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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家训源远流长，何处是其源头？宋代陈振孙认为是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他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注：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台湾]《四库全书》第674册。 ）《颜氏家训》确实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系统、内容丰富的家训著作，但它主要适用于仕宦之家教导子弟传继家业的需要，不能代表中国传统家训的全部。从家训史考察，中国远古“五帝”禅让与家学世传就孕育了传统家训的萌芽，而周初的王室家训，包括太任与武王妃的胎教，文王教武王，武王、周公、召公教成王，成王教子弟等，则真正有了开创的意义，而以周公为杰出代表。因为他不仅对前辈的“遗训”（注：《尚书·酒诰》。）作出了归纳总结，而且从天人关系的角度吸取殷商败亡的教训，把训诫子、侄、弟等提到“王家”（注：《尚书·酒诰》。）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在帝王家训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宝贵的贡献。周公长期的、多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家训实践与以身作则的人格力量，对周初的王室家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从而成为中国传统家训的开创者。其家训思想主要反映在《尚书》中的《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君奭》、《立政》等篇以及《礼记》、《史记》等古籍中。
一、戒子伯禽“无以国骄人”
武王灭商后，“封弟周公于曲阜曰鲁。”（注：《史记·周本记》。）但他未去封国，而是“留佐成王”（注：《史记·鲁周公世家》。），代他主持国事。于是便派其长子伯禽（一称禽父）代替自己去鲁国就封执政。据《荀子·尧问》（注：《荀子·尧问》，或系门人弟子所记，但可供参考研究。）记述，伯禽到鲁国去之前，周公对他的老师说，你将远行，何不谈谈我儿子的“美德”？“对曰：‘其为人宽；好自用；以慎。”周公不以为然，说：“彼其宽也，出无辨矣”，这是对外无致治的办法；“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窭小也”，这是气量狭小；“彼共慎也，是其所以浅也”，办事拘谨是由于知识浅薄。于是，对伯禽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训导：
1.要礼贤下士。他对临行的伯禽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注：《史记·鲁周公世家》。）我洗一次澡要三次束札头发，吃一顿饭要三次放下饭碗，吐出口中的食物，起身接待来访的士人，即便如此，还害怕失去天下的贤人。你到了鲁国，千万不可因是一国之主，就对人骄傲无礼。周公还以亲身体验训诫伯禽：“我所执贽而见者十二，委质而相见者三十，其未执质之士百，我欲尽智得情者千人，吾仅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见者，则隐者出矣。”（注：《尚书大传》卷四；《荀子·尧问》、《韩诗列传》卷3等也有类似记述，但人数略有差别。）我手提礼品登门拜见的有12人，进献给尊长礼品的有30人，以礼相见的士人有上百人，尽心所取意见的有上千人。其中只有3人帮助我改正缺点，以定天下。正因为我能敬重来求见我的人，所以隐居在山林中的贤者都出来了。周公说这些话，就是希望儿子能任贤使能，治理好鲁国。
2.培育谦德。要做到礼贤下士，就必须廉以待人。周公对伯禽说：“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注：《韩诗外传》卷3，又见《戒子通录》。）在这里， 周公指出了贵族容易产生骄矜的六种情况，要求伯禽用六种谦德来防骄破满。其大意是：1.宽施恩德而能保持对人恭敬的态度，一定荣盛；2.占用广阔富饶的土地而能生活俭朴，家国就能安宁；3.官高禄厚而能保持谦卑，人就更显高贵；4.百姓多、兵甲强而能保持畏惧之心警戒自己，作战一定胜利；5.聪慧邃智而能以愚鲁的态度去处世，这样可获大益；6.博闻强记，而能以浅薄自谓，这样见识就广。周公这些教育，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他向伯禽指出：“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实行谦德的好处是，“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近足以守其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夫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所以《易》说：“谦亨君子有终吉”。（注：《韩诗外传》卷3，又见《戒子通录》。）
实行谦德的必要条件是不争。周公说：“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智如士，不与士争智。”（注：《鉴诫》，《艺文类聚》卷3。）君子即使力大如牛，也不会去与牛争谁的力气大； 即使疾行如马，也不会去与马争谁跑得快；即使智慧如高士，也不会去与高士争谁的智慧深邃。有了谦以待人、有为而不争的品德，就能克服“好自用”的缺点，胸怀宽广地待人接物。他特别向伯禽指出：“君子不施（同弛）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注：《论语·微子》。）意思是不要怠慢自己的亲属，不要使大臣怨恨没有被任用。故老旧臣没有重大故失，不要弃而不用。也不要求全责备一个人。总之，任官施政，要用人之长，舍其所短，人尽其才。
二、教侄成王勤政“无逸”
周公既是成王之叔，又是成王之师（注：《尚书·君奭》，君为尊称，奭即姬奭，吕公之名。），负有重要的教育责任。成王幼小时，周公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伯禽一起接受教育；他“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按：世子指天子、诸侯之嫡长子）之道也。”（注：《礼记·文王世子》。）用相当于世子应循的礼法教育伯禽，以使成王懂得如何处理父子、君臣、长幼的关系。成王有过失，周公不便对他惩罚，就鞭打伯禽，通过这个方法，向成王表明世子之道是什么。
成王长大后，周公虽“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但仍然以长辈、师傅的身份对他进行劝诫。他“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指出：“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注：《史记·鲁周公世家》。）他着重教训成王：
1.要吸取夏、商兴衰存亡的经验教训。他说：“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向四方。”（注：《尚书·多士》，本文引《尚书》语。译文参考了《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意思是，我听说上帝制止淫逸。夏桀不节制淫乐，上帝就降下教令劝导他。可是他不听从，仍大肆游乐，因此，上帝就不再悯恤他，废除了赐予夏的大命，并降罪惩罚，命令殷民先祖成汤革除了夏，任用杰出的人才治理天下四方。
周公指出：殷商许多贤王都讲求德行。如：“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惧不敢荒宁，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宗太戌是殷代第五世贤主（注：《史记·鲁周公世家》。），他严谨恭敬，怀着戒惧的态度治国治民，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故在位长达75年之久。殷十一世贤主高宗武丁，他久居民间，与百姓共同耕种，了解民间疾苦，又有居丧三年不言的孝行，即位后也“不敢荒宁”，因而臣民皆和，“大小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注：《尚书·无逸》。）”（注：《史记·鲁周公世家》。）武丁之子、殷十二世贤主祖甲，一度逃亡民间，当了很长时间的平民百姓，知道民众的痛苦与愿望，所以即位后“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注：《史记·鲁周公世家》。）但从这以后，继位的殷王大多是“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由于逸乐会折寿，故这些殷王没能长寿，享国只有“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注：《尚书·无逸》。）最后，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先王勤家？诞淫厥矜，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注：《尚书·多士》，本文引《尚书》语。译文参考了《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意思是纣王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更何况能听从顾念先王勤劳家国的训导！他淫游逸乐，不顾天意民疾，因此上帝不保佑他，降下这巨大的丧乱，使殷商灭亡。这就告诫成王，淫逸不是生活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存亡、治乱的大事。
2.要牢记先王创业立国的艰辛。周公说：“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注：《尚书·无逸》。）这就是说，只有我周国的祖先太王、王季能够克己谦逊，敬畏天命。文王穿着普通人的服装，开荒种地。他和善柔顺，温良谦恭，保护百姓，惠及鳏寡孤独者。每天从早到晚，忙得没有空闲时间吃饭，为的是万民和谐。他不敢纵情于游乐田猎，不敢将各国的进贡用于自己享受，他中年受命登位，为王当政50年。在这里，周公以历代先王为楷模，从正面激励成王继承祖先的事业，把周国治好。
3.要戒逸乐，恤百姓。周公教诫成王：“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注：《尚书·无逸》。）君子居官不可贪求安逸、淫乐。要先了解种庄稼的艰难，然后再享乐，便可知百姓的痛苦。有些年轻人不了解自己的父母耕种收获的艰难，就追求享受，还慢慢轻侮起他们的父母，说老人不懂什么。在这里，周公用种庄稼的艰辛比喻先祖创业不易，要成王关心百姓疾苦，勤于王政，其具体要求：
一是要做到四无：“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注：《尚书·无逸》。）就是不要沉溺于观赏，不要纵情于逸乐，不要无节制地嬉游，以及不分时令地田猎。不能只享用百姓的进献而不顾民生疾苦，并且宽慰自己说：只是“今日耽乐。”这不是百姓所能顺从和上天所能依从的。
二是要做到三胥：“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注：《尚书·无逸》。），即彼此劝导、彼此爱护、彼此教诲，而不是互相欺骗、互相迷惑。不能凭自己的意愿随便改变先王的政令。否则百姓就会内积怨恨、同声诅咒。
三是克己自谦。在“小人怨汝詈汝”时，即百姓怨你骂你时，要象文王等那样，“皇自敬德”更加谨言慎行；在人们指出自己的过错时，“不啻不敢含怒”，还乐意听取，以知为政得失。
四是要心胸宽大，不要“乱罚无罪”，乱“杀无辜”。（注：《尚书·无逸》。）“勿误于虚狱庶慎”，（注：《尚书·立政》。）避免在各种狱讼和敕戒方面犯错误。
4.要健全官制，任用贤人。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晚年，天下日趋安定。但“周之官政未次序”，官制不健全，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说同悦）。”《尚书·立政》就是周公为训导成王如何设官理政、任用贤人而作的。
周公根据夏、商两代的经验告诫成王，为政以用人为要，而用人以知人为先。一是知其德。夏代先王教诫其属下“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注：《尚书·立政》。）要懂得按九种道德准则行事，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故政兴人和。后来，夏桀“是惟暴德，罔后。”（注：《尚书·立政》。）他任用暴虐的人，所以亡国绝后。商汤登上帝位后，任用贤能俊才，圣德传遍天下。但纣王却任用许多失德的人，受到了上帝的惩罚。文王、武王为百姓选用祥和、善良的人，成就了王业。因此，必须以德任官，而不是只靠“谋面”，听言观色，凭外表取人。二是考其绩。要“宅（按：宅，考察）乃事，宅乃牧，宅乃准。”（注：《尚书·立政》。）对“事”即治事之官，要考察他能否善于处理事务；对“牧”即牧民之官，要考察他能否使民安居乐业；对“准”即执法之官，要考察他能否公正司法。“宅”尤要注意“宅心”，考察思想。文王、武王就能“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既知道事、牧、准这三宅（注：即上面说到的事、牧、准三种官吏。）的思想，也清楚地了解部属的思想，因而能任用贤人立官为长。他告诫成王：“孺子王弁！……立政用
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注：《尚书·立政》。）你现在已是君王了。若任用的官员是奸倭小人，而不是有德之士，那是一辈子不会有显著的成绩的。所以，从今以后不要任用“人”，而要任用“吉士”即和详善良的贤人，以尽力治理国家。三是克尽其职。周公教导成王，当年贤君商汤任用“三有宅，克即宅”；“三有俊，克其俊”，就是使治事官、治民官、执法官及其属吏，都能各就其位而不旷其职。先祖“文王罔修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注：《尚书·立政》。）文王不兼管各种教令。诸种狱讼案件与敕戒之事，都由主管官员去办理、裁决。意思是你也应该信任下级官吏，发挥他们的才能，不要干扰他们行使职权，以便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把握国之大体、军政要事和审慎地考察、选用官吏上。
周公还要求成王言而有信，保持君王的威严。周成王曾与其小弟一起站在树下，他拿了一片桐叶给他说：我封你。周公听见了，便拜见成王说：“天王封弟，甚善。”成王说：“吾直与戏耳。”我不过是与他开个玩笑而已。周公便严肃地说：“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君王言行举止不应有过失，不应有开玩笑的话，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于是，成王封小弟为应侯。这件事使成王没齿不忘，直到老死都“不敢有戏言，言必行之。”（注：《史记·梁孝王世家》褚少孙补。）
三、劝导同母弟康叔勤政爱民。
康叔即姬封。周武王同母兄弟10人，康叔排行第九。周公平定管叔、蔡叔与武庚禄父联合叛乱后，“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周公担忧康叔年纪太小，无治国经验，贪图享受，怠于国事；而卫国又是殷商故地，社会风尚奢靡，遗民不服统管辖，怕康叔不足胜任，因而作《康诰》、《酒诰》、《梓材》进行训诫，希望他勤政爱民。具体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勤于国事，勿贪逸乐。周公教导说，为政治国，“若稽田，既勤敷甾，惟其陈修，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暨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斲，惟其塗丹雘。”（注：《尚书·梓材》。）治理国家好比种庄稼，既然已勤劳地开垦播种，那就应整治土地，修划田界，挖掘水沟。又如建房造屋，既然已辛勤地砌起了墙壁，那就应该涂上泥巴，盖上茅草。还好比制作上好的木器，既然已辛苦地砍削做成了，那就应该再涂上油漆彩饰。这就是说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艰苦工作，不能有一点偏废，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他还教诫道：“往乃尽心，无康好逸豫”。你去殷地要尽心尽职，不要贫图安乐。要象父亲文王那样，“庸庸，祗祗，威威，显民”，任用那可任用的人，尊敬那可尊敬的人，畏惧那应畏惧的人，尊宠人民，使“惠不惠，懋不懋”，不顺从的人顺从，不效力的人效力。这样才能“乃其义民”，（注：《尚书·康诰》。）治理好百姓。
2.敬天爱民，尚德重教。周公教诫：“肆汝小子姬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注：《尚书·康诰》。）努力吧！年轻的封，天命无常，不会专门福佐你，要小心啊！“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奭惟天罚殛我。”（注：《尚书·康诰》。）现在殷民不安定，经过多次教导，仍不和顺，老天爷将要惩罚我们了。你去卫地后，要重教化，“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注：《史记·卫康叔世家》。）“不敢侮鳏寡”（注：《尚书·康诰》。）。要访求殷遗民中的贤人君子和年高德重的长者，询问殷朝兴亡的原因，一定要爱护民众，不要欺侮无依无靠的人。周公告诫道：“封，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否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注：《尚书·康诰》。）封，你要谨慎啊！不要造成怨恨，不要采用不良的计谋、非法的措施，蔽塞自己的诫心。要努力实施德政，以安殷民之心，顾念其善德，宽缓其徭役，丰足其衣食。同时，要教育百姓“无胥戕，无胥虐”（注：《尚书·梓材》。），不要互相残害，互相虐待。百姓受到教化后就会善良安定的。
3.“明德，慎罚”、“义刑义杀”（注：《尚书·康诰》。）。周公教诫康叔，看待臣民犯罪，如同自己生了病一样；保护臣民，“若保赤子”（注：《尚书·康诰》。）。一定要“罔厉杀人”（注：《尚书·梓材》。），不滥杀无罪的人。为此：第一，对犯罪要进行分析，区别小罪与大罪、故意与过失、一贯与偶犯。“人有小罪，非眚（按：眚，过失），乃惟终（按：终，经常）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少，乃不可不杀。对“经常、故意的犯法，即使小罪，也要杀掉。反之，“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对因过失而犯了大罪，并且愿意悔改的人，“乃不可杀。”（注：《尚书·康诰》。）第二，要亲自掌握刑杀大权，做到不是你下令刑人杀人，就“无或刑人杀人”；不是你有言要割鼻断耳，就“无或劓刵人。”（注：《尚书·康诰》。）第三，囚禁犯人要慎重，必须“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注：《尚书·康诰》。）考虑五、六天甚至十来天时间，才决定囚禁的问题。第四，要准确掌握刑律。一是对犯有偷窃、抢夺、内外作乱、杀人越货罪行的人，要顺从民愤进行刑罚。二是对于“元恶大憝”、“不孝不友”者，要“刑兹无赦”（注：《尚书·康诰》。），赶快惩罚，不要赦免。三是对犯有“不率大戛”即不遵守国家大法的诸候国之“庶子”、“训人”、“小臣”、“诸节”等官员，“汝其速由兹义兹杀”（注：《尚书·康诰》。），你也应当根据这些条例迅速加以捕杀。四是诸侯若不能教育好他们家人和内外官员，“惟威惟虐”，完全违背王命，也应当惩罚。五是对以往的“奸宄、杀人、历人（按：指俘虏），宥”要宽恕；“肆亦见（按：见，泄露）厥君事、戕败人，宥。”（注：《尚书·梓材》。）残害人身体的罪犯，对以往泄露国君大事也要宽恕。对一个“不孝不友”的罪犯，其父子兄弟不要受株连，“罪不相及”（注：《尚书·康诰》。）。六是对“敬寡”、“属妇”即无妻无夫的老人、孕妇，即使犯了罪，也要“合由以容”（注：《尚书·梓材》。），教导与宽恕他们。
4.厉行禁酒，破除恶习。殷末纣王营造酒池肉林，酗酒淫乐，刮起了一股奢华之风，遗害甚烈。周公决心改变这种腐败的风气，在卫国厉行戒酒。他告诫康叔，“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由此始。”（注：《史记·卫康叔世家》。）应吸取这一教训。今天，“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大小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注：《尚书·酒诰》。）我臣民平时大乱失德，没有不以酗酒为口实，大小国家的灭亡，也没有不以酗酒为罪过。周公命康叔告诫各级官员：“矧汝刚制于酒！”你们都要强行戒酒！若发现有聚众饮酒的事，“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注：《尚书·康诰》。）你康叔不要放纵他们，要把他们尽行逮捕并押解到周的都城，让我将他们处死。
不过，实行禁酒，要区别不同情况：一是“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注：《尚书·酒诰》。）对于殷商旧臣、工匠，不要杀掉，先教育他们。经过劝戒，还不戒酒，那就决不赦免，将其和群聚饮酒的人一样处死。二是允许在诸侯国任职的小孙们“祀兹酒”，在祭祀时饮酒，但不要喝醉，要有酒德。三是卫国百姓在农闲时赶着牛车到外地经商以孝养父母，父母高兴，“致用酒”，也可以饮酒。四是官员进献酒食给老人和君主，“尔乃饮食醉饱”（注：《尚书·酒诰》。），也可以喝醉吃饱。官员如果能限制自己饮酒行乐，便可以长期成为王朝的治事官员。
四、周公家训思想的特点与价值
周公的家训思想显著特点，一是既有父子之爱、叔侄之亲、兄弟之情，又有君臣之义、长幼之别。作为帝王家教，它以诰的形式出现，带有很大的权威性，是神圣不可违的。但与此同时，这种诰命毕竟具有长辈对幼辈教导的性质，因而又洋溢着血缘亲情，相当亲切，很有感染力。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一特点。据说，伯禽与康叔封去朝拜成王，叩见周公“三见而三管”，三次叩见都被用竹鞭打了三次。康叔封很惧怕，便去向贤人商子请教为什么挨打，商子“令观桥梓之树”（注：刘向：《说苑·建本》。），桥树巍然耸立、干枝高大，梓树生气勃勃、结实低矮，两种树表现出的是父子之道，两人这才感悟，原来自己叩见时“失子弟之道”（注：王充：《论衡·谴告》。），有骄悖傲慢之举，于是再次叩见周公时，便“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周公指其首，劳而食之。”（注：刘向：《说苑·建本》。）进门后小步疾走，上厅堂就跪拜，周公看到他们已认识错误，遵从礼法，便抚摸两人的头，还给东西吃。这种威严性与慈爱性相结合的做法，也是整个传统家训的一大特点。
二是教育的及时性、针对性。如对儿子伯禽的训诫，先掌握其弱点，再有目的地提出要求。对侄子成王的训导，在幼小时着重教他为人子之道；到成年时，又主要教他为人君之道，据刘向《说苑·修文》的记述，成王举行冠礼时，祝官按周公之命朗诵祝辞道：让君王“近于民，远于倭，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这实际上是利用举行成年礼的时机，对成王进行一次严肃的君道教育。
三是教育的全面性、具体性。以往太任等王妃的“胎教”、文王与武王的家训，主要限于某个方面，也比较琐碎，没有周公那样的全面、系统、具体、深刻。如上所述，他对伯禽的训诫不同于对成王的训导；对卫康叔的教诫也有别对召公的劝导。如成王年幼，伯禽、卫康叔都无治国经验，对他们除了戒之以骄怠淫佚外，还要授之以具体的治国经验与具体的政策。文王庶子召公则不然，他年龄较大，又有政治经验，要解决的是保力辅政的问题。
起先，周公摄政，召公有疑，“不悦”。（注：《尚书·君奭》，君为尊称，奭即姬奭，吕公之名。）这表明，当时周王室内部除了管叔、蔡叔公开对抗、反叛外，还存在不和睦、不协调的因素，为此，周公特作《君奭》以明心迹，要他认识周室面临着“无疆惟休（休，吉庆），亦大惟艰”（注：《尚书·君奭》，君为尊称，奭即姬奭，吕公之名。）的处境，既有无限吉庆的前途，也存在无比艰难的问题，希望他与自己齐心协力，共同辅佐成王。他说：每个朝代的明君都需要有贤臣辅助，如商汤时有伊尹，太甲时有保衡，太戊时有伊陟和臣扈，祖乙时有巫贤，武丁时有甘盘，所以殷商得以治理，延续了许多年代。我周国先祖文王则因“有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和南宫括”（注：《尚书·君奭》，君为尊称，奭即姬奭，吕公之名。）这五位贤臣辅助，才取代了殷国的大命。到武王时，文王的四位贤臣还健在，因而天下都赞美武王的恩德。现在，我们“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好象在渡过一条凶险的大河，我要与你一起游过去，“嗣前人，恭明备，在今。”（注：《尚书·君奭》，君为尊称，奭即姬奭，吕公之名。）继承祖先的事业，奉行明德，就在今天。由于周公针对召公的疑虑进行了诚恳耐心的劝告，“召公乃说（同悦）”（注：《史记·燕召公世家》。），便与周公一起尽力辅政。
周公家训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培养了比较明智的王位继承者与一些诸侯国创建者，从而巩固了西周王朝的统治。
据历史记载，周成王由于受到良好的家训，在德行与治国才能上有很大长进。亲政之后，承接文、武之业，听从周公、召公的劝勉，继续大封诸侯，加强宗法统治，使西周王朝各项典章制度臻于完善。伯禽到鲁国后也不负父亲的教诲，当淮夷、徐戎起来叛乱、鲁国东郊不安宁时，他果断地组织军队，率师征伐，平定了这次叛乱。《尚书·费誓》就是他在鲁国费（音闭）出征前发布的诰命。伯禽努力推行礼制，经过三年勤政，治好了鲁国，成为鲁国的创建者。康叔在周公的教导下也很快成熟起来，他在卫国明德慎罚，注重教化，“能和集其民，民大说”；成王亲政后，“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章有德。”（注：《史记·卫康叔世家》。）成为卫国的始祖。召公经过周公的劝勉，不仅支持平定管、蔡之乱，受命营建洛邑，镇守东都，而且在成王亲政后与周公分陕而治，功绩卓著。史载：“召公之治西方（按：指周西郊地区），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歌）咏之，作《甘棠》之诗。”（注：《史记·燕召公世家》。）后来，召公、成王也重视家训，这对于提高西周初期王室成员的素质，起了良好的作用。
二是周公的家训对周王室成员乃至上层贵族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小邦周取代大邦商这一历史巨变，使周公认识到殷商所信奉的天命不可恃，所蔑视的民情不可侮，从而提出了“天命靡常”、“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刑”等一系列全新的观念，实现了由殷商的尊天命到周代的重人事的观念大转变。虽然周公还没有否定天命上帝，但他把周王朝的命运不是寄托在天命上帝上，而是放在社会人事上，民众情绪上，统治者的德行上。这一思想理论上的历史性转变成果，首先通过家训的途径，由王嗣、贵族子弟接受下来，然后由他们贯彻于典章制度与政策措施中，化为各诸侯国君王、卿大夫士的思想行为，从而开启了中国古代的人治或德治传统。在西周与春秋时期的贵族、士人的家教中，都贯穿着周公德教思想的主线。例如，春秋时孙叔敖的母亲用“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注：《尚书·蔡仲之命》，此语为成王所言，系对周公思想之发挥。）鼓励儿子做好事；孙叔敖成为楚庄王的令尹后，又用“国君骄士”与“士骄国君”的危害进谏庄王，庄王也以“寡人岂敢以褊国骄士民哉！”（注：刘向：《新序·杂事二》。）作为回答。春秋时鲁国贤母敬姜用“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发，所执贽而见于穷闾隘巷者七十余人，故存周室”（注：刘向：《列女传·母仪传》。）的范例来教育其子公父文伯；孔子、荀子等都在其著作中引用了周公的家训思想，赞扬他“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注：《荀子·儒效》引孔子语。）的榜样示范作用，其家训思想在先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三是规定了中国传统家训的基本定势。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传统家训的主干，由帝王家训与仕宦家训所构成。周公家训中的勤政无逸、戒骄戒奢、明德慎罚、审慎刑杀、体恤百姓、宽缓徭役、礼贤下士、择官授职等，规定了尔后帝王家训或贤臣进谏的基本内容。如荀子十二世孙、东汉荀爽在上书汉恒帝（147—168年在位）时说：“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时亦罔或克寿。’是其明戒。”（注：《后汉书·荀韩钟陈传》。）以此劝谏桓帝省财用、宽赋役、安百姓。唐太宗也肯定周公对成王成长的重要作用。（注：吴兢：《贞观政要·尊敬师傅》。）可以说，周公家训不仅开创了中国帝王家训的先河，对于教育帝子王孙治天下、理邦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而且其中所包含的有关戒骄满、防怠惰、禁酗酒、重谦谨等个人品德修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家庭伦理规范，勤于王事、宽政爱民等官吏道德准则，也开启了仕宦家训的大门，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而周公所采用的亲情感染、以物喻理、率先垂范、样样引导、以身作则等家训原则与方法，也为后人所效仿，甚至他的一些粗暴做法（如动辄鞭笞子弟），也为不少家庭所采纳。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认定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不是“家训之祖”，而是仕宦家训之集大成者、仕宦家训的成熟著作；而唐太宗的《帝范》则是帝王家训的集大成者，而这两者的基本点都可以追溯到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