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教育：2000年的挑战和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全民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民教育与终身教育一样已经构成为当代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教育思潮之一，它们不仅主导了当前国际社会教育改革和努力的方向，同时也代表了下世纪未来教育发展和进步的趋势。然而，尽管就全球而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积极促进和世界各国的竭尽努力下，世界教育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但就目前的现实条件来看，我们要在2000年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0年3月在印度宗天召开的“全民教育世界会议”上提出的涵盖了教育高度民主化和教育高度普及化内容的全民教育之宏大目标，我们不得不承认，国际教育社会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全民教育绝非是一个只需喊喊就可了事的口号，它是一个代表了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和愿望的组织制定的，需要各国各地区政府和人民致力创造条件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民主化才能实现的世界性目标。为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对全民教育目前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我们是应当有个清醒的认识，任何事业的成功都建立在对阻碍这一事业发展的困难的认识和解决的基础之上。那么，全民教育作为一项全球性的教育追求，当前其面临着那些挑战，我们又应当做好那些应对准备呢？
挑战一：2000年，成人文盲率能否降到1990年的一半？
到2000年把成人文盲率降到1990年的一半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印度宗天会议上制订的宏大目标，文盲率在10年间下降一半是个什么数量概念呢？我们知道，1990年全世界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为35.8亿，文盲人数为9.48亿。其成人人文盲率为26.5%，故下降一半后的成人文盲率即为13.25%。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办公室的预测，到2000年全世界的15岁及以上人口为42.94亿，那么按13.25%的成人文盲率计算，世纪末的成年文盲将下降到5.69亿。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文盲统计汇编》预测，到2000年，世界成人文盲只能略为减少至9.35亿，成人文盲率也只能略下降至21.8%。
我们还可以换另种方法来考察文盲率的变化，即通过计算有文化者的增长率来反映扫盲的变化（见表1）。
表1 1970—2000年成年有文化人口的估计及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的绝对增长人数（百万）和年增长率（%）
表1，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办公室主任加布利埃尔·卡尔塞莱斯提供的为说明有文化人口变化的统计预测表，他认为该表提供的关于有文化人口的增长率是过于乐观的，显然超出了这些地区的实际可能。但即使这一增长率（发展中国家为3.2%，非洲为5.4%，亚太地区为2.8%，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2.8%）是可以接受的，但要基本实现扫除文盲的目标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他计算出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至少要21年，非洲要19年，亚太地区要22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要14年[1]。由此可见，到2000年要基本实现扫盲的目标是有相当难度的。
挑战二：大多数文盲均集中在最贫困的国家。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文盲率下降速度大于发达国家，但由于经济和财政的问题，世界大多数文盲还是集中在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据1990年的数据，发达国家仅有3200万文盲，其文盲率为3.3%；而就整个发展中国家看，文盲总数达9.17亿，文盲率为34.9%。据统计，文盲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国家仅有10个，它们是：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巴西、埃及、伊朗、苏丹。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文盲，总数占了全世界文盲的74.3%。文盲率最高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是那些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譬如，最不发达国家的文盲率为60.4%（1990年），同期南亚为53.9%，撒哈拉以南非洲为52.7%。从文盲的地区分布来看，75%的文盲在亚洲，18%在非洲，5%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而欧洲和北美仅占2%，其中13个国家（大多数在非洲）的文盲率超过70%，超过1000万文盲的10个国家又大多集中在亚洲。由此足见，除盲之艰，最艰艰在第三世界。
挑战三：我们能为所有儿童提供小学教育吗？
建立义务教育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目的就是为所有儿童提供普及性的第一级教育，亦即小学教育。其实，解决文盲增长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在实施扫盲教育的过程中同时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必要的小学教育。只有杜绝新文盲的产生，文盲才能逐渐减少，扫盲工作才能见效。遗憾的是，尽管有材料证明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已颁布了义务教育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能为所有的适龄儿童提供必要的义务教育。据世界银行高级教育顾问亚迪·哈达德提供的情况，一直到1988年前后，还有11个国家的小学总入学率尚未超过50%，最低者索马里仅为15%的小学入学率，另有26个国家总入学率分别在50—90%之间。这样一个小学入学率在为全民提供基础教育方面无疑会遇到巨大困难。
由于入学率较低的原因，致使全世界6至11岁的儿童约有1亿没有入学机会。据预测到2000年仍将有1.03亿儿童不能入学，而且不能入学的12至17岁的青少年也将从1980年的1.36亿增至2000年的2.22亿。除此之外，小学教育还存在不低的辍学率，从而使每年均有几千万的小学生在读完小学之前中途离开学校，其中不少人因未能受到比较完整的基础教育而可能沦为永久性文盲。譬如，我国目前每年以扫除文盲500万左右的速度极大改善着我国的人口质量，但新生文盲也在100万以上。原因一在于我们还有部分适龄儿童无就学机会，二就是存在小学辍学者现象。就1993年情况看，我国7—11周岁儿童的小学入学率已高达98.39%，但同期有2.27%的小学辍学率，这即意味该年我国有227万的小学辍学生。我国每年有100万新生文盲均源出于此。据资料，有些国家的小学辍学率甚至高达30—40%。从上可见，若要实施有效的全民教育，一方面必须推行人人都能上学的义务教育制度，进一步提高小学入学率；另一方面就在于致力减少导致教育资源浪费的小学生辍学现象。否则，全民教育就失去真实意义。
挑战四：妇女教育的不平等。
女孩和妇女对教育参与机会的不平等是当今世界最不能忽视的现象之一。1990年的数据显示，9.48亿文盲中男性文盲为3.46亿占文盲总数的36.5%，女性文盲为6.02亿占文盲总数的63.5%；1亿没有机会入学的儿童中女童就有6000万，这种情况在那些还未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还更糟。我们知道，当教育还是非义务、非免费教育时，无论是从传统观念还是从家庭劳动需要考虑，更多的家庭还是会确保男孩而不是女孩去接受教育；此外，尽管从1970年全世界文盲人数在减少而有文化者在增加，但观察到的现象说明男性扫盲的状况改善要大大超过女性，这是女性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譬如就我国而言，我们的扫盲工作是全世界最富成就的国家之一，文盲率从建国初的80%以上降到了目前的12.5%，每年扫盲人数高达500万，但这并不能掩去我国女性文盲率仍然很高的事实。据《光明日报》1994年11月23日从“妇女与教育国际研讨会”获得的情况，我国建国以来已有1.1亿妇女摘了文盲帽子，但直到1993年，妇女文盲仍占全体女性的30%，并占全国文盲总数的70%以上。据有关权威性的报告称，1990年我国失学的480万儿童中女童就占了80%。印度、巴基斯坦及非洲一些国家的情况还要坏，女性文盲占文盲总数的比率都在75%以上。
妇女受教育不良的情况若得不到改善，不仅要扩大男女性别之间的文化差异使他们之间受教育不平等的差距加大，更严重的是她们的文盲状况或低文化状况还会带来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恶性影响。譬如人口爆炸是当今世界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也是挚肘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发展进步的最大困难之一。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尤其是要极大改变发展中国家妇女受教育不足的情况。最新数据表明：在1994年出生的每100个婴儿中，有93个出生在发展中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6.9个孩子，受过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3.9个孩子。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发展中国家15岁以下的人口在不断增加，而发达国家15岁以下人口则在不断减少，全球15岁以下的儿童中87.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原因。故此，加速改变妇女文盲率过高、受教育不足严重的状况，也是克服世界人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速的一个极其有效的途径。
挑战之五：贫困地区教育条件的落后。
就国家之间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条件的不良导致了全民教育的极大困难；而就国家自身而言，贫富不同的地区其教育情况也大不一样。相对来说，贫困、边远地区及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教育就面临着许多的困难。譬如学校用房不足，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及教材的短缺，师资的匮乏和低质量，学校管理的不善等都导致了这些地区的高辍学率及低教学质量，同时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也很低。由于家庭的贫困，很多父母因为付不起学习必需的书本费而无法供子女上学，甚而把他们作为基本劳力让他们参加生产或从事家务劳动。据近期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的10年中，贫困地区受教育机会还远远低于国家的平均水平，农村儿童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较之10年前也减少了。我国的情况也一样，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其教育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譬如我国有143个国家级少数民族贫困县，其农村人均收入在7年前都不足300元，国家教委对其25个县的抽样调查表明，其适龄儿童入学率比全国平均入学率低20%左右。正是入学率低、失学率高的原因，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这些贫困和农村地区，文盲率最高并很难下降。我国的文盲主要集中在贫困和边远及农村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农村文盲占了全国文盲总数的80%以上。另外，这些贫困地区的儿童即使上了学，也很少能在学校学习足够长的时间以达到脱盲程度。正是此因，许多国家把脱盲教育和改善办学条件的重点放在了贫困和农村地区。
挑战之六：如何保证应有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效果？
全民教育作为现代社会的理想和追求之一，目的是为了使更多的人成为有文化者。正如担任英格兰和威尔士全国教育研究基金会主任的克莱尔·伯斯塔尔所说：“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决不仅仅意味着能够阅读和书写，掌握文化知识是有效参与地方与国家生活的条件和关键所在。身为文盲，或只能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那就要被社会拒之门外，成为受排斥和被剥夺了权利的人……”[2]。全民教育的任务并不只是在于追求有多少人接受教育，更重要的是让所有接受教育的人变成为真正的有文化者。对此，我们非常赞同拉贾·辛格的观点：“如果教育不能改变受教育者，它就不是教育，而只是一个数据库了”。
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它是随着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要求而变化的。不论是第一级教育还是包括第一级教育和第二级教育初中部分在内的义务教育，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其内容理应涉及更复杂些的知识。正如有人总结近百年来世界各国义务教育的发展规律时指出的那样：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技术革命需要劳动者具有小学文化水平；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需要劳动者具有初中文化水平；以核能、电子、航天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需要劳动者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事实亦如此，以前一个人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可能就统计为有文化者了，而现在若只具有最基本的读写能力就很难适应日益复杂的工作要求，且能够参与社会竞争的工作范围也大大缩小。为此，全民教育面临的一个很实际的工作就是提高教育的要求和文化标准，使受教育者不致沦为“现代文盲”。
其次，全民教育还必须解决眼前的教育效果平等的问题。教育机会扩大后，愈来愈多的儿童包括贫困阶层家庭的儿童进入了学校，但这种学校教育是否改变了他们的素质、促进了他们潜能的开发和品质的发展呢？很多数据证明，我们提供了教育，但并没有取得这些教育应当取得的教育效果。譬如，功能性文盲和贫困儿童学业失败者较多就是有力的证明。使教育真正产生预期的效果及提高我们办学的质量，这是全民教育当前面临的一个急迫而严峻的课题。
挑战之七：教育资源从何而来？
教育是靠消耗一定资源才能维系和发展的事业，没有足够的教育资源作为基础，教育的平等和发展就无法得到根本保证。客观地说，当前全民教育面对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就是教育资源的匮乏，亦即教育财政的困难。从表2（见本文末）我们看到，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教育经费也呈不断增长的趋势。1960年全世界的公共教育经费为510亿美元，10年后增至约1599多亿，又10年后增至6213多亿，到1986年已上升到7931亿美元，可以说教育经费的实际增长额不算少了。但我们还看到另一个问题，从1970年至1986年间，世界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基本保持未变，稳定在5.5%左右。而此间各国的通货膨胀都呈长势，从而使生均费用、教师工资及教学设备改善等开支不断上升。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刺激了社会各企事业部门的发展和消费的增长，从而使教育对国家资源的需要受到了来自工业发展、城市、交通、通讯、住房建设、卫生保健、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国防预算等各方面越来越强劲的竞争。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1970—1979年间调查的40个国家中（12个发达国家，28个发展中国家），只有8个国家（2个发达国家，6个发展中国家）其公共教育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比率呈增长趋势，15个国家（4个发达国家，11个发展中国家）呈减少趋势[3]。实际情况是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教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有所下降。
在教育财政面临的挑战中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世界教育经费的分配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据表2提供的数据，发展中国家公共教育经费从1970年的144.5亿美元增长到1986年的1033.5亿，而同期发达国家却从1455.0亿上升到6897.1亿；前者16年间仅净增889亿，而后者16年间却净增5442.1亿；1986年世界公共教育经费为7930.6亿，发达国家却占了87%；而1986年世界各级教育的学生总数情况是9.219亿，其中发展中国家就有6.987亿占世界学生总数的75.8%，而发达国家仅有2.232亿占世界学生总数的24.2%。一个用仅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的13%去支维占世界学生总数75.8%的庞大教育，一个用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的87%去培养仅占世界24.2%的学生，此间的差距非同一般，由此也可见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何以落后的根因。
表2 公共教育经费（按当时市场美元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1届国际教育会议文件
我国教育资源困窘的情况更令人焦虑。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世界教育报告》统计，我国的基础教育是用占了世界1.18%的教育经费培养占世界18.4%的学生。尽管这份报告所引用的数据是1988年的，但这几年来这个比率并未见有什么变化。这份报告指出，教育经费中的人均经常费支出中发达国家最高，其幼儿园、小学、中学平均几乎接近2000美元／年，而发展中国家却很低很低，最低的东亚人均只有55美元／年。而我国连这个数也未达到。据有关材料称，我国培养一个中学生年均投入仅200来元人民币，一个小学生仅100来元[4]，可谓世界之最，连印度都不如。1991年我国的教育经费包括来自多种渠道的筹资总共为731.5亿元人民币，而美国每年教育投入均在4000亿美元以上。但两国的学生数恰恰相反，我们比美国多得多。目前，实现全民教育的困难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要摆脱全民教育的困难首先就要解决教育财政严重不足的问题。非此，全民教育就毫无希望。
全民教育面对的挑战是严峻的，但这并不能阻挡世界对实现全民教育这一社会进步的潮流。为了实现世界教育的这一理想，我们需要针对挑战寻找到有效的对策。
对策一：把全民教育视为全球一致努力的目标。
对国际社会而言，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历史变化是：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命运相联的共同体，当今困扰人类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具有了整体性、牵连性和全球性。在这种世界巨变中，教育也不再只是一国一地区自己的内务，而是关系到世界整体生存发展的全球性事业。教育的精神在印度宗天会议也得到充分的体现：“教育能有助于实现一个更安全、更健康、更繁荣而且生态环境更加良好的世界，同时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倡导宽宏精神和目标上的合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建的目的和宗旨之一，也就是通过一个能促进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间教育、科学及文化联系，达到彼此相互了解，增进各国人民友谊和交流的国际性组织，来实现人类的和平和共同繁荣。在一个人类的所有活动都纳入世界范围内运行的时代，任何事情如果“没有全世界的介入则将一事无成”。全民教育概莫能外，它已是一项全球事业，必须引起世界各国共同的关注，并采取同一的努力行动。
对策二：全民教育需要国家的政治意志和决心。
实施全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保证就是教育的民主化。没有赋予了国家政治意志的教育民主化，就不可能有消灭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有效行动，而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民主、公正社会的出现。作为一项培养人的事业，教育既是全民的事业更是国家的事业。为此，国家必须干预教育。这种干预，其一就是建立具有普遍性、基础性、强制性和福利性的义务教育制度，以国家法律制度的形式保证人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强制各级政府、社会各阶层、政府各部门、各行业乃至社会全体公民都必须承担改善和发展教育的义务。而义务教育的免费原则则为所有渴求接受教育但家境贫困又难以接受教育的儿童提供了接受教育必需的物质保证。只有建立了义务教育制度，我们才能逐步消灭教育过程中的地区不平等、性别不平等、种族不平等和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象，使教育民主化成为现实，从而促进社会的真正平等。1994年6月，我国召开了一次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各省及国家部委的党政一把手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和主题报告。在这次体现国家意志的会议上。我们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并视之为在九十年代我国整个教育发展中的“重中之中”。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全党全社会采取切实措施做出统一的巨大努力。可以说没有党和国家的这一统一意志及其由此产生的努力行动，对我国这样一个文盲和需要受教育者众多的国家来说，要实现上述如此之大的宏伟目标是不能想象的。
国家对教育进行干预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增加教育投资并以国家手段积极筹措教育经费”。发展教育和提高质量都需要更多的教育经费的投入，而就目前情况看，初等教育的经费更需要加大投入，尤其是基础教育十分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近十几年来教育发展很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增加了教育投入。据统计，1991年全国教育经费总额达731.50亿元人民币，这比10年前的1981年的112.50亿增加了近6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0.56%，其中1991年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达到482.2亿元人民币，比1981年增加近3倍，比1978年的76亿增长5.4倍。为了改善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国家利用人民办教育的积极性，逐步建立起了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诸如征收城乡教育费附加、教育税、收取学杂费、发展勤工助学和校办产业、社会集资和捐资、建立人民教育基金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这样一种解决教育经费的新机制。在教育投资的重大问题上，由法国总统密特朗及诺贝尔奖得主们在巴黎召开的一个会议所形成的共识是有积极意义的：“教育在一切预算项目中应占绝对优先的地位”。要实现全民教育的目标，唯有调动尽可能多的大量资源作保障，否则，这个目标永远也不能成为现实。
对策三：动员全体社会成员投入全民教育。
法国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曾指出：“只有在社会使人产生了对知识的需要时，人才会渴望得到知识；但也只有在社会本身感到需要知识时，社会才会使人产生对知识的需要”。对国家来说，可以认定世界各国都已经认识到教育是本民族最大的经济计划和反贫穷计划，认识到教育兴邦的作用，认识到了学校是消除贫穷和无知的希望，否则，在近几十年间世界教育不可能有如此之快，如此之大的发展。但这种认识仅仅停留在国家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使之成为全民的共识和共同的努力行动。毫无疑问，社会的发展、低文化职业的锐减，自然会使不少无文化、低文化者体感到对新生活的极大不适应和职业竞争的强劲挑战，从而从内部产生学习的要求。但仅凭这种自发的认识来推动人们产生教育需要是不够的，我们有责任通过更大范围内的全民动员，使他们认识到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不仅是自己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是提高个人文化素质、开发潜在能力以顺利进入社会和职业生活，摆脱贫穷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最有效途径。全民教育实际是一场与愚昧无知作斗争的群众性运动，当全民认识到这场斗争对国家、对社会、对自己所具有的重要性时，这种群众性的运动才能获得势不可挡的推动力和不可扼制的持续力。
对策四：对贫困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援助。
教育援助是实现全民教育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手段之一，可以说倘若没有一定的教育援助，有些贫穷国家或贫穷地区的全民教育计划就难以启动，甚而连对部分儿童的最基本教育都难以保证。我们知道，就当前而论，凡经济贫困的国家，其教育都呈落后状态。问题是教育的振兴是经济振兴的必要前提，而教育的振兴又有赖于经济提供的物质基础。在教育和经济这根因果链上，以谁为前予以优先发展，这对贫穷国家和地区来说的确是一个难以摆脱的两难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援助就成为帮助贫困落后国家和地区走出教育困境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预测，到本世纪末发展中国家将要为6.3亿小学生提供初等教育，这比1985年增长了35%；若假设留级率为15%，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那么在2000年它们就必须为7亿多的小学生提供初等教育，这实际是1985年小学生数（4.68亿）的1.5倍。按照这样两种假设的结果是：①在非洲地区，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则意味着要为1.63亿小学生提供正规学校教育，这比预测的2000年时的入学人数1.25亿多出了0.38亿；②在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是为9100万小学提供教育，这比预测的8800万约增加300万；③在亚洲和大洋洲地区，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为4.5亿，这意味着该地区到2000年要为比预测的4.16亿多出3400万儿童提供正规初等教育[5]。普及初等教育必然要为更多的儿童提供入学的机会，因此发展中国家也要为此承担更庞大的教育经费，这对这些国家来说是十分困难的。
为实现全民教育的目标，发展中国家必须为增加的7500万小学生追加教育费用。有人专门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估算了今后10年提供全民教育的总的追加费用情况[6]。据计撒哈拉以南非洲，今后10年提供全民教育总的追加费用如果未经如下三项改革，即①节约支出的改革（减少留级和住宿生的比例，增大班级规模和实行两部制），②经费变动的改革（增加社区提供的经费和减少高教的补助费），③提高质量（降低辍学率，增加教材供应和适当增加教师薪资），将需要170亿美元，如果经过改革则需要140亿美元。就目前和未来非洲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其绝难提供如此庞大的教育经费预算，故需要外援的教育资金70—100亿美元。据与此相似的估计，从1990—2000年间，南亚为实施全民小学教育也需要20亿左右美元的教育外援或更多些30亿美元。就发展中国家整体情况看，从1990—2000年间，这些国家提供全民小学教育所要的经常性国际援助总额最少也在每年10—13亿美元这个范围。
这样一种国际援助对贫穷落后国家教育的改善和教育质量的提高以及增加适龄儿童的入学机会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近几十年来在扫盲的国际援助方面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譬如1975年，该两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共同拿出了29亿美元用于改善和发展全世界、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教育系统。据菲利普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教育合作》介绍，1970—1983年间，世界银行对于教育和培训的年平均贷款情况是：1970—1974年为1.695亿美元；1975—1978年为4.12亿美元；1979—1983年为9.05亿美元[7]。世界银行在过去的10来年间给予初等教育的贷款也是不断增加的，1980—1984年，它给初等教育的贷款占教育总贷款的14%，而1985—1989年这部分贷款则增长到了23%。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初等教育改善和发展，尤其是对那些用于初等教育的经费支出所占的份额下降了7—8个百分点的较低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初等教育的改善和发展不啻为一种最有力的支持。
然而世界银行贷款仅仅是国际教育援助的一种方法，相对其对初等教育的贷款而言，这种全球性的援助是远远不够的。世银的高级教育顾问瓦迪·哈达德先生认为，在八十年代国际上对初等教育的援助是少得令人失望的。据世界银行的一份关于对初等教育的主要政策的报告表明，“国际上对教育的资助在年均42亿美元的拨款中，只有不足5%给了初等教育，最大的份额给了中等和高等教育”（同注[6]）。即便象撒哈拉以南非洲这样的地区，在八十年代最初的几年中其初等教育也只得到了32.8%的国际援助，这表明对高等教育每名学生的投资超过了对小学每名学生投资的500倍。国际教育援助的这样一种分配情况，对文盲比率还很大、许多儿童连上学机会都不具有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改善和民族素质提高都是不利的。对此，美国十九世纪著名教育家霍勒斯·曼的话对跨世纪的今天极富现实意义，他说：“估量科学或文化造福于一个社会，不应过多地着眼于这个社会拥有多少掌握大量高深知识的人，而在于广大人民掌握足够的知识”。美国教育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度过了一个世纪。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民教育的目标主要还在于初等教育，尤其是那些经济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为使全民教育的目标在这样一些国家能够开始启动，把教育的国际援助更多地集中于初等教育是最有效的投资选择。
毫无疑问，接受国际援助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目的，而只是促进全民教育实施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为全民教育提供财政保证的任务主要还落在各国自己的身上，一味地依赖外援是没有出路的。但这并不否认国际援助是一项实施全民教育的重要投资，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少发展中国家依旧需要这种外来的教育国际援助来实施教育结构的调整和教育部门的改革。正是教育国际援助对全民教育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和作用，增加国外援助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以适应全民教育的需要，已成为世界的共识。为此，宗天会议之后多边和双边的援助机构也作出了增加教育援助的重大承诺（同前页注[6]）：
——世界银行今后三年将增加一倍教育贷款，达到每年15亿美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把它对教育的资助增加一倍，从现在每年5000万美元增加到九十年代中期的1亿美元，到2000年再增加一倍，达到每年2亿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将增加对教育的援助；
——几乎所有双边机构都在审查他们的政策以便增加对教育的资助。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世界范围内对教育的国际性援助，对2000年全世界儿童都受到学校教育，亦即全民教育目标的实现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是一种强有力的物质保证。
“教育是属于人归属于所有人的事业，今日教育不可能再局限于某个阶层，它必须是全民的教育，唯有这样它才能发生效用”。全民教育虽面临严峻的挑战，但它是世界走向平等、协调和繁荣的希望，所以实现全民教育是国际社会不能放弃的目标。
注释：
[1]加布利埃尔·卡尔塞莱斯：《实现2000年全印扫盲的目标可行吗？》，《教育展望》，1991年8月中文版第28期。
[2]克莱尔·伯斯塔尔：《不断变化的欧洲环境中的文化知识水平问题》，《教育展望》，1992年8月中文版第32期。
[3]徐辉、祝怀新：《一种值得注意的“世界教育危机”观》，《教育研究》1993年5期。
[4]引自《中国教育报》1994年1月27日头版叶芝余：《多花点钱办教育》。
[5]热拉尔·拉西比勒等：《展望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初等教育开支状况》，《教育展望》1991年8月中文版第28期。
[6]参见瓦迪·哈达德：《全民教育：国际援助的作用》，《教育展望》1991年8月中文版第28期。
[7]引自S·拉塞克等著，马胜利等译：《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第52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