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论抑或工具论
——读《族群与边界》对于民族性的解释与思考
张出若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 巴斯对于族群的边界、族群认同及族群间的互动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族群是社会建构的，调查群体的实体和意识形态时注意力应该聚焦于群体边界，并把族群互动作为讨论的中心，认为族群认同的形成贯穿于吸纳和排斥的关系过程中。其对于巴斯的观点也作出了具体而详细的梳理，看到了田野调查对族群研究的重要意义。最后他将富尔人和巴加拉人的族群融合与拉迪诺人和土著印第安人的相互排斥进行对比，并通过民族性的原生论和工具论进行充分解释。
关键词： 族群边界 族群认同 原生论 工具论
随着全球殖民活动的终结，“族群”逐渐取代“部落”成为人类学研究中的主流话语。研究取向的转型过程中，从单纯族群内容研究转向到对族群边界的研究，族群边界和认同的产生及变化问题使得人类学家不断思考总结。族群研究对于我国民族性的研究兼有现实和理论意义。
一、巴斯对族群的观点及研究方法
巴斯对族群方面有着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在《族群与边界》一书中更是对族群边界、族群认同、族群互动以及族群之间的相互依赖、认同变化的因素、文化边界的维持、文化联系和变迁形成了自己的定义和分析，更是充分地论述了族群关系调整中的变异、族群和文化进化、族群分层、少数民族、流民和边缘的组织化特点等族群相关问题，使族群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
《何以“边”为：巴特“族群边界”理论的启迪》中提到，巴斯发现个人从利益出发形成了应对的一整套流程和方法并且借此来形成判断，这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形成了我们平常所作出的决定，他认为：族群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同时也要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族群没有在各个成员和文化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会随着时空等条件而改变，这说明与观念的持久不同，族群更容易改变；关注文化，把研究重心放在群体边界上。
族群在人类学著作中一般被理解为这样的群体：首先是这一群人对繁衍和自身的延续极为关注；并且他们有一套属于这群人的价值观念；以及有自己的一片区域来进行互动，发展关系；最后是对自我有一定认同，他人也认可在这一群体中的身份和地位。巴斯在此指出研究应该避免陷入一种误导，即认为各个群体都是独立发展的，和其他群体没有接触和交流互动，只进行因地制宜的活动，来适应历史和社会。
巴斯结合以上特征，从有关族群的两个重要特征——文化特征和组织特征两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作为文化孕育的族群，巴斯认为共享同一文化处于核心重要位置，人们会通过比较各族群文化的形态和特征去区分族群，前提假设是：在这种单位下本质是具有持续性的；决定单位形式的那些因素的地点。其次，作为组织特征的族群，在一定程度上，把互动作为目的，从族群认同角度来区分和贴标签，族群从意识上被建构起来了。在这方面，巴斯在承认文化差异作为族群差异和识别的重要特征的同时，指出文化识别也需要制度化的区分，使得成员可以用来区分己群与他群，加以归属。并指出了强调归属这一特征，解决了文化差异所涉及的持续性和成员识别的难题。
俄罗斯专家表示，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里专设了“机器人宪章”，规定了机器人设计和研发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基本伦理原则，制定了机器人工程师道德行为守则，以及设计师的“许可”制度和用户“许可”制度。这些都是俄罗斯在立法时需要参照的范本。
与以往注重客观文化特征的视角不同，巴斯把族群互动作为讨论的中心，认为族群认同的形成贯穿于吸纳和排斥的关系过程中。他与其他作者的论文中使用了新的尝试路径，解决边界问题是基于各个不同族群之间持续的接触和协商。他认为族群间并不是完全隔离的，人类学原生主义者及客观论是有缺陷的。族群间边界也许并没有实际的地理区域划分，更多的可能是指社会的边界。客观的文化特征仅体现了族群表面状态，而对于边界问题和认同的变迁方面还是解释不足，而主观论也没有拒绝文化特征因素的介入。
二、对族群理论的具体梳理
在对巴斯的族群研究进行梳理的过程中，笔者对这一点印象尤为深刻，不同情况下的族群身份的转换与之后的民族融合是否一致呢？《民族过程中的经济决定因素》中的富尔人和巴加拉人在转换身份方面好像是很容易并且彻底的，仅仅是游牧化这个经济活动就使得富尔人完成了向巴加拉人的转变。而《墨西哥南部的族群稳定与边界动态》中的土著印第安人更保持其身份，忽略并拒绝民族融合，不愿意以“更好的”拉迪诺人身份自居，两个族群表现出了极大的排斥性，族群边界在这里显得格外明显。
而在后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该地区有关边界维持问题的资产分布和互动形式，基本主题是与上一篇类似的，但作者更重视的似乎是阻碍他们改变身份尝试的环境，而不是个体如何改变其身份。这是一个典型的“多族群社会”，它以构成单位间的经济专门化和共生的相互依赖性为基础，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土著居民更愿意保持印第安人身份，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民族融合与西方化？
笔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教育虽然为拉迪诺人控制，呈现出拉迪诺化，但年轻的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印第安人并不渴望成为拉迪诺人或融入他们的族群中，而是更希望在本社会获得认同，这些年轻人把他们的专门知识转化为对本族群本部落有意义的活动，比如充当翻译和支持本部落。拉迪诺提供的教育并没有再生产出拉迪诺的价值观与身份，而是加强了印第安人的部落自豪感，巩固了印第安人团体，使之与拉迪诺人的对抗加剧。这里又可以与《当族群身份成为社会污名》中的拉普人做对比，拉普人以自己的拉普身份为耻，对内和对外是双重的身份，而印第安人始终是印第安人。
这些生动的田野调查实例对于族群认同、族群关系和族群边界的划分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问题。
还有在《民族过程中的经济决定因素》中对苏丹西部的富尔人和巴加拉人的边界维持过程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认为这两个族群的性质和认同变迁中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经济方式；《墨西哥南部的族群稳定与边界动态》讨论了墨西哥南部高低各族群的异源性特征，这是一个多族群社会，表现出了族群裂变和经济的相互依赖相结合的特点。
三、民族性的原生论抑或工具论
巴斯在重要且较难理解的对于族群的看法和理论之外，还通过七篇生动详细的论文来具体阐述自己的观点，举出不同族群在不同地理环境、生活状况下与其他族群的互动情况及族群的边界问题。
我们可以把这两篇文章进行比较阅读。在前一篇文章中，富尔人是土著居民，主要依赖雨季种植的小米为生，巴加拉人是由于殖民活动进入苏丹的游牧民族，雨季富尔人在低洼地耕种，而这里此时并不适合巴加拉人放牧。这两个族群利用开发不同的生态位，因此他们的资源竞争并不激烈。他们这几个世纪以来不断接触，但文化上仍然保留了各自的特色，比如生活方式和语言、房屋不同。因为同是穆斯林，富尔人和巴加拉人的接触受共有的、对各自族群成员都合适的对等身份法则的约束，有共同的准则和价值观，农产品和牛奶牲畜的交换体现了一种互补的关系。
富尔人和巴加拉人都认同一个人的行为应该根据他的族群所应用的评价标准来判断，那么他们的身份怎样就是变化了呢？由于富尔文化中认为金钱和劳动力的交换是可耻的，且土地只拥有使用权，那么富尔人在养牛上投资是要冒风险的，他们逐渐脱离当地社区，最终被纳入巴加拉人社区。而人们普遍认可的是以游牧为生的人被划分为巴加拉人，人们希望他的行为举止要像巴加拉人，以巴加拉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当然游牧化是可逆的。也就是说，富尔人和巴加拉人之间的边界维持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因素来决定的，当他们的经济行为发生改变，他们的身份就跟随着彻底变化了，改变族群身份很容易甚至也能轻松地逆向，不会受到太多的排斥与指责，没有更乐意保持哪一种身份或者持有某一种文化偏见。
这个优异的成绩，给五棵松学区很大的鼓舞，各项工作也以此为契机有了突破、创新与提高。同时我也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引领和提升学区教学工作问题。
在《当族群身份成为社会污名》中，作者主要对在挪威北部峡湾的挪威人和海岸杂居区的拉普人，进行了族群和族群关系的讨论研究，翔实地分析了被污名化的拉普人是如何进行社会适应的；《族群与文化的分化》描述研究了挪威的族群关系和边界问题，并得出结论，族群边界受到了更深层面文化的影响；《分化与融合》介绍了埃塞俄比亚南部族群和民族动态，对其族群边界和维持边界的方式进行比较，认为边界是动态的，族群中出现问题是很普遍的。
首先，进行殖民侵略的拉迪诺人与土著印第安人的关系并不像富尔人和巴加拉人一样是相互依赖的，他们之间存在着竞争和对抗，拉迪诺人认为自己比印第安人身份等级高。拉迪诺人控制了劳动力市场与服务的分配，政治官僚体系中基本都是拉迪诺人，另外在教育和军事领域也是为他们所控制。其次，由于土地配置原则，限制了印第安人的活动范围，使他们几乎没有自主权，只能重复先辈的生活，扮演好属于自己的角色，承担责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奖励，而脱离自己的族群代价极大，这也使他们不论在何处，都是印第安人。
在《帕坦人的认同和维持》中概括了帕坦族群的情况和分布，与东南西北其他族群的互动和变化，认为帕坦人的认同是建立在确定条件下的切实可行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只有这样，他们的分布和社会形式才能被理解；在《老挝境内的邻居们》中，作者没有只是研究某个族群的独立社会，看到了邻居族群与本族群的互动，对多个族群进行研究。
农村养老的供给主体一般包括家庭、社区、宗族、国家。受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体制与“大政府，小社会”的双重影响，农村在国家资源和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我国农村养老资源匮乏，调整供给主体、集中力量保障农村养老成为迫切需求。现行调整的关键在于把以家庭为核心的供给主体转变成为以国家为核心的供给主体。通俗来讲，在农村养老保障中应保持“大政府”的职能，国家需要统筹农村养老保障事业，就需要在资源和制度方面加强供给，着力摆脱依附土地和家庭的养老模式。据此，国家应充分发挥职能进行系统性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
《族群性、地方利益与国家：中国西南的彝族地区》中写到对于民族性的思考一般是遵循原生论或工具论的逻辑，要么主张民族性是具有共同世系或有时是共同文化的民族情感的产物，要么主张民族性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为了群体利益的实践活动的产物。
这个正好可以解释和说明富尔人向巴加拉人转换如此之轻易还有印第安人不愿改变其身份的原因了。对富尔人和巴加拉人身份的变换更多的是运用了工具论，富尔人就是可以仅为了利益，理智地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改变自己的族群身份，成为巴加拉人。印第安人不愿改变身份，这里是原生论和工具论的混合逻辑，原生论可能更多一些，印第安人也受到其族群生产生活方式的限制，改变会造成许多不好的后果，但更多限制他们成为拉迪诺人（侵略者）身份的因素是他们的文化和情感，对本民族的认同与自豪感不允许他们随意改变族群的身份。
经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思维。“经”是恒常不变的原则与规律，如果固守于经，便会走向极端与僵化；“权”是达经的方法与手段，如若执意行权而无视经，则会使思想行为失去理论指导。经与权都是人们在面对具体事物和情境时，做出具体的实践活动，理解、分析、权衡、判断都是具体体现。《孟子·离娄上》对“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悖论境地的处置，就是权变的最好诠释。
植物对生存环境有一定要求，相对而言，干旱、寒冷的北方地区植物种类相对较少，但可以应用于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中的种类均相对更少，尤其是常绿植物、大径大、花色鲜艳的种类，因此北方地区资源优势不明显。一些低纬度园林植物很难度过东北寒冷的冬季，也无法适应春季较长时间的干旱气候，故难以引种成功。当然也有成活的物种，比如刺槐，但其在黄河流域可长成高大乔木，但在东北地区却表现为小乔木或灌木状态，其原有生长特性发生了改变。因此，东北地区城市园林植物种类差异较小，所构成的景观效果也比较近似。
参考文献：
[1]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范可.何以“边”为:巴特“族群边界”理论的启迪[J].学术月刊，2017（7）：101-112.
[3]王菊.斯蒂文•郝瑞的中国西南彝族研究[J].思想战线，2009，35（5）：109-113.
中图分类号： D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49（2019）19—0247—02
[作者简介] 张出若，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社会学。
责任编辑：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