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群众路线创新对政治生态的改善
——研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创新研究》
孙少寒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朱小玲教授的著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创新研究》通过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概括出了这一时期创新的理论意义、实践效应与现实启示。该书以独特的视角对延安时期群众路线创新对政治生态的改善进行了深入研究，是一部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创新的力作。
[关键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政治生态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具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理论上，中国共产党首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对党群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并将群众路线上升为党的根本路线，列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载入党章。实践上，党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间的良性互动。这些创新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效应，也为当前践行群众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创新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实践智慧的结晶。党在幼年时期对群众路线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发展群众、组织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应积极领导群众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党进一步加深了对群众路线的认识，明确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等观点，孕育了党的群众路线。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正式形成，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对以往历史时期群众路线的革新。朱小玲教授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新创新研究》一书中用了两章的篇幅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笔者认真研读了此书，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创新主要为以下几点：
（一）理论创新
首先，提出将民主集中制归纳到党内群众路线中来。刘少奇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抗日战争时期，民主的缺乏使党内许多执政人员独断专行，不注重团结群众和积极分子，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官僚主义严重，难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为此，毛泽东提出要使党有力量，必须严格党内民主集中制，动员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这是党攻坚克难的重要武器。朱小玲教授在书中进一步提到将民主集中制归结为党内群众路线，不仅是党对民主集中制认识的深化，更是对群众路线含义的丰富和发展。
其次，提出应正确处理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命运。周恩来指出党从产生至今始终是最能接近群众，最能为群众利益奋斗的政党。鉴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在党的历史上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过巨大的损失。延安时期，党认识到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强调密切党群关系。毛泽东多次痛批“脱离群众”“打压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并指出在群众面前摆架子、漠视群众会使党和群众关系疏远。强调应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各级领导干部要与人民在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基于初始参数数据，采用Windows 8.0操作系统运行环境，使用Intel Core i5-5200U中央处理器、2.20 GHz主频、4 GB内存的计算机进行计算。经计算，6个计划周期收敛图如图3所示，收敛图清晰地反映了算例目标函数各期的收敛过程，由于市场需求的不同，各期迭代次数有所不同，收敛曲线基本在600～700次之间渐趋平缓，逐步收敛于目标函数的最优解，各计划周期算法运行时间均在45 s左右，各计划周期目标函数的收敛值如表4所示，限于篇幅，省略各决策变量的最优决策。
最后，将群众路线上升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密切联系群众和党的作风建设联系在一起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党风”的科学概念，并认为党风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党内生活和党群关系上的生动体现。脱离群众的作风必然会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损失，所以要对所有同志进行教育，密切联系群众。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对作风建设与群众路线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将“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培养起来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其二，以党风促进政风是实现“政风清”的关键。政治生态的建设固然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永不变的真理，但以党风带动政风，实现党与政府间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政风建设亦不可或缺。
首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就是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基本权益和政治权益。为此，中国共产党对外积极抗战，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对内力争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积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朱小玲教授在书中用详实的史料对其进行了分析、阐释，涉及到解决土地问题、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关心群众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还原性；不断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选举、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建设廉洁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政治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发展了国民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开展多样化的文艺活动。
几年时间里，戴菲儿几乎足不出户。她只关心属于她的空间：卧室、客厅、书房、厨房、浴室、游泳池……她只关心秦川：秦川出差，她牵挂他；秦川回来，她取悦他。她知道她正在沦为旧时的太太甚至小妾——她可以迎合他的任何要求，几近充气娃娃。她见过充气娃娃，在杂志上，在电影里，在性用品商店里，她惊叹它们的逼真与风情。她安慰自己说，充气娃娃取悦的不过是男人的器官，她取悦的则是秦川的心灵。每一次见到秦川，她还是有见到神的感觉。某一次，她真的跪倒在秦川面前。
（二）实践创新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实践中得到了创新和发展。在这一章节中，朱小玲教授着重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是如何将群众路线的基本理论广泛运用于革命实践中 。
梅奥诊所的罗纳德·彼得森（Ronald Petersen）是起草HHS计划的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为这项2025年的目标辩护称：“我们想做出一个大胆的声明，而不是‘我们希望能够取得怎样的进步’，这种希望不会激励任何人。”
其次，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发展经济和实行人民监督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朱小玲教授在书中用详尽的史料，富于文采的文字进行了分析。笔者借此想着重阐述一下一切依靠群众在军事上的体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兵民是胜利之本”，兵民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基础，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革命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抗战初期，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相继沦陷后，江南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打击，情绪低落。此时，毛泽东更加重视人民的力量，要求尽一切可能、最大的努力争取群众抗战到底。最终，军民一心齐抗战，谱写了人民战争的壮丽画卷。朱小玲教授在书中从政治动员、组织形式、作战形式等几个方面出发予以阐释，用大量的史料将各种军民结合的生动画面呈现到读者的面前，不禁使人感叹四万万人民力量的伟大。
最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观的具体表述。“从群众中来”就是从实际出发、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心声，将群众的呼声上升为政策。“到群众中去”就是将形成的各项方针、政策通过宣传、教育应用到群众中去，自觉接受群众的检验。总之，“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不断循环，形成了双向的互动，党将人民的利益与党的方针政策紧密结合，将党与群众紧密相连。朱小玲教授在书中，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成功范例——“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向读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践行这一工作方法的，比如在书中提到了征收公粮、劳动竞赛、互助合作、夫妻识字等形式；运用了很多回忆录，譬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将更加原汁原味的历史场景还原出来，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工作方法。
二、延安时期群众路线创新对政治生态的改善
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政府营造了“党风正、政风清和社风纯”的良好政治局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朱小玲教授在书中着重阐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创新所带来的实践效应——有效改善了政治生态，并从党风、政风、社风三个角度出发进行了研究，笔者认为“党风正”是良好政治生态的核心，党风正则政风清，从而带动新型社会风尚的形成。
（一）营造了“党风正”的政治局面
正如朱小玲教授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创新研究》一书中所指，良好的党风是改善政治生态的重要一环。笔者认为“党风正”是政治生态改善的核心。1935年底，中央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对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分析的基础上，认识到了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扩大党内民主是巩固和发展党的关键环节和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有效改善政治生态必须强化党内民主作风建设。
其三，培养高素质党员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员干部是群众路线的执行者，是优良作风的弘扬者，是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风向标，严格党员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提高党员干部的自身修养与素质，要求党员干部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一方面，严格选拔干部，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原则。陈云认为一个合格的党员干部应是德和才的统一体，强调“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有才失德会导致工作方向出现问题，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有德无才，即使理想信念坚定、责任心强，能力的缺失也会导致任务难以完成。“德才兼备”无疑是选贤任能的良好标准。另一方面，加强纪律管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纪律规章制度。中国共产党通过了《惩治贪污条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党员干部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惩办了一大批不合格党员，包括黄克功、肖玉璧等革命功臣，彰显了纪律的严明，使人民群众深切的感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加信任拥护中国共产党，保证了党员干部的纯洁性。
其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出了问题，究其原因是理想信念不坚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增强了党员的党性。一方面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1941年年底，毛泽东将中央党校的校训定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在这一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踏踏实实的做群众工作，赢得人民的认同和赞誉。另一方面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其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思想斗争的重要武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曾多次进行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外国记者在书中曾写到，共产党人十分重视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使农民享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民主政治制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同志的工作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使党内同志转变了观念，纠正了过失，使真理永放光芒，党内呈现出一幅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营造了良好的党内民主氛围，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其一，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前提是要正确认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概括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的服务对象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关键所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最突出的贡献是重视党内民主建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对于开展党内民主生活，处理民主制与集中制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相关规定，强调：要对党员进行民主生活的教育，从根本上努力做到既能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又能避免极端民主化和自由放任主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使党内出现了良好政治局面。
东北大学王超[5]在2009年也进行了“新型余热回收型铝电解槽的研究”，研究对电流密度在1 A/cm2左右的电解槽侧壁安装换热器的工作条件进行测试，并且找到了熔盐的流量、换热熔盐入口温度及进出口温差、换热功率等参数之间的变化规律，对进一步开展工业级余热回收型电解槽研究及设计打下了良好基础。
此外，朱小玲教授在其著作中重点从和谐政党生态的角度出发，指出党政关系和党派关系是政治生态中最重要的关系。延安时期，边区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和谐局面有赖于中国共产党对政府民主、科学的领导。同时，通过“三三制”政权的实行，充分调动了各派政治力量参加到政治活动中来，以党际民主促进了党际和谐，从而带动了政治和谐。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集中制根本组织原则，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和培养高素质的党员干部，使党的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党风更加纯正，营造了良好的党内政治局面。
（二）建设了“政风清”的边区政府
党风建设作为有效改善党内政治生态的核心，对政风建设具有引领和推动作用。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党风建设的支撑力量。因此，保证“政风清”是有效改善政治生态的重点。朱小玲教授在书中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的政权形象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民主、廉洁。
其一，政风建设是有效改善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落户陕北后，建立了一个清正廉明的边区政府，使政府与党、群众间形成了良好的关系，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对党风、社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是政风建设的中坚力量，边区政府是严格按照民主选举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民主政府。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政权组织原则，一方面协调了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鼓励中间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参与政府工作，反映更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加强了人民群众，尤其是民主人士和中间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通过实行“三三制”政权组织原则，促进了党的民主建设，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中间人士的感情，使他们真正看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为党的进一步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这一政权组织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动员广大群众积极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真正得以实现，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
朱小玲教授在该书中用“五新”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进行了分析，包括对群众路线新的概括、群众路线内容新的发展、党群关系新的思考、群众路线和思想路线关系新的阐释、群众路线地位新的提升，史料丰富，总结准确，为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一方面党的正确领导为政府工作提供了正确方向。毫无疑问，“党风正”是有效改善政治生态的核心，以党的建设带动政府的建设，从而促进“政风清”，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党为政府工作指明方向。延安时期，党和政府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党的革命事业为中心开展工作。首先，政府工作需适应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为此政府转变了土地政策，明确规定虽没收地主财产，但是，“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之前，对地主采取的态度是坚决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以后，对于不反对抗日的地主采取联合的态度。边区政府采取“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原则，号召中间人士、民主人士参与政府工作，并为他们谋利益，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团结抗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次，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边区政府的工作亦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为此，边区政府多次颁布条例保证人民权利，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边区政府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的发展完善促进了政风建设。延安时期的边区政府是民主的政府，尤其表现在政府机构的转变优化了政府公务人员。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外人士参与到政府工作中来，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共产党员成为任意一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时，都应保证该机关有三分之二的党外人士任职，并“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这样就可以使更多的党外人士加入到政府机关中来，并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更大范围的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并且，边区政府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精简了机构，裁撤了冗员，既克服了官僚主义，节约了行政经费，使公职人员养成了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公仆意识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更好地适应了革命战争的需要以及党的需要。边区政府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府，边区政府审时度势优化了政府机构，建立了“政风清”的政府，实现了党、政府与群众间的良性互动，改善了政治生态。
“别，别，我真是被冤枉的，我到达车祸现场时你哥哥已经死了，我并不知道那是你哥哥呀。那天你也听到了，那个守公厕的老人他亲口说……”一杭还没说话，话就被打断了。
语相指的是整个书写系统，包括拼写、标点符号、段落编排等。刘世生把书写系统定义为语言的视觉中介，即标点、排版、字母和段落结构，以及诗歌中的长短行，还包括图画和图像[7]。语相跟文体有密切的联系，语相的特殊效果可以表达一些用常规的方式无法得到的意义。
（三）形成了“社风纯”的新型社会
以维护群众利益为中心的社会建设是党和政府的目标，社风纯是延安时期政治生态改善的归宿。陕甘宁边区建立之前社会秩序混乱，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人民思想意识混乱，社会治安差、动乱不安；最明显的就是存在二流子、妇女和匪毒的问题。为树立起党和政府的威信，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边区政府采取措施发展经济、民主政治等事业，极大地净化了社会环境。在这一部分，朱小玲教授采取历史情境还原的方式，带领读者回到那个时代，共同见证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步步将人民群众的力量转变成争取革命伟大胜利的最坚决地力量。
首先，铲除了匪毒。土匪和毒品是影响边区社会安定的两大隐患。延安初期，边区土匪数量多、成分复杂。不仅抢夺钱财，亦破坏边区政权机关、杀害中共领导人，破坏性极大。边区政府带领军民采取各种措施，穷追猛打，多次进行武装战役，终在1943年底铲除了土匪，为人民营造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9]291，边区鸦片种植、官员吸毒、贩毒现象严重，烟民众多。边区政府通过立法，为打击吸毒、贩毒等提供法律依据。并成立了戒毒所、研制戒毒药品，发动民众宣传戒毒，取得较好的效果，到1941年，毒品基本消除。
自抗扰控制是我国韩京清研究员提出的一种非线性控制策略[5].该技术不依赖于系统具体的数学模型，它继承了传统PID控制的优点，克服了其不足之处.同时自抗扰控制技术也体现了现代控制理论的思想，利用扩张状态观测器对系统的内部扰动和外部扰动进行估计和补偿.考虑到自抗扰控制的上述优点，同时结合单级倒立摆控制系统对控制性能的要求，本文针对存在扰动因素影响下的单级倒立摆摆角控制问题，采用自抗扰控制方法设计单级倒立摆控制器.
其次，促进了妇女的解放。中国的妇女历来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地位低下。中共历来重视妇女解放。延安时期，边区政府为妇女解放进行了不懈努力。第一，通过立法禁止包办和买卖婚姻，废除封建婚姻，为妇女的自由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第二，禁止缠足。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陋习、恶习，边区政府明令禁止缠足，并要求各地严格贯彻执行。第三，鼓励妇女劳动、学习和工作。帮助妇女实现经济上的独立，鼓励妇女参与政治。
最后，改造了“二流子”。“二流子”是影响边区社会环境的重大隐患。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鄙夷劳动、滋事闹事、刁蛮野蛮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到处招摇撞骗，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整个边区的“二流子”多达7万人，严重影响社会治安。边区政府通过劳动教育改造与强制改造的方式进行改造，对顽固分子采取强制措施。大都鼓励生产劳动，进行批评再教育，促进思想上的转变。将他们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经过边区政府的努力，改造“二流子”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净化了社会风气。
结合表3可以看出，于七律、七绝之上除高山仰止的杜甫、李白外，最为推崇的当属李商隐(七绝中与王昌龄选数差距不大，可并列)。
在解决以上三大难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着力解决了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满足了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为目标，以改善民生之基的经济问题为切入口，通过实行减租减息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切实保障了农民的利益，满足了农民最基本的需要。正如斯诺所言：共产党在西北受到群众欢迎，是因为其主张与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相类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进行经济建设，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了人民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巩固了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政权。
朱小玲教授在其著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创新研究》中用了近二十页的篇章，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创新所带来的实践效应——有效改善了政治生态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阐述，史料丰富、立意深远、富有文采，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群众路线创新的过程中用实际行动营造了党风清正、政风清明、社会风气清新的良好政治生态，凸显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创新的重要性，为更好地贯彻落实群众路线提供了些许启示与工作思路，是我们需要深入阅读学习的优秀著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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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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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
[5]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6]陈云.陈云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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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论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中图分类号] D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198（2019）03-0083-05
[收稿日期] 2019-05-15
[作者简介] 孙少寒（1995—），女，山东济南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赵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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