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仲佳[1]2001年在《20年代性爱小说的历史考察》文中指出20年代的启蒙是整个启蒙浪潮中重要的一支。它的逻辑基点是个性解放。在解放思潮的冲击下，原本在旧的伦理体系中被封闭的性得到了解放。性成为20年代思想界的一个中心话语。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要求相适应，性的解放首先是做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存在的。这种的选择既使性获得进入主流话语的合法性，又使性的解放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任何社会中的性都有其社会性和生物性的双重性质。20年代对性的工具理性化的选择，使当时的精英们无法在性的社会性和生物性中取得一个平衡点。因此对性的理解很容易走向极端，或者为了突出性的社会性而而有意无意的压抑性爱做为人的本能的合理性。或者走到对性的本体的偏执而否定了一切人类向文明成果。 20年代的性爱小说写作是上述性爱启蒙内在矛盾性的反映。在大多数的启蒙者那里性做为人的合理欲望的解放，常常和他们所担负的社会解放的责任感形成冲突。在承认性做为人的合理欲望的前提下，常常排斥合理、正常的性爱。这种排斥有时以一种病态的性取向表现出来。如郁达夫前期的性爱小说。同时，在以张资平作品为代表的另一类性爱小说那里，性又被解释成改变人类生活的强力，把性与现存的一切文明对立起来，走向了性偏执的极端。作为现代人文向启蒙者，在20年代中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逐渐感受到“陪着做一世牺牲”的非人性。试图把性爱从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中剥离出来，因此出现了20年代性爱回归性本身的努力。 虽然由于历史的限制20年代的性爱启蒙和性爱写作没有全面展开，但先驱们开拓性的努力还是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人的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多层面、多向度的过程。性应该是通往解放的一条可能的途径。
徐仲佳[2]2004年在《性爱问题：20年代中国小说的现代性阐释》文中认为性爱问题是20年代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现代现象”，其核心是灵肉一致的现代性爱观。现代性爱涉及到人的理性、情感、生理本能的现代转型，因此其在20年代现代人形象变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0年代的小说鲜明地反映了性爱问题这一“现代现象”。现代性爱为20年代小说带来了从内容到形式的现代转型。首先，现代性爱带来了个性的觉醒，成为“人”存在的一个标尺。20年代小说藉此获得了“人”的形象的现代转变。其次，女性的觉醒作为“个人的发见”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借助现代性爱而显现出来。但是，男作家所想象的女性形象和女作家的自我体验还是有差距的。相对于男作家的物化虚构而言，女作家的性爱体验则是另一种图景，它包含着“为人与为女的双重自觉”。再次，现代性爱也带来了小说形式的现代转变。从叙事视角到叙事声音，现代性爱都带来了崭新的变化。最后，现代性爱所包含的欲望与理性的悖论对20年代小说起到了规范作用。“革命+恋爱”的公式是这种悖论的自然发展。 放在性爱问题这一现代性的背景下，20年代中国小说展示出一幅新的景象。一些重要的作家，如郁达夫、张资平、凌叔华、庐隐、蒋光慈、刘呐鸥等，获得了新的阐释；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也获得了崭新的现代性内涵；20年代小说的流变历程也获得一种新的解释。
吴正锋[3]2010年在《沈从文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王,他对现代文学的多方面作出了突破性的历史贡献。论文重点对沈从文跨文体,人物创作,叙事艺术以及湘西乌托邦理想化构建进行研究。沈从文从根本打破了五四之后占主体地位的小说“结构、人物、环境”叁分法的观念形态,认为小说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包括了“社会现象”和“梦的现象”两个部分,“必需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方可望成为一个小说”。沈从文认为小说应该“注入一种诗的抒情”,“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从而突破文体分类上的拘束,走向文体综合。论文不仅对沈从文跨文体创作在宏观理论上作出了准确的把握,而且结合沈从文创作实际,分别对沈从文小说的“诗化”,“散文化”,“戏剧化”和多种文体综合写作进行具体深入论述。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亦颇多创新。譬如指出沈从文都市题材小说的诗化,这是一般关注不够的。而湘西题材小说的诗化,不仅指出其诗化,而且还指出其诗化的变迁过程。论述沈从文小说的散文化,分为早期和成熟期两个阶段进行论述,特别是展现了各种不同观点对沈从文早期小说散文化认识的分歧。在论述沈从文小说的“戏剧化”时,颇有新意地指出沈从文存在“莎士比亚”戏剧式小说,“叁一律”戏剧特征的小说,以及小说中出现戏剧才有的科白这种戏剧与小说体裁混杂的小说。在沈从文多种文体综合写作的论述,既指出沈从文小说多种文体综合,还指出散文传记与小说的文体综合,同时对文体综合的积极意义作出恰当的评价。沈从文把各种文体各种形式有机融合在一起,充分发挥诗歌、散文、戏剧、小说故事各种因素各种文体的优长,扩大传统小说的文学形式和体裁范围,实现对传统小说写法的打破,创造为现代思想内容服务的新的文学形式。沈从文在人物创作中坚持“更有人性,更近人情”的如实书写,他不受“一个时代的趣味”,“一时兴味”所拘束,为现代文学艺术长廊贡献了许多具有人性深度的不朽艺术形象。论文探讨了沈从文七种“更有人性”的书写方式。特别提出只有理解沈从文“更有人性”的如实书写才能更好地理解沈从文创作,并由此对一些被误解的作品进行了一番新的解读。沈从文在表现人物“情感发炎”的过程中作了极其细致而微妙的描写,深达人物潜意识。论文特别细致地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对沈从文小说人物描写进行了新的解读,读出了新意,加深对沈从文小说人物潜意识性心理描写的理解。沈从文潜意识性心理描写的杰出成就,不仅使人物获得了真实性和深度感,而且大大推进了中国小说人物创作现代化转型,为中国文学人物表现现代化发展道路大大向前推进步。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心性天然素朴,与环境背景融为一体,人物行为保留高度的原生态性,这一切都使人物“始终能保留那个物性天然的素朴”。沈从文在人物表现上深谙艺术辩证法,他超越艺术常规“从反面写”,在人物描写典型化与类型化的辩证关系中注重类型化的重要作用,在重大紧要事件与琐碎小事的关系处理上,着重点描写琐碎小事,重大紧要的事件反而一笔带过,特别是他“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表现的”。正是由于沈从文掌握了人物表现的艺术辩证法,使其人物塑造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论文对这些人物表现手段和方法都进行了扎实深入的论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认识。沈从文叙事艺术研究认为沈从文小说叙事艺术是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艺术的最高峰,但也有一个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直至完美的过程。论文突破了通常的将沈从文小说按题材分为都市与乡村两部分,而别有新意地从叙事视角上,按沈从文小说中“自己的成分”的多少划分为叙述的“有我”与叙述的“无我”。认为叙述的“有我”由于受到自身生活的束缚,特别是追求小说的真实性、感染性和趣味性而不免带来叙述上的琐碎,拖沓,冗长,而叙述的“无我”的小说,作者就能与“自己分离”,“冷眼的作旁观者”,追求小说的艺术性,由此一扫“自己成分稍多一点的”小说的那种令人腻烦的啰嗦散漫、拖沓琐碎,而让人感到艺术上的明净节制,挺拔劲爽。论文还深入地分析了沈从文故事的讲述的艺术成就。沈从文成熟期创作,叙事主体“我”逐渐退隐,更多采用了人物叙事和全知叙事。沈从文的全知叙事又表现为叁种全知叙事类型：“编辑者全知类型”,“中立的全知类型”,“戏剧式”类型,特别是沈从文成熟期全知叙事与人物叙事经常相互切换,呈现出全知叙事与限制叙事相交织的叙事视角,有力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论文还分析了沈从文的童真叙事与客观叙事这两种态度,认为童真叙事具有亲切,真实,复调,反讽的效果,客观叙事坚守艺术的节制原则,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叙事艺术健康发展作了贡献。叙事结构研究则探讨了沈从文早期小说创作的随笔化与散漫化,研究了沈从文小说十二种开头方式,对沈从文成熟期小说的两种结构方式：散化的结构与情节的突转,平铺直叙与内在张力作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叙事时间研究则对叙事时间的放任自流与精巧安排,叙事速度与生活的“常”与“变”,单一叙事与反复叙事都作了创新性的论述。湘西乌托邦世界是沈从文为中国现代艺术贡献的一座艺术丰碑,同时也是一颗熠熠放光的人类艺术明珠。论文创造性地提出沈从文构建“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是‘人性’”,以及艺术情调上的牧歌气息在内在本质上与近现代欧洲古典希腊理想化思潮及创作相契合相一致。沈从文企图以古希腊优美健康的人生形态以及充满牧歌情调的艺术格调为榜样,努力构筑湘西乌托邦想象世界,为现代中国树立一种人格范式,为现代中国艺术发展寻求一种艺术资源。沈从文从两个方面构建湘西乌托邦：一是从时间上,将时间推向久远的苗族“光荣时代”；一是在地域空间上,将理想人生形式置于湘西边地,从而进行理想化的人生演绎和最动情的人生抒写。《边城》是沈从文最用心最执着地构筑的人类理想化的乐园,是湘西乌托邦牧歌想象最为杰出的代表。《边城》的悲剧,不仅是一出社会悲剧,而且也是一出希腊式的命运悲剧。论文还对沈从文牧歌情调的取得,从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文化基础、生命形式以及先锋表达等五个方面进行扎实深入的论述,论文最后认为沈从文是中国最伟大的牧歌体小说家,中国牧歌体小说在他的手中得以最完美的体现。
余琼[4]2016年在《198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研究》文中认为新时期以来,大批女性作家"浮出历史地表",以其出色的创作实践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不可小觑的生力军。其中,一些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频繁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取得了相当成绩。显然,"女性作家"与"乡土叙事"这两个要素在此一时期中国文坛的同时凸显,并非仅是偶然事件。作为一股渐露锋芒而又具有某种鲜明群体特征与积极文化诉求的创作潮流,它的存在恰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端口:本文着意以新时期文化语境为基点,以男性乡土叙事为参照,从"性别"之维切入乡土书写,考察"女性"与"乡土"结合后所呈现的诗学特质。同时,还以"乡土"之"点"察女性文学之"面",探究它对于女性文学的补充、丰富、拓展之功。如此,这就牵涉到对女性乡土叙事的生成背景、文化立场、主题倾向以及审美艺术等多维度的综合考察。具体到行文布局,全文共计七章,可分为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叁大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解决选题缘由、基本概念、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等相关性问题的阐述与厘清。重点在于从宏观角度对新时期以来女性乡土叙事的整体特征及文坛影响进行把握,指出其对乡土文学及女性文学的双维度意义,以及对其研究现状进行扫描与概述。第二章探究女性乡土叙事景观的生成。从现实背景、作家动因以及文学情境等叁个方面着手进行分析。与男性作家相较,女性作家最重要的叙事新质要属因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女性经验与女性意识呈现,而新时期以来"乡土中国"的现实情境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传播的适逢提供了此一时期的创作契机。无论是因时代际会结缘乡土的"知青",还是情系故土的"地之女",抑或是出于乡土审美性需求的"新生代",她们以或无意或自觉的女性意识构筑乡土叙事"越轨的笔致",从而实现与男性乡土叙事的汇流与分延。接下来,在上述"外部力量"的梳理基础上,论文将正式进入到文本的"内部研究"。将分别通过柔化历史、欲望探求、成长关注、审美艺境等四个章节的具体剖析与论述,概括出女性乡土叙事独特丰厚富有异质性的美学内涵与诗学贡献,从整体上把握其对女性叙事传统与乡土叙事传统的延承与突围。第叁章论述女性作家在历史言说上的特殊审美发声方式。在此题域,"日常"历史观与女性主义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共振",女性作家以边缘视角与性别意识作为一种有效的叙述策略和言说特征展开历史重构。其中,"日常历史"叙事旨在走出男性宏大历史叙事的偏执,而对人性的多维透视与执着言说则旨在揭蔽历史图景中个体的生存世相与生命本真。同时,她们还倾心于运用温情笔触营造一种温厚与宽恕的品格,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期在大自然的哺育中返归到一种"诗意的栖居"。第四章考察女性作家基于性别立场对欲望话语的重构及其意义。这里采取狭义的"欲望"概念,即意指关乎身体的欲望,围绕着身体、性爱、孕育等方面展开论述。指明其意义除却对以男性为创作及言说主体的乡土欲望书写的共鸣,更在于基于性别立场对于女性长期作为欲望客体的叙事反拨,呈现出与男性欲望叙事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第五章针对女性成长类型及问题的内部聚焦。女性作家对于乡村女性的成长发现,经由生理发育层面延至心灵成熟层面,再深入到精神建构层面的叙事建构,其要旨在于对长期处于被盲视状态、潜藏于乡土叙事之中的隐性主题——女性成长进行去蔽。她们以女性视角对留守乡村女性、进城乡村女性以及下乡知青女性等叁种成长主体类型的成长历程及困境展开观照与反思,指出乡村女性由于身处农村文化荒原语境及深陷男权中心意识桎梏,其成长之途长期面临的"主体镜象的绝对匮乏"这一重要而基本的事实。第六章从乡土叙事艺术性方面的审美特色着手,分析其所呈现的诗性品格,同时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可以说,新时期女性乡土叙事承续了"五四"新文化以来对乡土中国的浪漫主义抒情书写传统,而这种诗化风格艺术特征的营造主要借助于语言和意象的诗意运用。同时,女性作家尽管在文体上多向古典传统致敬,但这并不妨碍其对西方现代主义叙事技巧的借鉴。其中,尤以向西方现代派绘画的技法借用与融合为表征,体现出高度的诗画同构意识。此外,就可能存在的艺术缺陷问题,则主要指出其中最具普遍性、也最为代表性的两点,即自我"重复"和逻辑"失真"现象。最后一章是结语部分,侧重于在上述主体部分的总述及分论基础上力图将女性乡土叙事放置在文学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意义观照,旨在肯定其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所取得的丰赡硕果之时亦指出其限度并寄予展望,提示着女性乡土叙事值得期待的话语前景。
宋桂友[5]2007年在《中国当代小说性爱叙事》文中认为本论文试图厘清中国当代小说性爱叙事的脉络,研究当代小说性爱叙事的方式、方法及其特征,探讨当代小说性爱叙事演进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并进而观照性爱——人性发展的历程,通过在历史长河中之一瞬的当代50年人性的社会性变革在当代小说中的叙述演变来观照小说——文学的现代化之路。所以,本论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从当代小说的具体语境出发,考察当代小说的现代性内涵,把性爱问题视为当代文学与当代中外文化关系的中枢。因此,本论文在以性爱问题为出发点展开研究时,不仅注重小说外部文化语境中性爱问题的钩沉、小说内部性爱问题的生成与演变,同时注重探讨性爱观念及叙述的变革带来的小说观念、内容、形式等现代转型及流变等具体的文学史问题。本论文的研究从文本出发,注重吸取前人成果,运用叙事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等理论对之进行研究。本论文的论述主要分以下几部分:第一章:从国家主义的角度研究十七年及文革文学的性爱叙事。其叙事特点是叙事指向具有政治功利性,“自觉”服务政治话语,接受新社会的规约,以及故事情节叙述的趋向公式化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简单化。文革中,由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禁欲主义”横行,导致文学作品中人性叙述消失,自然地,性爱退场。而手抄本《少女之心》的出现是长期专制制度下压抑人性的喷发,它和当时的地下诗歌一起带着对人性的执着寻找与疯狂呐喊构成了文革文学的“潜在写作”。第二章从新启蒙的语境出发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小说性爱叙事。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思想资源的渗入引起了中国文学理论的重构并直接导致了中国新时期小说性爱叙事的产生和发展。以《醉入花丛》为代表的文本在把性爱与革命话语二者由对立到统一而一致起来的反讽叙事,完成了对崇高、理想、革命的颠覆和解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试图通过对欲望的重新叙述和话语转换,建构新的价值观和文化秩序。第叁章从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出发对上世纪90年代的性爱叙事进行研究。《废都》和《白鹿原》是90年代性爱叙事的代表作。《废都》的性爱叙事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独特地位来源于它的性爱叙事大突破。而《白鹿原》中的性爱叙事是多层面的,文本以性为中心,既有对和谐性爱观的寻找与倡导,又表达了作者对文化、人类命运的思考。第四章用女性主义视角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女性作家的性爱叙事进行研究。女性作家通过对女性身体的充分书写而达到了解放女性,使女性以平等的身份与男权直接对话的目的,把五四时期“我是我自己的”的个体权力理想变成了全社会的权力现实,同时,把女性文学带入了现代化。基于以上考察,本论文试图在以下叁个方面有所创新:1、通过对性爱叙事问题的考察,呈现中国当代小说的现代性历程;2、对当代性爱小说的代表作品进行重新阐释和评价;3、在现代性爱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当代小说流变过程中的文学现象,寻找诸多文学现象的革命与现代性意义。
程春梅[6]2012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贞节观》文中认为本论文主要探讨中国20世纪百年文学创作中,贞节观念如何与政治合谋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衍变之路。贞节观念的含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社会群体给予“贞节”的解释是不同的。笔者从古代至20世纪文学的阅读经验中发现,贞节观念从古至今的衍变说明了它身上承载了很多文化、政治、社会心理等复杂内容,贞节观念已经不仅代表贞节本身,而且是影响与制约社会上男女两性和谐相处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自从20世纪初中国打开国门与世界潮流接轨开始,文学中的贞节观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变革也有了曲折辗转的衍变历程,贞节观念的这种衍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时期、不同的社会风气中呈现出复杂各异的面貌。论文在第一章中主要是回顾东西方贞节观念的历史衍变过程,从历史上来梳理贞节观的来龙去脉。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教国家等东方国家历史上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对贞节观念的高度重视,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婚姻制度及各种与贞节有关的习俗,有的甚至绵延至今。西方国家大多受基督教等宗教影响,历史上也曾经有严酷的贞节制度,但随着西方启蒙运动、思想解放及性解放运动带来的影响,贞节的绳索逐渐松绑,西方人突破了贞节观对人情欲的束缚,获得了崭新的男女两性关系。当20世纪初西风东渐,慢慢地贞节不再成为一个全球性太过沉重的话题,东方社会也逐渐摒弃了严酷的贞节制度,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性关系都获得了新的发展。第二章主要论述了20世纪初期至五四时期贞节观念上历史的觉醒,人们打破性禁忌的坚冰,从理论批判到文学形象的塑造,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来揭示传统贞节观的劣根,宣传西方新的性解放思想,一潭死水开始初泛微澜。在这其中,最突出的是清末狭邪小说等世情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中所体现出的这种世纪初贞节观念的变化。狭邪小说中以妓院为中心描摹世态,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封建道德传统相左的思想倾向。鸳鸯蝴蝶派小说很多已把男女的婚姻自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大量表现年轻人挣脱封建传统礼教桎梏的艰难,展示了当时小市民的婚恋观、贞操观,他们既不满于父母专制的包办婚姻,又希望获得父母恩准他们的自主婚姻,既渴望婚姻自由不容人干涉,又不能像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青年人那样理直气壮地宣告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新旧交替时代青年的情感真实写照。第叁章主要论述的是现代文学30年中除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之外的文学创作中贞节观念状况。如果说激情飞扬的五四时期令千百年来由根深蒂固的传统贞节观念一统天下的中国社会死水微澜的话,那么这30年表现出来的便是勇敢的反抗与犹疑徘徊双重奏的30年,现代文学中的贞节观念表现出的极为复杂的情态是其他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而且总体来说,男女作家们在表现这一主题时遵循了非常不同的创作思路。面对传统中国典型的贞节观念造成女性的千年苦难,角度的不同认识的不同使男女作家在对题材的把握上也存在差异。男性作家往往从客观的角度深刻地揭示这种苦难的社会根源,而女性作家往往会以感性的笔调,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抒写这种苦难的哀痛。另一方面,男性作家笔下那些被传统贞节观束缚的女性大多数是弱者形象,是无法自救逆来顺受的可悲可怜的社会牺牲品,而在女性作家笔下,这些受害者往往表现出顽强的个性,惊人的生命力,她们的抗争闪耀着追求人性的精神光辉。从作家本身的贞节观念来看,现代文学中男性与女性作家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男性作家受社会整体上男性中心主义习惯思维的影响,他们一面表现着传统贞节观压迫下女性的悲苦,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却不自觉地在赞美维护这种贞节的观念,所以有时候他们的贞节观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表现出犹疑与矛盾的态度。而相对来说,女性作家对传统贞节观的反抗性更为强烈,态度更为坚定。第四章主要梳理了贞节观从革命文学开始经过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发展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这一长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新的畸变现象,这种畸变直到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便是无爱无情亦无性的文革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文学写什么不写什么不断受到规范,开始追求女性的忠贞纯洁,爱情是有小资情调的不能提,性是有伤风化的东西不能表现,那些追求性解放的女人便是落后的反动的,当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并取得了政权之后,性的正面描述就基本消失了,这部分地是缘于男权主义与极左政治相结合给文学中贞节观带来的深刻影响。20世纪的文学从最初赞美勇敢猛烈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的现代女性,到此时竟然出现了极端的无爱无情亦无性的文学创作规则,这种变化的答案就隐藏在20世纪中国走的现实道路中。革命,抗战,救亡,就存这为拯救国家危机进行不断探索的道路上,文学逐渐地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空间,变成了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即变成了革命的宣传工作,因而不可避免地,中国20世纪文学进入了很长时间的与政治纠结在一起受规整的发展时期,它严重地受到政治的制约,深刻地反映着政治对它的严格要求,20世纪文学由此走上了深具中国特色的贞节观念与政治合谋的曲折衍变之路。第五章论述的是新时期文学如何对贞节观进行再度的反省。在古代传统与革命传统双重影响下的新时期文学又接受了一场西方思想的启蒙,极端保守的贞节观念得到了松绑,但松绑并不意味着一下子就彻底获得解放,这个过程中有不断的迂回曲折。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旋律,求稳定不求激进,所以对于些在贞节观念上表现新锐的作品往往会采取规训的方式以期减少思想影响。但社会毕竟是从极端的一元慢慢趋向多元发展,不同的音调开始获得发声的机会,尽管这样的一些突围不断的受到来自主流的批判与规训,但并没有阻挡作家们从小心翼翼到义无反顾的突围,直到走向另一个极端：性泛滥,特别是1990年代后被认为是一个欲望叙事的时代,这是新时期文学中贞节观发展的另一种走向。总体来看,在20世纪初在国门开放、人心思变的五四前后以及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时期,知识界流行的是谴责封建贞节观残害中国女性的罪恶史的文学表达,新知识分子憎恶封建贞节观,他们与当时流行于西方的性解放思潮相呼应,拥有较为开放的性观念。但毕竟古老的因袭沉重而顽固,在社会的下层以及保留着古老传统的封建大家族里,这股清新的风气吹来后仅现若有若无的涟漪,前者表现在大量描写农村贞妇惨剧的新文学作品中,后者体现在凌叔华等作家描写“高门望族精魂”的一系列作品中。另一方面,从左翼文学开始便已经埋下了“禁欲”的种子,到了延安文学、建国初社会主义文学时期我们会看到“解放”的婚姻观念与“保守”的性观念并存,“禁欲”因为有严酷的战争而获得了“正当”的理由。我们能看到对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宣传作品,但已经很少看到对爱情的叙说,更少看到对情欲的描写,人们把这些个人的情愫都抛在一边,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到了统一思想有利于取得革命胜利的政治洪流中。这时连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主人公都极少出现,主人公变成了英雄的工农兵,而这些没有接受过五四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工农兵主体所尊崇的贞节观念仍然是传统的。这种状况在新时期文学中得到了反拨,甚至又发展到了另一个性泛滥的极端。但实际上对这种所谓“性泛滥”我们也勿需用“全民道德沦丧”的惊呼来简单粗暴地进行否定。因为在社会转型期,泥沙俱下,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在一种纷繁的现象背后,我们能觉察到那种生机与死寂并存的尴尬。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从贞节观的角度切入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打通了20世纪文学中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研究脉络。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贞节观深深地与政治相纠结的发展轨迹,对这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做整体研究是本文倾力进行的重点所在。二是迄今未见从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完成的对贞节观念在20世纪文学中的衍变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因此本论文在理论视角和研究对象方面有突破。叁是本论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范式,综合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大的人文社科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来进行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具有一定突破。
肖小云[7]2016年在《突围与陷落》文中研究指明福柯曰:"启蒙首先意味着有勇气重新创造一个自己。" "有勇气重新创造一个自己",这是启蒙的首要含义。对中国女性来说,启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传统文化的限囿中走出来,从男权中心文化派定的"贤妻良母孝妇"的角色中跳脱出来,从工具化与依附性的存在中跳脱出来,重塑一个有爱有恨、有欲有求、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一个经济独立、精神自由、人格完善的人。——这是本文对于女性启蒙的界定。而女性写作,它有两层基本含义:一,女性作家的写作;二,具有女性意识的写作。而女性意识,是指对于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基于本论题的女性启蒙的概念,导论与结语之外,论文主体部分拟设置五章:原初命运:作为附庸与工具的存在;女性与教育;女性与婚恋;女性与革命;执着的探索。具体来说:第一章,"原初命运:作为附庸与工具的存在",主要从启蒙发生之前女性的生存处境与命运遭际来阐述女性的悲剧性存在;第二章,"女性与教育",主要从现代教育在女性性别意识觉醒、女性就业即经济独立等方面的影响上来探讨教育在女性生命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亦探讨这种作用的有限性——因为教育要在女性的生命塑造中真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作用,还有赖于女性自身的坚初、顽强等质素;第叁章,"女性与婚恋",主要从女性对于自由婚恋的追求及其在追求过程中的陷落来阐释女性启蒙的艰难;第四章,"女性与革命",从女性与革命的复杂关联——女性意识、女性婚恋、女性生命等与革命的复杂纠缠——中来透视女性启蒙的艰难;第五章,"执着的探索",就女性在教育、婚恋、革命叁个向度/叁条路径上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抗争与探索,选取其中特别突出者(其中包括文学文本和现实文本——因为现代女性作家的写作,她们的文学文本和现实文本原本就有着密切的关联)予以分析阐释,以此来论证女性启蒙虽然艰难——女性启蒙的漫漫路途上有着诸多需要跨越的障碍或者需要披斩的荆棘甚或需要与之搏击的凶猛的野兽,然而,勇敢的新女性并不因为这重重的困难险阻而停止她们探索的步伐,停止她们改变传统的悲剧性命运、塑造自我新的生命的努力。也正因此,女性启蒙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而终有取得最终胜利的—线希望。基于论文主体部分的分析阐述,"结语"部分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处于新旧交接时代的女子,试图从叁个向度/叁条路径上去实现她们的生命/命运突围,即由传统的"贤妻良母孝妇"的附庸性与工具性的"物"的存在向经济独立、精神自由、人格完善的"人"的存在的转换:然而,相当悖谬的是:由于路上满布的荆棘与陷阱,无论踏上哪条道路,女性在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自主自立的同时却往往落入更大程度的被束缚被压抑甚或被伤害的陷阱之中。探究这种种陷阱的根源,也即阻抑女性启蒙进程的"高墙",大体来看有两类:其一,女性自身的男权意识的遗毒与意志方面的软弱等问题;其二,为封建文化男权意识所毒害的他/她者的阻抑。如笔者文字上的表述"他/她者"所示,这个阻抑女性生命发展的"他/她者"既包括有着深厚男权意识的男人——男权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也包括为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所毒化了的"男性化"的女人——男权文化的受伤者。而这两类荆棘与陷阱,或者说"高墙",其实都源于同一个东西:统治关系模式下的男权中心文化。然而,正因为女性启蒙的路途如此艰辛,现代女性们(包括文学文本中的人物与现实文本中的人物)在这条路上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才更显光辉灿烂;她们对自我生命之可能性的探索之坚定执着更加令人感佩。
丁峰山[8]2005年在《明清性爱小说的文学观照及文化阐释》文中研究说明明清性爱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家族里的重要成员,它们在内容、题材、艺术表现等方面显露出独特的气质。以文学批评的眼光对其成就和缺陷进行深入探讨并做出合理解释,对于更好地把握古代小说创作的发展演变轨迹,进而把握中国小说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性因素,充实古代小说研究,都具有正面和积极意义。同时,明清性爱小说保留了相当多的未经提炼加工的有关明清时期庶民大众性生活的原生态材料,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他们在性方面的观念、情趣、行为方式、认识水平、风俗习惯、道德规范这些性文化内容,挖掘这些素材,可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下领会民族文化的特征和表现,为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和视角。 论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性的基本属性和功能,性爱、性爱小说的概念,以及明清性爱小说的研究现况。第二部分系统梳理了明代以前性爱文学作品的特点、成就、地位和影响,勾勒出古代性爱文学的发展历程。第叁部分讨论了性爱小说的传承体系及明清时期政治、思想、经济、社会等外部因素对明清性爱小说产生、发展与繁荣的推动作用。第四部分从内容、主题、情节、人物形象、性描写方式等方面分析了明清性爱小说的文学价值和审美缺陷。第五部分通过对房中术、处女之好、小脚之癖和同性恋4个专题的论述,挖掘明清性爱小说文本所透露出的明清时期庶民的性文化主要特征。最后一部分是结语,批判了明清性爱小说的道德缺陷和社会负面影响,也对其在小说史和性文化史上的正面作用和认识价值给予适当肯定。
张廷兴[9]2005年在《明清艳情小说研究》文中指出“艳情小说”是人们在论及明清小说并给明清小说分类时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艳情小说是明清两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文学事实,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面对研究对象,研究它们为什么出现在明清时期,如何看待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文学方面的双面作用;研究它们对性描写的突破到底有没有价值,研究艳情小说遭到禁绝是它背离了哪些审美原则,从而进一步研究这种文学现象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大众文化发展和国家的文化政策提供什么借鉴,在性描写这个问题上文学创作怎样在客观反映、张扬个性、满足读者的需求的同时又要高于生活、坚持正确的审美方向、引导读者提升欣赏趣味;研究我们怎样对待这一部分文学遗产,怎样在文学史、小说史、世情人情小说史中客观正确地表述评判。这是一个有很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有一定创新程度的选题。 1、研究现状 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性描写比较关注,进行一些讨论,开始于解放以前的叁四十年代到解放前后这段时间。鲁迅、郑振铎、茅盾、高罗佩等都有一些真知灼见,甚至很大的建树。以鲁迅的观点为代表。改革开放以后到90年代的二十多年时间,许多明清小说研究专家利用《明清小说研究》、《金瓶梅研究》、《红楼梦研究》等学术刊物对古代单篇的或者多部的明清小说中的性描写进行评判;对于《金瓶梅》之类的世情人情小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突破。主要的研究性成果是张国星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大多学者在一些古代文学名着的圈子里研究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价值时,也提出了一些分析性爱、肯定性爱的观点,如《牡丹亭》性爱女神的观点,《西厢记》私定终身的婚前性行为意义,《红楼梦》的性意识、同性恋,等等。而对于纯粹的性爱小说,大概还是处于禁止出版或者禁止未删节出版的原因,一般多是围绕禁书、禁毁小说而进行的描述与研究,作文本的简单概说、漫话,如安平秋、章培恒先生的《中国禁书大观》,李梦生先生的《中国禁毁小说百话》,李时人先生的《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但是,作为一种题材和小说体式进行客观的史的概括与评价的,还很少。《中国小说史丛书》也没有将艳情小说列入专题范畴,合并艳情小说于向楷先生的《世情小说史》里。台湾一些学者在围绕着编纂《思无邪汇宝》、《古代禁毁小说辑刊》的过程中,收集、整理了一大批艳情小说,并且以每篇加“序”的形式,对各篇进行了客观的、历史的、公正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代表着艳情小说研究的高峰。其他着作主要有曹萌的《明代言情小说创作模式研究》、陈益源的《小说与艳情》、马克梦的《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 2、研究内容 (1)艳情小说的概念界定。艳情小说以描写性爱为中心,以感官刺激为主旨,以文学方式来表现,以商品效益为目的,具有非法性反动性,有自己独到的特征。艳情小说是明清小说的一个主要体式,它与人情小说、神魔小说、公案小说、英雄传奇小说、演义小说一起,共同把我国古代小说创作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2)艳情小说有自己的成因。它与明清两代政治,与明清两代经济发展,
赵启鹏[10]2008年在《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研究》文中认为战争和情爱是人类生存状态中两种既普遍又特殊的存在境遇,是集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极致性之大成的表现场域,是人类最重要的极致生存遭遇和永恒文学表达。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既彰显着各民族文学特质又体现出人类文化心理的相通,既诉说着个体微细的生命体验又昭示出人类整体的宏观生存寓言,既传达出显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又蕴含着深层的集体无意识,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在面对这两个富有历史复杂性、审美丰富性和学术诱惑性的论述对象时,经过再叁考虑,本文定题为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研究,努力以整合性的学术视野来探索战争、情爱与文学叁者之间的深层纠葛。论文将研究对象的范畴定为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至今以辛亥革命、叁次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等中国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进行的现代战争作为书写内容的当代战争小说,重点对这些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进行研究和探索。其中,中国当代战争小说是对情爱叙事的特殊文化场域范围规定;情爱叙事是对中国当代战争小说进行文化审视和审美考察的立足基点和扩展依据。在这一题域中,情爱是战争中的情爱,战争是涵有情爱的战争。本论文在整合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叙事学、原型批评、文化批评、比较研究等多种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在历史、战争、文学、现代性、人性等多维视野中,把宏观的探本返源和微观的文本细读,把社会文化层面和文学审美层面结合起来,进行了互动式的研究;把宏大的现代性和抽象的人性具体落实在特定历史时域的文学文本上,来探寻人的个体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现代性的文学话语表达,并对之进行立体多维的学术观照。论文分为叁大部分,共有八章。第一部分:绪论。主要进行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的界定工作:如战争、战争小说、叙事、情爱叙事等;并提出所要解决的问题,阐述论文的整体构架、研究方法、理论根据、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第二部分:主体。分上、下两篇分别论述十七年和新时期(中间过渡以“文革”时期)的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两篇都采取“由果溯因”的结构进行构建和论述:叙事模式→叙事策略→审美话语建构→问题背景分析与文化价值评判,这样就在两篇之间形成了纵横交织的对称结构。(上篇)第一章:通过对大量具体作品的分析,归纳出革命/战争伴侣式、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式、阶级/民族超越式以及敌对阵营的淫乱/强占式等几类具有主导性和典型性的战争/情爱叙事模式,并阐述“阶级本质论”的政治理念在这些情爱模式中的价值规约和叙事限制。第二章:主要对十七年战争小说情爱的叙事策略进行文化阐释和意识形态分析。从“极限情境”模式的叙事设置、“白+黑”及其洁化叙事、情爱/政治双重启蒙关系、叁角/多角情爱模式、“镜像人物”的正反映照等叙事策略的运用,指出阶级理性对十七年战争小说中战争/情爱主体的生成及其情爱关系的叙事设置、情爱故事发展轨迹的掌控,进一步论证出“阶级本质论”导致了欲望/政治置换术在十七年战争小说情爱叙事中的广泛运用。第叁章:论述十七年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审美话语建构。指出“寓政教于情爱”和“以美济善”是中国传统文化偏正式审美思维特质的典型表现,在中国历史性的危机处境的激发下,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阳刚革命诗学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了十七年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本土化美学取向,建构起以中国式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美学为核心,以民族气派和地方话语为重要特征的战争/情爱审美话语。第四章:深入探究十七年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文化价值内涵及意识形态因素。在哲学文化层面,从宗教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等方面探究中西主流文化对情爱话语的拒斥与同化策略,在现实层面具体分析个体情爱与战争规则的冲突,由此论证主流话语以阶级斗争理论来建构社会现代性文化工程之激进诉求的深层文化心理。以文革期间战争小说中情爱叙事的极端阶级化话语征候作为总结和过渡,论证阶级斗争激进思潮对1950-1970年代及新时期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影响,并引出下篇内容。(下篇)第五章:主要论证和阐述了新时期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多方会谈语境和多元化样态。通过对大量作品的精研细读,把新时期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样态归结为绵延续写型、解构改写型、解构重建型、哲理反思型等几种主要类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入分析,探究十七年与新时期文学在深层精神机制和叙事肌理的相似相通和相差相异。第六章:阐述指出政治去蔽和身体出场是新时期战争小说情爱叙事中极为普遍的叙事现象和叙事策略,这种身体伦理的叙事呈现正是对人们重释现代性意图的急切表达。第七章:相对于十七年战争/情爱叙事以阶级本质论来“坐实”一切的政治伦理美学,新时期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表现出了贵我返虚的总体审美风貌,这是文学话语对于战争/情爱叙事的本体化与审美化。具体表现为:对西方线性现代时空观的反拨与解构,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循环论与苍凉感的现代回归;理性审视下人性善恶的复调叙事;地域文化的神秘主义审美参与等。第八章:通过对社会思想语境和创作主体状态的分析,阐述新时期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深层蕴含。包括在为阶级理性正名的归来心态下对人民正义的重申;现代启蒙理性与生命哲学影响下对个体欲望的张扬;民众自发意识与主旋律倡导相契合所导致的民族主义的兴盛;从人类境遇存在出发,所引发的自由主义式的贵身论等。这些思潮的冲击碰撞、融合妥协和多元共生,使新时期文学呈现出一种“斑驳的现代性面相”来。结语:在世界化与民族化的立体框架中,对照同时段域外战争小说所达到的文学审美意义上的高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深广度,比较中国当代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特质,映照出后者的优长及短缺。综上,近代以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次现代战争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体的主体建构过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无垠的想象空间。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情爱叙事,在特殊维度上以特殊的方式对中国现代性的发展轨迹和境遇图景进行着文学话语层面的建构。十七年的主流意识形态把中国及中国人的现代性历程,规定为单质的线性伸展与历史本质的自我呈现;并把这种历程看作是体现了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的战争实践结果,是代表历史先进力量和绝对真理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整合和重新确立的结果。这一时期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被定位为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文学话语例证。因此,个体生命的情爱诉求被政治理性的阶级本质论赋予了次一级的价值身份,同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含混性和非理性一起,在经过意识形态的砍削之后被整合为阶级政党历史合法性的感性证明,只能以碎片或扭曲的方式存在于政治话语的缝隙中。改革开放使新时期的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中激发出新一轮的“在场”式现代性焦虑来,这导致既往遭到压抑的个体生死爱欲转变为社会意义体系中的价值优位者;进而各种多元的思想认知模式和话语言说机制也从存在意义上被接受。因此,新时期战争小说情爱叙事在叙事样态、叙事策略和美学建构等层面,都表现出了对阶级本质论激进思潮的反思和对现代性体系重新定义的渴望。这表明,当代中国社会开始由革命年代的超越性乌托邦社会主义朝向现世性的世俗社会主义转变。
参考文献：
[1]. 20年代性爱小说的历史考察[D]. 徐仲佳. 山东师范大学.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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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沈从文创作研究[D]. 吴正锋.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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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当代小说性爱叙事[D]. 宋桂友. 苏州大学. 2007
[6].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贞节观[D]. 程春梅. 山东大学. 2012
[7]. 突围与陷落[D]. 肖小云. 南京大学. 2016
[8]. 明清性爱小说的文学观照及文化阐释[D]. 丁峰山.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9]. 明清艳情小说研究[D]. 张廷兴. 山东大学. 2005
[10]. 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研究[D]. 赵启鹏.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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