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天罡[1]2002年在《邓小平理论体系再研究》文中指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关键在于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世情国情出发，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地研究并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进而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 当前学术界研究邓小平理论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仍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通过考察邓小平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过程，从一般理论体系存在的普遍形式入手，进一步明确了邓小平理论的逻辑线索和结构，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对邓小平理论体系做了四个层面的概括和划分：一是本体论，体现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主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二是方法论，体现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主要回答“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叁是实践论，体现实验的手段和过程，主要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四是价值论，体现研究的目的和结论，主要回答“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李红喜[2]2014年在《十年来国内邓小平理论研究述评》文中认为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十年来,理论界、学术界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邓小平关于改革和发展、小康社会、共同富裕、对外开放、国际战略、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同时,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联系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加以改进和提高。
郑云天[3]2014年在《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体系探析》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命题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学”再度升温成为国外学界的热门领域，由此推动国外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不断趋于成熟，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也随之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因此本文将以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研究的学术话语作为分析对象进行解构，目的是把复杂矛盾的、零星碎片化的国外学术话语进行归纳、梳理和分析。从概念看，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体系是指，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涵盖的各类理论及现实问题所进行的内在认知与外在阐释的一种总体性框架结构。从演进过程看，这一体系的发展主要受一系列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在苏东剧变、拉美模式的困境、“华盛顿共识”神话破灭、东亚模式的成功与转折、欧美发达国家陷入发展困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迅速崛起等动因的助推下，出现了“国外汉学”、“中国转型”、“中国发展”、“中国崛起”和话语体系基本形成等几个历史阶段。从主要内容看，这一体系包括立场、视角、观点和方法四个方面。其中，基本立场包括悲观主义、乐观主义和相对中立；研究视角囊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性质、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主要观点涵盖经济现代化与改革转型、政治民主化与执政党建设、文化多元化与社会发展、全球影响力与国际形象；分析方法例如文献资料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社会调研与案例分析法、定量及模型分析法等。此外，这一体系具有以下特征：独立研究与利益诉求交织、中国国内现状与国际环境双重影响、学术话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涉猎领域与视角复杂多样等。同时运用SWOT分析法，可以通过视角转换，进一步探究其内在的优势与劣势、外在的机遇和挑战。经过对国外话语体系的解析，并将国内与国外研究进行深度对比后发现，国内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情形是彼此疏离，针锋相对，另一种是积极互动并建立共识。无论是借鉴还是批判国外研究话语，其核心目的是最终形成真正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风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拓展深层次、宽领域和多维度的立体化研究；推动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走出去”。
姜洁晶[4]2010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在党的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一任务。近年来,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断深入,已取得重大进展,但是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专题研究较少。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在理论方面,它不但是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需要,而且有利于促进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在实践方面,它是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迫切要求,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就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积极践行,切实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特指和泛指两个层面的含义,特指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泛指则为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大众化。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传导者、信息、媒介、受众四个要素相互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运行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根本点,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应当相互促进、相互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推进的历程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叁个时期,毛泽东和艾思奇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这几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继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带来了严峻挑战,使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更为迫切。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必由之路,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现实需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进展情况与成效不仅仅取决于这项工作本身,还受其他条件和因素的影响。辩证地分析这些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有助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有效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吸引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意识形态工作取得的成就、党在马克思大众化进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利条件。价值多元化的冲击、信息化带来的挑战、宣传普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与党风方面的问题、不良学风的干扰是其制约因素。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当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针对制约因素制定有效对策,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时代性、实践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特证,决定了这项工作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和不懈的探索。在实际工作中,应当以合力论、灌输论、受众理论和群众路线理论为理论指导和理论借鉴。具体而言,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中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第二,要正确理解“灌输”,坚持“灌输”的理念,改进灌输的方法。改进灌输的方法一是要研究受众,既要扩大受众范围又要突出重点人群,尊重受众地位和差异性;二是要创新手段,注重理论表述的通俗化,实现宣传教育形式的创新和多样化,实现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并综合运用多种传播媒介;叁是要拓展平台,加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社区教育平台建设。第叁,从路线、机制、人才方面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有力的保障,要坚持群众路线,建立健全责任机制、长效宣传教育机制、激励机制、督评机制和反馈机制,培养一支相对稳定的专业队伍。第四,关注现实问题,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通过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来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取得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应继续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手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
周龙燕[5]2010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研究综述》文中指出近年来,国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再研究在方方面面展开。文章对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再研究成果作一梳理,勾勒其研究概况,总结其研究特点,综述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指出其不足之处和应该加强的地方,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再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朱力[6]2013年在《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性话语及建设性思维》文中研究说明建设性思维具有丰富的内涵。建设性思维是一种综合性的思维：它以“批判性思维”为前提，以“实践性思维”为基地，以“创新性思维”为指向。它是此“叁大思维”的多面性综合，但又不是这“叁大思维”的简单迭加。本文将主要从叁个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者邓小平，以邓小平理论为一般理论形态，以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特定理论形态，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合乎逻辑地独创性地展开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建设性话语，从总体上开创了其建设性思维，并尽可能地扩展开来。这部分主要从“社会发展动力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二部分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者、发展者江泽民，以“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一般理论形态，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特定理论形态，全面丰富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建设性话语，同时将其建设性思维贯穿到不断提炼出来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中。这部分主要从“第一要务论”、“人的全面发展论”以及“基本发展战略论”等叁个方面分析。第叁部分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后续继承者、发展者胡锦涛、习近平，以科学发展观为一般理论形态，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为特定理论形态，将建设性话语及建设性思维，在更加广泛的话语领域中、更加深深刻的思维层次上，应用、普及、示范了开来。这部分主要从“以人为本论”、“和谐社会论”、“和谐价值体系论”以及“文化发展繁荣论”等四个方面展开讨论。本文试图通过建设性话语及建设性的思维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性话语及建设性思维。
杨兴林[7]2009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个概念不能等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包括传播、接受层面的大众化,也包括创新、发展层面的大众化。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排除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干扰;要坚定不移地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的源头活水。
冯俊海[8]2014年在《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报告中,呼吁要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增强全社会公民的法治观念,并正式确立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将法治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党对于法治建设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对法治建设重视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依法治国思想。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之初的两叁年,在苏东剧变等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作为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励精图治带领中国克服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坚定的走依法治国之路。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国际背景和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期的国内背景下,深入研究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梳理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方针,不仅对中国法治及时对法律全球化作出准确回应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而且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最终实现包含中国“法治梦”在内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对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渊源、形成与发展、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及其意义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形成系统、辩证而客观的认识,以总结和提升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并提炼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国家富强有益的理论参考。本文除引言与结语外,分五部分对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分析法治的基本理论。本部分首先从语义学角度对国外法治和国内法治进行比较分析并总结归纳出语义学角度国内外法治概念的一致性;然后从法治主体和客体的角度,提出法治的主体是人,而法治的客体就是法律对除了人以外的统治对象,包括国家、社会、政党等一系列社会的客观存在;进而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法治的萌芽、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进行系统梳理的同时,对法律的原则进行了分析论述;通过对法治基本理论的梳理,有利于更清晰地认清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而不是一种理论或一条主线能够解释的。第二部分,研究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渊源。从历史上来看,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来源丰富,主要包括马恩经典作家的法治思想中的关于法治哲学基础和法律联系实际的论述,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宪法和宪政的思想,邓小平关于法治建设的基本观点、法制建设与改革实践的关系、法制建设与我国国情的关系,我国传统法治思想中德主刑辅的儒家思想、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等法治理论。法治作为人类文明共同的发展成果,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在分析批判其形成语境及局限所在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资本主义法治理论中有益成分。第叁部分,探讨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法治思想的冲击下,我国发起大规模的法律改革并实现了对西方法律思想的超越;政治生活中的词语“法制”嬗变到“法治”,法治的现代化观念进入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此前的政治环境和苏联解释马克思主义法律理念的不利影响逐渐消退,法治思想逐渐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叁代领导集体在贯彻邓小平理论的同时,十分重视和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而提出了依法治国思想,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并论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第四部分,阐述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采用的是人治的方法。人治的方法存在诸多的局限性,早已落后于时代。法治是近代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不仅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同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加强立法、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司法改革和法德并举是依法治国的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首先,必须从法律的根源即立法上来加强依法治国,而立法的关键是制定出可以获得大多数人认可和遵守的良法。其次,法律的执行问题,在法治建设中占据领导地位的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和最大的法律执行主体政府的依法行政能力就尤为重要。再次,人的局限性与存在受到权力诱惑的可能性,决定了必须加强监督,而最好的监督来自于独立的司法。同时,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不仅摈弃了人治的局限性、强调了法治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实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并重,实现了两者的互补和融合。第五部分,探讨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评价及其影响。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应用的成果,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作为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种认识,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结合,做到了认识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是尝试共产主义目标、自由市场经济和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的结合;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主要“承”于邓小平的法治观,“传”予胡锦涛的依法治国理论,确保了法治思想在党内的发展和继承。更重要的是,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奠定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成为习近平法治中国思想的理论依据,被习近平法治中国思想所丰富和升华,并将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发挥巨大的影响作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在依法治国方面实现了一系列认识上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继承和发展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将取得成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中国梦”也一定能够实现。
赵文清[9]2011年在《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来,学术界就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热潮,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就侧重对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展开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第一章:导论。主要包括选题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二章: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涵。先对有关概念进行界定和解析,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和大众化,然后重点分析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第叁章: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论述其必要性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理论品质发展的需要,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大众的需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等四个方面展开。在论述其可能性时,侧重点在首先从政治角度展开,其次是理论界的重视,最后就是从社会需求方面看,其存在巨大潜在需要。第四章: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原则。作为一项复杂工程总体上要遵循的原则是:方向性、民本性、渐进性。第五章: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机制。这一章主要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组成方式,作用方式和各内在联系方面论述,分析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其运行规律。第六章: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方法。本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1.方法运用的原则。2.大众化的具体方法,其中方法的研究和选择注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展开,体现其现实性和实用性。第七章: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检验标准,在论述检验标准时,重点首先放在大众的思维是否有了转变,是否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思考问题和从事实践,其次是是否给大众带来了福祉。结尾部分希望大众能真正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更成功地改造世界,同时在大众推进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这一新的实践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输入新鲜血液,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
曹杰仁[10]2011年在《新时期加强农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我党在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农村大众化即是要大力加强农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新形势下提升农民群众综合素质、坚定农民群众社会主义思想信仰、团结广大农民积极应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等,都使得加强农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更加具有必要性。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加快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策以及农民自身文化素质及实践能力的提高等,都使得加强农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更加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党的叁代领导集体关于进行农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探索为推进当前马克思主义在农村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可资借鉴的科学方法。新时期加强农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引导农民更加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导农民更加充分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路线和积极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农村社会思潮等。当前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出现了一些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当加大惠农力度并且努力帮助农民群众提高综合素质、加强学科建设并且积极培养深入农村基层的理论科研队伍、关注民生倾听民意并且改进宣传方式和创新教学方法以及大力加快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强理论学习氛围。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理论体系再研究[D]. 于天罡. 东北师范大学. 2002
[2]. 十年来国内邓小平理论研究述评[J]. 李红喜. 党的文献. 2014
[3]. 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体系探析[D]. 郑云天. 清华大学. 2014
[4].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 姜洁晶.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研究综述[J]. 周龙燕.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0
[6].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性话语及建设性思维[D]. 朱力.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7].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再研究[J]. 杨兴林. 学习论坛. 2009
[8]. 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研究[D]. 冯俊海.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4
[9]. 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D]. 赵文清. 湖南工业大学. 2011
[10]. 新时期加强农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D]. 曹杰仁. 福建农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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