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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词根Singa， 在古语里是狮子的含义，所以新加坡又称狮子国。古称淡（单）马锡（ Temasek，即“Sea Town”意为“海城”或“海国”），又称浮罗中国、龙牙门国，日军占领期间为“昭南岛”。1923年9月17日， 即李光耀出世的第二天，一条1.2公里的长堤把海岛和大陆连接在一起， 由新加坡开往曼谷的火车于这一天正式通过长堤铁路。新加坡已不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岛，但在传统意义上，我们仍习惯地称之为岛国。李光耀治理岛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表现出了诸多特征。下面逐一加以分析。
一、构建稳定的政治体系
改革与稳定。李光耀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他第一次登上内阁总理宝座时，才35岁，俨然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政府首脑之一。李光耀不单是亚洲一位不平凡的领袖，在世界政坛上也深受瞩目，被誉为“小国家的大政治家”。在他执政的40年时间里，他在新加坡实行议会民主，并利用议会为讲坛，推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是坚定不移的改革家，“变是生活的本质。当我们停止了变，能够对新的形式适应、调整和有效地应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死亡了。……即使我们什么也不干，我们每一个人也得变，由那么十几个人和几百个代表控制的一个组织也是那样。每一个人在变。我们所经历的每一项经验，指示着、变更着我们对下一次要做什么事的反应和估价。即使我们不变——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周围的形势、环境、政治、思想、意识以及我们周围人民的推动力，是在变的……”〔1〕 李光耀社会变革的思想实质上修改和调整了西方类型的议会民主以适应岛国的环境和客观现实。如实行一人一票制度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而不是摧毁所有的反对派，这种调整，保留的不是形式，而是一种宽大的政治制度，保证政治和经济秩序不使用暴力而能加以改变。他又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致力于民族融合，从而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他相信，改革的成功必须建立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
对抗与稳定。在国际事务方面，他谋求在大国均势中坚持岛国的中立立场，倾向于亚洲人的共同利益。在政治上，他主张中立、共存以及小国有必要尽可能地团结一致以阻止大国对小国的剥削与摆布。“东南亚小国宁可各得其所，这只有在对抗的力量使它们不致陷入大陆上的大国势力范围时，才有可能”。〔2〕 均势理论是李光耀国际政治与外交思想的佳作。在冷战期间，他一方面要求美国支持其亚洲和其他地方的盟国，防止它们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同时又认为有必要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妥协。他有两项外交思想值得注意，一是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不结盟的立场；二是在互利的前提下，不管意识形态、宗教、种族差异，发展贸易往来，广交朋友，力求减少树敌。
人才与稳定。为弥补岛国自然资源的不足，除开发人力资源外，别无他途。“一项长远的政治运动绝不能单靠一两个人。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多找一些干练的人士，来协助推行政府的计划。今后每一次的选举，我们都希望找到更好的人才来代表各选区的同胞。我们将不断尽量吸收新血，保证我们所信仰的事物，能得以实现，保证我们的长期政治斗争不会因任何意外而忽然中断。”〔3〕他求贤若渴， 把网罗政治人才提到如此高度：“除非我们能网罗最能干、最坚强、最果敢和最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才，让他们加入人民行动党和政府，否则，新加坡将会崩溃。……我们找遍了全新加坡，只要可能有人才被隐藏的地方，我们都认真和不遗余力地寻找。”〔4〕他知道， 人民行动党一旦停止罗致人才，就会变得脆弱，能干者就会流向反对党从而向人民行动党的统治权提出挑战，政局就会不稳。所以，罗致人才与政治稳定关系密切。在李光耀的治国思路上，罗致人才的概念可以从政治领域延伸到其他各个相关的领域。如技术人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军事人才对国家安全的作用等等，不一而足。
人权与稳定。在李光耀执政的40年中，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国兴邦衰，物换星移。但李光耀所驾驶的岛国政治之舟不曾迷失方向。面对西方传播媒体对“东方专制”的无端指责，李光耀在国际论坛上舌战群儒，坚持认为：民主与人权必须建立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没有繁荣的经济、安定的民生，空谈民主与人权，犹如缘木求鱼，毫无意义。经济发展先于民主与人权是他政治作风务实性的一贯表现。他认为，西方的民主与人权生长于西方土壤，不能放诸四海而皆准。东方的土地，孕育不出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繁花盛果。“人权问题是亚洲银角的另一面。无论是在繁荣的黄金时代或混乱的年代，亚洲社会从未把个人价值放在社会的价值之上。社会始终都比个人重要。我想这就是把亚洲从极大的苦难中挽救出来的价值观。”〔5〕对亚洲国家来说， 所谓自由、民主并不是简单地模仿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宪法和生活方式，人民所期望的是生活在一个有序和稳定的生活中，最大限度地享有选择的均等机会。
国家意识与稳定。所谓“国家意识”就是指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即一个人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心理上认为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是自己生活所依恃的所在。同时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该国家的一分子。“国家意识是行为主体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感情上的结合，在心理上认为我是国家的一部分。在自我内部，国家也被内摄而成为自我的一部分”。〔6〕新加坡成为一个民族， 却没有一个民族的先决条件——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忠心和共同的心理特征——来导致团结。对于一个既小且新的岛国，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以增强岛上各民族对国家的归属感不可或缺，各民族必须团结一致，然而团结的基础却太小。因此，李光耀向岛内灌输“国家意识”的核心是“做新加坡人”，他解释道：“新加坡人是一个出身、成长或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维持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宽宏大量、乐于助人、向前看的社会，并时刻准备为之献出生命”〔7〕。 李光耀之所以如此重视加强国民的国家意识的培养，是出于岛国特殊的国情和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所决定的。（1）新加坡现有的281万人， 几乎都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东南亚和欧洲各地迁移而来的移民及其后裔。因此，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包括李光耀在内的现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居民多是早期移民的第二三代后裔，在他们身上仍保留着其前辈的移民性格。从李光耀的生平可以看到，一般移民具有的吃苦耐劳、开拓创新、勇于冒险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但从历史上看，移民心态同时也表现为文化上的无根性、居住上的流动性和心理上的不稳定性。以致在居民与土地之间没有感情纽带，对所居国不易产生认同感，居民如水上浮萍，随波逐流。（2） 新加坡还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华人占77%，马来人占15%，印度—巴基斯坦人占7%，其他占1%。多元种族导致了多元语言（造成沟通困难）和多元宗教（信仰冲突）等一系列不同质的融合。李光耀掌政之初，种族之间的隔阂、文化之间的冲突祸起萧墙，社会不稳、危机四伏。（3） 新加坡建国历史短，岛上的人曾效忠过英国女王、服从过日本天皇，也归属过马来西亚，效忠和归属的对象变化之快，导致了认同危机。自然资源的奇缺产生了对他国的依赖性。尤其在走向现代化的途中，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西方的风气日益见长。重物质，轻道德，不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重。为此，李光耀把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当作关系国家生死存亡、荣辱兴衰的大事来抓，“没有这种品质，我们永远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社会的基础”。〔8〕
二、为拓展生存空间而努力
新加坡国土仅640平方公里，耕地缺乏， 连自来水的三分之二也由马来西亚进口，由此可见一斑。从英国殖民地政府手中接过政权后，李光耀就着手三件工作：一是加强政府干预经济的功能，进行宏观调控；二是重新分配经济成果；三是发挥转口贸易的最高效能。由于缺乏自然资源，长期以来，新加坡的经济结构以商业（进出口、转口贸易）为主。80年代又发展了旅游业。国家财政预算一般是收支平衡或有结余。他认为，东南亚人民必须整体吸收现代观念，学习新技术新知识，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按劳分配原则，提高生产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潜力，以确保岛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李光耀在为新加坡制定政策时，考虑到内部条件和外界环境的发展趋势，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吸取教训。60年代，岛国的经济纯粹依赖转口贸易，而商业是当时的主要经济活动。自从工业化以后，制造业扩展，一跃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到了80年代，即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左右。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逐渐被淘汰（转移到东南亚其它国家），而被以技术、知识为主的工艺，如生物遗传工程、微电子、农业工艺以及宇航工业等所取代。近年来，第三产业日趋重要，包括金融、商业、交通与通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对外贸易始终是新加坡的经济命脉。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的对外贸易额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到80年代末期，国民生产总值大大提高了，而对外贸易额却是它的三倍。这种趋势将持续到21世纪。发展对外贸易和开拓国际市场是新加坡的“生命线”。因为小国寡民的岛国经济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市场、贸易和投资。而且，经济越是发达成熟，就越需要依赖规模经济、组织能力、市场开放度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所以，李光耀积极鼓励跨国公司同新加坡的中、小企业挂钩，降低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并为外籍人员长期留新创造条件。至1991年，新加坡的贸易总额达到2160亿新元（约合1323亿美元）。
进入90年代，岛国已容纳不下自身经济的迅猛发展势头。于是，李光耀为新加坡向海外发展的政策定下了基调。他在退职后担任政府资政（Senior Minister），为新加坡的海外发展战略奔走各国，游说四方。他鼓励新加坡人同心协力，到海外开创更宽阔的天地，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新加坡。“新加坡人安于现状，不想出门。我们必须唤醒他们，鼓励他们培养冒险精神，否则，我们将成为输家。”〔9〕 他不断激励企业家和有魄力、有首创精神、有想象力和有干劲的优秀年轻人代表岛国在海外投资，以拓展生存空间。
三、语言文化及民族
如前所述，多元种族导致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新加坡之所以能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在于各民族之间能成功地和谐共处，而各民族融合的动力源于李光耀采取的平等地对待各种文化的政策。吸收西方科学知识，推广东方文化，是李光耀治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和精髓。李光耀治国，一再强调语言与交流（I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的重要关系。在文化教育上，他坚持实行双语政策（bilingualpolicy）， 确保新加坡人能以英语作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各民族交流的工具的同时，又能掌握母语，以免失去传统文化的根基，迷失前进的方向。他深谙和谐社会对岛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在鼓励各族群发扬本身文化、保留亚洲人的价值观的同时，也强调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各民族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便有了平衡的价值观——这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前提条件。可以说，新加坡是在保留民族的传统文化基础上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典范。
新加坡在英国人统治的132年间， 英国人理所当然地愿意和那些能讲他们的语言、懂得他们风俗习惯的人来往。因此，受过英文教育的人，在政府机关任职者，如担任律师、医生、教师和工程师，以及在工商界任职者，都有机会升任高职。1942年以后，受英文教育的人在一夜间丧失了他们的特殊地位。而能升迁高职者，必须是讲日语、读日文，或者充其量懂得“汉字”，以便能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人。于是，一个时代消失了。这一时代就是英国人和受英语教育的人称霸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时代。“受英文教育者最终要面临的是什么？我想，他们既然属于英国殖民地制度下的一类人物，他们将会逐渐地消失。如果他们要生存，就应该改变他们的观念和特性。”〔10〕时代的确已经变了，现在的“受英文教育”的概念已不再是纯粹被灌输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了。因此，现今的一类受英文教育者将消失，代之以另一类不同特性的讲英语而具有东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新人。“谁失去了文化根基（我自己过去就差一点失去文化根基，因此我知道这种危险，一失去文化根基，人就失去信心），谁就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一个人要有最高度的表现，他必须了解自己，了解世界。他必须了解他的处境。我讲英语可能比讲华语好，这是因为我早年学的是英语。但是，即使千年万代我也绝对不会变成英国人，我的内心也没有西方的价值观念体系，有的是东方的精神价值体系。”〔11〕正是这种母语价值观加强了李光耀的自信心、胆识、热情和充沛的精力，他把这个价值观念物化到了对新加坡的现代化建设中。李光耀向他的同胞们呼吁：“千万不要忘记，你们并不是英国人；你们尽管学英文，用英文，你们同时也千万不要忘记，你们必须保留着你们所继承着的那部分可贵的遗产——你们原来的文化、原有的文明，有着与过去的联系，和现代的知识与价值作为基础，我们将共同创造一个足以自豪的现在和将来。”〔12〕由于新加坡人是汇集了来自中国、印度以及马来世界不同地区的移民，所以，必须给国民灌输以共同的基本社会行为准则、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教条。这些准则、价值观和教条将会塑造人格完整的新加坡人。李光耀认为，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应该融合在新加坡人身上。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和印度人的精神气质，应该同西方追根究底的科学调查方法、客观寻求真理的逻辑推理模式结合在一起。东方人必须抛弃蒙昧主义、迷信的想法与不合理的习惯势力，排斥西方颓废风尚的侵蚀。以家庭观念为例，李光耀十分重视“恪守五伦奉养父母”的意义，指出奉养父母是为人子女的应尽责任，延续华族传统价值观的重点之一在于保护“家庭”这个基本的社会单位。五伦的次序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和朋友关系。五伦的权利和义务被遵循，社会就会稳定而有序。“家庭这个基本单位的巩固团结，使华人社会经历4000年（实为5000年，作者注）而不衰。这是一个在延续方面很独特的文明。尽管经过水灾、饥荒、火灾、瘟疫、战争和地震等的蹂躏摧残，这个文明还是继续绵延不绝，保存原来的形式。每次发生灾祸后，人们振作精神，拍去身上的尘埃，清除劫后的瓦砾。他们认识到彼此对家庭应尽的义务，知道亲友之间应有的权利和义务，遵行他们应尽的职务，而享受臣民的权利。渐渐地，人们又恢复了文明的生活。”〔13〕家庭在李光耀治国思想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国家的砖块。因此，要加强并巩固亚洲人固有的传统的家庭联系，排斥西方冷漠的家庭观念，因为西方社会的家庭早已揭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代之以赤裸裸的现金交易。但是，亚洲社会又必须设法避免由于过分重视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官场中的裙带作风。
李光耀在保持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态度明朗，在平等地对待各民族的文化基础上，着重于马来语和马来文化、华语和中国文化。他认为平等与歧视不相容，既反对马来沙文主义，也反对中国沙文主义。他致力于调整和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如果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落后于其他部分，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与完整就会受到威胁。马来人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教育、就业和住宅。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这个问题解决了，马来人的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虽然新加坡的语言、教育及其前景是多元种族的，但是，政府给予马来人以特别的帮助，例如：享有免费受到大学教育和达到专业水平的权利等。国会议员可以用中国国语、马来语、泰米尔语或英语发言，可以同时翻译。英语是政府、法律和贸易的基本用语。
李光耀认为方言有碍于华族同胞的交流，于是积极推行讲华语（即普通话，作者注）运动以加强华人社会的凝聚力。占新加坡总人口77%的华人社会使用的华语在感情上可以被接受为母语，能使人想起自己是5000年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他作为新加坡的领袖，把自己当作是各民族利益的代表，但从不讳言自己的华族血统，以自己为古老文明的一部分而自豪。这股至深且巨的精神力量，足以使一个民族产生自信心去面对和克服重大改变的挑战。这种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是因为它建立在一种久经磨炼和考验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之上。所以，不能因为华文难学而放弃双语政策（bilingual policy）。 他阐述了放弃双语政策的危害：“如果我们放弃双语政策，我们就必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使自己沦落成为一个丧失自身文化特征（self-identity）的民族。我们一旦失去了这种感情上和文化上的稳定因素（ballast）， 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充满自豪的独特社会。相反的，我们将成为一个伪西方社会（pseudo-westernised），脱离了我们亚洲人的背景”。〔14〕李光耀充分认识到，如果不能使华语取代方言成为母语，双语政策就不会成功。他笃信：不管新加坡存在与否，华语将继续发展。（“ The Chineselanguage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with or without Singapore.”）〔15〕作为5000年文明历史在生活上的一种联系，华语是值得华族新加坡人保留的语言。新加坡历史浅短，而华族新加坡人却和中国人一样，在文化（包括语言与道德观念）上，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这条历史长河与现代化道路必然相通。为保持这条历史长河的清澈，必须时常清除西方糟粕的污染。中国价值观念是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华语又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因此，华语可以成为新加坡道德教育的有效工具。
四、在法律上实行严刑峻法
新加坡是一个以法治国、立法严厉、违法必究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现有各种法律和法规383种。重要的如宪法、刑法、土地法、商业法、移民法；一般的有不良出版物法、电影法、没收贪污所得法、公务员惩戒规则等。
李光耀不仅为新加坡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法律，而且，还培养了一支得力的执法队伍，他在全国设立9个警署，96个派出所， 配备正规警察近万名，警民比例在世界上是高的。除正规警察外，还有4--5万名民兵从事治安的辅助工作，如实施“邻里警岗制”，在居民区每隔一小段距离就建立一个警岗，每个岗20多人，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负责治安保卫工作。警察局和法院执法如山，警察办案必须在接到报警后五分钟内赶到现场，否则即以失职论处。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警方根据《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一切权力，可不持搜捕令而随时搜查任何地方，并将涉嫌者交法院判罪。
李光耀是剑桥出身的律师，剑桥严格的法律训练，对李光耀的治国思想影响深远。他笃信，不仅乱世要用重典，太平盛世之下也可用重典。“在一个稳定的既成社会里，法律看来是秩序的先锋，有好的法律，才会产生良好的秩序”，而“没有秩序，法律便不可能运作。”〔16〕
用“重典”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在新加坡流行这样一句双关语：“Singapore is a fine place.”〔17〕它一方面是说：“新加坡是个好地方”，另一方面则指“新加坡是个处处罚款的地方”。罚款名目之多，几乎涉及所有公共场所；罚款数额之大，令人噤若寒蝉。上海市实行“七不”准则来规范社会行为，而新加坡的行为准则不下四百种，有违必罚。国际上有的，他们一般都有；国际上没有的，他们也有。如，吃自助餐不准剩余、地铁站外不准坐矮墙、上公厕要冲水……罚款警告牌遍及岛上，上面都有明码标价：在餐馆有剩余食物，一般是按餐费的2倍价格罚款；坐在地铁站矮墙上，罚款500新元；上公厕未冲水，及路上乱丢垃圾、随地吐痰，均罚款1000新元。这些价码对普通市民来说是个相当大的数额，只要接到其中任何一项罚单，都足以大大加重个人的经济负担。于是仅罚款一项，1990年新加坡国库收入的罚金高达1.67亿新元（约合1.216亿美元），比1989年的款额增加了60%。据新加坡统计局出版的定期月报数字统计， 新加坡1985年来所收到的罚金总数为9亿多新元，平均年罚金额为9112万新元。严实在《新加坡的廉政与社会管理》中写到，“推行罚款措施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但推行的结果的确取得了这方面的收获，这在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18〕以下三种不良社会行为甚至将受到法律制裁， 可遭罚款高达2万新元或监禁5年或两者兼施：利用公共紧急电话“999”或“995” 进行骚扰；在公共场所裸露或让公众看得见的裸露行为；向他人使用或作出威胁、辱骂或污辱性字眼或行为，导致对方担心产生暴力、恐惧、骚扰、惊慌或不安的情绪。
李光耀以法治国的思想相当鲜明，他主张立法快、执法严、守法自觉。新罪种刚冒出来政府就马上立法，整个立法过程只需两个月。在执法上六亲不认，在公共墙上涂鸦就得处以鞭刑，发现5 克以上毒品就得上绞刑台。自从1975年规定实行死刑以来，已有115 人因走私毒品被绞死；1985年来，平均每年有1000人被处以鞭刑。这种强大无情的法律约束，有效地防止了一部分人的侥幸心理，因而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根据新加坡政府公布的资料，1991年新加坡重大案件发生率仅为1.94‰，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大城市，抢劫率创9年来最低水平，1991 年以来撬门砸锁、小偷小摸等案件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单身妇女深更半夜外出无需男士保护。这是用重典的效果，值得借鉴。
借“峻法”铲除贪官污吏。“贪污”不仅号称东南亚之癌，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中普遍存在的痼疾。然而李光耀本身及其政府的清廉形象却经常为世人所称道，因此，李光耀获得了“治癌国手”的美称。西方有“必需面前无法律”（“Necessity knows no law”）之说，那原是无视法律的遁词。李光耀之所以成为政坛不倒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对“廉是立国之本，清为当政之根”的信仰。他“革新法律，肃清贪污”的决心比许多政治家都要坚决。新加坡人普遍认为，自己的政府是廉洁有效率的政府，政府官员是奉公守法的。在新加坡，以遵纪守法为荣，贪赃枉法为耻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应归功于李光耀长期不懈地从严治官、反贪保廉。他把防止贪污摆在廉政建设的首位，把建立和健全防止政府官员贪污的制度作为肃贪倡廉的一个主要内容。不论是选拔和录用制度、品德考核制度，还是财产申报制度，都体现了严格的法律精神。因为他坚信“新加坡的进步，新加坡的精力和魄力能够保全下来，因为我们的行政机器是有效力的。这机器当中没有砂砾。你不必给别人一些‘油水’来发动这机器。”所以，“我们必须使这机器保持原状。为着要保证这机器继续操作，我正想在法律方面提出修正。如果任何一名官员被发现拥有无法解释的财富，而又不能提出非由贪污得来的确证，他的全部财产是可以被没收的。一定要有处罚，不然贪污者便可逍遥法外。我毫不怀疑当这项法律提出修正时，将会有好些人要叫嚣起来，即使在刑法律师眼中，也不会例外。”〔19〕李光耀肃清贪污之所以奏效，不仅是因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先进的侦探技术，更重要的是他有决心证明给世人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纵使他亲手栽培的同僚贪污也照样严惩不怠，决不宽容，没有特权，没有侥幸。如，有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犯了罪，请求李光耀“保”他。李光耀说，保了你，我的党就完了，而我要我的党。他还说，谁要有损于我的党，我就要搞倒谁。那些被他“搞倒”的政府高级官员包括陈家彦（建屋发展局主席）、黄循文（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彭由国（全国职工总会主席）和郑章远（国家发展部部长）等。这些人不仅是政绩显赫的建国功臣，而且是李光耀多年的私交。只是因为或接受回扣、或挪用公款、或贪污受贿，一失足成千古恨，落得个或撤职、或外逃、或自杀的可耻下场。
李光耀在推行严厉的纪律和法律措施的同时，也进行“心治”教育，宣传和推崇儒学和中国文化传统，培养公民遵纪守法、公私分明、秉公办事的品德。对国家公务员实行厚俸养廉的政策，使之对贪污行为终因法律严而不敢为，薪傣厚而不必为，明理识体而不屑为。1990年，全国6.5万公务员中，因违纪受处罚的仅99人，占1.5‰，其中犯贪污罪的7人，仅占0.17‰。〔20〕李光耀，言必行，行必果。不论是抓社会治安、创高雅环境，抑或惩治贪污腐败，一抓到底，几十年不松劲，而且身体力行，无可指责。为政40年，两袖清风。虽然国家小且无资源，但管理得井然有序，为吸引外资、发展生产力、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创造了有利条件。
收稿日期：1997-02-11
注释：
〔1〕〔2〕〔7〕〔8〕[英]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7-68、62、368、136页。
〔3〕〔4〕〔5〕〔9〕〔10〕〔11〕〔13〕〔16〕〔19〕[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439、450、封底、245、364、388、404、320、327页。
〔6〕[新]宋明顺《新加坡青年的意志结构》，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6页。
〔12〕〔14〕〔15〕《Lee kuan z/ew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in Singapore》，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1年版，第68、38、54页。
〔17〕Fine有两层含义：A.好；B.罚款。
〔18〕〔20〕严实《新加坡的廉政与社会管理》，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