于他们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即认为科学技术主要不是经验或实际操作，而是一种学问与教育。明治时期企业家对教育和学历的重视，对明治以后的日本企业仍有很深远的影响，这也是日本社会学历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