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分布范围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良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良渚文化自从1936年首次发现以来，经过数十年的田野考古与分析探讨，对于它的特征和年代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但是关于分布范围的四至，至今仍然众说不一，除了它的中心环太湖地区以外，它的南至是否过钱塘江，西至是否进入宁镇地区，以及北至是否过长江，都存在不同观点。因此对于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仍然是一项需要研究分析的课题。
一、笔者以为文化分布区的讨论首先应该明确分布的概念。
文化分布区，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范围内以这一类文化为主体的地区，应该把与这一类文化有密切交往的地区区分开来，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种非常活跃的古文化，影响遍布全国各地：在山西襄汾陶寺的龙山文化墓葬中，见角尺形的石刀、玉璧和玉琮等与良渚文化有关的器物；在鲁南和苏北的大汶口文化分布区，有有段石锛、琮、璧、锥形器以及陶T字形足鼎、 双鼻壶和阔把翘流壶等成群的良渚典型器；在安徽潜山薛家岗文化的墓中，见有段石锛和琮形管；在广东的石峡遗址和墓葬，有琮璧筒形镯、双鼻壶和陶鬶；在江西的新会、德安和靖东等地，也有玉琮出土。这些地点的文化主体都很清楚，属于其他文化的领域，人们不会因见了良渚的典型器物，就以为良渚的分布已到达这一带。因此研究良渚文化的分布是否到达某一地区，应对当地的古文化内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即需要分析这一地区的一个甚至几个遗址或墓葬群才能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如果仅仅依据采集品或个别墓葬就容易产生偏差。
二、要确切掌握良渚文化的特征，区分良渚与非良渚的界限。
在辨别是否属于良渚文化时，有的学者以为以灰胎黑衣陶为主，就是良渚文化。其实黑衣灰陶的出现与使用源远流长，早在崧泽文化前期已经出现，如在崧泽遗址的中层墓地早期M21中，就见6件非常典型的黑衣灰胎壶与豆；在崧泽文化的中晚期，黑衣灰陶非常盛行，几乎每墓都有；至于在良渚以后的马桥文化中，黑衣灰陶仍是主要陶系之一。其他如在江西和安徽的新石器时代古文化中，黑衣灰陶同样占有一定比例。所以黑衣灰陶并非良渚所独有，这点随着田野考古的全面展开，已经比较清楚。在器形上，因良渚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密切交往，同样内涵了其他文化的因素，所以有些器物虽在良渚文化层或墓中出土却并不属于良渚文化。例如瓦足盘，曾见于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的良渚墓葬中（图一）〔1〕，有的著作就把这类陶盘指为良渚文化遗物， 其实瓦足盘在薛家岗文化第三期已经存在〔2〕，出土数量多，年代相当于良渚早期， 而在良渚文化中仅见于中晚期，是受薛家岗文化影响之物。良渚文化常见的多孔长方形石刀（图二），亦与瓦足盘的情况相同，并非自身独特的器物。对于有些名称上相同的器物，同样有良渚与非良渚的区别。例如作为良渚典型器之一的鱼鳍形足鼎到了晚期成为扁方形，与崧泽文化的扁方足鼎容易混淆，前者均刻划重直的直条纹（图四）或重叠的角尺形纹，而后者的扁方足为素面无纹（图三），或饰一条粗深的直槽，或作剔刺纹，良渚的袋足鬶与大汶口的袋足鬶，器形非常近似，但良渚鬶口沿捏流持平，把安在后一足的足背上（图五），而大汶口的则是翘流，把联结颈腹。大口缸同见于良渚与大汶口文化中，前者为直口略为外侈，通体饰篮纹或近口沿部饰一周深刻的菱形纹（图六），后者则口沿外折，外壁饰一或二道凸弦纹〔3〕。 石器中的有段锛，也容易与湖熟或马桥文化的同类锛混淆，其区别是良渚锛的分段偏上，在近2／3处，并且呈台阶形（图七），湖熟与马桥的，分段偏下在1／2处，甚至更低，分段似凸脊（图八）。所以鉴别一种文化的归属必须认识它的最具代表的典型器。
良渚文化典型器应为：陶器T字形足鼎、竹节形把豆、 口沿内折贴边的坦腹圈足盘、双鼻壶、阔把翘流壶、三鼻簋，玉器神像纹琮、对钻孔的璧、锥形器、半圆形器、冠形器，石器三角形斜柄石刀、分段偏高的有段石锛，柳叶形石镞和石耘田器等（图九）。
三、按照上列见解，分析钱塘江以南的宁
图一 瓦足陶盘
图二 五孔石刀
图三 素面扁方足鼎
图四 直条纹扁方足陶鼎
图五 陶鬶
图六 菱形纹大口陶缸
图七 石锛
图八 石锛
绍和舟山地区、常州以西的宁镇地区以及长江北岸淮河以南地区古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
1.钱塘江以南的宁绍、象山和舟山地区：这一带经过普查和1973～1978年发掘了余姚河姆渡遗址，确认是河姆渡文化的分布区，但对河姆渡文化四期以后与良渚文化年代相当的文化归属存在争议。即应为河姆渡文化的延续——河姆渡后续文化，还是良渚文化的分布已经到达这一带。对于这一问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8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田野考古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条件。
1987年发掘的象山塔山遗址，文化层分三层，下层出双目式鸭嘴形足绳纹釜形鼎、泥质红陶喇叭形圈足器、多角沿绳纹圜底釜、侈口束颈夹炭红衣陶罐，显示河姆渡三期的特征。中层即所谓河姆渡后续文化，所见陶器以夹砂和夹介壳末的红陶为主，泥质灰陶和泥质黑衣陶次之，器种有鱼鳍形足罐形鼎、T字形足盆形鼎、竹节把豆、双鼻壶、 宽把壶、圈足盘等，石器有三角形斜柄石刀、有段石锛、柳叶形镞，并见双孔石刀和耘田器〔4〕。上层出印纹陶和原始瓷，属周代遗存。 以中层与良渚文化相比，无论石器与陶器，两者均基本一致。尤其良渚最典型的双鼻壶，中层出土多达5件，为其他遗址所少见。 而河姆渡文化的基本特征——绳纹陶釜，在中层消失或成为偶见，简报与有关文章未提。可见河姆渡文化在塔山的中层，已被良渚文化所取代。
1988年发掘的宁波慈湖遗址，遗存分上下二层，下层出夹炭黑陶釜、猪嘴形陶支座、鱼鳍形鼎足等，出土物为河姆渡文化三、四期所常见。上层陶器以泥质黑衣陶和夹砂灰陶为主，有少量泥质灰陶和夹砂红陶，器表多素面，与良渚陶系一致，可辨的器种有鼎、豆、罐、盘、杯、壶、鬶等，鼎的口沿以沿面内凹的居多。鼎足以良渚早期常见的鱼鳍形足为主，有少量T字形足，豆有宽高把和喇叭形把等， 有的把饰圆形、三角形的组合镂孔，个别刻划绳索纹，这种器形和纹饰在崧泽晚期和良渚早中期的豆中可找到同类器。有一种橙红陶锥刺纹的圈足罐，在良渚陶器中虽然数量少，但也属良渚文化突出的器物之一，曾见于上海马桥、金
图九 良渚文化典型器物
1.T字形足陶鼎（广富林）2.坦腹圈足陶盘（福泉山）3.双鼻陶壶（福泉山）4.三鼻陶簋（马桥）5.竹节形把陶豆（福泉山）6.翘流阔把陶壶（福泉山）7.神像纹玉琮 8.玉冠形器（福泉山）9.柳叶形石镞（马桥）10.玉锥形器（福泉山）11.玉璧（福泉山）12.三角形斜柄石刀（果园村）13.石耘田器（亭村）14.半圆形玉器（福泉山）
山亭林等遗址。盘的口沿上有的镂刻圆形三角形的变形鱼纹。这种口沿上镂刻的风格，同为崧泽晚期到良渚早期陶盘的最显著特征。杯有平底筒形的和宽把圈足的。前一种盛行于良渚早中期，后一种为良渚文化中晚期的特色。双鼻壶出多件，其中一件还有刻纹。上层的石器柳叶形石镞、穿孔石斧和有段石锛，均为良渚文化所常见，另有采集的三角形三孔石犁、三角形斜柄石刀与石耘田器，亦为良渚文化独有的器物。从上列种种特征来看，上层与良渚文化很难区别〔5〕。
1989年发掘的奉化名山后遗址，揭开的面积近800平方米， 笔者曾应邀前去参观，划分的12个地层可分前后二大段，前段（第八层以下）绳纹陶很多，出绳纹多角沿釜，绳纹小口球腹圜底釜以及二袋足一鋬的异形鬶与管嘴平底盉等，是河姆渡文化三、四期特征，后段（第七层以上）陶系以夹砂红陶数量最多，泥质灰陶和黑衣陶次之，器表多素面，仅个别夹砂陶上有绳纹，在黑衣陶上发现了良渚文化中非常突出的细刻鸟纹与鸟首盘蛇纹。器形中鱼鳍形足与T字形足极多， 有的T字形足上尚有半月形与圆形的组合镂孔，并有深腹、 内壁有凸档的鼎式甗，有黑衣陶竹节把豆、阔把壶、双鼻壶和红陶锥刺纹罐等。石器见有段石锛、柳叶形镞、三角形带孔犁和耘田器〔6〕。 这些器物与上海广富林、福泉山、亭林以及江苏的草鞋山出土的良渚器物相同，具有良渚中后期的特征。
在宁绍地区，除上列三处科学发掘的以外，其他尚有1984年作试掘的绍兴马鞍遗址〔7〕。陶系以夹砂红陶、 泥质灰陶和泥质黑衣陶为主，除有镂孔和附加堆纹外，均为素面。器种有鼎、甗、鬶、豆、罐、盆、盘、壶、杯、瓮等，常见的有T字形足、鱼鳍足鼎， 各式豆和大圈足盆（盘）。无论陶系还是器种都和良渚文化基本一致。余姚的杨岐岙遗址，据砖瓦厂取土发现的遗物，陶器有鱼鳍形足鼎、竹节把豆、深刻菱形纹的大口缸，石器有有段石锛、柳叶形镞、梯形斧和石犁，亦具良渚文化特征。至于跨海的舟山群岛境内，据陈金生同志的介绍和笔者考察，位于岱山的孙家山遗址〔8〕， 遗存有二类：一类在较深的地层中采集的，陶系有夹砂绳纹红陶和泥质灰陶二种，有圆锥形足、三棱形足、宽扁足、假腹簋、扁鼓形把豆以及三角菱形的器盖捉手等。石器有舌形穿孔石斧、长条形石凿。特征与河姆渡文化四期相似。另一类在距前一遗存百余米处采集，有有段石锛、三角形斜柄石刀、石耘田器、柳叶形石镞，均为良渚文化的典型石器。在定海的唐家墩遗址已作试掘〔9〕，所见陶片似经二次火烧，均为砖红色的夹砂陶和泥质陶，灰陶极少，器表以素面为主，仅个别拍印绳纹，器种有较多扁方形侧足，足的外侧厚、内侧薄，足面划直条纹，有浅腹平底和小口圜底鼎（釜）的残片，石器有有段石锛和柳叶形石镞，在文化分类上，距河姆渡较远，与良渚文化相近。
从上列各遗址的文化特征观察，宁绍、象山甚至舟山地区在河姆渡四期以后，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特征如腰脊釜、多角沿釜、陶支座等固已消失，连最基本的绳纹陶亦成为偶见，甚至消失；相反，无论陶器的陶系纹饰与器种，石器的用料与器形，都与良渚文化一致，无疑这里已成为良渚文化的分布地带。其实河姆渡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10〕，早就向我们显示了该文化逐渐向太湖古文化靠拢的迹象，如在河姆渡三期的内涵中，已有较多马家浜文化的腰沿釜、牛鼻罐、各式鼎足以及内黑外红的高把豆等，四期包含的崧泽文化因素更多，有弧曲多节把的豆、瓦棱形把豆、腰豉形杯，各种扁方形、扁凿形的鼎足等，相反河姆渡文化的绳纹陶、腰脊釜与支座逐步衰退，因此四期以后成为良渚文化附合变化轨迹。
2.太湖以西的宁镇地区，历年多次出土良渚文化器物，是否属良渚文化分布范围，颇有争议。这一地区80年代所作的多处发掘也为分析文化归属提供了依据。
在镇江地区。1981年发掘的句容城头山遗址〔11〕，遗存有三层，第三层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次为泥质灰陶、泥质红陶与泥质黑衣陶，器表多为素面，鼎与甗安扁三角形划直条纹的侧足或凿形足、扁铲形足，有花瓣形足的筒腹杯和碗、翘流宽把的匜等，纹饰见圆形与弧边三角形的组合镂孔，石器有扁平长条形锛，器物种类和特征与崧泽文化晚期一致，其中如翘流匜和划直条纹鼎足，已含良渚文化因素，这一层基本可归属于太湖新石器时代文化。第一、二层出几何印纹陶、青铜镞、鬲式甗、角状把鬲、刻槽盆等，属湖熟文化的早、晚期文化层。
1982年发掘的丹徒磨盘墩遗址〔12〕，遗存有三层，下层陶系泥质陶多于夹砂陶，在泥质陶中，黑陶多于灰陶和红陶，纹饰有凸弦纹、堆纹、瓦棱纹、圆形与弧边三角形镂孔等，器种见划直条纹的扁三角形足、花瓣形圈足、澄滤器、假腹豆和圈足小壶，另有半环形玉璜、玉玦和扁平长方形穿孔石斧，从器物特征来看，除玉玦属马家浜或崧泽早期器物外，均为崧泽文化晚期遗物，应为崧泽文化层。中层陶器陶系与下层相似，器表多素面，器种有划直条纹的鱼鳍形足、外侧稍宽的T字形足以及竹节把豆、碗形粗把豆和方柱形玉锥形器等， 此外有一件折沿，小方鋬，腹有锯齿形堆纹，足根外拐的凿形足鼎及玉玦，这二件似为下层遗留之物。中层的鱼鳍形足是良渚早期器物，而外侧稍宽的T字形器足、竹节把豆、 碗形粗把豆与方柱形锥形器，均为良渚中晚期所常见，此层当属良渚文化。上层出甗、鬲与印纹陶，属湖熟文化。
1983年发掘的丹阳王家山遗址〔13〕，遗存有上下二层，下层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泥质灰陶和黑衣陶次之，多素面，器种有二类，一类如扁三角形划直条纹足、凿形足和扁铲形器足以及多节形把豆、花瓣形圈足筒腹杯，属崧泽文化晚期形制，另一类有鱼鳍形足、T 字形器足以及竹节形高把豆、坦腹大圈足盘、翘流阔把壶、双鼻壶的器盖、袋足甗和有段石锛、扁平方梯形石斧，均与良渚文化的中晚期特征一致，应属良渚文化层。上层出原始瓷、绳纹鬲和几何印纹陶，属湖熟文化。
1988年试掘的句容丁沙地〔14〕，上下文化层的陶器，陶系均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有少量灰陶和黑陶，使用手制，器种如筒腹附宽沿与小方把的釜、短颈弧肩平底的鸡冠耳罐等显现马家浜文化特征，而双环耳平底罐、各式陶支座、一些彩陶片以及带足石磨盘和横剖面扁圆形、厚实无孔的石斧，又具磁山或裴李岗文化的风格，是宁镇地区目前所知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从上列各址文化面貌分析，在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太湖的马家浜文化已到达镇江地区，往后成为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
在南京地区，1955年和1958年发掘的南京北阴阳营遗址〔15〕，遗存可分四期。一期有H70灰坑等出土的腰沿釜和鸡冠耳罐的残片， 腰沿釜的口沿斜直，腰沿宽平，形制与淮安青莲岗遗址所出相似，而与马家浜文化釜略有差异，考虑到腰沿釜起源和盛行于马家浜文化，是该文化的主要特征，从太湖向西在镇江地区有所见，H70 的腰沿釜可能是马家浜釜的变体，是受马家浜文化影响的器物。二期包含大批墓葬，虽然尚可进一步分期，但总的面貌是既有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如见足根附乳突的鼎、彩陶碗等，也有较多崧泽文化的器物，如见腹附垂棱、把部弧曲多变的豆，大量条形或半环形的玉璜，扁平长条石锛以及弧刃穿孔石斧等，同时也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如有各种曲足鼎、七孔长方形石刀等。这期文化反映长江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汇合。三期主要发现了H2灰坑，内含长颈细长袋足、环把附于袋足上的鬹，鼓腹弧裆袋足、颈部前倾的鬶和刻划飘带纹与圆圈纹的大口缸等。二件陶鬶前一件与吴兴钱山漾、上海金山亭林和昆山荣庄出土的良渚文化鬶相似，后一件及大口缸均为大汶口文化的器形。四期出鬲与几何印纹陶，属湖熟文化。所以在本遗址有太湖地区古文化的许多因素，包括良渚文化的影响，但并不占主导地位。
1960年发掘的太岗寺遗址〔16〕，据发表的资料分析也有二层遗存，下层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有泥质黑陶，但不见印纹陶，器种有的属良渚文化，如见泥质红陶长颈捏流鬶、夹砂灰陶鱼鳍形足鼎、灰陶圈足罐以及三角形斜柄石刀，有的与大汶口文化有关，如夹砂红陶高颈壶、凹弧足足根有捺孔并带鋬的鼎（盉）、敞口平底环把黑陶杯、长颈折腹黑陶壶等，黑陶内外皆黑，器表磨光，与山东黑陶相似，下层发现的墓葬人骨架头西向，与良渚葬俗的南向也不同，所以下层虽有良渚文化因素，也未占主导地位。上层出大量几何印纹陶，为湖熟文化。
1975和1979年发掘的昝庙遗址〔17〕，遗存有三层，下层陶片有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和泥质黑衣陶等陶系，有短扁足、舌形鱼鳍形足、扁三角足、凿形足等鼎足，以及罐、盆、豆、壶、器座等器种。墓葬中出土了半璧形玉璜、厚矮的常型石锛、外撇圆柱足或带角状把手的陶鼎、腹下有垂棱或折棱把上雕刻弧边三角形镂孔的陶豆、半环形把扁鼓腹的小罐、高领深曲腹平底小壶以及直筒形杯等。还采拾到环耳凿足鼎、高领垂腹圈足壶、双鼻壶和有段石锛、竖柄石刀、玉璧及玉冠形器，分析上列器物，短扁足、扁三角足、凿形足，豆盘下附垂棱、把饰弧边三角形孔的豆和半璧形璜，都与崧泽文化晚期器物相似，而外撇圆柱足与角状把手又是北阴阳营二期的特点，所以下层文化大致与北阴阳营二期属同一类型。至于采拾的器物，除鼎与高领壶以外，都属良渚文化范畴，这些器物可能都出自墓葬，所以这一遗址似乎还有类似新沂花厅北区的，既有本地文化，又有良渚器物的墓葬〔18〕。上、中层出鬲、甗和几何印纹陶，属湖熟文化层。
综观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一种南北文化交汇的类型，在北阴阳营二期之后是太岗寺下层类型，其中虽然常见良渚文化器物，但并不占主导地位，不属于良渚的分布范围。太岗寺下层之后，尚有点将台类型，良渚文化的影响消失。
3.跨越长江至淮河以南的苏北地区，这一带过去田野考古工作做得较少，但经常出土一些良渚文化器物，因此良渚文化的分布是否到达这里也颇有争议。近20年来发掘了龙虬庄、开庄和陆庄遗址，再加上对青墩的发掘，使古文化内涵逐渐清晰。
1978和1979年发掘的海安青墩遗址〔19〕主要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墓地，地理位置靠近长江北岸，遗存据发掘报告可分三层，中下层墓葬有较多足根有捺窝、足形外撇的凿足鼎或凹弧足鼎，带把实足盉，带把平底觚形杯等大汶口文化器物，也有瓦棱腹平底方足杯，敞口弧肩折腹附鸡冠耳的小平底罐和盘腹附垂棱、把部弧曲多变、饰圆形弧边三角形组合镂孔的豆等崧泽文化因素，呈现大汶口文化前期与崧泽文化的共存现象。上层墓葬据笔者分析还可以区分上下部， 下部（距地表深100厘米以下）特征与中层相近。上部在19座墓111件随葬器物中， 与良渚有关的见有肩石钺1件、有段石锛7件、玉锥形器9件、牛鼻孔玉珠1件和饰三角形与橄榄形镂孔或小圆孔的假腹豆5件、双鼻壶3件，合计26件，其他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常见的如凿足鼎和高柄杯等，上层墓葬的头向均向东，在90°左右，与良渚文化的头向均向南180°左右也不同。所以上层还不能称为良渚文化墓地，并非良渚文化层。至于采拾的一批典型良渚玉器如琮和璧，也可能如同新沂花厅北区墓葬，是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共存的器物。
1993年发掘的高邮龙虬庄遗址〔20〕，据报道，地层可分八层，其中4～8层为江淮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出双耳罐形釜、浅腹盆形釜、敛口深腹釜等，并且在一个探方中发现了数片腰沿釜的残片，其他尚有缸、钵、盆、豆、盉、器座、器盖等。第二期是一期的延续，但出现鼎和高柄杯及较多彩陶，鼎常见三矮足，足两侧捏花边形装饰，豆、钵有彩绘，有红彩和黑彩两种，绘宽带纹、网纹、水波纹、带点弧线纹等。第三期有扁侧足、足根捏花边的绳纹鼎，浅盘高柄磨光泥质黑陶豆和杯、鬶等。据分析一、二期的年代与北辛和大汶口文化的早期相当。三期与大汶口文化中期和良渚文化早期相当，但所出绳纹鼎不属于良渚文化，其他良渚典型器亦不见，如此则良渚文化的因素在这里并不显著。2～3层属战国以后的文化堆积。
1995年探掘了东台的开庄遗址，遗存中陶片以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与黑衣陶为主，有牛鼻耳、捺窝纹鸡冠形耳、圆锥形足、三角凿形足、扁铲形中间加一条直楞的器足、扁三角形划直条纹足、 T字形足、圆形与弧边三角形镂孔豆、竹节形把小镂孔豆、弦纹罐、瓦棱纹带子口的簋以及有肩石铲等，还采拾到长方形穿孔斧和袋足鬶。这些器物如牛鼻耳、鸡冠耳和圆锥形器足，与马家浜文化近似，三角凿形足、扁铲形足、扁三角形足和圆形弧边三角形镂孔豆见于崧泽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T字形足、 竹节形把小镂孔豆和瓦棱纹带子口簋，见于良渚文化中晚期。至于袋足鬶，捏流，足形较瘦，环把附于足背，亦属良渚器形。总的感觉，这一遗址有较多太湖古文化的因素，内涵复杂，有待进一步整理与探掘〔21〕。
1994年发掘的高邮周邶遗址〔22〕，遗址分三层，下层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的灰陶和黑陶为主，有少量泥质和夹砂红陶及个别泥质白陶，采用轮制和手制，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和少量梯格纹、弦纹与附加堆坟。器种有鼎、甗、鬶、罐、瓮、盆、盒、豆、钵、碗、杯等，特征与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类似。中层以泥质灰陶、黑陶和黄褐陶为主，纹饰有凸棱纹、附加堆纹和斜线划纹、锥刺纹、弦纹、绳纹和按捺纹，器种有鼎、甗、鬲、罐、尊、盆、盒、豆、杯等，石器中常见半月形带孔刀，内涵与岳石文化相似，上层以几何印纹陶为主，属西周至春秋时代的青铜文化。这一遗址的遗存，均晚于良渚文化，已不见良渚的影响。
1995年发掘的阜宁陆庄遗址〔23〕，位置靠近淮河，是研究良渚的分布是否到达淮河南岸的重要资料，这一遗址的遗存发现于第6～8土层，据发掘报告，虽然遗存有早晚关系，但相距的时间不远，应为同一个发展阶段。所出陶片夹砂陶占46%，泥质陶占54%， 夹砂陶中红陶占36.4%。灰陶和灰褐陶占7.3%，泛黄色的白陶占1.4%，黑陶仅占0.9%，泥质陶中红陶占22.4%，灰陶占18.9%。黑陶占12.7%。以红陶为主是这一遗址的特色。陶片的器表多为素面。有纹饰的常见弦纹和刻划纹，另有少量镂孔、篮纹、戳点纹、捺窝纹、附加堆坟等。器种有鼎、鬶、盉、瓮、罐、盆、豆、缸、盘、器盖、纺轮等。玉器有锥形器，石器有斧、凿、刀、镞等。这一遗存的年代相当于良渚文化的中晚期。以之与良渚文化相比，良渚文化陶系的特色是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黑陶为主，如嘉兴双桥遗址上层良渚文化的陶片，夹砂红陶占总数的42.4%，泥质灰黑陶占40.5%，夹砂灰陶占14.8%，泥质红陶仅占2.2%。宁波的慈湖遗址上层良渚文化，夹砂陶占46 %，泥质陶占54%，泥质陶中灰黑陶占90%，橙红陶仅占10%，夹砂陶也以灰陶为主。上海的马桥遗址，经大面积发掘，陶系也以夹砂红陶与泥质灰黑陶为主，泥质红陶极少。所以盛行烧制泥质灰黑陶，是良渚制陶的重要特征。陆庄出土陶片的陶系，与良渚不同。器表以素面为主，纹饰种类陆庄与良渚大体相同，但良渚中不见绳纹或仅见1～2片。陆庄中常见的扁三角形侧足上划1～2条凹槽的，在太湖地区见于崧泽晚期，良渚中少见。良渚鼎足盛行刻划密排的直条纹，这方面，两者虽然稍有不同，但基本相似。器形上鬶和盉也与良渚一致，圈足形捉手的器盖和贯耳壶亦相似，但陆庄豆的形制与良渚距离较大，一种敞口曲腹的似屈家岭文化，在良渚中少见，直口折腹、折腹处有一条凸棱的，同崧泽文化，良渚中不见，敞口坦腹，口沿不内贴的与良渚风格亦不同，尤其是豆把，除有个别镂孔外，既不见竹节形凸棱，亦无宽带形凸棱和椭圆形小镂孔，如此素净的豆把为良渚所少见。另有大口缸敞口折腹，颈部附一条凸棱的，与大汶口文化的相似，与良渚文化的不同。至于斧、凿、锛的器形均为良渚与大汶口文化所常见。圆柱形玉锥形器为良渚器物，一件斜柄石刀，是马桥文化常见的器形，在良渚晚期能偶见。总的感觉陆庄遗存是从以红陶为主的青莲岗文化发展而来，既有很多良渚因素，而本地的和大汶口文化的器物亦占很大比例，所以还不是一处单一的良渚文化遗址。
据上列诸遗存的文化面貌，长江北岸，直至淮河南岸的古文化是从龙虬庄一、二期发展到青墩上层与陆庄类型以后，又成为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以至岳石文化，内涵除本地独特的器形以外，有许多北辛——大汶口文化与太湖古文化的因素，是南北文化的交流区，所以还不属于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
综上所述，在环太湖地区以南，过钱塘江的宁绍、象山以至舟山群岛，早期为河姆渡文化分布区，但从河姆渡三、四期开始明显向太湖古文化演变，进入良渚文化时期，已成为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在环太湖以西的镇江地区，前期是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后期仍显现良渚文化特色，虽然与太湖地区相比，受到北阴阳营类型的影响极大，但仍以太湖古文化为主，因此良渚文化分布区的西缘，应该从常州移至镇江地区。而南京地区，北阴阳一期仍与马家浜文化有关，二期中崧泽文化的因素很多，三期呈现大汶口文化中期与良渚文化的共存状态，此后为点将台类型。所以南京地区，仅是良渚文化向外的交流区。长江以北与良渚文化有关的以青墩上层与陆庄二地最为典型，前者的地理位置靠近长江，它的上层墓葬无论早晚头向都同大汶口文化，而与良渚文化不同，器物在上层的晚期既有大汶口的高柄杯与觚形杯，也见良渚的双鼻壶与玉锥形器，是大汶口文化受到良渚影响的现象。而陆庄的陶器陶系以红陶为主，属于本地新石器文化体系，器种则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共存。如此则长江北岸至淮河南岸，情形与南京相同，也不应列为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可归纳为东至海滨，南达宁绍舟山象山一带，西抵镇江，北至长江南岸。
注释：
〔1〕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探》，《考古》1962年第3期。
〔2〕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3〕 《大汶口》，文物出版社。
〔4〕 蒋乐平《象山县塔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
〔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慈湖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0～1990》。
〔6〕 名山后遗址考古队《奉化名山后遗址第一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0～1990》。
〔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市马鞍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年》。
〔8〕 王和平、陈金生《舟山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1983年第1期。
〔9〕
王明达、王和平《浙江定海唐家墩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
〔10〕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11〕 镇江博物馆《江苏句容城头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
〔12〕 南京博物院丹徒县文教局《江苏丹徒磨盘墩遗址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
〔13〕 镇江博物馆《江苏丹阳王家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5期。
〔14〕 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丁沙地遗址试掘钻探简报》，《东南文化》1990年第1、2期。
〔15〕 《北阴阳营遗址》，文物出版社。
〔16〕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太岗寺工作组《南京西善桥太岗寺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第3期。
〔17〕 魏正瑾《昝庙遗址内涵的初步分析》，《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1981年年会论文选》考古学分册。
〔18〕 南京博物院花厅考古队《江苏新沂花厅遗址1989年发掘汇要》，《东南文化》1990年第1、2期。
〔19〕 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20〕 张敏、韩明芳、李国耀《高邮龙虬庄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3年9月5日。
〔21〕 盐城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东台开庄遗址抢救性发掘情况简介》，东台市文化局打印本。
〔22〕 田名利等《高邮周邶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1994年第19期。
〔23〕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盐城市文管会、博物馆《江苏阜宁陆庄遗址》，《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