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科尔尼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结构的同源性_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文

拉斯·科尔尼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结构的同源性_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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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51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1)05-0019-04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小说以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之后的心理波动为核心,展示了主人公极其复杂矛盾的心路历程,从而与作者本人的思想形成呼应,两者在精神结构上呈现出同源性的特征,读者从中真切地感受到了俄国19世纪60年代社会的尖锐矛盾和罪恶、黑暗的本质。

一、自由与责任及信仰的辩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作品中主人公的真正心理问题就是对自己缺乏尊重,但是在决定我们是否有自尊的问题上,他人是起作用的,因此导致我们一边有否定我们自由的倾向,一边逃脱与之相联系的责任。但是他又认为,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属性是自由,在明确了这点并认识到这种自由有毁灭的可能时,他寻求一种与这种自由相适应的限制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品中抨击了有关人类决定论的观点以及享乐主义、功利主义。他认为,尽管我们有自由的信念,但是我们经常犯有否定我们的自由之罪,所以我们就不能自由地过着有选择的生活,正确地运用自由。既然人的困境是生来就有的,我们就应该懂得如何去生活。所以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一直在寻找一种真正的自由以满足一种自我的尊重,但是他又不断地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陷入困境。他该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呢,他将如何为自己的所谓自由付出代价呢?答案自然还是需要从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寻找。

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由地下室人推论出不自由的结果,而《罪与罚》则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让人们导出了自由所带来的恐怖结果[1]。借用小说文本中检察官彼得罗为奇的话来说《罪与罚》所展示的是一个黑暗、疯狂的当代案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时代的事件,在这个时代,人心已经变黑变脏……物质上的舒适被视作生活的唯一目的。《罪与罚》在《地下室手记》停止的地方起步,小说主人公罗季昂·罗曼洛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个23岁的穷困潦倒的大学生,他与地下室人有精神上的亲缘关系,其性格桀骜不驯,对自然和社会所树立的“墙”一直存在着反抗心理,并且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最后以杀了两个无辜的生命告终。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强调人的本质的自由性,但他并不否认自由可能引起可怕的后果。拉斯科尔尼科夫正是由于自由,采取了可怕的犯罪行为,随意地杀了两个人。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发现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杀人动机除了自由外,还另有原因,因此,通过追寻拉斯科尔尼科夫复杂的犯罪动机以及多变的精神状态,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及文本内涵。

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个拥有绝对独立意识的人,一开始出于对世界的敌意,他选择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住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整日思考关于自由的问题。他认为他和所有人都不同,厌恶他遇到的任何人,讨厌他们的脸、走路的方式。他认为需要一个目标,一个积极的生活理由,更需要行动,所以他实施了可怕的犯罪行为,杀死了那个令人厌恶、像一只无用、有害的虱子般的典当铺老太婆。然而除了追求自由,并将此付诸实际行动外,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似乎还有很多理由,比如他很贫穷,通过害命谋财来完成学业;再比如他想得到更多的钱来挽救姐姐,帮助母亲和弟弟,可是这些又偏偏都不是。

拉斯科尔尼科夫所拥有的绝对独立意识,实际上是作者赋予的,目的是让其不再成为自己的附属品,从而站在一个与自己同样的高度去完成一件也许自己想完成却没有机会也不敢去完成的事情,实施对自由最大程度上的突破,也是对他所认为的人类困境的突破。此外,除了采取所谓的“自由”行动,像地下室人一样,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权力机构面前也有一种强烈的抗辩欲望,竭力证明犯罪的合理性,这或许与新功利主义的影响有关。该理论认为,在既定的条件下,正确的行动可能导致好结果的最大化,所以拉斯科尔尼科夫选择伤害一个人来造福更多的人。在实施这次犯罪之前,拉斯科尔尼科夫曾无意听到了一个学生和一个年轻军官的对话,学生认为放高利贷老太婆十分愚蠢,活着对社会毫无价值,并且用不了多久就会老死,相反如果她死了,她的钱可以帮助许多人,因此,杀死她,拿走她的钱是为更多的人服务,为大众谋福利。显然,学生观点影响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想与行动,促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去实施犯罪。但这是否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的真正动因?要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拥有绝对独立的意识,作者本人的潜意识也不允许拉斯科尔尼科夫就这样单纯地为了钱和权力以及他人受益问题而从事犯罪活动。拉斯科尔尼科夫曾对索尼娅说:“我不会为了得到钱和权力从而让人类受益而杀人。那也是扯淡!”他犯罪的真正动机可以在他写的一篇论文中找到。在论文中他把人类分为“普通”和“非凡”两种人,认为普通人必须服从规律,非凡人是拥有说出某种新东西的天才,因而只有他们才是未来的主宰。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实施这次犯罪之前特别想知道他是否加入了这少数非凡人的群体当中,是否能够迈出这一步。但拉斯科尔尼科夫终究不是非凡人,他在行动之后有了另外一种想法,他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天才,尽管他原本以为他是,这使他感到万分地苦恼。如果拉斯科尔尼科夫真的相信其行动是正确的,他后来就能够忍受行动的结果,可是他没有,从始至终,他尚未真正发现一个令他足以为所做的任何事情辩护的“上帝或信仰”。与那些在按自己所珍视的信仰而行动时就已经打破了社会法则的人们相比,拉斯科尔尼科夫缺乏他们所具有的信念与力量。那些人有他们的信念勇气,因而他们是正确的,而拉斯科尔尼科夫认为自己没有,所以他没有权利迈出他所迈出的那一步。从这点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绝对价值的存在,他反对那种认为个人有拥有自己价值标准的道德相对主义,这就达成了拉斯科尔尼科夫论文中的哲学基础。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拉斯科尔尼科夫杀死像“虱子”一样的典当商的行动看做是一次谋杀行动,因而是绝对错误的,更不要说杀死无辜的丽莎维塔,拉斯科尔尼科夫自己都认为已经“到达了审判的时刻”。这样,面对自己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在自由的想法和自由的行为的矛盾之中,在绝对价值和道德的相对标准之间,惩罚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内心开始了,他陷入无尽的恐惧和疯狂之中,一直处于心理崩溃的边缘,他的牺牲品的血液开始在他体内嚎叫,他无法面对外界,无法面对来彼得堡探望他的母亲和妹妹,只有与索尼娅还能勉强交流。索尼娅是这部小说的英雄,也是唯一能够拯救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人,她能迅速刺穿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想,促使拉斯科尔尼科夫不得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意识到自己的荒谬,没有什么绝对的价值标准,那个典当商也就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只虱子,杀死她并不能改变什么,也得不到思想和行动上的绝对自由反而让自己陷入一种更矛盾更疯狂的状态,所以在索尼娅以及潜意识里的俄罗斯东正教的影响下,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哲学的荒谬性,决定皈依上帝,通过洗涤良心来换取新的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反复地追问: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我们是否需要信仰以及需要什么样的信仰?顺着这种追问来反观索尼娅,便可发现她是一个真正虔诚的教徒。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索尼娅告诉我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问题已经脱离了上帝,所以他要让拉斯科尔尼科夫忏悔,通过他自己内心的真正忏悔,来达到一种更能说服所有人的效果,并彰显这样的真理:我们存有这样一个上帝,它赋予我们绝对的价值标准去遵循、去生存。在此,作者显然批判了无神论思想,在他看来,那些抛弃了上帝和宗教的绝对价值的人是危险的。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我们应该有自己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行为,有自己绝对的价值标准,但是在这种自己绝对的价值标准基础上,我们应该有一个拥有更为绝对价值的上帝,这样在承受了错误地运用了自由的后果之后,我们还能有逐渐获得新生的机会。作者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独立意识,最想表达的就是除去那些不能运用的自由之外,我们如何正确地运用自由。

二、犯罪、惩罚与赎救

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内心的自我搏斗,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认真探讨犯罪、惩罚与赎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拉斯科尔尼科夫选择了自由的行动,并为其自由的思想和行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受到了精神上不停的折磨,最终只得选择上帝,通过皈依上帝来实现精神安宁。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艰难痛苦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是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与周围人物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互动展示其内心极其曲折复杂的运行轨迹,这实际上也是作者本人内心的真实写照。

对拉斯科尔尼科夫思想变化起直接作用的是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其亲人和朋友的影响。他最终做出自首的决定,与他身边那些可敬的人物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母亲,姐姐,朋友拉祖米欣以及穷困的马尔梅拉多夫一家,尤其是索尼娅·马尔梅拉多夫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不惜牺牲自己的行为,使他深受感动,他决心赎罪受苦,并要求索尼娅跟随他一起去西伯利亚,索尼娅同意和他一道去赎罪。索尼娅的不幸遭遇也让我们从侧面了解到当时沙皇俄国的黑暗与不公,不仅是拉斯科尔尼科夫,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普通百姓,都对现实不满,渴望改变生活状况、挣脱黑暗的牢笼。但到底如何改变怎样挣脱呢?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行动与努力证明已经失败了,那么他该怎么办呢,那些和他一样处境相同的普通百姓该怎么办呢,作者又该怎么办呢?先让我们看看索尼娅,看看她是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危机的。她认为人类是需要互相帮助:“没有他人,完全没有他人,你怎么能够生活?”[2]489但索尼娅认为人类更需要上帝,作为虔诚的教徒,她这样反问自己:“没有上帝,我算什么?”[2]383正是出于对上帝的信任,她认为谋杀是错误的,在她看来,拉斯科尔尼科夫已经偏离了上帝。拉斯科尔尼科夫原先并不认为自己的杀人是犯罪行为,他只是受不了杀人之后的那种孤独感和精神折磨而已,这种行为也许是突破了生活对自由的限制。但是在索尼娅看来,拉斯科尔尼科夫之所以获得了自由还感到痛苦,是因为他的内心完全脱离了上帝。索尼娅的观点其实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作者通过索尼娅想告诉读者: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无论我们做出了怎样的行为,自由也好不自由也罢,只要这种行为在上帝怜悯的范围内,我们就会获得最终的救赎。小说结尾,拉斯科尔尼科夫被索尼娅的爱所挽救,他接受了她提供给他的重生的机会,但这个过程却十分痛苦,当索尼娅给他读拉萨路的故事时,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内心在剧烈挣扎着,因为他的想法、他的骄傲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最终拉斯科尔尼科夫还是认识到这是上帝提供给他以及所有的在那个环境下的人走向未来生活的唯一希望。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认识到了上帝的价值,甚至具有了信仰上帝的可能性。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安排的精神苦役,即使在苦役中死去,能使其灵魂在基督的爱里获得救赎也是值得的,这或许是作者自己想表达的对生命的意义的渴求吧。

就作者的创作动机而言,小说文本离不开社会语境的影响与制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立足于俄国社会现实,其作品往往针对社会的黑暗罪恶而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浓郁的人道主义思想,他的作品充斥着对黑暗与罪恶的控诉,对贫穷和苦难者的同情。他让读者通过自己的笔了解到彼得堡的穷人处于怎样一种赤贫状态。像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索尼娅的父亲是一个落魄的低等文官,又有酗酒的恶习,无法养活全家,再加上神经质的继母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弟妹,为了维持全家的生计,索尼娅不得不去卖淫,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心酸的现实!还有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他也缺吃少穿,连学都上不起,为了躲避房东太太的逼债,整天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走。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拉斯科尔尼科夫漫无目的的行走,让读者通过他的视角看到了俄国社会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的恶劣生存处境。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展现的俄国社会的苦难惊心动魄,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下层民众的苦难让作者刻骨铭心,作者已经和他作品中的人物融为一体,同他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患难,在作者看来,越是无穷无尽的生活苦难,越是没日没夜的放纵,越是想着能有一个缺口去奔向真正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要经受重重折磨和考验,一方面是堕落和耻辱,另一方面却是对堕落和耻辱的自觉意识,而越是意识到自己这种耻辱,就越是更深地把自己往这种痛苦里推;一方面痛哭流涕,真诚忏悔,另一方面却又恶习难改。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失败了,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只有等待精神上圣洁的索尼娅来告诉他皈依上帝,他才得到救赎,这是他唯一的出路。这也可以看做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现实的无能为力,他曾经努力尝试过各种方法,但都失败了,最后只好回归上帝那里,完成精神的救赎。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包含着“心理学洞识”的社会小说。由于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心理斗争复杂,有着和主人公一样痛苦的凤凰涅槃的经历,所以形成了独特的“复调小说”格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常常将他自己哲学思想及立场分裂成一系列独立的、相互对立的哲学立场,并同主人公辩论,向主人公学习,和主人公站在同样的高度,试图建立一个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主人公的思想是独立的,不再作为作者创作的客体,而是和作者一样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观念看法,主人公的话语拥有着完整的直接的含义,召唤着最直接的回答。比如在《罪与罚》中,作者就一直在试图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自己提出问题:什么是生活?怎样去生活?然后又赋予了主人公独立意识,让其自己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和生活的缺口。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和主人公一起矛盾痛苦,一起努力自救,最终一起获得精神的涅槃,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皈依上帝,付出了自由的代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内在特征,在创作的一开始他就创造了最自由的人物形象,寄托了自己自由寻找生活出路的梦想,这些自由的主人公同作者站在一起,不与他妥协甚至反抗他,但是他却在与主人公斗争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发泄般的快意和解脱的快乐。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体现了自己的人文价值,也体现了主人公的人本思想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共同完成了一场灵魂的救赎,一段对上帝皈依的历程。这是一次对俄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抗,也是自己内心的痛苦的裂变过程,在此过程中,有痛,有泪,也有释然和升华,他们相扶相依地走过了一段最难忘的岁月,这背后则体现了俄国人民最沉重的苦难意识和最伟大的人文主义情怀以及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结语

作为19世纪俄国最负盛名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在戏剧性的情节中展示人物复杂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人物性格善恶交错,处处散发出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辉,再加上深入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时间空间化的写作技巧,这些对同辈乃至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早期的《双重人格》和《地下室手记》到《罪与罚》,再到后来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着重探讨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人类的困境;其二是处在困境中的人类该如何去寻找出路。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唤醒沉睡中的人们,因为他们正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濒临深渊,他向误入歧途的人们指明,他们的路不会有好下场,他向绝望的人们指出,必须走那条解放的路。他同他们一起分担罪责,教育他们如何承担罪过,他向他们说明,黑暗中有光明的可能,也有光明的现实。他对他们说,你们和我,我们一起感受到深渊,但我们存在着,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处境黑暗,但我们有生命,我们能看见阳光,即使见不到它,但我们终究知道有它。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俄国乃至人类的贡献。

收稿日期:201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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