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差距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差距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及其中所蕴含的不合理因素，愈来愈成为
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对此所作的统计分析和学术观点却大有分歧。
收入分配的差距是一种社会存在，是客观现实。虽然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
们对贫富分化的敏感度已有所下降，心理承受能力有所增强，但无论如何，社会
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毕竟是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基本因素，这是各国政治发展的基
本经验，我国必须防患于未然。
一、现状：贫富分化与平均主义畸形并存
改革开放后，基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我国个人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
日趋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３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结果表明，１０％
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与１０％最低收入户的差距由１９９３年的３．６倍扩大到
１９９４年的３．９倍。又据北京市统计局１９９４年对１０００户居民的调查
显示，以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五等分法计，高收入达６０２４元，低收入是
１９３１元，两者相差３．１倍，差距较上年扩大３０．６％。另有调查显示，
１９９３年全国２％强的个人高收入者的储蓄达全国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总额的３
这些数据应当说还是比较保守的，从人们日常生活的感觉中，情况可能比这
更严重。因为一些高收入者的不正当收入（受贿、贪污、公款消费等）、灰色收
入、第二职业收入以及实物收入（住房、汽车、电话等）是很难反映在调查之中
的。也有些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收入的悬殊程度已超过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无
论怎样，贫富分化的加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否使用“两极分化”这个词。
但另一方面，平均主义依然相当广泛地存在。改革开放后收入结构（分配结
构）的一个特点是贫富分化与平均主义并存的畸形状态，通常是有些群体间（特
别是行业间）分配是两极化趋势，而有些群体间（特别是某些行业内部）则仍然
是“大锅饭”和平均主义。这种局面主要形成于三个因素：①工资更趋平均。以
１９８５年工资改革为例，改革前与改革后情况如上表。②奖金平均发放或基本
平均发放。③福利津贴平均发放（价补、车贴、书报费等等），使收入更超平均。
１９８５改革前 １９８５改革后
助教与教授
１∶４．１ １∶２．１
实习研究员与研究员
１∶３．０ １∶２．０
医生与主任医生
１∶３．０ １∶２．２
办事员与局长 １∶３．１ １∶１．６
总之，平均主义在一些行业中非但未打破，反而愈演愈烈。同时某些行业间
的收入分配悬殊，使中国当前的分配状态极不正常，陷入收入分配的“二律背反
”的困境。
二、如何看待收入差距的问题
对收入差距本身，不应简单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是要具体分析。这里试从三
个层面建构一种分析的框架：
分析之一：合理差距与不合理差距
一定的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可以被接受的，关键是差距的形成原因和结果是
否合理。让一部分人先富也是对的，问题是让什么人先富。目前的收入差距与社
会分配不公联系在一起，因而显得不合理、不正常，不能为社会所认同。如体脑
倒挂、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投机暴富等等。改革开放后让一部分人先富政策的
基本目的是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然
而，目前靠诚实劳动致富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按劳分配的目标并未实现，由此形
成的分配差距当然就成了问题，所以也就失去了合理性。同时，由于按劳分配未
能落实，合理收入差距也就无法形成，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也就不能从根本上
破除。可见让一部分人先富政策的基本目的一个也没有达到。因此，可以说这项
政策在执行中是失败的，并对社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合理的收入差距
没有拉开，而不合理的收入差距相当悬殊，导致社会心理失衡，失范行为剧增。
例如政府高级官员的合法收入还不如很多普通的公司职员，甚至难以维持体面的
生活，因而利用职权牟取非法收入的行为就逐渐滋长，造成腐败现象猖獗，并进
一步加剧了不合理收入的差距，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分析之二：高起点差距与低起点差距
收入差距的起点不同，对社会心理和稳定的影响也就不同。例如，同样是１
００倍的收入差距，月收入１万元与１００万元，同月收入１００元与１万元相
比，意义是大不相同的。虽然差距相同，但前者低收入者可以保持小康生活水平
，而高收入者（１００万元）就其消费水平看，过高的收入不具有实质意义，１
万元与１００万元的差别对实际生活的影响不大。相反，月收入１００元则不足
以维持基本生活，１００元与１万元的差别犹如天壤之别。因此，高起点的收入
差距对个人生活的实际效用影响较少，较能为社会容忍和接受；而低起点的收入
差距对居民生活会产生实质影响，难以为社会接受。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属低起
点的差距，因此差距越大，危害也越大（西方则属高起点差距，因此不应把中国
与西方的收入差距作简单类比）。法国民主主义思想家卢梭说，平等不是指权力
与财富的程度应当绝对相等，而是说，“就财富而言，没有一个公民富得足以购
买另一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身”（《社会契约论》，第６９—
７０页）。而目前中国的情况是，有些人穷得只好靠出卖自身。据国家统计局和
世界银行的测算，目前我国农村至少还有８５００万贫困人口年收入低于３００
元而不得温饱。
分析之三：可比差距与不可比差距
分配差距既是物质上的差距，也伴随着心理的失衡。在物质上和心理上，有
的差距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如同一社区中的差距；而有的差距不太具有可比性，
如偏僻落后的农村地区与经济特区的差距。经济特区月收入１０００元与偏僻山
区月收入１００元的效用不能从货币数量本身来判断，因而不应简单加以收入数
量上的类比。即使一些人收入很低，但如果周围人们都差不多，心理也较能承受
。因此，收入的可比性主要是与生活在自己周围的人的比较。人们的生活与交往
越密切，收入可比性就越强。反之，人们的生活和交往越疏远，不可比性就越强
。可比差距越大，物质生活的差距也相对较大，心理失衡的程度也相对严重。所
以，对于同一城乡社区的收入差距尤要加以限制，而对相距遥远的不同地域间的
收入差距，则可区别对待，具体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合理的差距是正常的，可被接受的，因此
应正确对待；第二，高起点差距和不可比差距虽不应过于悬殊，但基本是可以容
忍的，对社会实际危害较小，因此可适度调整，逐步解决；第三，不合理差距以
及低起点差距和可比差距无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会造成社会成员的紧张和失衡
，容易引发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努力缩小。
发展政治学家Ｌ·派伊指出，发展中国家政治社会不发达和不稳定的根源在
于存在各种危机，其中之一就是“分配危机”（《政治发展的诸方面》）。而不
合理差距、低起点差距和可比性差距所导致的后果正是分配危机，特别是三者同
时存在，就极易发生“共振”。当前中国已接近共振的临界点，再也不能视而不
三、解决分配危机的办法
解决收入分配中不合理状况及两极化状况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从根本上讲
，是应当真正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使劳动致富、多劳多得成为社会收入分配的
主旋律，这是治本的办法。在治本的前提下，治标也是不应忽视的，这里着重谈
第一，强化累进税制并严格收税制度。
西方国家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方式是实行累进税。传统社会主义虽不实行累
进税，但靠国家控制工资水平，也使收入的差距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改革开放后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国家对工资的控制大大松动，并且工资在收入中所
占份额也愈来愈小，非工资收入（无论合法的、不合法的、半合法的）增多，使
收入的差距难由调控工资本身来限制。而另一方面在税收上又采取一贯的累退税
制（包括目前所实行的增值税在内的中国税制大部分是累退的），就加剧了收入
分配的两极化。因此，目前应强化累进税制，如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要加强。
并要严格收税的执行体系，严防偷税漏税现象。
第二，个人收入规范化、明晰化。
目前个体总收入来源过于庞杂，细分有十几种之多，包括货币收入与实物收
入，单位内收入与单位外收入，正当收入与不正当收入，工资奖金和福利性收入
等等。一个人的实际收入究竟是多少，从工资单上难以反映出来，造成收入的透
明度极低，这样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也就不能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而要解决
这个问题，需多方面的举措，包括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
展开等，难度很大。实际上，造成目前收入分配中两极分化趋势的原因，主要不
在于单位内的正当工资收入，而在于资本收益、不正当不合法的收入以及第二职
业等收入的不断增加，而这些与逃税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使个人收入明晰化、
货币化、规范化、制度化，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第三，增加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提供更多的公共品。
维护一定的社会公正必须靠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通过转移支付来缩
小收入差距。无论人们对公正有何理解（如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等人的不同
论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不可能没有收入差距，也不能使收入分配差距
过大，使富人买得起穷人，使穷人不得不出卖自己。因此，机会均等固然有合理
的因素，一定程度的结果均等也不能完全忽视。这就需要建立社会福利和公益事
业，目前除了社会保障体系外，教育、卫生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尤要予以更
多的关注。例如，改革开放后教育经费呈递减趋势，就近年而言，我国财政性教
育经费支出占ＧＮＰ的比例，１９９１年为３．０％，１９９２年为２．９４％
，１９９３年为２．７６％，这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６．２％的平均水平，而
且也不及发展中国家４．０％的平均水平。我国在改革开放前较为贫穷落后的条
件下都可以基本实现全民义务教育，使贫穷的孩子能够上得起学，而在物质财富
大大增加的今天，却使一些人因贫困而失学，这难道不值得深刻反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