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亲环境协作治理网络参与的理论比较*
何塞·M. 巴鲁蒂亚 卡门·埃切瓦里亚
内容提要 ｜ 关于组织参与协作治理网络的动机，业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不过到底哪些动机最为重要尚无共识。本研究旨在更好地了解参与者对其所属网络的态度。在亲环境协作治理网络的背景下，我们提出并测试了一种模型。该模型以三种理论（即资源依赖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包含三个变量（即网络资源、形象提升和认同）。通过对比这些变量的相对解释力，我们发现包含认同变量的社会认同理论最能解释参与态度，具体表现为收益递增效应。当网络参与者认同其所属的亲环境网络，一个强大的动力机制就此形成。也就是说，认同对解释参与态度大有助益，在协作治理和集体行动研究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关 键 词 ｜ 政府网络 资源 形象提升 认同 参与态度
一、引 言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认为网络是公共部门制度架构的基石，像气候变化以及贫困等这样的严峻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或许只能通过协作网络来应对，因为个人或组织都没有独自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资源或权力。
参与者在网络中维护协作的行为虽然常见，却不能就此认定这是必然。协作耗时又耗能，需要经济和机会成本，网络参与者往往可能会放弃网络或选择“搭便车”。因此，参与网络都默认一点，即网络合作伙伴有付出就应有所得。具体而言，我们研究了参与者对其网络持积极态度的原因，即使产生交易成本并不得不放弃外部替代方案，他们为何仍愿意参与其中。虽然积极的态度并非行动，却是在网络中行为活跃的先导因素。
网络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激励参与者在网络中保持活跃，获得参与者的真知灼见对网络协调者而言至关重要。这对网络稳定和网络寿命具有启示意义，特别是在解释网络可生存性和网络性能方面，这一点已得到证实。既然我们研究的网络其创建初衷是应对极端的社会和环境问题，那么从社会角度来看，获得的真知灼见就举足轻重。
至于解释网络参与的态度方面，本研究对三种理论，即资源依赖理论（SDT）、社会交换理论（SET）和社会认同理论（SIT）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评估。虽然部分横向对比研究对参与公共部门和非营利网络的驱动因素进行了探讨，但是之前的研究并没有对这三种理论变量的联合效应进行分析。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填补了这一空白。具体来说，我们拟解决的问题就是：（1）这三种理论对理解网络参与态度是否有所助益？（2）在解释参与态度模式方面，这三种理论的相对重要性是什么？
在二胡合奏练习中音准训练是首要内容。首先，要认识到音准的重要性，在合奏中要认真去聆听，去分辨。其次，在合奏中训练音准和技巧课上的音准练习有很大不同，合奏时要保持大局观，不能只注意自己的音准，还要注意别人和整体的音准，树立整体意识，能够协调准确地发挥和声功能，在演奏时倾听相邻声部的音准，在节奏上和相邻声部保持一致，根据演奏情况实时调整和各个声部之间的关系。[3]
二、研究背景
“我们早半个月就赶来了，今儿总算买着了。”操着“京片子”的果商刘老板说道。果商慕名上门“打抢”收购阳圩的芒果已经不算新鲜事了，为了采买到农场的优质芒果，有的福建、广东客商甚至结交了本地的“友仔”，每年定时上门采购，还将阳圩的芒果贩售到了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
市镇是西班牙最低的政府级别。该国分为区（即自治区）、省和市镇。西班牙国家权力相对下放，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共享权力。因此，其网络没有层级划分，自愿决定是否参与，各成员之间不受法律约束，成员间的关系也就较为随意。通常流程是区或省政府推动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网络，省或区辖下所有市镇也可上行下效，这也就意味着在地理和主题（即亲可持续发展）上都对网络进行了界定。虽然有些推广者要求承诺可持续发展，例如制定一项类似《21 世纪议程》（Local Agenda 21）这样的亲环境计划，然而大多数网络都不具备实现承诺的必要条件。因此，参与者的有效参与程度均是自行决定，各不相同。所以推广者需要创造有吸引力的环境，使各市镇当局看到，经济、社会和情感收益超过了维持活跃所需的成本。如此一来，当局需实施不同的策略，例如投入经济、人力和知识等相关资源，创办论坛并做出联合决策，平衡成员之间的关系，沟通网络成就等。推广者提供的资源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而变化。例如，在大多数网络中，金融危机期间经济资源会减少。
我们用得分在0 分（完全不同意）～10 分（完全同意）之间的李克特式量表来表现管理者的观点。大多数测量标准都会根据现有式量进行调整。7 名专家参与了调查问卷的预测试，以评估条目是否容易理解并具有相关性。在此阶段会删除或修改某些条目。表2 汇总了用于所有研究变量的条目以及描述性统计。
虽然这些网络专注于共享学习，但自创建以来其形象就不断嬗变。最初，这些网络侧重于《21世纪议程》建议的规划。由于规划方案存在不足，例如管理负荷或不确定因素，目前市镇有时会侧重联合开发的创新项目。
我们研究的网络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首先，网络发展之势迅猛，出人意料，因为西班牙没有可持续发展和互联协作的传统。因此，这些网络所涉及的机制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探究对象。其次，虽然我们研究的网络所产生的公共价值很难测量，各种轶事证据足以令人相信协作已经改变了当地管理者的思维模式，并促进创新性解决方案的实施，以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例如新形式回收、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和绿色采购等。最后，自愿参与也符合我们的研究目的。
三、理论背景
在先前的研究基础上，我们描述了所研究的协作治理网络。广义的“网络”是一系列联系在一起的行动者。“协作”和“治理”二词形容了我们研究的行动者的类型和关系。具体而言，特别是“治理”一词表明我们网络中的主要行动者是由高级公务员或政客代表的政府。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分等级，相互依赖。虽然作为网络推广者的高级别政府因其自身规模而拥有更多的资源，身份特殊，但没有等级权力。与网络目标和活动相关的决策需各方达成共识。“治理”一词也表明我们的网络侧重政策网络中的公共政策问题和政策项目；网络力求服务大众，唯有彼此协作才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目的。最后，“协作”则强调网络身负转型目标，涉及重要的深度互动。
In this interpretation,there is no prison,no cell,no police,but two wrestlers fighting each other.
从组织间网络视角（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Approach）来看，参与协作治理有三种重要动机：（1）为了获得实现组织目标所需但内部无法获取的经济驱动资源（如资金、货物或信息），对应资源依赖理论；（2）为了参与有价值的社会驱动（如地位或形象）交换，对应社会交换理论；（3）为了通过遵循主流做法来获取正当合理的资格，对应社会认同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在我们的模型中很重要。此处不考虑制度理论，因其涉及一种导致象征性参与的动机，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深入的参与态度。
虽然资源依赖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为理解网络参与提供了重要见解，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理论关注的是精于计算的自利组织，忽略了组织代表作为个体的角色，后者也许会受到其他动机的引导。代理理论和现代管家理论已经探讨了个体在组织中的作用，特别是现代管家理论强调，组织代表可能会受到亚伯拉罕·H. 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和大卫· C. 麦克莱兰（David C. McClelland）等人提倡的高层次需求的引导。詹姆斯·H. 戴维斯（James H. Davis）及其同事借助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不仅仅是精于计算的自利，更可能会将自己的个人身份融入组织/网络身份，做出受公民身份和集体主义影响的行为。
有趣的是，德博拉·赖斯（Deborah Rice）提出了一种协作治理的理论方法，能将资源依赖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相互联系起来。她认为网络（如社会关系）通过两种逻辑黏合，即自利逻辑（即网络及其成员可能对核心参与者提供帮助）和认同逻辑（即依据核心参与者的自我认知，网络及其成员所代表的意义）。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充满了自利逻辑。社会认同理论的根源在于认同逻辑。赖斯从理性主义和社会心理学两个角度看待网络参与动机，要想合理解释参与态度，就应综合考虑这两方面，这也是本研究目的所在。借鉴拉塞尔·克罗潘扎诺（Russell Cropanzano）和玛丽·米切尔（Marie Mitchell）的观点，我们认为三种理论是从个体经济驱动动机（例如，资源依赖理论代表的经济资源或信息）到集体社会情感驱动动机（例如，由社会认同理论代表的内群体认同）连续体的各种层次的代表。社会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个体的社会驱动动机（如认可或形象），位于连续体的中间层次。因此，综合考虑这三种理论可以增进我们对参与态度的理解。
有关参与公共部门和非营利网络的横向比较研究则重点关注资源交换理论。虽然大多数研究都证明了该理论对解释参与程度有一定关联性，但研究还发现了非显著效应。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在解释参与程度这方面的关联性就更低了。尤其是运用社会交换理论的变量代表（即形象提升），对参与公共部门和非营利网络进行横向对比研究，这方面仍是空白。这与支撑政府决策形象效应的理论依据和实证证据前后矛盾。社会认同理论的变量代表（即认同）也未被纳入考虑。塔迪厄斯·W. 康纳（Thaddieus W. Conner）最近的研究考虑了一个相关变量（即族群认同）。他指出族群认同的确会影响公立学校的互动水平。然而，族群认同是一种描述性属性，不一定会衍生深刻的认同感（例如，一位男性可能会认同女权主义者群体而不是认同某位女性）。倡导联盟框架也被认为与我们使用的认同概念有关。保罗·A. 萨瓦蒂耶尔（Paul A.Sabatier）将倡导联盟定义为来自各种职位的人（机构官员、利益集团领导者、研究人员）拥有一个特定的信念体系——即一整套基本价值观、因果假设和问题认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展露出一种非凡的协调活动能力。实证研究表明，协作关系与信念相似性正相关。然而，关于特定问题（如城市污染）的信念相似性并不能保证做到认同，根据布雷克·E. 阿什福思（Blake E. Ashforth）和弗雷德·梅尔（Fred Mael）的说法，在本研究中将此种认同理解为核心参与者与网络及其成员的心理一致性。例如，一位研究员和一名政客都认同减少城市污染是当务之急，并努力实现这一共同目标，但他们的世界观不一定相同，在自我认知方面也不一定相近。因此，在信念体系概念内暗暗融合了两个方面：认同和共同目标。本研究将后者理解为成员间目标的统一性。
四、模型与假设推演
（一）模型概述
本研究提出的模型用于解释市镇的网络参与态度（见图1）。三个解释变量（网络资源、形象提升和认同）体现了我们考虑的三种理论。正如第三部分所解释的那样，我们的方法不是基于“一种最佳方式”的思维，即只有一种理论是正确的，而其他理论都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三种理论都有足够的概念和实证支持，可以部分解释有关市镇当局的网络参与态度。至于体现这些理论的变量的相对解释力及其可能的相互作用效应，目前尚不明确。在本研究特定的背景下，我们进行了测试。
图1. 模型与假设
（二）假设推演
1. 参与态度
参与态度是我们模型的因变量。态度是指对特定对象或人的后天形成的赞成或反对的倾向，通常被分为认知、情感、意向和行为等四类。态度的认知维度通常通过价值概念来实现。理查德·L. 奥利弗（Richard L. Oliver）将价值定义为“对比所得（如享乐或功利表现）与成本（如经济、心理或体力付出）所得出的判断”。满意度被认为是一种与情感更相关的态度。在奥利弗看来，满意度是用户对服务对象的满足的愉悦程度。愉悦程度是指“快乐增多或痛苦减少，就像生活中的问题得到解决”。态度的意向维度与行为意图概念有关，后者是指“表达参与行为的可能性”。
4. 社会认同理论
水冷壁下集箱特点为：下集箱为Φ355.6×53.98，总体重量不是很重；下集箱的前后尺寸为6500㎜，左右尺寸为21800㎜，整体的几何尺寸比较大；前、后下集箱的周围是一个很大的空档，单个集箱的找正加固是一个难点。
2. 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的基本原则是组织并不拥有实现其目标所需的所有资源，还依赖环境的投入。由于每个组织处于相同的依赖状态，交换协议应运而生。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网络成员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急需的相关经济资源。
虽然资源依赖理论对网络的形成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其模型并不完全适用于由协作治理原则支撑的转型网络安排。首先，资源依赖理论侧重于依赖概念，即使是相对独立的行动者也可以参与网络，以获得不是特别必要但有价值的资源；其次，资源可能不仅是预先存在的，而且可以通过网络成员协作予以创建；第三，在治理网络内，资源共享可能比资源交换更重要。玛丽·奇尔哈特（Mary Tschirhart）等人认为正是资源的集合而不仅仅是资源交换，可能会导致协同作用。他们关注一个以上的协作成员使用相同资源的动态（纯分享与先予再取的对比）。这种对资源依赖理论的延伸视角更适合我们的研究。例如，在本研究背景下，全新且“自定义”的方法论可促进公民参与，像这样的知识资源并非预先存在，而是在网络内协作创建，然后由所有网络成员共享。
基于这个想法，我们将网络资源定义为由所有网络成员参与贡献、共同创建（以不同的投入资源和知识片段为基础）并共享的资源，包括金融、技术、信息（如共同网站）和人力资源（如顾问）。虽然所有网络成员都是资源的共同创造者，但我们也认识到网络推广者、召集者或协调者在投入资源和协调资源共建与共享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综合上述表明，在数量、质量和可访问性方面，网络资源水平增进了市镇对网络的积极态度。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网络资源将对参与态度产生积极影响。
源自简·M. 豪厄尔（Jane M. Howell）等人的两项潜变量用于测量共同目标（样本条目：当地政府的重要人士一直大力支持可持续发展）。发言权（参与决策）出自杰伊·B. 卡森（Jay B.Carson）等人（样本条目：鼓励参与决策）。其余的协变量（即政客与公务员、管理者的工作任期和市镇规模）则采用观察性的单项测量。更具体地说，用市镇人口的自然对数来测量市镇规模。共同方法偏差会影响结果，为了控制我们的结果不受其潜在影响，我们得到了来自236个样本单位的两个市镇管理者的回复。整个模型都得到了全部样本验证，简化样本和发现也相似。因此，共同方法偏差似乎不是个大问题。
哥伦比亚共和国（西班牙语：República de Colombia），位于南美洲西北部，为南美洲国家联盟成员国。INVIMA为西班牙语Instituto Nacional de Vigilancia de Medicamentos y Alimentos的首字母缩写，英语译为National Food and Drug Surveillance Institute，是该国的食品和药品管理机构。
仙居县共有古树4 880株，隶属于34科69属98种，占全县种子植物142科的23.94%、617属的11.18%和1 383种的7.09%。从古树科和属的分布区类型看，仙居县古树分布区类型较为分散，地理成分多样性较高，但是区系具有明显的温带性质，热带分布类型也较丰富，呈现热带向温带过渡的性质，与仙居的地理位置和亚热带季风气候条件相吻合。
社会交换理论是由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并且不仅仅用于研究经济的人际交往。虽然社会交换理论最初基于个体层面，但后来扩展到了组织和网络层面。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说法，正是渴求社会奖励而导致组织彼此之间建立交换关系。社会交换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都同意“交换的动机源自交换所带来的回报”。然而，这两种理论也存在重要差异。首先，社会交换理论强调交换而不是依赖；其次，资源依赖理论侧重于与经济相关的资源（如货物、金钱或信息），而社会交换理论强调社会资源（如遇见有趣的人、认可或形象）。社会交换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社会奖励对培养人际关系和组织间关系很重要。
公共组织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回报是形象提升。组织的形象指“组织外部人员可以用来辨别该组织成员的特征”。公共组织通过自信策略（旨在创建一个正面形象）和防御策略（旨在修复负面形象）来积极管理组织的形象。公共管理者的态度和行为，包括网络成员资格和网络中采取的行动，都会受到组织外部对其评判的影响。公共组织的形象不仅在组织层面而且在管理层面都是行动的重要驱动力，因为每个管理者的自我意识都部分地与组织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管理者的自我评价有一部分来自组织成员资格。市镇管理者的自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源自第三方如何看待其所服务的组织，而他们自己又是否相信这些看法。
然后，组织管理者试图影响他人如何看待和评估其组织。就西班牙的市镇而言，参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网络有助于从多个方面提升市镇的形象。首先，可持续发展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会遇到的社会和政治关切。因此，通过参与可持续发展主导的网络，市镇可以向当地的利益攸关方、同级别政府和高级别政府展示自己在积极促进这一事业。其次，协同工作可以是一种防御策略，改变传统的封闭与官僚主义的政府形象。第三，通过协作努力，市镇管理者可以向重要的第三方展示自己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并让世人了解自己市镇的最佳实践。最后，网络是一种可以提升其成员形象的机制。同样，通过与其他市镇和强大且成功的高级别政府合作，市镇可以参与网络以改善其形象。例如，一些高级别政府组织了高级别活动（包括奖项以及和奖励相关活动），在网站上公布市镇的成就，认可其最佳实践。这些活动又得到大众媒体响应。此外，注重形象的市镇不太愿意在网络中“搭便车”，也不青睐机会主义这种有损其声誉的行为。综上所述，市镇可能会参与网络，以提升其在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的形象。当高级别政府促进网络发展时，不参与或参与较少的市镇可能会失去提升其形象的机会。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 形象提升将对参与态度产生积极影响。
一些作者认为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是多维度结构（即态度）的组成部分。基于这一方法，我们将参与态度（即模型的因变量）视为一种更高阶的态度概念，反映在更具体的一阶态度（即价值、满意度和行为意图）中。虽然其他因果链方法是将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联系起来，但我们采用这种观点是为了简化，并将重点放在我们汇集在一起的三种理论的预测能力上。我们关注参与态度而不是实际参与程度，有两个原因：（1）当下参与并不一定能保证未来也参与（如失望的参与者）；（2）我们的研究背景中缺乏有效参与的客观指标。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会区分自己认同的内群体和自己不认同的外群体。人们对待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态度不同，行为也会不一样。内群体对人们很重要，因为个体把自己当作群体中的一员，其自我评价与群体的社会地位以及自己在群体中的特定地位息息相关。更具体地说，人们的自我评价（即个体看待自己的方式）是其个性和群体中的独特价值感知的综合结果。当人们将群体成就视为他们自己的个人成就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内群体。
ABO血型在临床接触较广，属于常见遗传学标志，有研究指出，ABO血型基因位点和冠心病疾病的形成存在密切关联，且各血型间糖基转移酶活性差异为该疾病发生的重要机制[3]。而进一步研究不同血型与心血管疾病的关联性与作用机制，对日后防治心血管疾病以及评估预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社会认同。在组织文献中，阿什福思和梅尔将社会认同定义为“对某种人类聚合的统一性或归属感的感知”。他们认为这个概念可能会延伸至特定的群体和组织，并交换使用社会、群体和组织的概念。与此类似，汤姆·R. 泰勒（Tom R. Tyler）和斯蒂文·L. 布莱德（Steven L. Blader）认为对于组织内的群体而言，认同是“人们将自我意识与群体融合的程度”。在网络环境中，邱兆民（Chaomin Chiu）等人将认同定义为网络成员对网络其他参与者和整个网络的归属感和依附感。我们采用最后这种侧重于认同的情感方面的定义。
之前的研究表明，认同能够在团队/群体/组织、在线社区和地域中催生积极的态度和公民行为。博坦·杜吉（Bertjan Doosje）等人认为，只要群体能够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社会认同，那么个人会乐意忠于自己的群体，否则他们可能会放弃群体成员资格。在地域层面，斯蒂文·A. 布里格（Steven A. Brieger）表示拥有更广阔地域单位（比如从布里格的社区延伸至全世界）的个人认同令其保护环境的意愿更强了。
我们从个人、组织和网络等不同层面探讨了参与协作安排的动机，因为个体管理并代表网络和组织，三者彼此相互关联。因此，我们回顾了前人有关参与协作治理网络的文献，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动机理论的见解，并将这套理论应用于在组织/网络内工作的个体。
前人文献提出，网络可能是产生认同的合适环境。尤其是通过合作，市镇管理者可以发展优质人脉。在协作过程中，当个体用心维系与他人的关系时就会形成人脉。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协作者都参与任务，互相帮助，如此就会结成强大而积极的社会关系。当市镇管理者认同自己的网络时，就会将自己的个人身份融入网络身份之中，其自我评价也会受到网络成就的影响。这些心理过程解释了人们为何对网络内的工作持积极态度，这是一种有力机制。由于我们研究的网络是自愿参加，因此如何看待网络成员的团结精神，对解释参与态度就尤为重要。认同不仅会影响合作伙伴的参与程度，还会降低与协作相关的交易成本，因为对合作伙伴和网络有积极情感的人，他们之间的双向交流更为有效。基于这种社会心理学视角，网络认同与参与态度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我们期望：假设3. 网络认同将对参与态度产生积极影响。
（三）协变量
虽然我们关注的是资源依赖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的影响，但我们也考虑了其他可能影响参与态度的驱动因素。在市镇层级，也有其他概念方法可以解释网络的参与情况。首先，市镇管理者可能不会对与市镇目标无关、相斥或不一致的网络持积极态度。因此，我们的研究还涵盖了一个维度，能够找出市镇与整个网络的共同目标。具体而言，由于我们的治理网络用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借助一个名为“共同目标”的变量，我们会一并考虑市镇领导的参与程度以及可持续发展挑战。其次，市镇或将网络视为提升本地社群世界观和渴望的强大源泉。特别是，通过参与网络决策，市镇管理者可以影响网络层面的目标、优先事项、项目和活动。为了传达这个想法，我们将“发言权”这个概念囊括在内，即在网络中鼓励参与决策的意愿程度。作为与市镇相关的最终变量，我们认为市镇规模可能会影响能够参与网络的经济和人力资源。不过，目前我们还不完全清楚市镇规模会如何影响参与。维拉萨·克鲁伊泰姆（Weerasak Krueathep）等人指出大型市镇可能对合作伙伴关系更感兴趣，因为他们拥有管理这些合作所需的组织资源；小型市镇可能会视其需求而定。
在个人层面，我们会考虑受访者的专业背景，主要看其工作任期。有人提出，工作任期对参与既有积极影响（即有效合作需要专业知识），也有负面影响（即很多专家管理者不太可能进入新的协作结构）。我们还考虑了受访者的类型（政治家与高级公务员）。政客的目标和看法可能会与公务员的目标和看法不一致。
五、方法论问题
（一）数据采集
为了测试我们的模型和假设，我们收集了605 个市镇管理者的数据，这些管理者来自省级和区级网络的下辖市镇。为了联系这些专家，我们首先确定了西班牙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地域网络范围（即18 个网络和2075 个市镇）。每个市镇管理者都在这个网络中，这些人构成了我们的样本框架。市镇管理者的看法对市镇决定是否参与网络影响很大，因为前者是市长认可的专家，有一定的自主权，能够影响市长的决定。我们联系了网络推广者，获得了这些市镇管理者的名单，包括他们的联系方式。这样做能确保我们的资料提供者都是相关方面的专家，有助于本研究的效度。我们随机联系市镇管理者，借助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收集数据。这样一来就可能得到准确的数据，因为专家访谈员可能会检查他们是否与正确的受访者交谈，向受访者传达准确数据的重要性，并创造积极放松的环境。我们的受访者占所有可能参与者的29.15%，其中46.4%随机联系的管理者为政客和公务员（分别为383 人和222 人）。这些受访的市镇管理人员（平均参与网络年限为4.99 年）有专业经验，取样规模相对较大，信息也保密，这些就确保了本次研究是有效的。
【例3】（2018·福建中考·25）为研究温度对某植物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影响，研究小组设置6个不同温度，在密闭环境中进行实验。先持续光照12 h，测得光照下密闭环境中二氧化碳（CO2）的减少量；然后黑喑处理12 h，测得黑暗时密闭环境中CO2的增加量，实验结果见表4。下列对实验的分析，正确的是 （ ）
应该指出的是，代表性样本对于本研究的目的并不重要，因为这么做不是为了评估样本的某一个方面，然后将其概括为西班牙所有市镇的人口状况。我们的研究仅仅是为了对某些变量之间的联系进行假设推演，然后进行测试，我们承认这并不能最终证明我们的观点就是正确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数据收集是用于创建不同规模的数据库。如表1 所示，我们的样本中都标明了所有相关市镇的人口规模。
表1. 样本代表性
（二）测量
在2005 年前后，西班牙都在推广这些区级或省级网络。创建这些网络的主要根据也很明确：西班牙的大多数市镇规模都不大，其中84%的市镇居民人数低于5000，所以许多市镇缺乏必要的相关人力、知识和经济资源，的确无法独自实现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目标。此外，无论是高级别政府，还是市镇当局，都不能对不同的政策领域行使全部权力。
参与态度是由一阶变量、价值、满意度和行为意图组成的二阶结构。感知价值（样本条目：对比利弊，参与网络有价值）、满意度（样本条目：参与此网络的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和行为意图（样本条目：我们的意图是继续参与这个网络）三者则是使用两个类似于先前研究中常用的条目进行测量。
为了测量网络资源，我们使用了巴鲁蒂亚和埃切瓦里亚的三个条目，以得到数量、可访问性和质量（样本条目：网络资源质量好）；在虚拟网络环境下，依据之前的研究进行调整后的三个条目（样本条目：参与该网络对市镇形象有正面影响）；修改的三个条目则用来测量网络认同（样本条目：对某网络感观正面积极）。
3. 社会交换理论
坑塘建设规划要立足于现实，满足坑塘各项功能要求，突出可操作性，要有远近期目标，以近期为主，把项目安排到位。远期要安排好项目储备库，提高近期建设规划的完整性和远期发展战略措施的适应性。
表2. 可靠性评估
六、调查结果
（一）测量模型
测量模型很好地拟合了我们的数据，卡方=285.71（d.f.=124），比较拟合指数（CFI）=0.971，塔克—刘易斯指数（TLI）=0.961，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46，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0.048。如表2 所示，所有条目在各自维度显著加载，范围是0.749 ～0.970。得到的平均提取方差（AVE）在0.725 ～0.892之间（超过0.50 的阈值）。这些结果显示了每个结构的条目之间的收敛有效性。所有结构都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组合信度为0.880 ～0.943。
表3 显示结构之间的关联性低于每个结构的平均提取方差的平方根，显示了区分效度。只有参与态度的三个组成成分的因素间相关性高于0.65 阈值。这是预料之中的，因为低阶认知、情感和意向态度会高度相关。我们建立二阶结构来测量“参与态度”的方法，也因这一结果得到证实。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低于0.65 阈值，表明我们的结果可能不会受到复共线性问题的影响。
表3. 关联矩阵和区分效度
（二）结构模型
表4 给出了结构模型的估计值结果。
表4. 结构模型估计
该表可解释参与态度的方差百分比（52.7%）。拟合指数在建议的限度内（C F I=0.9 6 7，TLI=0.956，RMSEA=0.045）。所有假设都得到了确认。网络资源对参与态度的线性影响也被证明是正面的（β=0.689；p=.000），证实了假设1。形象提升也对参与态度有积极作用（β=0.424；p=.015），这证实了假设2。最后，对参与态度的预期正面影响也得到了证实（β=0.782；p = .000），这证实了假设3。
事实证明，协变量对参与态度有不同的影响。共同目标似乎对于解释参与态度尤为重要（β=0.80；p= .000）。然而，并未确认发言权对参与态度有影响（β=-0.193；p= .218）。这可能是因为在相互依赖和互惠的背景下，发言权只是一个保健因素。1 保健因素是指那些与人们的不满情绪有关的因素——编者注。 市镇规模和管理者的工作任期对参与态度没有影响（分别为β=-0.117；p= .136 和β=-0.035；p= .217）。市镇规模和工作任期的非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前面提到的相反影响。受访者类型（无论受访者是政客还是公务员）的影响对参与态度影响显著（β=0.448；p= .020）。政客的参与态度比技术人员显得更积极。对这个结果可能存在各种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部分政客可能不太了解协作的日常成本，而更倾向于证明加入网络是个成功的决定。
（三）事后分析
通过分析4 个变量带来的所有可能的二次效应和联动效应，我们进一步探索了模型结构之间的关系，其中三个变量体现三个理论，还有一个变量体现共同目标。由于其强大的线性效应，共同目标被纳入事后分析中。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西班牙国内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由高级别政府（即自治区或省政府）推广的城市网络。这些网络与联合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方法相呼应。1992 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峰会，该方法初具雏形，并在随后几次峰会上得到修改完善。联合国的方法得到了网络实践理念和管理的很多支持。虽然西班牙网络的成员是市镇和推广者，但市镇有望促使当地的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而让当地利益攸关方参与则是联合国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同时考虑所有可能的二次效应和联动效应，以避免可能产生的偏差。为了估计这些影响，我们使用了安德里斯·克莱因（Andreas Klein）和赫弗里德· 穆斯布鲁格（Helfried Moosbrugger）提出的潜调节结构方程法（LMS），该方法已被证明更能检测真实效应。
我们还发现了认同对参与态度有积极二次效应，该效应相对强烈（β=0.401；p= .003）。还发现了形象提升、网络资源和认同对参与态度产生积极联动效应（β=0.313；p= .005）。我们认为这三种理论似乎同时对参与态度产生影响。网络资源、认同和共同目标对参与态度有消极联动效应（β=-0.230；p= .023）。最后，我们探讨了形象提升、认同和共同目标对参与态度有负面联动效应，尽管只是具备一定的边际效应（β=-0.230；p= .056）。综上所述，后两个发现表明共享目标与我们研究的三种理论的变量代表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七、结 论
为更好地了解参与者对其所属协作治理网络的态度，我们提出了一个模型，并对市镇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网络、当地利益攸关方和高级别政府进行测试。该模型的构建基于三种广泛使用的理论，即资源依赖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我们认为这些理论代表了各个动机的连续体，从个体、经济动机（资源依赖理论）到集体、社会情感动机（社会认同理论），其中个体和社会动机（社会交换理论）处于中间位置。在协作治理网络的背景下，赖斯将这些理论融合起来，认为组织以自利逻辑和认同逻辑为指导。共同目标和发言权（参与决策）以前被视作参与的前导因素，对这三种理论进行了补充。
我们得到了有趣的发现。正如所料，这三种理论都具有解释力。可三种理论的相对解释力可能会超出我们预期。因此，尽管大多数关于网络参与的研究都集中在资源依赖理论上，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资源的重要性可能被高估了。我们发现，相较于资源型观点，网络的社会心理学观点能更有力地解释参与态度。本研究通过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使社会心理学观点得到了体现。社会认同理论的解释力特别强大，因为体现它的变量（即认同）已被证明对参与态度具有强大的递增回报。形象提升来自社会交换理论。事实证明，这一变量对态度参与方面的影响尽管较弱，但积极正面。当一对一比较时，最有力的解释变量是认同（来自社会认同理论），其次是网络资源（来自资源依赖理论），最后是形象提升（来自社会交换理论）。
因此，我们的发现表明，网络的核心作用并不在于提供资源，反而与认同相关。这体现在两个方面：（1）为参与者提供有助于增强自我评价的社会认同信息；（2）使双向交流过程更有效并降低交易成本。泰勒和布莱德在组织内群体的背景下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不过，在协作治理和非营利网络背景下，之前业界并没有对资源依赖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三者的效应进行横向对比研究。
采用SPSS18.0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χ2检验，采用n（%）表示，计量资料行t检验，采用（±s）表示，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从图4可以看出，随着钢箱梁长度的增大，截面3所受弯矩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钢箱梁长度由56 m增长到96 m时，截面3的弯矩减小幅度分别为17.5%、13.8%、11.5%、10.8%；钢箱梁长度由96 m增长到116 m时，截面3的弯矩减小幅度仅为2.4%、1.0%；钢箱梁长度由116 m增长到126 m时，截面3所受弯矩增长2.5%。
资源依赖在解释营利网络参与方面的重要性可能被高估了，这一点并非是本研究首次提出的。雷切尔·弗莱斯曼（Rachel Fleishman）对参与的前导因素（n=44）进行了一次探索性调查，并没有在资源相关项目和参与之间找到一致而显著的关联。她表示，作为初始参与激励因素，资源需求虽然重要却无法转化为高度活跃的参与水平。我们的研究（基于大规模的样本和有效且可靠的指标）与资源依赖理论联系更加紧密，但其相对解释力处于次要层级。虽然在没有足够资源的情况下很难成为网络成员，不过促进参与的合适资源似乎力量有限。
陈留是个搞笑高手，只要有他的地方，就有欢声笑语。他和易非是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认识的，当时K歌，她正独自霸着麦克风，他主动跟她合唱了一首，他说他也喜欢周董的歌，后来就聊上了，却发现除了歌曲，他们还有更多共同的爱好。比如说，他也喜欢曹操。
除了比较三种理论的相对强项之外，我们发现了体现这些理论的三个变量的协同相互作用效应，十分有趣。更具体而言，每个变量的效应不是线性的，而是会受到其他两个变量的制衡。例如，在每个额外资源单位的感知效应方面，高水平的认同和形象提升比低水平的认同和形象提升要更强烈。这意味着网络管理者应该关注三个管理领域：资源、形象和认同。忽视其中一个领域意味着既会失去其个体效应，也会失去对其他领域的制衡效应。
共同目标对参与态度的线性影响因其特殊的强度，也必须提及。当只考虑线性效应时，它对参与态度的贡献似乎是最大的。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它不会像认同那样会增加回报。此外，当综合体现三种理论的变量时，可变共享目标有负曲线替代效应。总之，共享目标的线性和曲线效应表明，集合了资源、形象和认同的网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市镇目标与网络目标之间所缺乏的统一性。换言之，网络协调者可以通过产生参与的外在动机（即资源、形象和认同）来弱化低水平的内在动机（即共享目的）。显然，我们不应该将这理解为市镇管理者可以忽视市镇当局的私人目的。至于目标事项的统一性，预计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网络将由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市镇整合。然而，我们的发现似乎证实了网络文献对管理能力的重要性。我们的发现表明，优秀的托管网络（即我们的案例中，结合了高水平资源、形象和认同的网络）甚至可以留住对网络目标不太感兴趣的参与者。
我们的研究为范围更广的集体行动文献做出了贡献，集体行动在亲环境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W.尼尔·阿杰（W. Neil Adger）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人强调了社会资本公共领域（即社区和地域的财产）对补偿协作交易成本很重要。虽然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但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作者的重点不在于认同，而在于社会资本的其他相关方面，尤其是信任和互惠。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为什么认同在这些框架中起次要作用。虽然对网络成员的仁慈（即信任）和互惠有信心，但这似乎并不能作为产生协作成本的理由。事实上，认为网络的目标就是自己的目标（即认同）才是产生协作成本的理由。与我们的发现尤为相关的是威廉·A. 加姆森（William A. Gamson）的论点，他强调集体认同是集体行动的驱动力，解释个体通过参与集体行动，赋予他们（有时很微弱的）认同的意义。因此，我们的发现表明，认同的概念可以帮助克服网络参与中的“搭便车”问题，值得在亲环境集体行动研究中给予更多关注。
我打算说点什么，想向他保证，我可以撑下去，也许吧——，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不知为什么。可能因为我不想再看到艾瑞克那张脸，也不喜欢他盯着我，甚至永远不想让他再看我。
在协作治理领域，大多数流行的理论框架都没有关注参与者的形象和认同概念。信任和互惠的概念再一次出现在大多数框架中，并没有将认同纳入考虑。我们的发现表明应该解决这个遗漏问题。
我们的数据来自一个特定的背景：西班牙地方和地区政府相互合作，与其民间社会合作，以便更有效地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由于我们使用大量样本并根据市镇规模衡量代表性，我们认为本研究的发现可适用于西班牙所有市镇。但是，不能就此认定我们的发现对其他情境普遍适用。我们的结果是否可以扩展到其他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结构的欧洲国家，这一点也尚不清楚。要证实或驳斥在其他背景下我们的发现是否适用，需做更多研究。不过，我们认为本研究的总体结论，即在超出协作成本方面，社会和社会情感因素，特别是认同，可能比经济（即资源）因素更重要，这个结论可以在不同的网络环境中得到证实。
作者简介 ｜ 何塞·M. 巴鲁蒂亚（Jose M. Barrutia），西班牙巴斯克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卡门·埃切瓦里亚（Carmen Echebarria），西班牙巴斯克大学应用经济系教授
译者简介 ｜ 马晶晶（1986— ），广东培正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广州 510830）
* 原 文 来 自Jose M. Barrutia and Garmen Echebarria,Comparing Three Theories of Participation in Pro-environmental,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Network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vol. 240, 2019。
（责编：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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