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空间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当代论文,概念论文,女性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祖国。作为一个女人，我不需要祖国。作为一个女人，我的祖国是全世界。”①尽管弗吉尼亚·伍尔芙笔下的女性和平主义者为了国际主义精神而更愿意抛弃民族主义意义上的祖国概念，但是她仍然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立足的场所：全世界。这是一个抽象的地点概念，但确定无疑地表明空间问题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女人，没有祖国仍是一个女人，如果失去全世界，则将失去生存的附着，不再具有存在的实在性。
对以西方女性主义为主要理论资源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批评而言，空间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国内晚近兴起的差异化理论，还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借鉴(这里的“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指的是第一波和第二波女权主义，即17世纪到19世纪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女权主义。第三波女权主义自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开始)，实际上都有空间概念贯穿其中。本文旨在就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空间概念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空间概念的提出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是区分文学活动中男性、女性的性别角色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女性文学批评的实践者普遍认为，女性和男性天生平等，但男性中心社会的遮蔽和压制造成女性处于“他者”地位，丧失了自我意识与自我存在。文学文本中的性别关系状况反映着这种历史现实并受其规定；对文学文本和文学史中的性别关系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女性成为“他者”的理路，重新评价女性的文学艺术成就。
这种认识同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方法的引进，性别分析开始被尝试纳入中国文学研究，一批相关研究论著先后出版、发表，显示出性别视角存在的合理性及其鲜活的生命力。在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关于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或称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论断这一理论资源的背景下，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在进入实际操作之前，往往预设了女性相异于男性的独立的特征。这样的文学批评话语所彰显的，是女性力求在话语实践和社会活动中获得具有主体性的、与男性平等的“位置”。
位置感的追求隐含着女性在“空间”方面的诉求，位置的不同决定空间的具体状况。对位置的想象或描述，给空间定位提供了话语条件。“19世纪以后的空间图式：它的核心在于，基地(即site)只有在同别的基地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恰当地定位。一个基地只有参照另一个基地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②这对女性而言意义重大。女性在空间中位置感的获得，是其存在的保证和证明。同时，与男性关系的状况，决定着女性的空间状况。
根据后现代地理学的观点，“基地被两点或两元素间的近似关系所界定；从形式上，我们可将这种关系区分成序列的、树状的与格子的关系”。③我们可以在虚拟中把“男性”看作一个基地，把“女性”看作一个基地，又可以把各个不同的个体的女性以及个体的男性都看作不同的基地。这样，除与男性的关系之外，决定女性空间状况的另外一些因素就涉及与女性相关的时代、民族、阶级、身体、话语方式等诸方面。而且，女性空间状况因为个体(包括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具备了个性化的特征。在个体女性与个体男性的互动过程中，个性化的生存场景附着在个体女性之上，其空间状况的分析与描述必须置于具体的生存背景、话语环境之中，采取适合的理论模式。
女性空间位置作为一种重要的甚至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正体现了当代女性文学批评所试图进行的创造。在文学研究中引进性别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开拓研究视野，丰富人们对文学的认识，推动对男性中心的文学世界的改造。而女性文学批评的实践，是一种廓清女性空间的话语方式。女性空间的决定性因素随之进入女性文学批评话语，影响着这方面的话语实践并被其所改造。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空间”概念就此发生。
这一概念所指涉的，一是在女性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中就男女两性之间关系而做的前置预设；二是关于两性文化角色和相互关系的批评话语的存在；三是由此而衍生的批评之能指、所指体系。这里关于“空间”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女性与男性各自作为一个虚拟整体相对而言的空间状况；其次是作为集合体的女性内部的分层状况。其中，前一个层面是女性文学批评空间概念的核心和基础，其理论资源是早期的西方女性主义。如何看待和阐释女性整体与男性整体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着批评话语的立场。尽管早期女性主义所蕴涵的本质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在确认男性中心文化的历史存在这一前提下，怎样理解“女性”所处的整体空间状况，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能因为本质主义的缺陷而抹杀考察女性整体空间的意义。
目前，对这种空间状况的描述主要有两种具一定代表性的倾向：一是将女性与男性对立起来，将男性与女性的关系阐释为绝对的统治、压迫与被统治、被压迫的关系。这一思维的逻辑推演，自然是女性为获得解放，首先就要反对男性压迫，摧毁由男性建立和主导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二是将女性与男性之间理解为互补共存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主张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在展开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批判的同时，提倡双性关怀。由于对女性空间位置的认知不同，批评话语方式也随之各异。相对而言，前者偏于激进，二元对立的色彩颇浓；后者较为平和、理性。
前边提到的一些研究者质疑女性本质主义的立场，所凸显的是个体女性及其具体生存状况，即强调社会、文化塑造了女性并影响了女性的艺术创作，每一个女性由于其生存条件、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不同而表现各异。放弃女性本质主义的后果之一，就是继早期女性主义之后兴起的差异理论在国内相当广泛地为人所接受。这种差异理论有助于认识女性集合体内部的分层状况。女性集合体内部分层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民族/国家(共同体)、阶级/阶层、身体/身份。这些方面共同决定着个体女性的具体空间位置，其差异性在阐释中得到体现。遗憾的是本土女性文学批评迄今对此还缺乏更为深入的探究。
然而，过分强调女性差异也带来难题，即个体女性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或者这种一致存在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女性的民族/国家(共同体)、阶级/阶层、身体/身份，仍然是群体性的。如果过于强调女性之间的差异，女性主义理论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无疑会因此而遭遇挑战：既然“女人”之间缺乏足够的同一性，那么谈论这个话题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呢？而另一方面，设若忽略个体差异，则又很容易导致对女性的本质主义认知。这一分歧的要害在于，是女性本质为先，还是女性差异为先。而更进一步，即使在接受女性差异的前提下，也还存在着本质主义阐释的情形。
女性本质主义主张和差异化理论的矛盾表明，“尽管致力于消除妇女的从属地位把女权主义理论中的各不相同的分支团结在一起，但是，对妇女从属地位的理解大相径庭，对采取何种措施消除这种从属地位的意见差异极大，摧毁了这种团结”。④当然，无论是对作为整体的女性，还是对作为差异的个体女性来说，辨别其与“男性”的关系，认清民族、经济地位、身份等要素在这一性别世界中的位置，都是其存在的基础。这就需要导入女性文学批评空间概念的生存性内涵。
二、生存性内涵
追问女性的空间位置是对女性存在加以澄明的过程。历史性因素规定了女性存在的实际，要获得存在的自由，必须打破和拆解这样的历史规定性，从认识论角度提供解释理论，廓清女性的空间位置，使存在的自由之境向女性敞开大门。
在后现代主义理论背景下，当代女性文学批评话语在认识论上的努力必然使其对女性空间位置的追问打上后现代主义的烙印。比如，对话语方式的重视。这也正是女性文学批评空间概念之“生存性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学者认为，“性别”不应当被理解为男女之间一种“真实的”社会差异，而应被理解为一种“话语方式”。这一“话语方式”是跟不同的主体群有关的，这些群体的社会角色由其性/生理差异决定，而不是由其经济地位或其在族裔、种族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所决定的。性差异也应被理解为一种话语方式。在这一话语中，不同的社会主体群被界定为拥有不同的性/生理结构。换而言之，无论“性别”或“性”，都可以被理解为话语方式，只是有着不同的议程而已。⑤
将性别和性差异理解为话语方式，使女性主义批评者避开了女性存在的复杂性，转向关于表述的技术化方面的探讨。在当代语言哲学兴盛发展的背景下，从话语方式这个层面厘清女性空间位置，有着强大的理论背景支持和借鉴资源，是一种工具性的实用主义策略。“语言是存在的家，而生存论的丰富性也寓于语言之中，但语言的可表达性、作为语言的在场形式的文字以及声音的延异也不断破解着生存论意蕴。”⑥工具性的处理方式集中表达了女性对现世生存空间的强烈渴望。由于无法在理论上很好地弥合决定女性生命存在的诸多因素之间的裂缝(比如，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到底是女性生理特点决定了女性被男性统治的命运，还是社会因素造就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对这类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从裂缝处转身面向现世，便是一种生存性选择。但是，就像结构主义一样，对话语方式的关注必然导向对形式的偏重。这便带来疑问：女性的现世存在是形式的还是本质的？女性空间位置是话语方式的结果还是历史规定的结果？话语方式是否真正有助于女性实现平等或解放的目标？另外，偏重于形式，将可能使精神的超越性落空。这些疑问和矛盾，需要向女性个体存在的推进来纠正。
生存性内涵的第二个方面，是女性个体存在真实感的确认。对于女性来说，只有如此，才能在无限复杂多变的当代生活中找到立身之所。针对历史性和当下文学文本所进行的女性文学批评，往往以女性个体形象为切入点，共时性地呈现女性生存境遇的历史轨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独特处境：令人羡慕的社会平等和令人扼腕的女性自我的丧失，便以一种矛盾的状态同时呈现在新时代的天幕上。”⑦如此，女性生存的历史境遇得以与当代状况结合在一起，强化了对男性中心世界的解构，推进了对女性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人”的生存世界的建构，并在其中展现出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旅程。
在具体的生命体验过程中，被“男性”抽空的“女性”逐渐找到存在的真实感。“存在如果是真实的，那么它就仅是内在的特征，仅是具体的生存的质；那么它就在具体的生存之中，而不是具体的生存在它之中。具体的生存的价值和人的个体人格的价值，不取决于其中的理念的共相，而取决于具体的个别的人格价值，不取决于其中的理念的共相，而取决于具体的个别的个体性的生存，取决于以个别的个体性的形式启迪内在的共相。”⑧只有经历具体的生命体验，生存的历史和现实境况被赋予女性的情感和理性，女性主体性才能得以确立，并过渡到主体间性。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对女性经验的抽象，就是建立在文学文本中的个体女性分析之上。尤其是面对当下的女性文学文本，批评者更热衷于其间的女性生命独特体验的文学呈现。对于某些作家对女性存在和两性关系的可能性形式的先验探索，批评者多给予张扬。正是在女性个体存在和生命体验探索基础上，才抽象出“超性别意识”、“双性同体”等共相概念。(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生命体验包括两个层面：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的生命体验，批评者(尤其是女性批评者)的生命体验。批评者关注较多的是前者，至于后者以及两者结合的发生和影响，研究成果较为鲜见。)
对女性个体存在和生命体验的强调，意味着承认女性的异质多样性。这也正是生存性内涵的第三个方面。女性个体存在是丰富多彩的，既有种族、国家的区分，又有身份、经济、阶级的界限；其精神世界因此呈现出无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承认女性异质多样性，是女性避免空洞的和抽象的概念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充实和完满女性生存空间的理论方式，也是颠覆和消解男性中心主义统治的策略，抵达女性生存真实性的必由之路。对当代女性文学批评而言，承认女性的异质多样性，有利于避免概念化的批评方式，纠正套用西方理论带来的模式化批评倾向。这同时要求批评者不断发现文学文本中女性形象的新鲜特征，从民族、国家、性别等多种角度解读文学文本中的性别关系，赋予女性形象新的内涵，不断拓展女性空间丰富性和生动性。因此，正是女性的异质多样性为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多角度、多方位的展开提供了可能。
既然女性的异质多样性注重的是个体，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个体与类本位之间的矛盾，即作为个体的女性与作为类整体的女性之间的矛盾，这给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带来了两难的选择。因所谓大一统意义上的“女性经验”并不具有真理性和普遍性，而那些致力于开掘女性个体经验、特别是开掘女性躯体和欲望，希望借以实现传统文化“突围”的女性写作，实际上由于纯粹意义上的“女性语言”的根本性匮乏以及身陷于男性本位的大众阅读心理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举步维艰。女性主义批评于此不能不陷入窘境。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个体与类本位在本质上是统一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立作为个体的女性与作为类整体的女性两者之间的位置关系，同时对类本位与相对主义保持足够的警觉。如果因为强调类本位而忽视个体女性，就会掩盖女性集合体内部的分层状况，抛弃个体女性存在的真实性，女性空间将是不完整的和不圆满的。然而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理论在反对整体主义时，忽略了个体存在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境遇，并没有认真批判和考虑实现个体生存价值的社会现实前提，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将个体生存具体化。在这种情况下，过分追求生存的个体化，将会滑入相对主义的虚无境地，从而危及个体存在。这给当代女性文学批评提出了挑战，即如何把握女性审美、女性意识、女性体验的整体性抽象与个体性具体之间的平衡。
当下的批评实践尚不能很好地应对这个挑战，而是往往偏于一隅，以女性整体性抽象对抗男性的压抑。一种很常见的方式是，以某个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为基础，抽象出类整体的女性特征，再推广至其他女性形象。这种做法既以个体的女性体验为类本位掩盖了女性集合体内部的差异，又因此忽视了个体的女性体验的生动性和具体性。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从上述话语方式、女性个体生存以及女性异质多样性三个重要方面可以看出，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空间概念的内涵从根本上说是生存性的，其中一以贯之的线索是女性存在的历史规定性和社会现实性。这表明，女性空间是具体的、历史的空间。而由于这种空间的具体性需要由时间来定义。于是，在这个意义上，空间问题一定程度上又和时间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
三、空间与时间
在谈到中国女性文学时，最常见的描述是“浮出历史地表”(“浮出历史地表”为戴锦华、孟悦合著的一部书名。该书198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初版，通常被认为是新时期以来大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早的代表作)。它颇有意味，但较少有人就此进行深入思考。这里，“历史”代表的是时间，“地表”代表的是空间，“历史地表”可以理解为时间的空间位置，即时间的空间规定性；也可以理解为空间的时间刻度，即空间的时间规定性。如此说来，“浮出历史地表”便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女性结束了某段时间，开始进入新的时间，这两段时间的交汇点是女性存在的显露，是女性空间重新建构的起点；二是女性的空间位置在时间历史中获得清醒的认知，女性对自身空间位置的自觉意识进入时间的规定性。
这样的双重解读，表明了女性空间和时间关系的两种状态：其一，时间造成了女性空间的状况，并将继续规定着这种空间状况。对时间的清算，是女性空间获得独立存在的保证。其二，对女性存在而言，空间是某段时间的终结和重新开始，是时间意义的转捩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线性传递关系于此被打破，在一个空间中形成新的排列位置关系。而事实上，由于文学文本生产的时间、空间和批评者所处的时间、空间通常存在距离，因此文学批评往往是一种后发式行为。于是，当女性文学批评试图通过对历史时间、空间的解释和干预来达到建立现在和未来时间、空间的目的时，女性的空间、时间不免发生交错，情况也因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就第一种状态而言，当代女性文学批评者需要面对的是清算中国女性几千年“被书写”的历史，包括对文学史中女性的文本形象和女作家创作的重新认知和阐释，从中树立起女性意识、女性视角或性别意识、性别视角。
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女性自身被抹杀了，并且这种抹杀本身也被掩盖了。于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性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她不能指向任何的所指，又可任男性填充进任何的内容。她在社会及家庭伦理秩序中是被统驭的对象，在经济秩序中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者，在文化层次上，她只是一个被命名者。这个失去话语权的被压抑着的性别，呈现一种无名又无言的状态。她不是没有自己的历史，而是无由说出自己的历史。⑨
在当代女性主义批评中，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判断。历史是女性空间状况的规定者，也是女性表达自我空间状况时失语的“肇事者”。因此，当代女性文学批评构建女性存在空间，首要的问题就是厘清女性存在的历史。这种历史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女性文学史的建立。(2)历代文学创作中女性形象的辨析。(3)文学叙事形式、文学表达形式的发展与性别之间关系及发展的探讨。(4)文学史与社会史的互相折射。但是，时间却在蚕食着女性历史本质的完整性。对女性存在历史的主角女性而言，“从我思考到我存在之间，我必须穿越由空洞的纯粹形式所构成的时间裂罅，于是，……‘我’永远是一个分裂的我，在我之中开敞着空洞且连接域外的时间。我思考、穿过时间裂罅，我于是变成另一个，变成他者”。在时间开放和持续变动中，女性不断分裂，女性存在本质也随之不断演变、分化。“本质只能形成于时间的持续发展中。确切地说，本质不是事物中一成不变的部分，本质就是流变。”⑩
时间的纯粹形式造成女性存在本质的不稳定性，使空间对于女性存在的重要性越发明显。在某一时间点或某一时间段(这样的段也可以看成点)上，女性空间位置形成一种状况。这样，时间的持续流动演化为空间的变动。女性存在流变的本质即是女性空间位置不停地转换。于是，就女性存在而言，时间(历史)让位于空间。或者说，时间(历史)成为空间的手段。就当代女性文学批评来说，其更倾向于关注文学文本中女性和性别关系的共时存在，对女性存在的历史分析，是为了印证女性受压抑的存在状况。这同时也表明，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对女性空间追问的兴趣超过了对时间的探索。
在女性文学批评的空间概念中得到强调凸显的，是女性位置关系的具体排列以及在如此排列下隐藏的权力关系。一种新的排列和权力关系的生成，标志着不同的时间点或时间段。新与旧的转换把时间划分出截然不同的点或部分。因此，空间的不停转换代表着时间的不停流动。但是，由时间规定的空间在每个点或段上并不相同，一种新的时间形式——以空间不停流动为内容的时间形式开始出现。“事实上，现代性的过程就是总体性的历练。当资本的逻辑布展到全世界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时间被空间化了，可从更深的层面看，恰恰是空间被这种总体完全地时间化了：绽出性的时间恰恰成为将一切收归己有的总体化。”(11)女性要成为“他者”存在的过程中，属于女性自己的时间诞生。不过，这种“属于”是被动的，是被男性强加的，因而实质上依然是“他者”的时间。
在女性存在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中引入男性，并不只是为了确认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规定性及其压制，而是同时着眼于更深刻地认识女性现实存在状态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仅仅在重复对男性和女性之间历史关系的描述，而是为了更清醒地抵达女性存在的真实境地。这一点，在当前的女性文学批评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今天我们要反思中国男性百年来是怎么建构的，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女性的建构历程。如果我要挣脱旧框架的束缚，那我需要知道男性是怎么回事，他建立了什么样的框架，才能知道我怎么跳出来，不要又跳回到他那里去了。这就是社会历史过程中的男性主体的建构——男性和女性的主体建构之间的关系、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是怎么变动的，同政治的、经济的变动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来做一些研究，可能在理论上会有所突破。(12)
女性存在的时间/空间这种转换并不意味着不可知论。相反，它更加生动地说明女性存在的复杂性和微妙性。一方面，时间和空间的互相纠缠以及“他者”时间的形成，使女性存在成为一个多重关系交织的组合体；另一方面，时间的让位，使女性空间的变动成为除时间之外规定女性空间状况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后一点，正是女性空间的生产。
四、女性空间的生产
“空间生产不是指的在空间内部的物质生产，而是指空间本身的生产，也就是说，空间自身直接和生产相关，生产，是将空间作为对象。即是说，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现在转变为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13)女性空间的生产指的是女性空间的复制，即男性和女性关系以及影响这种关系的能指和所指体系的复制。这种复制并不一定是原有存在体的简单拷贝，其中还包含着生产过程所处的时代社会条件和生产者自身的状况。
根据这种理解方式，女性空间的位置关系不断延续的过程，就是女性空间不断地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我们关注女性生产的中心如果不是自然生产(繁衍后代)而是空间生产，那么，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性别关系就都成为生产力的一部分，男性对女性压制方式也就从女性繁衍后代转变为女性空间生产。
女性空间生产存在两种方式。一是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空间的生产。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空间生产所具有的社会化特点。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空间的生产，已不仅仅是自然的生产，整个社会已经成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被男性社会生产出来的女性空间同时带有时代特征，进入下一轮生产过程。这些原因使女性空间状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例如，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繁荣的景象，与男性中心文化有很大的关联：“女作家对女性主体性的艰难建构，远未足以形成扭转男性中心文化专制局面的力量。倒是女性在写作中的诉说自我欲望这一女性发现自己的主体性建构行为，在男性性消费眼光的窥视下，很容易地就蜕变为对女性自我的异化事件，反过来消解了女性主体性。受市场利益原则驱动，某些女作家也自觉不自觉地把女性欲望演化为取悦男性欲望的工具……”(14)
这段引文表明，对于男性中心文化，女作家应该承担起“过滤”的角色，如果不能实现这种角色功能，女性将有可能再次受到男性压抑。其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这样的观点：女性对自身的空间具体状况有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即女性在女性空间的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另一种女性空间生产方式。最典型的例证就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众多研究者开始以性别理论、女性文学为研究领域。
可以看到，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属于这样一种女性空间生产的方式：通过持续、集中地探讨文学文本中女性存在及性别关系状况，尝试建立女性独特的审美体验，构建起女性空间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同时揭示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为女性空间未来新的改变奠定基础。为此，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必须对自身保持一定程度的警醒，不能造成对女性再次压抑，以致成为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空间生产的附庸。
如前所述，在进入新一轮的女性空间生产之前，女性的空间状况已经成为既定存在，女性主动或被动地承认和接受着这样的存在，而女性的空间状况将影响新一轮女性空间的生产。尽管如此，女性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文化处境。虽然我国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承诺将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但是，“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了妇女的六大权利(益)，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权利’前面都有一句话，‘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这与大多数国家男女平等的法律表述‘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不同，后者是说男女共同以一个客观标准为标准，而我国立法表述上，明显的是男子的权利标准是先于女子的，而且的确是男性标准。这是中国历史上妇女解放以男性标准为标准的法律表达。”(15)归根结底，女性对女性空间的生产，依然不得不从属于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空间的生产。
“……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它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政治性的，空间乃是何种利益奋然角逐的产物。”(16)说到底，“女性空间”是带有“政治性”的概念，这种政治性的主导是男性中心。
具体到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改变女性空间状况的现实努力面临两难的境遇：在全球化时代，既要对西方女性主义保持清醒的意识，又要警惕自己内部形成话语权力优势的压制力。虽然批评者业已开始探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的异域性与本土化问题，但是，全球化强大的摧毁力使这种探讨有可能事倍功半。“全世界的空间被非领土化，被剥夺了他们先前的各种意义，然后再按照殖民地和帝国行政管理的便利来非领土化。”(17)资本裹挟着文化，使其所到之处出现同质化的现象。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资本支撑的背景下，具有着话语权力的优势，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乃至一定程度上同化着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受其影响，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在处理内部问题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出现了忽略女性内部弱势群体存在的现象，即“形成了对更广大的中国妇女——城市下层的劳动妇女与乡村妇女议题的搁置乃至遮蔽，忽略或遮蔽了城乡劳动妇女在某种程度上依然获得的社会权利与亟待改善的社会生存与国家体制间的深刻的依存关系。”(18)
这当然也是一种同质化现象。女性空间状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被抽空和平面化，女性存在的真实性将可能因此而被抹杀。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本意是打破男性压制女性的权力关系，张扬女性存在，但是由于女性空间状况的同质化，很可能在不期然间造成不同群体/个体女性之间压制/被压制的权力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是存在于文学批评层面的，也依然需要自省和警惕。
综上，我们认为，提出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空间概念，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因为建构女性空间状况，关系到女性文学批评的出发基点，其具体情形将决定批评者的态度、立场以及批评的展开方式。厘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空间概念的生存性内涵以及女性空间与时间的关系，将会为批评实践进一步深入提供有益的参考，同时有利于辨别批评话语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和其间两者结合的生长点。
女性文学批评自身就是女性空间生产的一种方式。明乎此，意味着对女性文学批评提出更高的标准，提醒批评者更加注重中国本土的性别关系特点和具体语境。文学的女性空间状况与现实的女性境遇相比照，可以使当代女性文学批评获得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和展开领域，有助于使其更富策略性和针对性。因此，对发展本土的女性文学理论来说，清醒地意识到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空间概念和空间生产，是必要而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注释：
①[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三块金币》，转引自陈顺馨、戴锦华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②(16)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0页，第102页。
③[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④[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69页。
⑤[加]伊瓦—戴维斯：《性别和民族的理论》，见陈顺馨、戴锦华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⑥邹诗鹏：《生存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⑦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⑧[俄]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⑨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
⑩杨凯麟：《德勒兹论福柯·译序》，[法]吉尔·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5页。
(11)王恒：《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2)王政、高彦颐、刘禾：《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代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13)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汪文所引观点来自[法]列菲伏尔《空间的生产》。该书主要观点介绍可参见汪原：《关于〈空间的生产〉和空间认识范式转换》，《新建筑》，2002年第2期。
(14)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5)郭慧敏：《社会性别与妇女人权问题——兼论社会性别的法律分析方法》，《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17)[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9页。
(18)戴锦华：《两难之间或突围可能？》，见陈顺馨、戴锦华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导言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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