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系统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建设论文,系统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4)09-0044-06 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一起，已成为当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高频词汇之一。回溯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系统思考，领会他对于制度自信的辨证理性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一、制度自信来源于社会主义创新的思想与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满自信足以看出邓小平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他强调：“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1]“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2]他后来在各种场合反复论述了这三条检验标准，认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应当实现经济上迅速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证全体人民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组织上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政治合格、年轻、有专业知识的现代化建设人才。毫无疑义，邓小平的这三条标准对于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建设尚未取得长足发展的时刻，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来的呢？这除了归功于邓小平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唯物辩证法思维方式和辩证理性之外，还要归功于他内心对于社会主义的创新思想与对共产主义必胜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创新的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倡导社会主义思想解放。1980年上半年，邓小平多次强调，现在看来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滞在很低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针对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状况，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是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 第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3]邓小平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我国国情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确认了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制定政策、路线、方针的出发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块理论基石。 第三，确立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邓小平多次讲到，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社会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他认为：“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4]从唯物史观出发，他认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所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这就是改革，因此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了纠正脱离生产力抽象谈论姓社姓资问题，邓小平还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第四，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曾在十多年时间里发表了十多次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他不断地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市场和计划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他强调，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从唯物辩证法出发，主张把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运行手段从资本主义中剥离出来，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从而为社会主义所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是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当代水平的最显著的标志。 第五，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澄清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存在的似是而非的错误观念，剔除了许多不科学的内容，突出了把解放、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新思想，突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两个层面完整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第六，形成社会主义全面进步、全面发展的理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几乎是同步提出、同步发展成熟的，这并非偶然。他一贯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经济要搞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反复强调，如果社会风气搞坏了，经济搞上去又有什么意义，就会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一个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就会出现。邓小平的预见应当为人们所重视。 邓小平关于坚持共产主义必胜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主要体现在把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结合起来。邓小平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正是在这一崇高的理想目标引领下，邓小平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结合起来，从而对现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满信心。由此可见，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现行的制度产生足够的自信。因此，在理论上我们决不能割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价值链，离开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然而在一段时间里，一些干部在市场经济的汹涌波涛中迷失了方向，丢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就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邓小平曾提醒我们，从民主革命时期开始我们就用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来约束党员的言行，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就建不成社会主义，就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那么，建设社会主义究竟要不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呢？怎么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之间的关系呢？这里确实曾经存在理论上的误区和宣传上的失误，值得引起我们认真反思。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是民族的“根”和“魂”。他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不屈不饶、生生不息、顽强奋斗的精神，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一代又一代人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作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5]现在许多人包括一些握有执政公权力的领导干部，放弃了民族的“根”和“魂”，丢弃了理想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有人批评理想主义，其实这些人是打着现实主义的幌子，否定一切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谋求自己或小集团的既得利益。“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固然不可取，但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理想万万不能丢。”[6]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始终牢记宗旨、牢记责任，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他强调指出：“今天，我们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7]很显然，习近平总书记清晰地诠释了邓小平所讲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与建设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阐明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的基本道理。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8]其实，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精神追求，共产主义追求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吃苦拼搏才有可能实现。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役中，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必须落实到党的干部的言行中去。有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已经成为鉴别合格的共产党员与合格的领导干部的重要的尺度。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唯物史观不是唯利是图，物质利益并不是创造历史的唯一动力。恩格斯指出，他和马克思的一个失误就是过分强调经济对于历史的决定作用，以致被人误解为经济决定论。其实，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所有的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否认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对于创造历史的推动作用，他们除了重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之外，还非常重视社会关系再生产和精神生产。在当代中国，能否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及其客观标准，已经成为检验对社会主义制度是真自信还是假自信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二、制度自信必须提升到制度自觉的高度 邓小平不仅是一位坚定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充满信心的理想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清醒而又务实的社会主义创新的实践者。邓小平理性而务实地意识到，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还有许多因素阻碍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群众。他强调：“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9]这就是说，邓小平的制度自信是清醒而又务实的，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和创新实践基础之上的。制度自信不能回避现行制度的弊端，更不能为现行制度的弊端辩护，掩饰错误，粉饰太平。应该认识到，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邓小平曾列举现行制度中的种种弊端，他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病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光是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就列举了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枉法等20几种表现。所以他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10]正是由于清醒地认识到现行制度的弊端，他由此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认为我们“一九八○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11]在他看来，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2] 邓小平的制度自信始终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一个重要明证，就是他承认和分析了历史传统对于现行制度的影响，从而把制度自信提升到制度自觉的高度。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13]这就揭示了现行制度存在弊端的历史根源，要求我们从制度上解决特权问题。 毛泽东多次称赞邓小平的唯物辩证法水平高，邓小平的唯物辩证法水平高就高在深谙马克思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辩证理性。这种辩证理性具有对物质利益、现实制度、局部规律和此岸性局限的超越性，从而呈现出入民主体意识的选择理性。这种辩证理性活动要求人们不为种种感情和传统所局限，必须始终以理性态度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因此，辩证理性能够平衡主客体需求、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重要思想武器。然而，对于我们的制度弊端，有的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加以回避、掩饰甚至否定，把承认问题与制度自信对立起来。邓小平似乎早已预料到达种形而上学情况的发生。在讲到以老老实实的态度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时，他强调指出：“我在日本曾经说过，一个人本来长得不漂亮，要打扮成一个美人，那是不行的。老实的态度，倒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国家。不认识自己，没有希望。”[14]这就是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通过反省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深刻意识到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由此他得出结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5]今天重温邓小平的这一段讲话，人们感受会特别真切。邓小平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实事求是和辩证理性的典范，承认并正视存在的弊端恰恰是制度自信的表现，因为不回避问题才是解决问题和创新制度的开始。 三、实现制度自觉任重道远的三个重要使命 邓小平不仅是具有赤诚之心的爱国主义者，而且还具有国际主义的情怀。在邓小平的国际视野中，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现最终依赖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他指出：“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16]正是这种唯物而又历史的辩证理性，使邓小平以超出常人的眼光和魄力，发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并主张努力吸收他国的进步因素，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到发表南方谈话时他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7]此时，他的辩证理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和运用自如的地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胸有成竹的整体性思考，使他清醒地判断：“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18] 综观邓小平从制度自信到制度自觉的总体论述，他立足中国，相信党和群众，放眼世界；他信仰马克思主义，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促使传统创造性地转化；他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制度创新。在他的心目中，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与对世界多作贡献是内在统一的。邓小平无愧于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然而他绝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已经包含着宽广的国际主义胸怀和中华民族为世界多作贡献的崇高境界。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创造了古代灿烂的文明，然而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未能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这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历代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形象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变的，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是很重要的事情。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一些曲折，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真正实现必须完成以下三个重要使命。 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19]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是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也是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只讲民主，不讲法制不行。民主和法制，这两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20]他还强调：“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21]对照邓小平的教诲，对今天某些人蓄意否定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做法应当深思。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在民主问题上，人民不允许开历史的倒车。 重要使命之二，就是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和影响。邓小平在与李维汉谈“兴无灭资”口号的问题时讲道：“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22]他还谈到，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他强调，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邓小平主张，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在邓小平看来，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还很艰巨，诸如：社会关系中残余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画地为牢；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他甚至还提出在人才问题上肃清封建主义的问题，主张坚决解放思想，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 重要使命之三，就是加快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创新。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邓小平在这里讲的是保持改革开放的政策稳定，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他强调的恰恰是涉及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改革开放这一点要保持稳定、保持不变。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他讲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非常明确，他要的就是思路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邓小平改革的使命意识很强，他看重的是“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23]标签：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制度建设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