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共历史研究的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新趋势论文,中共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以来，中共历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2003年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2004年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共七大召开60周年，陈云诞辰100周年；200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长征胜利70周年，中共八大召开50周年，“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结束30周年，朱德、董必武诞辰120周年。以此为契机，中共历史研究出现了几次热潮。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也得到重大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思想理论的提出，为中共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素材。中共历史研究近几年也出现了若干新趋势。
一、资料发掘范围向民间和社会的拓展
20世纪的中共历史大多是以文献资料为主进行研究。文献证史是人与物的一种对话，尽管苦心钻研能有所发现，但对有些事情的判断难免偏激和简单化。更为关键的是这样的历史大多是由学者讲述的，但他们往往“不在场”，讲起事情来常常逻辑性有，生动性无，条分缕析但是难免死板，容易在学术圈内得到认可，但很难引起一般受众的兴趣。新世纪以来，这种状况得到改观。口述史的和田野调查的兴起预示着中共历史研究的资料发掘向民间和社会的拓展，出现民间化倾向。同时也意味着中共历史研究由人—物对话向人—人对话的一种转向。
1.口述史兴起——资料发掘向民间的拓展
“口述历史”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是从1981年《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第一期刊登的《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开始的。新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兴起重视口述史之风。比如由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的《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口述史著作。唐德刚所作的注释相当精彩，史料价值非常大。刘小萌著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收录了13位知青的口述史料，他们的叙述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背景和对重大事件的了解。同样，在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批口述史专著和有关口述史的文章。比如《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汪东兴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过程，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实可靠的材料披露了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真实再现了那段历史原貌，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因口述者“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做领导工作(特别是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他作为北京市委书记直接参与决策和事件的处理)，其回忆引起极大的关注。《八路军老战士口述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记录了133位八路军老战士的口述史料。另外，一些关于口述史的文章相继问世。如朱志敏的《现代口述史的产生及相关几个概念的辨析》(《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在文章中，他厘清了口述历史与文献证史、口述传统和现代口述史、口述史与回忆录、口述历史与口述史学的关系，对人们认识口述历史有很大的帮助。另外还有他的《口述史与回忆录》(《北京党史》2005年第6期)、《口述史学能否引发史学革命》(《新视野》2006年第1期)。在上述几篇文章中作者阐明了现代口述史的特征——合作和录音。认为录音为现代口述史的基本标志，同时为口述史上升为严谨的科学提供了条件，一些回忆录没有保留录音或根本没有声音，缺失了现代口述史在资料方面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可更改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原始声音。另外，回忆录叙述范围狭窄、真实度比口述史低、由于现代口述史已经上升到“学”的地位，回忆录相对口述史来说更加粗放化。另外陈伟刚的《口述史学的特征与中共党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王宇英的《“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徐国利的《关于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也是关于口述史的文章，值得一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实践中，不少口述史著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所以今后还应进一步提高口述史的科学性。
口述历史相对于以往的学院式史书，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另外和回忆录相比，因其叙事范围较广而更能凸显民间化。对于中共历史研究来说尤其具有特殊意义。由于口述者自然寿命的原因，一般只能涉及现当代60至70年，党的80多年的历史大部分在这个期间内，所以，中共历史做口述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口述史注重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中共历史，注重原始材料的利用，突破了原有的官方话语体系，凸显出民间色彩，使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叙事更加生动化。
2.田野调查兴起——资料发掘向社会的拓展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其英文名为fieldwork。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奠定的。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田野调查工作的理想状态是调查者在被调查地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被调查者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对被调查者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释。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获得第一手的感性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需要在当今社会找到答案。调查的重点，在于收集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或者从别人没有调查研究过的方面进行调查。《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3期和2002年第6期分别发表石仲泉等人的《关于优秀企业主入党问题的调查》和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等单位写的《剥削现象——对温州私营经济的调查与思考》，这两篇报告通过对温州、台州、萧山等私营经济发展状况的考察，实际采集大量第一手资料，就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私营经济及“剥削现象”问题提出了以事实为依据的见解。笔者认为伴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党的理论的不断创新，中共历史研究向社会挖掘资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刘志琴认为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兴起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并说“这两者标志着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世纪的重要倾向。”①
二、研究范式趋向多样化
“范式”一词是由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到，并迅速扩展到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他认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②
近几年来，关于范式的争论比较多。张静如在《中共历史研究断想十则》(《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一文中主张革命史模式、现代化模式、社会史模式三种研究模式的辩证运用，要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正确联系实际等等。张海鹏对近年来及近代史研究中流行的“现代化范式”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肯定了运用现代化范式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的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沈传亮认为，目前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主要有“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后现代范式”以及“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范式”，同时他又提出了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多重范式共生”倾向。多重范式共生是指“研究者在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中研究某一历史问题时，同时采用若干范式的一种新的叙事方式。”③之后，何云峰撰文《也谈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对沈文的一些观点进行反驳，并认为“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和研究视角，把不同的范式糅合在一起不免要发生相互打架的问题。”④韦磊在《美国中国学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中认为国内党史研究的范式存在着自身的问题，包括范式来源单一，目前的范式过于宏观等等，从而提出要建立多样的、中间的、开放的范式。可见，近几年来研究者对中共历史研究中方法论的思考更有新意。尽管争论还在继续，各争论方对一些问题的分歧较大，但起码表明，目前研究范式多样化是一个现状，更是一个趋势。“缺乏标准阐释或不能提出一致同意的规则并不会阻止范式指导研究。常规科学也能通过直接检查范式来部分确定，这一确定过程往往借助于但并不依赖于规则和假定的表述。事实上，范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有整套规则存在。”⑤笔者认为伴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也会不断更新。范式只是一种工具，它只有与应用一起才能够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不应只局限于提出了某种范式，关键是在实践中总结出各种范式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框架。而研究者对各种范式也应多一些宽容，鼓励他人理性思考，这样会出现更加有生气的见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各说各话未尝不可。
三、研究理念趋向实证
20世纪的中共历史研究多是宏观的、描述性的，并且意识形态色彩浓重。注重革命、政党、政治、权力而缺少和谐、和平、文化、经济等。进入21世纪，中共历史研究在处理“定性”和“定量”的关系上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定量研究应用于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使研究更加定量化、精确化。
“在历史科学中促使必须去运用计量和计算机方法的主要因素，是更深入和更准确地揭示历史现象和本质过程的需要。故而，对这些现象的某些特征进行大概的评价和根据叙述分析对其实质提出假设的做法已愈来愈使史学家感到不满足。例如，如果在研究某些现象的初始阶段，在评述它们所特具的变化时，可以局限于这样的评价，什么‘强烈的’，‘迅猛的’，‘缓慢的’等等，但一深入分析这些变化，诸如此类的评价就显得不够，就有必要更严格和更准确地表述他们，就是说要转而去揭示他们的数量关系。换言之，由于历史科学的发展，愈益明显地需要去揭示相应质量的数量上的程度。”⑥上面的表述适用于历史科学，但也应能够说明在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中定量研究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性。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词语的变化来看中共十六大的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1期)是一个很好的定量研究的例子。在文章中，他运用计算机数据统计功能列举了十六大报告中“出现数量最多的词”、“最突出的词”、十六大对比十二大到十五大“新出现的词”、“没出现的词”等等，通过对十二大以来政治报告中词语出现频率的变化进行分析，明确了中共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存在、怎样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分析透彻，令人耳目一新，给国内学者带来一定的启发。他的这方面的成果还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高频字词计量分析法的有效性——以中共党代会政治报告为例》(《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3期)。另外，陈东林的《从灾害经济学的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根据对灾情、受灾面积、学校、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了这三年发生持续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同时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失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从而得出结论，三年自然灾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引用了大量数据，让人信服。另外，2002年，周一平在《北京党史》上发表《建立计量党史学》，对实证性研究方法的作用和局限性进行了讨论。
计量分析使中共历史研究更加科学化、精确化。但是数字的平均化和研究个体个别特点与性质的抽象化会削弱史料的分量，并可能使讨论过分抽象化。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的注里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一个柏拉图式的‘研讨会’上，笔者倾听加州大学教授斯卡乐宾若先生的讲演。他把刘少奇、毛泽东的身家性命、事业学问都化成‘符号’，列出个代数方程式，几下一变，后边的‘符号’就把他二人的毛病‘等’出来了。听毕讲话，我才恍然大悟：大陆上十年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原来就是几个ABCD在作祟。”(⑦)这个故事不无幽默，但是他给了我们一点启示，那就是计量分析法有其适用范围。“属于这种范围的是各种经济的、人口学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和它具有自身所固有的结构(包括具有多样性质客体的大容量集合)的系统。这些系统处于经常的变动和运动之中。”⑧
尽管近几年出现了一些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共历史的文章，但是总体来看，还是做得不够的。笔者认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在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中要使二者有机结合。但是毋庸置疑，定量分析的应用，将使中共历史研究向着更加科学、精确的实证方向迈进。
四、学术化程度继续提高
近几年学术化程度的提高表现在学者们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认识更加理性；学术规范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学科间互动进一步加强；国内外交流合作日趋密切。
1.对政治、学术的关系问题认识更加理性
齐鹏飞认为，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本质要求和理想境界。(《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周一平在《再谈关于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兼答也鲁》(《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中阐明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认为把政治与学术合一、混淆不仅在世界学术界看来是可笑的，而且如邓小平所说的“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把政治和学术混淆，不利于政治运作，更不利于学术研究。因为政治有政治的运作机理，学术有学术的发展规律……政治与学术分开，就是政治与学术相互独立。杨奎松认为，强调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并不等于不承认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并不等于说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并不重要。(《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5期)。郭德宏认为，学术是党史研究的生命，离开学术无从谈起中共历史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进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2期)可见，近几年来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学者们对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认识更加理性，这将有利于在研究中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从而推动中共历史的学术化进程。
2.学术规范意识被提上议事日程
张静如在《引证和注释》(《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2期)中说明中共历史方面的文章、专著怎样进行引证和注释，并且特别指出，注与正文之间的隔离线是很有讲究的。龚育之在《学术不端，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科学与无神论》2006年第3期)中主张在文章中引用别人的话要做一下交待，并认为一稿两投或多投也是学术不端行为。周一平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应尽快杜绝》(《学术界》2006年第4期)中指出，中共党史研究中不遵守学术规范、不作一学术史的叙述、引用的资料不注明出处、不注明参考资料、重复劳动甚至抄袭、篡改史料等违法现象严重存在。这些现象必须尽快杜绝。中国的学术规范要加大力度，学术监督要加大力度，不虚美、不掩恶，学术批评要大力发展，对学术违纪、违法现象惩处要加大力度。
3.学科间的互动进一步加强
近几年，中共历史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多学科应用已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等都可以作为一个角度对中共历史进行研究，学科间的互动进一步加强。张静如在《发挥多学科功能，创新党建理论》(《新视野》2006年第4期)指出，任何一门学科，都应该而且必须借助于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科的研究深化。并且指出在党建理论中借助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学、史学等深入研究。他主编的《中国现代社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从经济与政治、教育与文化、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家庭、社会风俗、社会意识等各个方面展开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朱志敏的《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从广阔的背景下探讨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群体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对毛泽东伟人心理的因缘进行了文化学、心理学的分析。王炳林、马荣久的《从社会心理看私人资本主义在新中国头七年的历史命运》(《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2期)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分析了当时人民群众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和当时已经出现的崇拜和依从心理，对于推动私人资本主义走上“绝种”之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几年从其它学科的角度着手进行中共历史研究的文章比较多，本文不再一一列举。可见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学科间的互动近年来进一步加强。
4.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日趋密切
冷战结束后，国内外相关档案解密，使不少学者开始考虑采用协作的方式、选择适当的专题和学术伙伴共同整理文献，共同出版论著，跨国界研究的学术风气渐起。比如中国的牛军与美国的麦克尔·韩特合作写的《中国共产党1920-1960年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美国华裔学者杨炳章与荷兰学者托尼·奥奇共同编辑出版的1920-1949年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资料《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崛起》，都是跨国界合作的结果。
任何重要的学术问题，都不可能孤立于某个国家、某个地区和某个部门中。近几年来，国外中共历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给国内党史界带来不小的震动，书中的《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和附录《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1919-1923)》是目前国内外介绍最详细的一份有关马列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目录索引。对于国外研究成果，我们要采取积极交流，取长补短的态度来对待，同时在交流中分清是非。针对国内外交流日趋密切的趋势，我们首先应该加强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现状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是一部有代表性的优秀成果。
近几年中共历史研究出现的上述趋势，其出现的原因是复杂多变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共历史研究将更加求真务实、生动活泼，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研究者的态度更加客观、实事求是，学术风气更加清新，国内外交流日趋频繁。
注释：
①刘志琴：《口述史与中国史学的发展》，《光明日报》，2005年2月22日。
②[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③沈传亮：《中共历史研究的多重范式共生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
④何云峰：《也谈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兼与沈传亮博士商榷》，《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4期。
⑤[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⑥⑧[苏]И.Д.科瓦利琴科：《计量历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0～11页。
⑦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