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人的价值分析--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理论的新发展_个人价值论文

进行人的价值分析--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理论的新发展_个人价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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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论苑

7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从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两个方面提出了阶级分析方法,为中国新民主主义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找到了群众力量,最终取得了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从“人民利益”与“坚定信念”相结合上提出对人的因素实行价值分析,必将最大限度地团结、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从对人的价值分析中可以深刻理解“三个有利于”的人民利益性,保证思想路线的正确性,做好人不做坏人,干部选贤任能。在对人的价值分析中提高我军战斗力,则要增强政治思想道德、现代高科技以及辩证思维的价值因素。

人是生产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决定的因素”。怎么深刻理解和运用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邓小平在1986年11月《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的谈话中指出: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这是一个建军的原则,这是中国自己的特点。[①]这不仅是在人和物、人和武器关系上坚持了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发挥了我党我军的传统观念,而且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人民利益”与“坚定信念”相结合的价值尺度上,把素质不同的人区别开来,对人实行价值分析的新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现代军事理论的新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②]这就是缩,人的价值,主要是指满足人的需要(包括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的程度。需要产生价值。人的价值观,实质是如何认识与对待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个人奉献与索取的辩证关系问题。

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有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因而价值也就区分为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当我们立足于社会看价值即社会价值,主要指的是个人对满足社会需要所作的奉献,人的价值高低,取决于对社会所奉献的大小;当我们立足于个人需要看价值即个人价值,主要指的是社会对个人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满足,亦即索取。只有把自己作为满足社会需要的工具,才能成功地驾驭物,才能实现人的现实价值,用以满足个人的需要。离开社会需要,无由谈及个人价值。

解决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的矛盾,根本上靠发展生产力,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三者之间关系。但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主要靠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正确对待奉献与索取的关系去解决。正是在这些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坚持摒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我价值中心论”,坚持社会需要决定个人需要,社会价值大于个人价值,个人奉献高于索取的观点。概括一句话:人的价值在于创造价值。只有人们把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创造出来了,多创造多奉献,社会才有可能去满足普遍的个人需要。

因此,所谓对人实行价值分析,就是站在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上,以对社会的有益性为特征,在正确解决奉献与索取的矛盾关系中,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识人、用人,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的一代“四有”新人。七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从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两个方面对社会成员实行阶级分析,分清了敌、友、我,明确了打击、团结、依靠对象,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找到了群众力量,最终取得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坚持人民利益的价值观,对人实行价值分析,一定会最大限度地动员、团结、组织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分三步走,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⒈从价值分析中深刻理解“三个有利于”的人民利益性。

1982年,当邓小平重返中央主要领导岗位,目睹我国人民生产生活的落后状况,他忧心忡忡,非常动情地说:“国家这么大,人民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的人民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必须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改善人民生活。”[③]十年过后到了1992年,邓小平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针对姓“社”姓“资”的无休止争论,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社会主义标准。他特别地强调:“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④]四化建设的利害、发展生产力的利害,实际就是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利害,是党和政府的工作标准,在更深层次上则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标准。这样,我们就把多年来颠倒了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端正过来,把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建立在人民群众利益这个科学的物质“基石”之上。对人的价值分析不仅为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乃至军事路线建立了正确的出发点,而且深刻体现了人民利益的至上性,党和政府的人民性,以及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辩证性,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真正把人当做“决定的因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新发展。

⒉从价值分析中保证思想路线的正确性。

真理性和价值性是科学认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认识的真理性,要求人们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使世界适合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认识的价值性,要求人们以满足社会自身的需要出发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使世界适合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然而,价值与人们利益是直接相联的。价值法则对人的认识和行为存在巨大的驱动和拉动影响,容易“找感觉”。即使一个人对真理性认识完全无知,他也会自发地根据利益驱使而确定取舍。经常有人犯了错误笼统说成是“认识问题”而加以原谅是不对的。其实,认识背后总是有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原因,完全不与利益挂钩的事情是没有人做的。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事情往往看法各异,有的实事求是而有的又违反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我国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开,人们的利益矛盾相当突出。邓小平提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标准,不仅为解决人们利益的矛盾和从“普通的人”转变为“四有”新人指出了可靠的途径和方法,而且也为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真理性,解决主客观的矛盾,奠定了科学的价值论基础。只有坚持认识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才能作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而尽量减少工作的挫折和失误。

⒊从价值分析中区分好人与坏人。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不可以提出好人与坏人的概念?邓小平1989年在谈到北京政治风波的时候,曾谈到“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好人坏人“阵线”一时分不清。[⑤]所谓好人坏人,是以人民利益为标准的最浅层次的价值判断,实质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意识问题。人的好坏并不来自血统。好人不在其家庭出身劳动阶级,有无特殊的社会关系,或者钱多势众,坏人也不在其祖上或亲友中谁有过剥削行为,而是决定于他自己对人民利益的行为和态度。而且,好人坏人属性不是注定的,它处在变动不居的变化中。在一定条件下,好人也 会变成坏人,坏人中间也有可以改造的。当前,我国社会中的各类犯罪行为陡增,在群众中,也有好人不香,坏人不臭的现象。干部队伍中有的腐败行为惊人。这除了靠社会主义法制和专政机关,打击坏人,保护好人,很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兴起一种社会风尚:当好人,行善事,见义勇为,鄙视坏人,不做坏事。因为远大理想、高尚情操,往往属于少数先进人物,而做好人,不做坏人这种浅层次的价值标准,具有很大的易懂性、易行性、民族性,容易为普通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在戏剧舞台上,儿童也是喜欢好人,讨厌坏人。至今广大群众仍然是以好人、坏人这样的标准在评价自己身边的党员和干部,而我们一些党员和干部却没有达到群众心目中的“好人”标准。而且,好人坏人的价值成因不在外部而在个人自身。因此,倡导群众“自觉”,干部“自律”,不失为树立社会新风的良策和有效途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呼唤好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好坏观念淡薄,那是十分可悲的!

⒋从价值分析中选贤任能。

目前,干部使用上一种不好的风气在蔓延:善钻营、搞关系被视为有能力,诌上欺下、粗暴对待下级、对待群众被认为有魄力,为争夺个人名利不择手段是竞争意识,两面派行为是讲究方式,而埋头苦干反被认为“无能”。有人还把这些现象誉为市场经济带来人们价值观念的新变化,视作诀窍,乐此不疲,这实在是对干部的误导。要知道:其一,人生价值观有两种。一种是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一种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人生价值,后者比前者可能得到某种“实惠”,但是他们的人生价值是低的,当为正派人所不取。其二,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与人生价值有本质的区别。自由竞争、等价交换是价值规律的基本法则,手段、方式服从利润目标,可以是“大利大干,无利不干”。然而,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却不是一般的商品生产者,他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既要服从价值规律支配,又要服从党性约束,即使是商业行为也要遵守共产党员的价值标准,如,不能弄虚作假,不能尔虞我诈,不能搞两面派行为,不能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损害党风、政风、行风。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发展下去也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⑥]其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干部,它对干部的选拔只能按照社会主义价值标准选贤任能。贤,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是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和才干。最近中央推出的全国百名优秀县(市)委书记就是一批生动的贤能典型。他们对党的事业忠诚,为人民谋利益而自己两袖清风,他们拒绝“灯红酒绿”影响而保持了劳动者本色不变,不愧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实践者。

(三)

人和社会一样是个综合的有机体。怎样实现人是战斗力“决定的因素”?它取决于人多方面素质的生长。社会主义价值因素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

首先,增强政治思想道德的价值因素。坚定的政治立场与优良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其中,特别是为人民利益而艰苦奋斗的精神给人的政治立场以巨大影响。战时,我军以艰苦奋斗精神求胜利。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不可能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没有牺牲精神无由谈胜利;平时,我军以艰苦奋斗精神求发展。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不可能抵制“灯红酒绿”的影响,使我军永葆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建设部队的积极性。在新形势下,坚定地站稳人民军队的政治立场,坚决维护中央的集体权威,坚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随时准备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争取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些都对我军政治思想素质和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自觉的艰苦奋斗精神,不可能形成我军的强大战斗力。

其次,增强现代高科技素质的价值因素。现代高科技向我们大步走来,武器装备性能的差距,实为现代高新技术含量的差距,它对军队成员的科技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曾有相当可观的现代化装备,有些武器并不落后多国部队很远,然而由于军队科技素质低,即使现代化装备也不过一堆废铁,稍遭打击即土崩瓦解。因此,怎么提高我军成员的科技素质,提高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本领以及改善相应的作战方式、指挥手段,便成为实现人是“决定的因素”又一个重要环节。只有高素质的勇敢、牺牲精神与高素质的现代科技相结合,才能实现我军保卫祖国,抵抗侵略,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为全国人民谋利益的最大价值。

第三,增强辩证思维的价值因素。马克思主义把唯物辩证法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交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优胜劣败是战争的普遍规律。占有武器装备优势的一方,往往夸大武器装备的作用,一方面出于其唯心史观见物不见人,同时也是对对方的恫吓和威慑,然而矛盾是事物的普遍现象。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不可克服的装备。事物的发展既受普遍规律的支配,又受特殊规律的支配。实行人民战争的一方,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扬长避短,巧施谋略,打击其弱点,破坏其关节,即使装备技术落后也可能战胜优势装备一方。以劣胜优的特殊规律,又转化为实行人民战争的普遍规律。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永放光芒,永远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注释:

[①][③][⑤][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10、303、15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

[④]《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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