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苏联文学的认识与译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鲁迅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鲁迅翻译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和评论文章，如雅各武莱夫的《十月》、法捷耶夫的《毁灭》、班台莱耶夫的《表》、淑雪兼珂（今译左琴科）的《贵家妇女》、《波兰姑娘》，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布哈林的《苏维埃联邦从maxim Gorky期待着什么》等。1933年1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苏联小说集《竖琴》，内收作品10篇，其中有7篇为鲁迅所译， 涉及的作家有札弥亚丁、伦支、斐定、雅各武莱夫、理定、左祝黎、英培尔。同年3月，良友又推出第二本苏联小说集《一天的工作》，9篇小说中有8篇为鲁迅翻译，介绍的作家有毕力涅克、绥甫林娜、略悉珂、 聂维洛夫、玛拉式庚、孚尔玛诺夫（今译富曼诺夫）、唆罗珂夫（今译肖洛霍夫）、班非诺夫等。鲁迅还翻译了日本学者的一些论著，如黑田辰男的《关于绥蒙诺夫及其代表作“饥饿”》，尾濑敬止的《作为批评家的卢那卡尔斯基》、上田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藏原外村编辑的《苏联的文艺政策》（苏共中央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讨论会记录）。对其他翻译家译介苏联文学的工作，鲁迅也予以热情鼓励和支持。
从20年代中期起，鲁迅还编辑了多种译文丛书出版，其中苏联文学的数量最多。1924年北新书局出版的《未名丛刊》尚以俄国文学为主，苏联文学只有六、七种。1929年朝花社出版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苏联文学的种数已超过俄国文学。第一集《奇剑及其他》收苏联小说4篇，俄国小说1篇；第二集《在沙漠上》收苏联小说3篇， 俄国作品未选入。同年光华书局和水沫书店联合出版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收书14册，苏联论著就占了12册。1930年上半年，上海神州国光社约请鲁迅编一套新俄文艺丛书。鲁迅应约拟定了10种书目，定名《现代文艺丛书》，出版4种后，因国民党政府的干预而停刊。 有的译本后由其他出版社刊行。这10种作品基本上都是20年代苏联文坛上的重要小说和剧本，如《铁流》、《毁灭》、《静静的顿河》、《铁甲列车》、《叛乱》、《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浮士德与城》、《十月》等。以后鲁迅又编过《文艺连丛》等，其中也不乏苏联文学作品。
苏联作家中，鲁迅最为推崇的是高尔基。高尔基的小说清末就已传入中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两篇翻译，也不过因为他所描写的人物来得特别，但总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因为高尔基“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对于他的作品，中国的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正是当然的事。”[1]当中国文坛还不曾注意高尔基的时候， 鲁迅便已发现了这位作家的价值。1926年，他撰文推荐高尔基的《争自由的波浪》。1928年，翻译升曙梦和布哈林论高尔基的文章。1930年8月， 编辑出版《戈理基文录》（1932年再版时改名《高尔基文集》），内收《戈理基自传》等9篇文章，分别由柔石、沈端先、亦还、雪峰等译。1932年， 为高尔基《一月九日》译本作“小引”，并与茅盾等合著《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生活——我们的庆祝》。1934年，翻译高尔基小说《恶魔》。次年又译出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这几年，鲁迅还积极介绍瞿秋白翻译的几种高尔基著作出版。
鲁迅对高尔基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25年，鲁迅在《论“他妈的！”》一文中，曾提及高尔基“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提法就欠妥贴，缺乏必要的分析。第二年写《争自由的波浪·小引》，说高尔基“笔下的人生也还活跃着，但大半也都要成为流水账薄。”这样的评价也是不够准确的。其后几年，鲁迅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和苏联文学作品，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高尔基的认识便日趋深刻。1933年，他为《一月九日》中译本作序，称译介高尔基等苏联作家的作品“有极大的意义”。当鲁迅看到韬奋编辑的《高尔基》的出书广告时，即写信表示：“这实在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2]。1934年，高尔基的名著《母亲》中译本出版。鲁迅认为：“《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而且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我想，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因为小说让人们“看见了黑暗的政治和奋斗的大众”[3]。对《俄罗斯的童话》， 鲁迅也盛赞：“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画的笔法，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和病情，但又不只写出了老俄国人，所以这作品是世界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也往往会觉得他好象讲着周围的人物，或者简直自己的顶门上给扎了一大针”[4]。1935年8月，鲁迅在致萧军的信中写道：“至于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临终前不久，他还热烈颂扬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生受崇敬，死备哀荣”，“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5]
鲁迅对苏联文学的论述，散见在大量的文章和书信中，这里既有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析，又有精辟的总体评价。那么，鲁迅是怎样看待苏联文学的呢？首先，鲁迅认为苏联作家真实地再现了苏联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1932年，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写道：“苏联文学在我们这里却已有了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此外中篇短篇，还多得很。凡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这些作品，“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因而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对一些重要作品，鲁迅还作了具体分析。他称《铁流》“是划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作品”[6]； 说《士敏土》展现了苏维埃工业“从寂灭中而复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小说“还展开着别样的历史——人类心理的一切秩序的蜕变的历史”，使“人类的智慧和感情”，在“火焰辉煌了工厂的昏暗的窗玻璃”的同时，也“一同辉煌起来”，小说不愧是“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7]。 这些作品无疑给予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使人民看到了翻身解放的美好前景。
其次，鲁迅赞扬苏联文学充溢着强烈的战斗性，能给中国读者以奋勇向前的精神力量。法捷耶夫的《毁灭》描写一支红军游击队在远东地区与国内外敌人浴血奋战，“一百五十人只剩了十九人，可以说，是全部毁灭了”。但战士们“这‘死’究竟已经失了个人底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8]鲁迅赞誉该书是“新文学中的一个大炬火”[9]。译完《毁灭》之后，他曾以无比激动的心情给瞿秋白去信：“今年总算将这一部纪念碑的小说，送在这里的读者们的面前了。译的时候和印的时候，颇经过了不少艰难，现在倒也退出了记忆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象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还有《铁流》，我也很喜欢。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10]。《毁灭》、《铁流》等小说的翻译出版，在中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们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树立了样板，让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明确了自己的奋斗方向。同时，它们的出版，极大地冲击了长期以来读书界的绮丽萎靡之风，使长期受才子佳人小说薰陶的某些读者耳目为之一新。虽然它们在艺术上还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但展现的是别样的生活，开的是“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11]。
苏联文学历史虽不长，但它承袭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故能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的成就。许多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了各自的独特风格，鲁迅对此颇为赞赏。如肖洛霍夫描写的顿河地区的哥萨克生活，鲁迅便认为与果戈理、托尔斯泰所描写的哥萨克有很大的不同。对外国评论家关于《静静的顿河》的评价：“构想的伟大，生活的多样，描写的动人，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来”，鲁迅深表赞同。他还进一步指出，肖洛霍夫甚至有胜于托翁之处，那就是“风物既殊，人情复异，写法又明朗简洁，绝无旧文人描头画角，宛转抑扬的恶习”[12]。他在给胡风的信中明确表示：“《静静的顿河》我看该是好的，虽然还未做完。”[13]对法捷耶夫在《毁灭》中表现出来的写作技巧，鲁迅做了细致的分析。他说，作者善于用“简炼的方法”塑造人物，从大众中“选出代表来”进行生动具体的刻划，因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以牧人出身的小队长美迭里札而言，虽着笔不多，但“他的果断、马术，以及临死的英雄底的行为”，却活跃在人们的记忆里。对富曼诺夫的《红色陆战队》，鲁迅也称其“很多的是身历和心得之谈，即如由出发以至登陆这一段，就是给高谈专门家和唠叨主义者的一个大教训。”[14]鲁迅认为上述作家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不是面壁虚构，闭门造车，而是投身于实际的斗争生活，亲历了他们的作品中所描写的光明与黑暗的搏战。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实际的经验”，他们的作品，“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15]这对于纠正我国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是不无裨益的。
自然，任何一种新兴文学都有不够完美之外，苏联文学也不例外。由于十月革命摧毁了旧的一切，相当一部分作家还不能理解这场社会变革的意义，思想上难免出现彷徨和矛盾，这充分表现在“同路人作家”的创作中。鲁迅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同路人作家常对生活抱旁观的态度，但同时他也肯定这些作家写出了苏联人民生活“一面的实情”。对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鲁迅也指出了他们创作中的不足。即便如《毁灭》、《铁流》这样的名著，艺术上也未免过于粗糙，《铁流》甚至“令人觉得有点空”[16]。其中原因，或在于作家的艺术修养不足，或在于缺乏实际的经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苏联文学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堪称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
综观鲁迅10余年的译介活动，我们可以发现他在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几个基本特点：
一、高度的自觉性。1932年9月， 鲁迅在为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所写的“前记”中指出：“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俄国文学这种“为人生”的美学传统，为苏联文学所继承。区别仅在于：前者着重反映被压迫者的酸辛和挣扎，后者则主要表现人民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由于鲁迅对苏联文学的根本性质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对苏联文学的关注就绝不是出于一时的兴趣。鲁迅是在明确而自觉的目标指引下，是在比较、研究世界各国文学思潮、流派的基础上，认识到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艺术价值从而倾心于它的。没有对苏联文学的深刻理解，就不可能有上述这许多真知灼见。鲁迅早年就非常重视俄国文学，“五四”时期曾翻译过不少俄国小说。20年代中期，他敏锐地察觉到，新兴的苏联文学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故及时将译介重点移向苏联文学，直至晚年仍未改变。
二、宽广的视野，深刻的论断。鲁迅不仅以极大的热情翻译介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而且也注意译介苏联同路人作家的作品。他认为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真实地反映了新旧世界的生死搏斗，充满了许多动人的戏剧性内容和强烈的理想色彩。他说：“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17]这些作品无疑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有助于克服革命文学创作中的标语口号化倾向。对同路人作家的作品，鲁迅一方面指出其思想观点与无产阶级尚有一定距离，所“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18]；另一方面也肯定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勾划出十月革命初期苏联社会生活的某些真实画面，“可以见苏联文学那时的情形”，其中的“最优秀之作，和无产阶级的作品对比起来，仔细一看，足令读者得益不少。”[19]鲁迅一分为二地分析了同路人作家的成就和局限，准确地揭示了他们作品的价值。这与同时期苏联文艺界对同路人文学持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出超出常人的卓越见识，做到了有主见、有决断、不拘俗见、不拘常规，充分显示出鲁迅思想可贵的独创性。
三、服务于中国现时的革命斗争。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看苏维埃的文学，大半是因为想介绍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重要。鲁迅喜爱苏联文学，就是因为它们表现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而这正是中国文学所缺少的内容，迫切需要从域外引进。对于正在争取自由和解放的中国人民来说，苏联文学的确是最适宜的文学，最能实现鲁迅借助文学“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理想。所以，鲁迅晚年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满腔热情地为中国读者介绍了《毁灭》、《铁流》等一系列优秀的无产阶级文艺作品，写下了一篇篇前言后记，进行详尽切实的评论，并殷切地“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1931年底，他在给瞿秋白的信中写道：《毁灭》、《铁流》的翻译出版，“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在后三年内”，至少应译出“关于内战时和建设时代的纪念碑的文学书八种至十种”[20]。在上一年（1930年）4月，他致信郁达夫， 动员后者共同为翻译高尔基的全集出力，说“将此集翻入中国，也是一件事情”，若彼此“各肯认翻两本，在我想必有书坊乐于承印”。鲁迅就是这样想方设法地争取更多的人来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以期能推动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有利于新文学的建设。
当年，鲁迅在为高尔基《一月九日》译本写《小引》时，曾预言：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革命文学译介到中国后，必将走出“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家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这结果，将来也会有事实来确证的”。事实确如鲁迅所言，苏联文学传入中国后，产生了巨大、深远的社会影响。许多中国青年在苏联文学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文艺界，苏联文学“启发这里的新作家之处，一定更为不少。”[21]这种“新的文学的潮流”，给予中国新文学作家的影响，恐怕也是任何国家的文学都无法相比的。
注释：
[1][7][11][12][21]《鲁迅全集》第7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5、362、365、359、359页。
[2]《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3][4][9]《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368、457、446页。
[5]《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页。
[6][8][14][15][18][19]《鲁迅全集》第10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1、335、355、338页。
[10][17][20]《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370、195页。
[13][16]《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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