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东西方文化比较_东西方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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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基础和前提

后现代思潮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观念世界,以至于我们今天讲起东西方文化比较这几个字来都有些心虚气短,但后现代要颠覆和解构“东西方”及其“主义”也不无道理。地球本是个球状体,球状体上的方位本来难搞清楚。往东看,中国的东面有东洋日本,日本的东面有夏威夷,夏威夷的东面有北美,北美的东面有老欧洲,那已经是西方的老营。往西看,至少在古代中国人眼里,太行山以西就是山西陕西,再往西就是西域西藏,再往西相当于今天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地方,已经是《西游记》里的西天。还往西呢?连近代中国的开明文人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只好叫个“泰西”。但在西方人眼里,地中海东南岸的埃及已是近东,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是古代东方,东岸再往东的地方是中东。波斯、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他们的近代新东方。中国、越南、朝鲜、日本则是他们的远东了。然则哪里才是我们要做的东西文化比较中的东方?是埃及、波斯、印度还是中国、朝鲜、日本或东南亚?这件事在梁漱溟(1893-1988)写《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1921)时就很犯难,现在仍然聚讼纷纭。这些难处,应该是后现代思潮能够行时的原因吧。

但世界毕竟还有后现代难以颠覆和解构的物质和制度方面。比如说,即使在后现代的今天,太阳还是东升西落。今日世界上,穷人还是容易吃亏,落后还是容易挨打。环境卫生差的也还是容易得病。得上非典之类的传染病,还是要隔离。建设小康社会也还是得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既然如此,我们划分东西方时,也就可以仍其旧惯,以中国为东,以欧美为西。至于夹在东西两方之间的印度、伊朗和阿拉伯,他们自有他们对东西方的理解。我们也可以讨论他们的东方性或西方性,就像他们讨论我们一样。讲清这个前提,我们就转入对文化的讨论。

人类学宗师E.B泰勒在1871年《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定义是:包括知识、信仰、道德、艺术、法律、习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这么长的定义还没包括物质文化在内。我们为操作方便,从杜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对社会的定义中改装出一个简明定义:文化是外在于个人且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所共享的思想、行动和感觉的方式及其产品。这样定义的文化与文明大致重合。例如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4)里所讲的文明,就可以跟文化互换。如果硬要在两者之间做出区分,我们就说文明是文化的外显方式,文化是文明的内在机制。

文化作为有机有序能动变迁的复合整体,具有习得性(符号可传递)、模式性(体系性有序)、类型性(民族和地域特点)、时代性(与时俱进的变迁能力)和内部多样性(亚文化的复杂多样)。操作中,我们从地域上把文化分成全球人类文化、区域国家民族文化和地区族群文化三个层面。时间上,我们以工业时代为界,区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具体操作中,我们再以区域文化为单位,区分各自内部的单数大传统和复数小传统。单数大传统指一个分析单位里能够容纳、涵盖和支配小传统的文化共性。复数小传统则指分析单位内部的各种多样性,例如中国文化中的地方、民族、民俗和民间文化。我们用费孝通教授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989)中提出的“多元一体”概念来称呼这种多层次特点。

我们的东西方文化比较,主要是在发韧于西方的现代化与东方的传统文化之间所做的比较。这样比较的长处和局限性,我们后面有讲。现在正是为了操作方便,我们参考马文·哈里斯在《文化唯物主义》(华厦出版社,1989)一书,抽象出一个静态模型:

面对这个模型,我们首先要问文化是否可比?文化相对论说,任何文化价值的衡量尺度都在其内部。如果这一条成立,还怎么比较东西方文化?我对此的回答是:人类学里不仅有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还有生物文化整体论(bio-cultural holism)。从整体论角度看,人是有文化的生物。人类文化会受生物进化规律制约而表现出共性。有共性就有可比性。譬如一些文化为其成员提供的生存和发展机会比较多,吸引青年人去仰慕追随,就会更加繁荣,反之就会衰落。怀特在《文化的进化》里开列的文化公式:E乘T=P,即技术乘能量等于生产率,也是一个可比的指标。鸦片战争时,中国人感觉自己文化和功夫都不差,但两刃相割利钝立显。相对论在此没有什么空间。整体论的另一层含义是文化中的层面和要素构成一个结构体系。跨文化比较不是单个要素之间的比较,而是体系之间的比较。两个体系之间,总有可比的内容。而构成这些可比基础的就是普同人性。

人是双足直立行走、具有发达大脑、能够自由运用象征符号的动物。格尔茨在《解释人类学》(1973)里还说过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那什么才是人性呢?我觉得人性就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殊属性,也就是人类跨文化地表现出来的普同行为倾向和特点。

学界关于人性有两点争论:一是争其有与没有。二是争其由生物决定还是由文化决定。工业革命时代的马克思和杜尔干相信约翰·洛克的白板论,主张人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没有社会文化之外的人性。人是小写的社会,社会是大写的人,人性就是社会性或文化性。顺着这条思路,后现代学者一般相信人性可以解构成环境里的各种条件。

与此相反,古代哲学家多主张人性真实不虚。孔子说:“言笃实、行恭敬、虽蛮貊之邦可行”,就是相信人有普同之性。人类学古典进化学派继承启蒙运动传统,主张人类的心性一致,所以进化的路线也相同。当代心理学家如马斯洛说人有普同的需求层次,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力主人类生来具有语言能力,心理人类学家斯皮罗1987年出版的《文化与人性》更是大讲人性可被文化矫正但不能泯灭。

文化体系的静态抽象模型

客位结构(经验观察)

主位意识(意义解释)

外 上层结构: 意识形态(宗教、神话、

本土内容

科学、哲学、艺术及仪式)

显 /世界体系(含国际体系和 本土认识

全球化进程)

的 政治组织形式(从村镇到国 本土形式

家,含司法和武装力量)

结结构:社会组织形式(从家族到民 本土制度 意

族,含传承和制裁制度)

构 经济生产方式(组织、分配 本土实践 义

和消费方式)

体 \人口再生产方式(婚姻、 本土习俗 体

家庭和亲属关系)

系 基础结构: 环境、技术、人口及三者互 本土知识 系

动关系

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体系(含历史)

至于人性的生物决定与文化决定论之争,博厄斯以来的文化人类学都主张人性由文化铸造,如萨皮尔—沃尔夫主张的语言决定论就是典型的文化决定论。后现代学者继承了这个衣钵,但社会生物学家,包括写《社会生物学》的威尔逊和写《自私的基因》的道金斯,都主张人性的生物决定沦,至少是环境决定论。仔细分析起来,人是生物—文化合成的动物,所以两边都有道理。但我们要做东西方文化比较,就不能骑墙,只能假设普同人性的存在。不承认这一点,就会丧失跨文化比较的基础。

人性分很多层面。越靠近生物底层,人类之间的相似性就越多。越往意识形态上走,相似性就越少。例如我们都有对生存、安全、舒适、异性、亲情的需求。我们表达情绪的面部感情相似,而且相互可以看懂。各种文化里都有乱伦禁忌、等级观念、趋利避害、自我中心、党同伐异和互惠互报的制度或习俗。各种社会都讲秩序、讲级别、讲分工、讲交换、讲权力和制裁。世界各地的人也都按地位和角色分类,都有性别和年龄分野,并且相互结盟和讲究群体认同。文化方面:我们都有象征符号、语言能力,都用两元对立方法区别节日、生熟、文野、阴阳、圣俗等,也都有信仰和终极关怀。世界上的人也都计算时间,都承认因果关系,都区分对错而且在区分时采用双重标准,即宽以谅己严以律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超脱在这些本性之上的人称为圣人。但到了宗教层次,我们就不那么容易沟通,动不动就说自己信的是正道,别人信的是邪说。

简言之,自我中心、两元对立、双重标准、互惠互报、象征比喻和乱伦禁忌是普同人性的集中表现。在跨文化比较中,我们要时刻把文化相对、伦理互通、历史个别、人性普同的道理铭记于心。

二、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要素和方法

(一)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单位

很多学者主张把研究单位限定为国家或民族之间,因此就有了这么多国别史或民族史。但斯本格靳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都认为,无论从时间、空间或文化的角度衡量,民族或国家都太新太浅且变动太频繁,不能作为能够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单位,能够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是文化或文明。汤因比识别出世界各大区域出现过21-22个文明,其中大多已经消失或变型。今天世界上保持活力的只有7-8个文明。斯塔夫里扬诺斯的《全球通史》继承了这样做法。无独有偶的是,亨廷顿从现代国际政治角度识别出的文明也是7-8个。他认为文明或文化尽管也会随时间而变迁,但比民族国家或政治经济制度更稳定也更能说明问题。当代人类学中,也有两部采用这种方法做长时段大范围比较的重要著作:一是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1974),一是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982)。我们知道,在漫长的历史上,各种文化之间曾经有过纠结不清的关系。例如宗教方面,东方的犹太教是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灵感源头,基督教在唐代曾以大秦景教之名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今天已经算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产生于南亚的佛教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绝迹,却流行在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宋代以来,佛教还成为新儒学里的重要内容。可见世界之复杂,实非“东、西”两字所能概括。

(二)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空间

发源于西方的历史事件曾经深刻影响印度和中国。例如古代的亚历山大东征发源于地中海北岸,影响及于古代印度和中国西域。今天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发源也在西欧一隅。同理,中国古代的一些重大事件也曾影响中亚、东欧甚至西欧。匈奴西迁曾间接导致罗马帝国瓦解,蒙古西征直接影响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地区。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助长了西方的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甚至今天的航天工业,如此等等。

但在19世纪之前的很长时期里,东西两个文明互动不深,所以略能独立发展。这使我们有理由在空间划分上采用一个折中方案:即把东方和西方各自分出大小:古代大东方包括东亚的方块字流行区,现代的小东方仅指现代中国。古代大西方包括东亚以西的欧亚大陆,现代小西方仅指北大西洋两岸的西欧北美。这样我们为自己的比较研究所定下的空间架构,图示出来就是:

东方 西方

古代 中国 东亚欧洲 南亚 中东

现代 中国 欧美

这样做的缺点是忽略了南亚、阿拉伯、俄罗斯和拉丁美洲及大洋洲,但因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现代史中,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冲击最大,所以我们把东西方文化做为首要的比较研究对象。

(三)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时间

时间是跨文化比较里的棘手难题。这是因为当能比较的两个文化都有很长的历史时,文化的时代性就会与文化的类型性(民族性)相纠结。面对东西方文化中的差异,我们首先要问这是时代差别还是类型差别?如果是前者,它会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消失。例如清代中国还曾经是家天下,现在就不再是。半年前中国对“三无”人员还采用收容制度,今天就改成了救助制度。但如果是后者,问题就不会这么简单,例如中国古代用方块字,今后还要用。使问题变得更复杂的是中国的文化延续性很强。这也是国人引为自豪的特点之一。中国自古就崇尚大一统,今天还是如此。相比之下,西方的文化从希腊、罗马到今天,出现过许多断裂和跳跃。例如它的基督教从无到有,它的经济中心从地中海挪到大西洋彼岸,它的罗马帝国分解为中世纪的诸侯王国,近代又形成林立的民族国家。过去几年,它又开始通过欧盟搞起新的大一统。这样历时地看,一个中国就要跟好几个西方比。我们对此的解决方案是:第一,确认参与比较的是两个文化中相对稳定的文化大传统,而不是特定时代的特定制度。第二,通过划分相对的时间阶段来体现两种文化各自的历时变迁,避免任意打乱两种文化在时代上的对应性。第三,体现厚今薄古原则,重点比较当前的东西方文化特点。当两种文化处于同一个时间阶段时,例如在150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时,我们就在承认文化之间有时代差别的前提下侧重文化之间的类型差别。

(四)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内容

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本文第一节“文化模型”中的内容。例如,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在现代的东西方文化中都很重要且高度可比。通过比较,我们能把这些词的中文意思理解得更深。例如,中国宪法中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一个词,但它对应的却是西方的nation和state两个词。同理,中国的“民族”一词,也对应着西方的三个概念nation,nationality和ethnic group。东西方的文学、艺术、哲学甚至神话传说也都可以进行比较。

(五)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方法

如果没有严格的方法论,跨文化比较就会漫无边际,因而达不到认识双方文化本质的目的。我们采用的东西方文化比较方法,首先是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方法。具体操作中,我们首先参考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提出的四个步骤:

第一:从东西方文化中归纳其各自的共同点(分别概括两种文化的特点);

第二:从共同点中抽象出他们各自的社会文化根源(在各自的社会中探求其根源);

第三:验之以西方文化史看这个根源存在的持久性(历时的检验);

第四:验之以当今事实看这个根源的存在的广泛性(共时空间检验)。

其次,我们遵照钱穆先生晚年提出的关于文化史研究的下列原则:

第一,研究整个体系,不要研究孤立的事物或层次;(注重整体性)

第二,辨别两者之间的差异,暂时忽略其共性;(注重找寻区别性特征)

第三,从大处看,不要专计其小;(着眼根本制度而不计皮毛)

第四,看汇通,不要看个别;(侧重抽象全貌,不要罗列细目)

第五,看长远,不光看眼前;(注重规律或趋势)

第六,看各自的长处,不要专寻短处。(为学习和反思而不为自优自豪而比较)(注:钱穆:《如何研究文化史》,载于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pp496-507。)

基于上述的方法,我们引进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文化模型,还有比较方法中的整体论和文化相对论。这样比较的结果,我们能对东西方文化得出如下的结论性模型(从下向上看):

文化事项千头万绪,没有哪个模型能将其囊括净尽,但模型毕竟是我们认识文化特点的地图。地图不是实际空间,但它能为我们认识空间提供一种方法和导向。模型的作用也是如此。这个模型的缺陷是一定程度上的时代错位:它显示的是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它引起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拿中国的现代跟西方的古代比?或者拿中国的现代来比西方的现代?我们对此的回答是:首先,跨文化比较只能比较成型的内容。中国的现代文化尚未成型,因此其内容显示不出中国特色而只能折射出许多西方特色。其次,我们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正是为了认清中国的发展方向和保持中国人的认同。西方的现代对中国和世界造成的影响最大,所以我们要拿中国的古代跟西方的现代比较。

三、东西方文化比较给我们的启示

欧亚大陆四个文明分别起源于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和中国。两河流域和埃及属于同一个地域板块,都是干旱区域中的大绿洲且具有文化上的同质性,它们是欧洲文明的共同源头(因此我们说西方的文明次生于东方)。从印度洋上看,两河流域、埃及与印度也相距不远。历史上,上述三个文化之间的互动程度高于中国。《全球通史》(上册)第114-115页提供的各文明形成年表是:两河流域:3500BC;埃及,3000BC;印度河流域,2500BC;中国黄河流域,1500BC。中国以外的几大古代文明有如下共同点:

一是近海且地域有限。二是由于近海而重视和依赖商业。这是因为绿洲和海滨文化对商业有内在需求。三是由于地域有限而民族入侵和迁徙更迭频繁。四是宗教的发展影响强烈影响政治,形成独立力量。

西方(欧美)

东方(中国)

总体形貌

重个性/科学/民主/法制/功利 重群体/直觉/集权/

人治/礼义

语文载体

拼音/简明/贴近发音/明了 表意/繁复/超越发音

/含蓄

人际关系

重差异/形貌/实力 重普同/涵养/秩序

观念形态

人道/递进推理/进化/物竞天择 天道/回顾取譬/循环

/天人合一

思维方式

类分/分析/抽象/彻底 描述/笼统/直观/玄

价值取向

前瞻/创新/进取回顾/怀旧/守成

宗教信仰

基督教/人神对立儒学/天人合一

政治形态

重利益/经济/欲望/尚消费 重秩序/礼仪/道义/

尚勤俭

施政方式

以法治超越人/信规则将法治付诸人/信道德

人心

社会形态

多元异构/尚权/政教分离一元同构/尚亲/政教

合一

制度组织

个体-社团-权利格局家族-亲朋-差序格局

经济形态

重商/尚生产重农/尚分配

核心生计

商贸(移民)农耕(土著)

地理基础

沿海(地中海) 大陆(海中地)②

发生形态

次生于古代东方(两河流域和埃及)原生于中国本土

②关于地中海和海中地的思考,首见于张正明先生1988年的“地中海与‘海中地’,就早期文明中心答记者问”,载《江汉论坛》,1988第3期第42-46页。

上述要素与中国形成对照。空间上,中国远离其他文明。范围上,中国的内部空间远远大于其他文明。因此中国文明形成期的底子铺得更大,从东北辽河流域、长江黄河上游再到珠江流域有数百万平方公里。密度上,中国早期的文化要素分布均匀,没有西方那样发达的商业城邦与原始乡村部落之间的鲜明差别。民族迁徙方面,中国内部的民族人口流动也很强烈,包括几千年来各民族人口自北向南的稳定流动。但不同于西方的是:第一,这些移动或入侵最终被纳入一个体系,从而给人以中国文化连绵不绝的印象。第二,这些民族,无论土著或移民,后来达到较高程度的认同,形成同一的历史文化大传统。例如在中国文明形成早期就有各部落和酋邦的人在中央政府任职,战国时更重用客卿,不问族别和籍贯。商业上,中国社会也有较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例如茶马互市。中国古代的商人也曾影响政治,如吕不韦之于秦国。但自大传统形成后,商业一直受到政府压抑,没有像在西方那样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宗教上,中国的文化大传统中也没有形成鲜明的排他性宗教信仰。对于宗教,上层人把它当成个人的精神修练,下层人持一种见神烧香见庙磕头的实用态度。结果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那种宗教战争或印度那种宗教冲突。

这些基本特点造成中西两方文化巨大不同。例如重农和重礼使中国发展出超越于发音之上的文字,它使得中国各地各民族人可以用不同的发音读出同一个字的意思。这种文字不利于快速学习掌握,却有利于深度的跨文化交流和认同,并能有效抵制各种分裂企图。历代中国的中央政府保持高度集权,在减少冲突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有积极作用,但也使中国没有发展出足以制衡政府权力的民间机制。由于民众权利体现不充分,所以公共责任感也就薄弱。目前国人的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意识较低,也是这种传统的集权结构导致的结果之一。与此相反,西方的拼音文字简单易学,却无力同化和规范方言的发音。在中央政府控制力降低时,例如在中世纪基督教帝国瓦解后,西方就出现了林立的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注:参见dlister E.Mcgrath:《当上帝开始说英文》,张曌菲译,台湾,新新闻文化事业股份公司出版部,2002。)其结果是欧洲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但自希腊罗马时代以来,西方世俗政治集权始终受到贵族集团和宗教权力的制约。集权统治上的空隙使中世纪的自治商业城市坐大。这种社会结构给宪政和议会政治以空间,而且促成了商业和科技发展。最后,通过民族国家这种商业和战争机器促成了西方文化在全球的扩张。但是,西方文化,特别是欧洲文化也具有较强的反思和自我批判能力。他们目前正在通过欧洲联盟的形式克服民族国家的弊端,求取多民族统一政体的好处。从这点上讲,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又可以作为西方文化的借鉴。至于中国人的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意识缺乏的问题,则可以从西方的市民社会和民主监督机制的建设中找到借鉴之道。总之,东西方文化比较除了帮助我们拓展视野之外,也能促使我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人类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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