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潮”的社会经济后果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民工论文,后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今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患有农村人口过早过快转移引起大城市人口恶性膨胀造成的“城市病”，和由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长期滞留农村引发的“农村病”〔1〕。可以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防治“城市病”和根治“农村病”方面模索出了一剂行之有效的妙方，那就是采用“离土不离乡”、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办法来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农村地区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况且，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光靠“离土不离乡”的妙方显然不能完全根治沉淀已久的“农村病”。于是，便有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第二种转移方式：“离土又离乡”——“民工潮”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步形成的。“民工潮”作为根治“农村病”的另一剂药方，无疑会有引发各种“城市病”的副作用。但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和单纯。事实上，“民工潮”在根治“农村病”的同时，也给农村带来了不良的社会经济后果；在引发“城市病”的同时，也给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二
“民工潮”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这可以从流出地和流入地两个角度来看。从流出地的角度来看，主要有：第一，有利于流出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在根治“农村病”方面确实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但其面对中国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和尖锐的人地矛盾以及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有限的资源条件等问题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实践证明，“民工潮”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就业压力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90年四川省有农村剩余劳动力1600万人，当年跨地区流动的劳动力达180万人， 约占劳动力富余量的11%，近几年外出的农村劳动力更多〔2〕。 “民工潮”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还表现在其能为农村积累大量的资金。据初步统计〔3〕，江西省响水县1991——1993年通过劳务输出，累计获取资金1.2亿元，相当于全县1993年农业总产值的近1/6。1993年全县农村新办12 家企业，其中5家是由在外劳务回乡人员集资兴办的。农村种植业、 养殖业的部分投入资金，也有许多来源于在外劳务人员的劳动所得。第二，有利于流出地人力资源存量的增大。“民工潮”使农民步入新天地，直接受到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既挣了票子，又换了脑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既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又学到了现代的管理经验，可以说，这是一笔无可估价的人力资源增量。很多农民工返乡后很快成为乡镇企业的技术骨干，有些还成为农民企业家。江西省广丰县近几年兴办的60多家乡镇企业，年产值达1500多万元，多数是靠农民工回乡办起来的〔4〕。安徽省蒙城县现有乡镇企业2.1万个，其中由外出劳动力回乡创办的达1.2万个，占总数的57%〔5〕。第三，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外出打工农民一年纯收入少则一、二千元，多则近万元，远远高于他们从事农业的收入，这无疑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有关资料〔6〕，安徽省民工为该省创造净产值达75——100亿元，与全省全部乡办工业产值接近（108亿），其中阜南县11万人外出打工， 纯收入2亿元，相当于全县工业总产值；六安、 太和农民打工收入等于两县财政收入。四川省外出“农民工”1993年上半年仅通过邮局汇回的现金收入就达25.8亿元〔7〕。目前若按全国外出民工6000万、 人均年纯收入1500元计算，则全国“民工潮”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增加值有900 亿元。第四，有利于提高流出地人口的素质。中国农村地区长期以来落后封闭，人们的通婚圈相对狭小，近亲婚姻难以避免，这是人口素质提高的极大障碍。“民工潮”将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农民工汇集在一起，从而扩大了人们的通婚圈。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与外乡人通婚，这有利于人口先天素质的提高。“民工潮”促进人口素质的提高还表现在它将来源于不同地区、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汇集在一起，从而促进不同思想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显然有利于人们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第五，有利于流出地的妇女解放运动。新中国的建立，无疑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然而，时至今日，在落后的农村地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格局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妇女们在家庭决策甚至在决定自己婚姻大事时往往处于服从的地位。“民工潮”将大批“打工妹”推向了城市火红的现代文明生活中，归乡的“打工妹”再也不满足于自己传统的分工角色。她们学会了城市人文明的生活方式。化妆用品、时装等已成为她们消费生活的自然选择，“喜儿自己找婆家”在她们那里已变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归乡“打工妹”们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同时吸引了她们尚未外出过的姐妹们、邻居们，这种直接的示范效应恐怕不比任何形式的文明宣传和教育所起的作用小。
另外，很多“打工妹”会推迟自己的结婚年龄。据1985年北京市流动人口调查推断〔8〕，1/5的北京居民家中有一个保姆，她们多数为15—24岁的女子，且资料暗示，大多数年轻妇女仍是单身者，而且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民工潮”有压制妇女们早婚早育的积极作用。
从流入地（主要是城市）的角度来看，“民工潮”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促进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民工潮”的兴起，劳动力的大量流入城市，填补了城市劳动力不足的缺口，尤其是对一些城里人不愿问津的脏、累、差、重、收入低的工作来说更是如此。现在，农民工们逐步在城市市政建设、环境卫生、家庭服务等行业取代了城里人，成为这些行业的主力军。可以说，没有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就没有北京亚运工程的园满完工、上海浦东开发的顺利进行、深圳经济的超速发展等。其二，促进城市消费市场的扩大，从而可以牵动生产的发展和储蓄的增加。“民工潮”给城市带来的不光是只会生产的大批农民工，而且也给城市带来了参予消费的大批人口。这是由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这一本质特征决定的。据测算〔9〕， 北京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购买的比重约占30%左右。按最低估计，流动人口每人每天在京的消费10元，300 多万流动人口一年形成的消费购买力就约120多个亿。消费经济学认为， 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循环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循环的起点；消费不但决定于生产，同时也决定着生产，两者具有相互决定的关系。因此，“民工潮”所引发的城市消费市场的放大，有利于刺激城市生产的发展。另外，民工规模及其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也可以促进城市储蓄的增加。其三，促进城市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等的发展，方便人民生活。我国城市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第三产业的不发达上，尤其是表现在服务业和商品业等的落后上。第三产业是与人民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产业，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城市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修理业、运输业、小商业等以其流动性大、灵活性强以及获利较小的特点，与个体或私营经济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适合外地流入的农民工或以血缘、亲友关系组成的农民工集体来经营。目前，北京市农贸市场上城里人的“菜蓝子”中60%以上是由流动人口提供。北京市的修理业也基本上被流动人口垄断，90%以上的保姆由流动人口承担〔10〕。北京市的街头小吃绝大多数由操着不同外地口音的农民工（安徽人居多）把持。其四，促进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与城市本地的劳动力形成竞争。这种竞争不光表现在局部范围内的直接竞争；还表现在外来民工通过工资率杠杆将城市的劳动力间接地排挤出去。〔11〕。尽管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劳动力形成的这种就业竞争加剧了城市地区本已存在的就业压力，但从长远来说，它有利于城市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的生成和发展，有利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完善，这也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所要求的。其五，促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据有关研究〔12〕，我国的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不足。1991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77.6%，农业占22.4%；而当年的城镇人口比重为26.4%，农村人口比重为73.6%。就城市化水平而言，中国与相似发展程度的国家，如印度（36%）、印尼（35%）、马来西亚（43%）等相比，明显偏低；更是大大低于中等发达国家50%—70%的水平。“民工潮”所以将大批农村人口推向城市，使他们变为“准城市人口”，进而为中国下一步城市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打下足够的人口基础。
三
“民工潮”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不良的影响，这也可以从流出地和流入地两方面来看。从流出地的方面来看，主要有：第一，不利于流出地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民工潮”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弃耕抛荒或敷衍农事，造成大量的低产田和抛荒田。据调查，安徽滁县地区1991年弃耕抛荒户及其承包土地分别占农户与耕地总数的1.3%与1.0%；1992年迅速上升为7.8%与3.2%，增加2——4倍。1992年秋播全国约有400多万亩土地抛荒或半抛荒〔13〕。 “民工潮”还使得部分农村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无人问津，农业技术推广难以进行，从而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显然，这些情况是对有限的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降低了农业生产率。第二，加重农村人口老化程度，不利于农村妇女的全面发展。“民工潮”以青壮年人口为主，这将使得农村人口老化速度快于城市。据预测，今后中国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城市。到2000年时，农村老年人口系数达7.8%，而城市为6.6%；到2050年时，两者分别为22.9%和20.8%〔14〕。“民工潮”以男性人口为主，这将使得“民工潮”的主要源头地区农业生产女性化现象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农村妇女既要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又要兼顾锁碎的家庭事务。显然，她们的负担过重，这对于她们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不利。第三，给农村计划生育造成一定的压力。在肯定“民工潮”会压制农村妇女早婚早育、从而从总体上有利于人口控制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其具有的负面影响。因为在“民工潮”中，也确实存在着部分试图借流动之便在外地超生、计划外生育的人。据对苏北外出农民工的调查，其计划外出生数占当地计划外出生数的70%〔15〕。
从流入地（主要是城市）方面来看，“民工潮”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加重城市交通运输紧张状况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负担。这是“民工潮”所带来的“城市病”的主要表现。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的居住条件恶化、水电供应紧张、卫生状况变差、交通拥挤堵塞、环境污染严重等。仅以北京市为例，调查材料显示〔16〕目前北京地铁的日超载率为40%，乘客70%是外地人；现在市内的103 路、106路、20路、2路等公共电汽车，在运营中已无高峰低谷之说了，主要原因当然还是外地人。北京一直是缺水城市，由于近年来人口总量不断增加，供水形势日趋严重。在一些外来人口聚居地区，自来水已成滴流。外来人口聚居地区普遍存在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严重损害了部分地区的环境质量〔17〕。其二，给城市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带来负面影响。“民工潮”人杂、流动性大，很容易产生盗窃、抢劫和打架斗殴等社会治安问题；贩毒、卖淫和黑社会团伙等社会丑恶现象也容易滋生。北京市公安部门的材料显示〔18〕，仅1992年一年，城内马路上下水道口处的铁箅子，就丢失了近一万个，而水井盖也丢失了近1000个，这些大多是外地来京收废品者所为。在天安门、王府井、西单等繁华地区作案的人员中，外地人占到了70%以上。1993年6 月份在公共汽车上共抓获各类犯罪分子139人，其中外地人116人，占83.5%；7 月份在公共汽车上共抓获各类犯罪分子114人，其中只有9个是北京人，外地竞有105人，百分比是92%。其三， 扰乱城市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这是由“民工潮”流动的无序性和无组织性造成的。每逢春节前后，在某些大城市，铁路超员、车站爆满、市内滞留大量往返的民工，这严重影响到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更为严重的是“民工潮”中不乏有无照经营、偷税漏税甚至暴力抗税以及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分子，他们对城市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已初见端倪。据有关方面的调查〔19〕，北京市现在3 个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地人中，就有1人是没有照的。 不少外地人还利用同乡关系结成团伙，进行集体抗税。1992年，在某外地人聚集地竞发生了11起抗税案。甚至殴打税务人员、捣毁执勤车辆的严重事件也偶有发生。据北京市丰台区调查〔20〕，由外来人口经营的368种服装商标，90%以上是假冒的。
四
以上指出“民工潮”积极作用的同时，不忽视其消极影响，并不等于承认其正负面作用几乎相当或相等。应该说，就总体上而言，“民工潮”对城乡社会经济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主流的，其消极影响是次要的、附带的。正如大多良药均有副作用一样，“民工潮”在医治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例“农村病”的过程中也不时发生副作用。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历史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均有过类似的情形。对于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所激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即“城市病”，英国的做法是，将大批滞留于城市而无工作做的人流放到荒凉的美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并规定“终生不得返回不列颠”。德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基本上走的也是这条路。日本则采取半强制性的形式向南美洲、夏威夷等地输送大批剩余劳动力。尽管发达国家通过这种流放或大规模向海外移民的办法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一方面医治了“农村病”；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轻释了“城市病”。但这显然是我国不能也不应仿效的。中国只能面对自己已经形成“民工潮”的事实，结合自己的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较小的代价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路来。应该说，这是目前摆在学者们和决策者们面前的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改革”课题组：《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农村病”及其治理》，《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2〕〔3〕〔20〕辜胜阻、简新华：《论农村人口流迁的双重作用及其对策》，《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4期。
〔4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关于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3期。
〔5〕〔6〕王小广：《农村经济结构转换和模式选择——民工潮的经济理论分析》，《农业经济问题》1994年第7期。
〔7〕田夫：《“民工潮”：中国跨世纪的难题》， 《南方人口》，1995年第3期。
〔8〕（美）田心源：《人口流动、婚孕、生育行为》， 《中国人口科学》，1990年第4期。
〔9〕〔10〕冀党生等：《北京市流动人口研究》，载冀党生、 邵秦主编：《中国人口流动态势与管理》，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年。
〔11〕丁金宏等：《外来民工对上海市职工再就业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人口学刊》，1995年第3期。
〔12〕〔13〕宋林飞：《“民工潮”的形成、趋势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14〕〔15〕魏津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人口移动》，载冀党生、邵秦主编：《中国人口流动态势与管理》，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年。
〔16〕〔18〕〔19〕崔立：《“民工潮”：一个跨世纪的难题》，《北京日报》，1994年3月12日。
〔17〕孟学农：《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保障首都城乡社会健康发展》，载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研究室主编：《跨世纪的工程》，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