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是论文,一个重要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效益论文,速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任何社会形态的存在与发展，都不能离开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益。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这个问题更显得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对如何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提高经济效益，以及怎样正确认识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深刻而全面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效益的相统一的关系；阐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益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阐述了改革开放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因素等。上述这些思想是极为深刻和丰富的，它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关键词】 邓小平经济思想 经济速度 经济效益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仅为我们精心设计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和道路，并且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经济理论。其中，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思想，就是这些经济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邓小平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形态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益。因此，每一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及其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并着力解决这个问题。否则，这个社会及其统治阶级就无法生存下去。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正确认识和解决速度与效益的相互关系，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为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他们的继承者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
改革开放十四年来，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效益时起时伏，时高时低的状况，给予了认真和科学的总结，并结合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出现的新形势，全面、深刻和反复地阐述了经济发展中的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论证了正确解决和处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不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有关这方面的经济思想和观点，并且还有所发展。
邓小平同志从1982年到1992年的十年间，多次谈到经济发展中的速度和效益的辩证关系。1982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谈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指出：“到本世纪末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定了，这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①1983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②1985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的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③1982年6月，邓小平同志与中央部分领导同志谈话时说：“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免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低了也不行。”④198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同第三代新的领导班子谈话时强调：“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要积极争取，当然不要象过去那么高…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取得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⑤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再次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⑥“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⑦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谈话，其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其思想也极为深刻。
第一，在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谈话中，正式提出和反复使用了“经济效益”这个概念，强调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必须始终讲求效益和重视经济效益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经济效益问题，曾经给予了极大关注，初步表述过经济效益的基本内容，并把节约时间的规律看作是这个社会的首要的经济规律。但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从未提出或使用过“经济效益”的概念。列宁对此也是十分重视的，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提高经济效益的首要方面。斯大林对经济效益问题是长期忽视的，直到他去世前，也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应有的注意。这同他长期以速度为中心，和以低效益为特征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思想密切相关的。在他们那里只是使用过“劳动生产率”这个词，但也都没有提出和使用过“经济效益”这个概念。此外，笔者以为邓小平同志还将经济效益区分为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这可从他的1989年9月那次讲话中看出来。他在讲经济发展速度时说：“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告诉我们所要追求的速度，必须建立在讲求企业效益、讲求整个宏观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为此，必须提高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管理效率，要注意和抓好企业的质量。邓小平同志的谈话中所使用的“总的社会效益”实际上就是讲的“宏观经济效益”。所谓宏观经济效益，是指从整个国民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利益的角度来考察的经济效益，也称为“社会效益”。所以，我认为，邓小平同志上述那段讲话已经包涵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的思想。这也是他对经济效益内容的深刻理解，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发展。
第二，在邓小平同志的谈话中，屡次阐述了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揭示了经济发展速度的涵义，强调经济发展速度要“适度”。所谓“适度”就是要求“确保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要按1980年的固定价格，没有水分的，还要把人口增长因素计算在内。……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⑧1988年前后，当我国经济发展“过热”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及时告诫我们经济发展速度不能太快，太快了会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既影响人民生活，又造成社会的不稳定。1989年后，当我国经济发展出现滑坡、徘徊在百分之四、五的情况时，他则强调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不能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1992年初，他再次做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论断。总之，这些讲话的精神，主要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既不能过快过高，也不能太慢太低，而是要“适度”。这个“适度”的核心是“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要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适当地加快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且，他还给我们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可见，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思想，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发展的标准，阐述的既明确又深刻。
第三，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谈话，始终不渝地贯穿着一个核心思想，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把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正确认识和解决好二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基本涵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将邓小平同志谈话的内容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全面理解，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经济发展速度就是指产量、产值的增长程度。概括地说，就是指产出数量的发展情况。而经济效益则是指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要以尽量少的劳动消耗和劳动占用，生产出尽可能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通俗地说，是用最少的投入获取符合社会需要的最大产出。这里的关键是否符合社会需要，是否有好的产品质量。假如，尽管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很多，但不符合社会需要，或质次，那么，无论生产的消耗与成果是什么样的数量对比关系，都没有效益，生产越多，浪费越大。速度与效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其基本的意思是：不顾质量，不考虑符合社会的需要，而一味地追求产值，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积压、浪费很大，就没有经济效益。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或不顾效益的高速度是不可取的。因为，没有效益的速度，社会财富不能增加，反而越来越穷，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象邓小平讲的，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要“适度”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如果没有一定发展速度，也不能带动经济效益的提高，也就是没有速度或速度下降，经济效益也可能降低。这是因为，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直接影响资源的利用率和市场购买力，从而无法解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人民生活也得不到迅速改善与提高。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讲话中多次阐明了这个道理。
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个矛盾，如何将经济效益和速度有机地统一起来，从邓小平同志上述的谈话中和在其他时期讲话里，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只要讲求效益，讲质量，稳步协调地发展，就可以把经济发展速度搞快点。这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或者说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必须建立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样才能将速度和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确定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速度为8-9%，指出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实现这样的发展速度，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不要一讲加快发展，就一哄而起，走到过去那种忽视效益，片面追求产值，争相攀比、盲目上新项目，一味扩大基建规模的老路上去，而要走出一条既有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路子。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思想的核心，就是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这样才是扎扎实实地速度，也才会切实地将速度与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当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发生矛盾时，速度必须服从效益，数量必须服从质量。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二者对立关系，我们的经济才能真正做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才会实现。
二、邓小平同志论述了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性，指出它不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无高速度和较好的效益，能否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否充分发挥等重大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同样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提高经济效益和加快发展速度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曾经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⑨恩格斯也指出过“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以家庭劳动创造出的产品除了维持自我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的。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⑩革命导师们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无论是以往的人类社会，还是现在以至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存在与发展都是以有丰富的剩余产品以及从这种剩余中形成的积累为基础。而要有丰富的剩余产品产生，必须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经济效益。邓小平同志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新形势和世界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尤其是在1989年之后，多次强调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经济效益、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有机结合起来重要性。
第一、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就没有社会主义优越性。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11)这就是讲，社会主义优越性最根本的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出极大丰富的社会财富，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实现这一点，其基本的途径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在邓小平同志十余年的讲话中，总是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
第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提高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长治久安、事业兴旺发达的基础。邓小平同志讲道：社会主义巩固的“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这一条，就稳如泰山”(12)198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同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谈话时说：“经济不能滑坡。……要求今后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果再翻一番，没有水分的翻一番，那时候人民就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兴旺发达的。”(13)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社会能否安定，关键在于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否充分发挥出来。如果社会主义社会财富仍然匮乏，那么社会主义必然失去吸引力，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就一定在人们的心目中发生动摇。这岂能有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呢！
第三、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提高经济效益，才能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才能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极大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我国现代化，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总目标。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同志给我们做了这样的回答：关键“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14)1990年初，他再次给我们指明：“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15)可见，无论就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还是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都意味着把高速度发展和高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样，我们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也是我们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压力的关键。国际间的斗争已表明，如果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越快，综合国力增强，就不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与恫嚇。
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邓小平同志及时深刻分析了原因，并且谆谆教导我们从中汲取教训，指出加快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他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16)
三、邓小平同志论述了改革开放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思想，还包括了如何加快发展速度和提高效益的途径或手段。其中有一条重要的思想就是：改革开放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提高经济效益是息息相关的，是一个重要条件。改革开放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强国之径。为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历史和当今世界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中，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相结合，提出改革开放，把它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坚持一百年不动摇。1985年，邓小平同志与坦桑尼亚外宾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经济。……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17)同年8月，他在会见另一位外宾时又说：“为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们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为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18)上述的谈话，深刻全面地论证了速度与效益同改革开放的密切关系。十多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真理。
没有改革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经济要发展，首要的问题是体制改革。不解决体制问题上多种弊端，就不可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也自然无从谈起经济发展。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关于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引向更深入一步，迈上一个新台阶的精神，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有利于提高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水平；有利于合理的调配资源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搞好宏观调控。这无疑能大大提高经济效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总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说，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取决于深化改革。
同样，没有对外开放也不可能有经济发展中的快速度和好的经济效益。因为：第一，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对于我国来讲，建设资金应主要依靠自己积累。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比较落后，积累的规模和速度都受到很大限制，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资金不足，能源和交通等“瓶颈”产业就无力上马，设备更新和改造也不可能进行。这些情况，无疑会长期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提高。要解决这样的困难，必须按照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办法去做，即“吸收外国资金”，“一切有利于发展技术，我们都采用。”(19)第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水平，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邓小平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20)在南巡讲话中又说：“经济发展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21)历史与现实都雄辩地证明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对促进经济的发展作用日益显著。有关资料表明：本世纪初在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劳动和资本占75%，技术和管理占25%，到了60年代，两者的比例倒置过来。目前，科学技术和管理的比重越来越高，达到80Ⅻ90%。我国科学技术及管理水平，从整体上看还很落后，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至少相差三十年。面对这个事实，如何把我国科技和管理水平提高上去？我认为，一方面依靠我们自己狠抓各层次的教育，加紧培养自己的各类人才；另一方面，要老老实实地学习外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积极引进，包括吸引洋人才。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那样“要利用外国的智力，把外国人请来参加我们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办教育，搞技术改革。……我们现在搞现代化建设，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应该把他们请进来帮助我们。”(22)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站在很高的高度又重申“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23)
把经济快速发展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与改革开放紧密结合起来，是邓小平同志谈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的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效益统一思想的重要观点。无论是从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需要来说，还是就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上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大与进步，都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联系，都有取他国之长补己之短的需要，孤立的、闭关锁国式的发展是万万办不到的，也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才语重心长地教诲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24)“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25)“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断，既指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指明这个发展又不同于一般加快的涵义，它是加快经济发展思路深化的理论表现。这种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而是既有量的变化，又有质的飞跃；既不能超越客观条件，盲目过热，不顾效益的高速度；也不能是蜗牛式的爬行，而是要把不断发展和阶段性发展结合起来，把经济发展中的高速度与高效益统一起来。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11)(12)(13)(14)(15)(16)(17)(18)(19)(21)(22)(23)(24)(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22、143、268、312、375、375、354-355页、255、355、312、16、356、354、117、138、130、375-378、32、373、370-380、36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3页。
(20)《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