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建筑序曲的文化功能及其对现代人的启示_建筑论文

古代建筑物记序文的文化功能及其予今人之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序文论文,今人论文,建筑物论文,启示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2；G 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5)04-0122-06

      今天的旅游业已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了。不知是否有人思考过，在今天非常著名的名胜古迹中，有多少是靠文人的一支生花妙笔支撑起来，使其流传至今的？试想一下，滕王阁若无王勃《滕王阁序》，黄鹤楼若无崔颗《黄鹤楼》诗，岳阳楼若无范仲淹《岳阳楼记》，今天它们是否还会存在？或者，是否会有这样的知名度？以至于被分别称为“才子之楼”、“道家之楼”、“儒家之楼”，赋楼以文化灵魂。十几年前，世纪之交，“江南名楼有其四”，南京有了个气势不逊于其它三楼的阅江楼，它是怎么产生的？那是懂古代文学的地方官，凭朱元璋、宋濂的《阅江楼记》，推动完成了大明开国皇帝未竟之事，两篇文章，让一个梦想留存了六百多年。而原本即是四大名楼之北方名楼——鹳雀楼，虽然已消失了700年，也终因王之涣的20字诗实在深入人心，2002年得以巍然重现。虽然它不是个真古董，但依然吸引无数游客，去追寻我们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的奋发有为的精神脉络。中国的寺何其多矣，姑苏城外的寒山寺，因张继28字之诗而具国际知名度；咸亨酒店何其小也，因鲁迅文章而致游绍兴者不舍得错过。这些诗文，有些是专门为建筑物写的，有些只是文人的兴到之作或作品与之有关联，而其共同的效果，则是让建筑物闻于当代，垂于后世。莫道书生无一用，不朽还需书生功！杰出文人的优秀作品，是人类情感与创造力的结晶，而中国的单音节方块字所造成的诗的形式、文的效果、书法的效果又给了这种结晶以发挥形式美的巨大可能性。因建筑物而写诗，因(为)建筑物写记序文，是我国文学与建筑文化中的一个独特传统。今天，当我们将其作为一个文化板块加以反思回望时，我们不妨对其进行一番梳理，看看这些向来被从文学角度欣赏的作品，有些什么样的文化功能，看看它能给我们哪些启示。由于与建筑物相关的诗多不胜数，关联方式过于多样，本文讨论中会提到诗，但以论文为主，诗属连带关注。

      一、建筑物记序文的文化功能

      建筑与诗文辉映并传，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奇妙结合。建筑物记序文的文化功能至少有以下这些方面：

      (一)记录其生成的事况与时空环境

      龙应台在《我们为什么要学文史哲》中曾讲述一个故事：朋友送给龙应台一种从以色列带回的名为“沙漠玫瑰”实为地衣的干枯植物，龙母子三人按送者之介绍，将其浸在水中，8天后果然复活，三人高兴大叫。其邻居不解她们为何为一个并不好看的地衣而如此高兴。

      于是龙总结说：“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题目、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1]龙应台因此而把历史喻作“沙漠玫瑰”。建筑物记序文，常让你能“认识它的过去”，让人知其系谁所建，何时因何而建，此建筑物常会因这些记述而多一份人文内涵，给人以有生命的感觉，一个普通的亭子，亦如同一片复活于水中的地衣，因其有以色列沙漠玫瑰的身世，而让人倍惜这一普通的生命。当人们读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2]时，对岳阳楼，就知道了它的兴建过程，对北宋庆历时期的政治生态及滕子京的身世、作为多了一份了解。苏轼一生写了许多建筑物记叙文，虽然重心常在发表议论，但也总不忘介绍一下此建筑物的产生缘起。如《眉州远景楼记》说：“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今太守黎侯希声，轼先君子之友人也，简而文，刚而仁，明而不苛，众以为易事。既满将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夺其请。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无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筑之，作远景楼，日与宾客僚吏游处其上。轼方为徐州，吾州之人以书相往来，未尝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为记。”[3]经其这么一介绍，眉州的民风、太守的形象都跃然纸上了。面对这样一个“楼堂馆所”，无论是当时当地人，还是后来人外地人，都不会有拒斥心理，而是多一份亲切和认同吧。因为它有这样的产生缘起，如果他日倾圮了，人们就有重建它的愿望和理由。

      (二)寄寓作者的思想与情感，表达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陈师道说：“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4]韩愈作记时，“记”是以记叙为主的，其《宴喜亭记》稍有议论。但柳宗元的《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则有大段议论了。在记述了韦使君如何建新堂后，作者借人之口曰：

      或赞且贺曰：“见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夫然，则是堂也，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山原林麓之观欤？将使继公之理者，视其细知其大也。宗元请志诸石、措诸壁编，以为二千石楷法。”[5]

      柳宗元是建筑物记叙文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他的这种写法，无疑对后人产生了影响，作者们正是要借助议论，来表达世界观、人生观，且借建筑物易观、易传这一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去垂则将来，影响后人。所以明人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五百六十《记一》说：“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至若范文正公之记严祠，欧阳文忠公之记昼锦堂，苏东坡之记山房藏书，张文潜之记进学斋，晦翁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焉。”[6]

      正因如此，宋以后，本来就喜欢议论的宋人，在其建筑物记叙文中找到了大肆发挥的空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虽然有人认为其写季节景物变化乃从《虢州三堂记》学来，但其借题发挥出来的忧乐人生观，则成就了文章的思想高度，使其成为了千古名篇。明人孙绪说：“范文正公《岳阳楼记》或谓其用赋体，殆未深考耳。此是学吕温《三堂记》，体制如出一轴。《三堂记》谓寒燠温凉随时异趣，而要之于不离轩冕而践夷旷之域，不出户庭而获江海之心。极而至于身既安，思所以安人；性既适，思所以适物。不以自乐而忽鳏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穑之勤。《岳阳楼记》谓晴阴忧乐随景异情，而要之于居庙廊则忧民，处江湖则忧君。极而至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楼记闳远超越，青出于蓝矣。”[7]此言不仅指出了《岳阳楼记》与《三堂记》之间的继承关系，也分别点出了两位作者通过各自的记序文，表达了同中有异的人生观。范仲淹的《清白堂记》，则是表达了应清白为官的做官准则。他在会稽府署附近的一个凉堂西边草木丛中得一废井，清理之后，发现井水“清而白色，味之甚甘”，“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构亭于其侧曰‘清白亭’，庶几居斯堂登斯亭而无忝其名哉。”[2](P193)。他因井水清白而将堂命名为“清白”，又以清白作为官员的规箴。通过这篇清白堂记，记录了有关这口井的情况，并借此表达了他的为官价值观以及对官府同仁们的期待。他的《严先生祠堂记》对严子陵与光武帝刘秀的关系作了独特的阐释，指出了光武帝大、严子陵高，而两人互相成就对方。这样的总结，可谓是为当时社会的君臣关系指出了向上一路，同时也将隐士的地位推向了新的高度。欧阳修的《昼锦堂记》记述韩琦回家乡相州做官，他鄙视那种富贵回了故乡，“所得快恩仇，爱恶任骄狷”的人，所以建了个“昼锦堂”，以自惕励。他要让这个堂经常提醒自己，“庶一视题牓，则念报主眷。汝报能何为，进道确无倦。忠义耸大节，匪石乌可转。虽前有鼎镬，死耳誓不变。”[8]作者对韩琦的这种荣辱观予以充分赞美：“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务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如何，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9]其价值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与范仲淹、欧阳修相比，苏轼有更多的佛道思想，所以其建筑物记叙文也有寄寓了更多的人生思考。他的《思堂记》借章质夫的思堂，极其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少思寡欲之愿与对章质夫的思无邪之望，将儒道两种思想冶于一炉，使这间“思堂”具有了丰富的思想内涵。而其《宝绘堂记》又通过一番言论和自我批评，将收藏者如何玩物而不为物所害的达观人生态度作了生动的表达，为包括宝绘堂主附马都尉在内的所有收藏爱好者提供了准确的指引。

      比起宋人来，明清文人在建筑物记叙文中相对来说已少了些天下大事、君臣大义，而更多地表达其个性化的思想、感情。如归有光的名篇《项脊轩志》则借写轩表达对母亲妻子等亲人的怀念。清沈德潜《遂初园记》记述容斋吴太守以孙绰《遂初赋》名园，而孙绰赋了遂初却又复出，吴太守则在“大吏方交荐之”[10]仕途看好之时翻然归田，确实超脱。袁枚的《随园六记》就自己不断修葺随园作了多角度的发挥，充分显现了袁枚活跃无拘的思想特征，为其“随”作了生动的注解。

      (三)显现时代观念

      一个时代的诗文，常常带有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此言时代与风格之间之关系。风格有时代性，观念更有时代性。而建筑物及建筑物记序文，常常体现时代观念的印记，让人感受到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

      王禹偁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曰：

      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毁，蓁莾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敻，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絶；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巻，焚香

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彼齐云落星，髙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至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11]

      二间廉价的小竹楼，被王禹偁如此一写，可谓化腐朽为神奇。然而被贬官后，在一个自己不想去的地方，用一块杂草丛生的废地，用一些十年即烂的土产竹子建二间小楼，而能说出其这么多的妙用，表达如此的欣悦，则不是深味孔颜乐处的儒学第二期的人物是写不出来的。王禹偁的另一名作《野兴亭记》说：“昔裴晋公作绿野堂，负功名而务闲适也。李卫公作精思堂，居密勿而彰尽瘁也。虽各有趣尚，而不无豪华，异乎兹亭，独履中道。参政尚书陇西公器业宏大，识度清远，践三司论道之地，奉两朝知已之主，以为吁谟献替，君子所以行道也；消息盈虚，达人所以养神也。行道必假于权，我则操钧轴而无避；养神必务乎静，我则营林壑以潜游。帝城之南，郊坛之下，辟小园以树蓻，敞幽亭以宴息，杂以蔬果，间以花卉，绿野之色乱入，四时之景互见，至若假宁着令，休沐得告，绛驺騑騑，言适于野，公之来思，畿务多暇，于是察物性以验政教，观民田以考丰俭。”[11](P162)充分显示了宋人与唐人的时代性差别，唐人居庙堂者常常“不无豪华”。

      王禹偁是把苦中造得的乐直接地呈现出来，而苏轼则是更进一步，其《超然台记》不但写出了超然台给他带来的乐趣，还把如何获得这种快乐的心理调节方法都作了详细阐述。首先他确定了“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3](P351)这么一个起点，接着告诉人如何恰当地应对所谓的祸福：“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3](P351)然后又叙述了他从好地方杭州来到苦地方胶西后，如何克服生活上的困难，乐享其长而超越其短，最后说到废物利用建了这么个台，而其弟苏辙为其取了个恰当的名字“超然”。这种“富贵不淫贫贱乐”[12]的态度，正是宋人的时代观念。晋人多豪侈，谢安挟妓东山，晋人慕之，李白亦高之。即使是中唐时代的吕温，其《虢州三堂记》虽写三堂之造“丰而不侈，约而不陋，以琴竹诗书之幽素，易绮纨钟鼓之繁喧。”但仍突出了“惟林池烟景不让他日，观其广踰百亩，深入重扃，回塘屈盘，沓岛交映，溟渤转于环堵，蓬壶起于中庭。”[13]并以非常夸丽的词句描写了此园四时之胜。

      (四)让建筑物有性格和灵魂

      今天建筑物的数量，比起宋元明清来，不知多了许多倍，然而我们却很难知道某个建筑有什么个性和灵魂。所以许多建筑建完后几年十几年就拆了，即使有人有些可惜，也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的。可是古代的某些建筑，因为有诗有文，所以有性格，有灵魂。一篇《醉翁亭记》，不仅让这个亭子有了个性，见到他就想起太守的“饮少辄醉”，太守的与民同乐，还让整个滁州也因之出名，让人恍然觉得那儿的人都挺有醉酒之乐似的。张梦得在黄州建一个亭子，因苏轼将其命名为快哉亭，而苏辙又写了篇《黄州快哉亭记》，告诉人这里什么风景可让人快，游人如何调节心情才能快，而使此亭有了“快”的性格。九江的浔阳楼、琵琶亭都重修于八十年代，因当时政府贫穷，修得都不壮观。然而因《水浒传》有宋公明浔阳楼题反诗，而使这个楼有了“反”的文化联想(把唐以后文人诗的思想情感都掩盖了)。而琵琶亭，则因白居易的《琵琶行》而使此亭有了与诗相应的文化内涵。即使夏竦认为白居易看见这个琵琶女应该大笑，梅挚说到九江应该想起陶渊明的无弦琴①，终因《琵琶行》有“胡儿能唱”[14]的知名度，所以琵琶亭的性格也必与白诗共传。人们来到此亭，不免浮想联翩，想人的命运，想人的爱情，想“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15]。前述岳阳楼为儒家之楼，黄鹤楼为道家之楼，滕王阁为才子之楼，这种建筑物的个性，都是靠文人的妙笔赋予的。如果没有这几位相对应的文人，这些楼能让人说出什么文化内涵、个性来呢？文支撑了楼的保存，楼又承载了文的内容，于是文化就这样传承下来。

      (五)让建筑变得更风雅，是为建筑业增加附加值的文创产业

      王士禛《西堂全集序》曰：“吴郡名胜有沧浪亭焉，图经以为吴越时广陵王之池馆也。宋庆历间，苏校理子美得之，始构亭北碕，自为之记，以为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欧阳子为赋诗曰：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祇卖四万钱。于是沧浪亭之胜甲吴中矣。夫沧浪衣带水，视三江五湖不啻蹏涔，吴中号多名山水，卒亡有出其右者，岂非以人重欤？然子美蜀人……其后为湖州长史，年甫四十以卒，计其居此亭亦不过数年耳。”[16]这块郡学(今苏州孔庙)东的长满竹树的“荒湾野水”[17]，被苏舜钦收拾一下，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配一篇《沧浪亭记》，再得欧阳修“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17]这类诗句的捧场，沧浪亭这个建造得比较简单的园林，却成了宋代以来让到苏州的文人非去不可的风雅之地，至今仍是极具文化内涵的宋代园林的代表作。王士禛的点评非常精准到位，沧浪这一潭小水在“多名山水”的吴中能无出其右，就是因为苏舜钦、欧阳修这些人和文。清代姚鼐的《岘亭记》说，金陵钟山西南隅有个弃土而成的高阜，观察使方公稍加整理，在上面筑一亭，在亭上可见钟山各种胜景，因而将“见山”两字合为一，称“岘亭”，“岘”字因可联系上襄阳贤达之人羊叔子，故“岘亭”之名亦有了双重内涵。一个土堆，一个简单的亭子，因为这篇《岘亭记》，让人们了解了丰富的风雅蕴含。有趣的是，这种风雅还能接力传递，如清初汪琬的《皆山阁记》，即是因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头之“环滁皆山也”而得名。

      二、对当代文化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亦可看到，建筑物记叙文是中国文学、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特色产品。非常可惜，这个传统近几十年来式微了。我们今天的官员、投资人，对传统文化懂得太少了，他们不仅不像欧阳修、苏轼那样自己会写，甚至连一点儿这种意识都没有。而今天的文学界，实际上能以简洁精美的语言写出好文章来的也非常少。20世纪后半期，文言文写作形成了一个断层，现在学术界文言文写作功力赶得上古代一流作家的人可能很难找了，但能写出比较好的文言文来的人还是有的。然而由于缺乏让他们运用的机会，社会上未形成百家争优的风气，所以水平很难提高。如果我们今天依然能给高楼大厦、场馆站台、桥梁水坝等重要建筑物配备文章，形成风气，则传统文脉依然可以延续，建筑物与文学互相辉映、互助流传这一文化传统就能延续下去。

      建筑物与文章的相互支撑、辉映，不仅传承了中国文化，还直接为我们今天的旅游业奠定了深厚的物质、文化基础。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有诗文支撑的建筑，我们将会减去多少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景点，地方文化将会有多大程度的苍白化。通过回思古人留下的这一景象，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文化产业的生成需要文学巨匠

      20世纪前期，新文化运动兴起，“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18]，甚至高喊打倒孔家店，不过这还不要紧，依然有冯友兰这样的高手，能写出《西南联大纪念碑文》这样的好文章。再往后，中国的文化世家被打散了，家庭的文化高度被截平了，深度被垫平了，我们的教育同一化了，碎片化了，某段时间还专门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传统的文史哲教学也在内容、方法上出现了许多导致效果弱化的变异，于是，我们几十年来缺少文学、文化大师了。没有大师，就没有宏文，即使偶有新建筑，主事者请人写，也难有完美的好文。或者虽有好文，但作者未养成大师之名，其文化含量及被人珍视的程度也往往仍有不足。没有大师宏文，就没有高附加值的可成经典的文化产业，有的只是随波来逐浪去的快餐文化。清人查慎行《望蒙山同定隅、德尹作》曰：“叠翠浮岚不记重，群山络绎走苍龙。若论举眼人人识，只有知名一两峰”[19]。小小绝句，哲理深刻，山峦如此，文化产业何尝不是如此？于物，需要品牌；于人，需要大师，且与大师关联的品牌无疑更有广泛的影响力与持久的价值。

      (二)继承建筑物记叙文传统，有助于接续中华文化传统

      今天的建筑物只有实用功能，而缺乏文化内涵和个性。即使像鸟巢、国家大剧院这样的出类拔萃、富有特色的大建筑，也还未有灵魂。它们在物质上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却未有人去表达这个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精神。所以建筑物记叙文的写作传统，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下来。现在因为土地政策的限制，私家造亭造园已不太可能，名人故居也不太可能保留，如果重要的公共建筑都没有用文化去支撑住，那我们这个时代很可能无法为后世留下什么文化遗产。实际上，限制建造私家园宅这种政策，从文化创造的角度讲，是有欠缺的。在地产政策与文化创造之间，我们应该重新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与良好的解决问题之道。

      (三)有助于激励当事人，恢复中国传统所看重的青史意识、三不朽意识

      从上述文章可见，古人的许多建筑，耗材未必多，许多是因陋就简的小制作，却流传千古。而我们今天许多耗费巨大的建筑，却是豆腐渣工程。与古人相比，今天有几个官员、建筑业者有青史意识，不朽意识？物欲已遮蔽了人们的心灵，在金钱面前，建筑连实用功能都打折扣，更遑论文化。所以，恢复建筑物记叙文的写作风气，或许有助于重建官员、建筑业的青史意识，从而提高建筑的质量与艺术水平。

      (四)有助于崇文气氛的重建，繁荣高尚文艺

      古人的建筑物记叙文，常与建筑物并存，好的文章脍炙人口，作者因文章会被勒石建碑，为众人检验，既与建筑物并显于当世，又将留诸后世，常常殚精竭虑，于是好的文章更容易被锤炼出来。建筑因文章而名更高，人名亦因建筑物而高。所以恢复建筑物记叙文写作传统，可有利于全社会崇文风气的建立，有助于高雅文艺的繁荣。

      ①宋刘攽《中山诗话》说：“江州琵琶亭，前临江，左枕湓浦，地尤胜絶。夏梅诗最佳。夏云：‘年光过眼如车毂，职事羁人似马衔。若遇琵琶应大笑，何须涕泣满青衫。’梅云：‘陶令归来为逸赋，乐天谪宦起悲歌。有弦应被无弦笑，何况临弦泣更多。’”夏即夏竦，梅即梅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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