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文本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文本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兴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图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此情况下，理性辨识文本研究中的一些争论问题，处理好文本研究与其他研究方式和进路的相互关系，不仅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文本研究，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略陈管见，请方家指教。
一、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兴起和争论
近年来，围绕着“重读马克思”的话题，学术界兴起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热”。应该承认，这种研究的兴起并非无的放矢。
首先，它与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出版有密切的关系。MEGA[2]不仅提供了大量以前没有见到的文献资料，而且通过考证发现，过去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MEW)、俄文版和中文版的文献有误收，即把不是马克思的著述当成了马克思的作品。MEGA[2]所做的辨别真伪的工作，特别是其附属资料卷所提供的大量新文献，为马克思研究开拓了新的学术空间，是文本研究兴起的资源背景。
其次，文本研究中提出的“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虽然受到不少人的误解和批评，但我认为应该持“同情理解”的态度。因为他们所说的“回到马克思”，是指要超越以往对马克思的误读和曲解，通过重新解读，“回到”在历史演进中(特别是在后来的解释中)被“遮蔽”的马克思真精神上，而不是要“回到”马克思的一切现成结论上。
第三，文本研究中，有的学者提出要“回到学术层面”进行探讨，鉴于以往政治性考量过分强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这种主张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文本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争论，因此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从对象来看，文本研究就是人们以前所说的原著选读。①在这一点上我赞同鲁克俭的看法，即文本研究虽然是一个新提法，但并不是什么新事物。②
很多人都以为我喜欢批评文本研究，其实我自己就是文本研究的倡导者和力行者，我自认为是对文本研究持“同情理解”态度的学者之一，我对文本研究的批评是以尊重为前提的。在与鲁克俭的对话中，我把自己对文本研究的批评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有的学者声称他们的文本研究是以马克思的“原始文本”为依据的，我认为这是夸大其辞。什么是“原始文本”？据我理解只能是马克思的原始手稿，而这些手稿我国收藏的据说只有几封就其内容来说不很重要甚至很不重要的书信，既然我们并未掌握所谓“原始文本”，谈何以此为依据来进行研究？第二，“回到文本”也是一个不确切的提法。“回到马克思”这个提法，在恰当理解的意义上还有其合理性，但“回到文本”却是不通的表述。因为文本是我们面对的对象，它们自从被创作出来以后就一直在那里(遗失的除外)，并不需要我们去“回到”，只需要去“面对”。第三，所谓“文本学派”这个标签更不能成立。因为马克思的文本是所有研究者的公共资源，我也赞同聂锦芳的一个看法，即文本是马克思研究的永恒性基础。但是学派之为学派，必须有与其他学术共同体不同而为自己所特有的研究纲领、基本预设和基本方法，怎么能把作为公共资源的“文本”拿来作为自己学派特有的标签呢？③
我自认为这些批评是理性的，也是有道理的。还有些批评带有非理性色彩，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以聂锦芳和鲁克俭对张一兵的批评及张一兵的回应为例：聂锦芳的批评，参见《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鲁克俭的批评，参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和2007年第3期。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第二版“作者的话”中，针对他们的批评作了如下回应：
还有极个别的人，在没拥有任何真正意义的文本解读成果的情况下，却大谈文本学研究的方法；在自己并不能直接通过原文通晓文本内容的情况下，却批评他人对MEGA版文献的完整利用，甚至荒唐地在他自己根本从未涉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中武断地批评他人；手中没有任何原文手稿，竟然要在二手文献上做所谓版本考证，甚至荒唐地将版本考证之类的文献学研究误认为解释学语境中的文本学。(下面还有脚注说：“我是想让国内学者了解到，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和版本研究的科学样式。一个根本没有直接面对文本原文手稿，并通过文字识别和考证的所谓版本研究，只能是通过他人二手资料的汇编而制造的伪科学而已。就我个人而言，我早就自觉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具备文献学和版本考证的基本资格，所以才转向解释学意义上的文本学研究。而且我认为，就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条件而言，这一科学领域的真正开辟可能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④
紧接着的一段话是针对鲁克俭的，用辞更加尖刻：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理论动向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方法和立场简单地成为一些人的膜拜对象，而西方马克思学文献研究中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许多错误观点被当作是“新成果”，无批判无分析地推销到国内学术界来。令人痛心的是，这些问题都发生在一些青年学者身上。我倒真的不是因为他们直接批评了我的书和研究而发此议论，我从来都是真心地欢迎各种学术批评，但也绝不能纵容那种强暴式的不负责任的恣意谩骂。我以为，在21世纪的中国学术界，这种可悲的不良学风真可以休矣！其实，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中青年理论工作者都已经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都只能在某一学科领域中持有相对合理的理论解释，因此大家都需要相互平等地交流和商榷，其目的是共同创造一种更加宽松、和谐的理论学术环境，以期共同创造民族精神和文化再腾飞的明天。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要读懂《回到马克思》中已经表明的基本理论逻辑，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还有脚注说：“最近，个别论者在对我的《回到马克思》一书进行的长达数万言的批判性解读中，唯一的肯定性参照只是西方马克思文献学的所谓‘最新成果’，所以，他对我的批判，只是依循一些外在的文献数据指认出《回到马克思》一书的许多‘过时’之处。其实，这是典型的无思考主体的他性镜像。正因为自己没有独立的思考，他就不得不在自己的论说中依存于他者的理论逻辑和外部权威。而《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原创性的学术思想，恰恰会被认定为思辨玄学而遭到否定和贬斥。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笑话，在2006年秋天我们主办的第一届‘当代资本主义国际研讨会’(中国常熟)上，遇到上述这位论者在国外访学时的老师——英国著名马克思学文献专家卡弗教授。一天晚上，在我们与英国学者的酒会上，当时有人提到上述这位对《回到马克思》的‘批判’，卡弗教授在表示了他不想介入这场‘战争’之后，当着六位英国学者的面对我说：‘你是一位原创性的学者，而他不是’。显然，他也知道自己学生所具有的他性话语。”]⑤
我认为，把文献学事实的新旧当作思想解读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标尺，是错误的甚至是疯狂的，思想史没有对这种批评提供支持。所以张一兵的反批评，排除其中情绪化和侮辱性的言辞，仅就其合理的答辩部分而言，我是赞成的。
现在的文本研究，取得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聂锦芳的新著《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也有些忧虑。如前所述，文本是公共资源，每个马克思的研究者都在做文本研究，或至少有一部分工作是做文本研究，把文本研究变成一些人的专业，本身就是很荒唐的事情。迄今为止，呼吁文本研究所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唤起了人们“重读马克思”的兴趣与热情，但取得的真正重要的学术成果还是非常有限的，真是“任重而道远”。拿版本考证来说，有谁做出了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新发现？不过是二手材料的译介和汇编而已。文本研究也好，马克思学也罢，我以为中国学者真正有可能做出开创性贡献的还是在文本解读方面，而理论问题是其最终的归宿点。当前尤其需要明确研究重点，避免在非中国学者所长或因条件限制而无能为力的文献考证方面浪费精力、劳而无功。当然，我并不否认充分借鉴和利用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新成果的必要性。
首先，过于倚重MEGA[2]不现实。我以为不能以MEGA[2]和版本研究的新成果，完全否定以前的解读方式及其结论的有效性(被证伪的部分除外)。一来MEGA[2]与原来的版本特别是国际版(MEW)比较，除了没有定论的手稿和原来未曾收录的笔记和读书批注以外，差别并不是那么大。何况MEGA[2]还有半数以上没有出版(55/114卷)，研究者不能等，也等不起。我甚至悲观地估计，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否见到MEGA[2]出齐，也是个未知数。须知德国人编历史考证版是极端认真和严格的。2009年9月，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几个历史考证版编辑成员来北大开会时介绍说，《康德全集》从1900年启动，编了一个世纪还没有最终编定，现在有些卷又在重编或者增补；《莱布尼茨全集》从1907年正式启动，计划出版120多卷，最终完成时间为2055年。按照这个节奏，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乐观地估计，MEGA[2]大概也要到2075年(从1975年出第一卷算起)才能完成，那时我们还能看到吗？所以我觉得必须正视种种限制，量力而行，不要说大话。二来版本研究的新成果是需要鉴别的，并非可以拿来就用。现在有争议的版本问题主要集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及其手稿。我的基本判断是：即使MEGA[2]编出更接近马克思原始手稿面貌的文本，也只是为我们的解读提供了更可信的文本依据和解读对象，它们本身并不能构成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重大改写，真正有可能构成对马克思思想解读重大改写的还是解读者自己独到“眼光”或问题意识，以及这种问题意识与文本“化合”所形成的新解读成果。
其次，正确认识以前研究方式存在的问题。以前马克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不从文本出发，而是观念先行，从教科书出发。试问有几个研究者认真通读过哪怕是中文版《全集》？“有的马克思研究者仅仅凭借教科书中的几条引文，就滋滋润润地混了一辈子。”(邹诗鹏语)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其实只要把《全集》真正读通，教科书的小儿科状态一目了然。二来研究者水平太低，缺乏眼光，也不能按照学术规范来进行研究，当然还有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制约。比较一下，卢卡奇在写作《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包括《手稿》和《形态》在内的文献，但其所达到的理解水平和思想深度，岂是苏联教科书所可比拟的？日本学者三木清在上世纪20年代末，仅仅凭借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⑥所达到的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水准，又岂是手中掌握了这个版本却受到教条主义禁锢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所可比拟的？⑦所以我认为，仅仅凭借MEGA[2]和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在细节上改写马克思思想史是可能的，但要构成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整体性重大改写则不可能。
再次，正确对待国外马克思学，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随着文本研究的兴起，国外马克思学也重新受到关注乃至推崇。有的学者过分夸大国外马克思学的价值而贬低国外马克思主义，这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可以提这样一个问题：假如马克思活到今天，他会选择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向，还是选择国外马克思学的研究路向？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很明显，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更像马克思那样在做研究，他们并不把研究限制在文本范围内，而是以文本研究为中介，目的在于透视现实问题。假如马克思只是以研究古典经济学家的文本为满足，他无疑同样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经济史学家，但他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了。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不仅在于他研究了以前以及同时代的各种思想和文本，而且更在于他凭借这种研究所积累和锻造的理论素养，透视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历史的种种问题。
最后，对“文本学”研究方式应做出明确的界定。聂锦芳的新书《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在“作者简介”中说，他“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和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他从文本、文献的角度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的梳理、阐释和评论，有助于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提升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准，是这一领域‘文本研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这段话使用了“文本、文献”和“文本、文献学”的表述。其书“内容简介”中说：“本书是作者数年殚精竭虑、潜心研究的结晶。从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三方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面性研究，体现了作者所理解和倡导的‘文本学研究’的一般范型，反映了我国青年一代学人在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进展和实绩。”这里又使用了“文本学研究”的提法。
关于“文本学”这个术语，前文所引张一兵的一段话在区别于“文献学”的意义上做了明确限定。但是我和鲁克俭都注意到，英文里似乎没有“文本学”的专门术语。关于这个问题，此前我也曾同聂锦芳讨论过：中文里的“文献学”和“文本学”在英文中是如何表述和区分的？他在回信中答复如下：
我不把这种研究叫做“文献学”而称为“文本学”，是说它看重文献/版本，但主要还是思想研究，但后者又必须尽可能以准确而客观的文献为基础。在我的理解中，“文本学”包含“文献”而又不限于文献(这样解释不知是否曲解了“文本学”和“文献学”原本的含义)。我的针对性很明显，既想改变咱们过去几乎不涉足文献而抽象阐释思想的做法，又不完全认同把马克思研究等同于“版本考证与编辑”的某些“马克思学”家的偏见。
我个人觉得，他的答复似乎是清楚的，如果能够成立，或许可以看作中文语境中“文本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第一，如果按照他的答复，“文本学”和“文献学”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那么“作者简介”中“文本、文献”和“文本、文献学”的表述就是不够准确和严格的，因为这种表述是一种并列关系。我倒有一个想法，但还没有想好，即表述为：“文献—文本学”或“文献/文本学”。因为连字符“—”和“/”不像“、”号那样僵硬，表明它们有连带乃至交叉关系，不是完全并列的关系；而把“文献”放在“文本”前面，可以凸显“文献”的基础意义。
第二，“文本学”这个中文表述如何翻译成外文？我曾向多位搞西方哲学研究的前辈学者请教过，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我查对了多部大型词典，结果发现：bibliography(文献学)、philology(语文学、语文文献学)、Marxology(Marxologie，马克思学)是比较常用的术语；而“文本学”这个中文表述，虽然很容易按照构词法拼造出来：text+ology=textology，但我查阅了不下5部大型《德汉词典》和《英汉词典》均未发现，只意外地在“金山词霸专业版”中发现了这个词，但被翻译为“考据学”，根本不是“文本学”。英文中还有一个相近的词——textualism，但也不是“文本学”，而是“校勘学”。所以，“文本学”这个术语在中文里似乎是清楚的，但如何翻译成外文却是一个难题。
按照聂锦芳对“文本学”研究范围的界定，它应该包括“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三个方面。这种界定倒与广义的“马克思学”(Marxologie)比较吻合。鲁克俭与我合写的《“国外马克思学译丛”总序》给出了这个术语的界定：“从广义上理解，马克思学就是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学术性研究。”这个定义是我们反复讨论和斟酌后下的，大概也是他主张把这种研究叫做“马克思学”，而不赞同“文本学”称谓的理由吧。对此我的立场是中立的，个人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吧。不过从翻译方面考量，“马克思学”不存在什么难题，而“文本学”却存在这个难题。聂锦芳答复中表示不认同某些“马克思学”家把马克思研究等同于“版本考证与编辑”的偏见，但是还有很多“马克思学”家并不抱这种偏见。
二、如何看待“语境还原法”与文本解读中的引申和发挥
首先，如何看待“语境还原法”？语境还原法这些年被推向了极端，集中表现为张一兵先生对“同质性引用”的批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来说，由于这种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变的真实历史过程，因此离开语境即时间维度的“同质性引用”显然是非法的；但是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却不能作如是观，因为理论研究所遵循的原则是逻辑共时性，在这里时间因素必须被忽略，而以问题本身的逻辑结构为依归。更通俗地说，哲学史研究好比讲故事，其所追求的是情节的生动和过程的真实；而哲学研究重在推理，其所追求的是逻辑的严密和理论的完善。对于二者的关系，特别是史料的真伪与理论的价值之关系，冯友兰先生的一段话讲得特别清楚：
从前研究中国学问者，或不知分别真书伪书，或知分别而以伪书为无价值，此亦中国哲学之所以表面上似无进步之一原因。吾人研究哲学史，对于史料所以必须分别真伪者，以非如此不能见各时代思想之真面目也。如只为研究哲学起见，则吾人只注重某书中所说之话之本身之是否不错。至于此话果系何人所说，果系何时代所有，则丝毫不关重要。某书虽伪，并不以其为伪而失其价值，如其本有价值。某书虽真，并不以其为真而有价值，如其本无价值。⑧
我曾在给一个学生的信中谈过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体会：
我始终认为，无论做什么学问，基本规范是相同的；而在道的层次上，又是相通的。可是现在学科划分过细，反而不利于哲学研究。无论搞什么专业，首先都是搞哲学；从某种专业入手是方便法门，但如果最后搞的不是哲学，那就本末倒置了。现在哲学学科过分专业化之后，有人搞的确实不是哲学，而是另外的学问，比如文献学、考据学之类。当然就其作为学问而言，它们也同样值得尊重；但是如果反过来排斥哲学，就未免太过分了。哲学之于其分支的逻辑上的优先性，这个道理很多人不懂，但是冯先生讲得特别清楚。打个比方来说，重要的是首先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把“语境还原法”推向极端，势必否定原理研究的可能性。因为原理都是超时间的共时态的东西，原理构建中必须把时间因素省略掉。在这里，“同质性引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⑨
其次，如何看待文本解读中的引申和发挥？我在调北大哲学系工作之初，曾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课程的教学请教过一位前辈学者。他看了我发去的教学提纲后，给我回信详细谈了他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马哲原理讲到现在，说实话，早就不知道是谁的哲学原理了，改为导论非常必要。提纲很好，我个人认为，只是要注意不要讲成原理课。(2005年3月10日)
这段话表明，“原理”在他心目中留下了多么恶劣的印象！我当时认为他的意见十分中肯，但是经过这些年的摸索，也产生了一点疑问，即把马哲原理讲成“不知道是谁的哲学原理”，究竟是否可能？是否必要？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我与鲁克俭也交流过，他的看法是：要么做“我注六经”式的专家，要么搞“原创哲学”，而“学者研究”式的引申和发挥却被他指责为非法的。我们关于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与其喋喋不休自说自话，还不如照引冯先生的另一段话：
中国汉以后之哲学所研究之问题及范围，自不如汉以前哲学所研究之多而广。然汉以后哲学中之理论，比汉以前之哲学，实较明晰清楚。论者不察，见孔子讲尧、舜；董仲舒、朱熹、王阳明讲孔子；戴东原、康有为仍讲孔子，遂觉古人有一切，而今人一切无有。但实际上，董仲舒只是董仲舒，王阳明只是王阳明。若知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只是董仲舒之哲学，若知王阳明之《大学问》只是王阳明之哲学，则中国哲学之进步，便显然矣。……或者以为董仲舒、王阳明等所说，在以前儒家书中，已有其端，董仲舒、王阳明不过发挥引申，何能为其自己之哲学？有何新贡献之可言？不过即使承认此二哲学家真不过发挥引申，吾人亦不能轻视发挥引申。发挥引申即是进步。小儿长成大人，大人亦不过发挥引申小儿所已潜具之官能而已。鸡卵变成鸡，鸡亦不过发挥引申鸡卵中所已有之官能而已。然岂可因此即谓小儿即是大人，鸡卵即是鸡？⑩
这段话说明了中国经学史上的一种重要情形，即“寓作于述”。在这种形式中，发挥引申即是进步。如果一个人通过发挥引申讲出了一套新哲学，那他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哲学家了。按照这个意思，每个马克思的研究者或讲解者，肯定要有自己的发挥引申，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一种进步。甚至可以说，发挥引申本身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方式。因此，回答前辈的问题，假如有人把马哲原理讲成了新哲学原理，那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再回答鲁克俭的问题，“原创哲学”并不是凭空创立的，通常是从已有的哲学中发挥引申而来，这也反映了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继承性。有人批评原理研究是对马克思文本的“过度解读”，引申和发挥，就其“超出”文本原意而言，确实是“过度”了，但这种“过度”就是一种进步。与之相反，以文献考证代替思想阐释，注定属于另一种情形——“不足诠释”(under-interpretation)。因为即使把全部文献学事实都堆积在一起，也还原不出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关于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冯契先生的见解颇为精当：“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他认为，哲学史研究要着眼于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哲学研究要善于吸收哲学历史发展的理论成果。这些道理，本来都是很明显的，但是长期以来，中国马哲学界分为原理界和马哲史界，两界互不往来，各干各的事，各开各的会，造成很多误解。
有个通俗的说法叫“摆事实，讲道理”，也许可以简洁地说明这两种套路的差别：如果说搞原理研究的人更擅长“讲道理”，那么搞马哲史研究的人则更喜欢“摆事实”。“讲道理”没有事实依据，容易流于空疏；“摆事实”没有道理贯串，则容易显得琐碎。犹如康德所说：“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两种方式各有优长和短缺，互补才是最好的结果，排斥只会两败俱伤。
三、文本研究与哲学原理研究的关系
随着文本研究的兴起，原理研究受到一定冷落，乃至有人宣称“原理研究日渐式微”。这个判断是鲁克俭在《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明确提出来的。他在论证国外马克思学的跟踪研究对促进国内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意义时写道：“近年来，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在国内学界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日渐式微的情况下，它大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生长点之势。”(11)聂锦芳也曾在多种场合谈过这个话题，譬如在2010年马哲史学会年会(贵阳)他的发言中，就谈到原理研究“式微”的问题，虽然他没有使用这个字眼。何萍教授在她的一本近著的自序中对这个问题谈得最为详细和充分，故把她的话照录如下：
新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界出现了研究兴奋点的转移，即从认识论、本体论研究转向政治哲学研究及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从哲学基础理论创造转向哲学文本解读。……哲学在走向现实、走向历史的研究中出现了经验化倾向，即对现实、对历史的研究不作哲学的抽象，不是上升到形上的高度揭示现实的本质和历史的逻辑，并以哲学的方式加以表达，而是满足于经验的描述和解释。这种倾向表现在哲学理论研究上，是重现实的解释而轻哲学的理论建设：许多理论问题提出来了，却没有从哲学上去作思考和解答；对国外的哲学学说，只满足于介绍引入，而很少作深入的理论分析；更谈不上提出中国自己的哲学理论，开展中国自己的哲学理论创造了。这种倾向表现在哲学史的研究上，是重史料、重文本而轻逻辑、轻理性的批判。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表现得是很明显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人物与思想，人们更重视的是整理史料和解读文本，而不去探源隐藏于这些史料和文本之中的深层的历史的逻辑，不对这些史料和文本作具有总体性和历史感的理论研究，不作理性的历史的批判。(12)
一言以蔽之，她把这种轻重失衡的研究方式称之为“史料研究和文本解读的理论空缺”，并继续写道：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是一个有关中国现代哲学重构的大课题，它涉及对中国近现代哲学重新解读和新世纪中国哲学的理论建构问题，需要从哲学的根基上清理和研究，需要结合新的理论创造来展开。但目前人们并没有把这一课题置于这样一个高度来研究，而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应用史层面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因而明显地表现出这一领域研究的理论空缺。由于这种理论空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虽然领域不断拓展，论题不断更新，但理论分析却越来越浅显，越来越碎片化，缺乏理论的和历史的厚重感。(13)
总之，在她看来，“史料的整理、文本的解读在没有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开展，势必难以深入”。我认真体会和揣摩的结果，发现他们虽然都谈“原理式微”或“理论空缺”，态度却是不同的。如果说何萍和聂锦芳对这种情况感到忧虑，那么鲁克俭则多少显得有点暗自高兴。
我认为，所谓“原理研究式微”这个判断可以分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个层面。在事实判断层面，从马哲学科内部几个研究方向的冷热变化来看，20世纪80年代原理研究毫无疑问是马哲研究的主流；90年代领域哲学异军突起，原理研究开始受到一定冷落；进入21世纪以后更趋冷落，而文本研究和国外马克思研究(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学)则成为新的热点。以前那种离开文本语境和历史线索凿空蹈虚的研究方式，也一再受到批评和质疑。在此背景下，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以史代论”，以文本考证、历史梳理消解理论构建，甚至否定基础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于是就出现了所谓“原理研究式微”的局面。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如果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所谓“原理研究式微”更恰当和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传统教科书体系式微。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恰恰主要是哲学原理研究深化的结果，是原理研究自身的突破。对比一下就很清楚了：对传统教科书攻击最厉害、清算最彻底的，正是那些搞原理研究的人；相反，有的搞马哲史研究的学者，至今仍抱着传统体系不放。同时，原理研究的载体形式也变了，更多地通过具体的问题和思想史视野展示出来。
在价值判断上，鲁克俭宣称“原理研究式微”暗含着贬低理论研究的倾向，仿佛只要从事理论研究，“就会给思辨留下发挥的空间，就容易出现‘过度解读’的情况”。(14)在具体论述中，他使用了一些带有明显讽刺性的表述，如“期望靠丰富的想象力和强有力的思辨做出阿尔都塞式的‘新发现’，就很容易陷入过度解读的泥潭”(15)。坦率地说，如果作为个人的治学取向，他的偏好无可厚非，但作为学术观点事实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既然传统教科书体系已经式微，而“体系构建”又存在着很多误区，那么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又将如何进行下去呢？这里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哲学基础理论，进而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
首先，什么是哲学基础理论？从西方哲学所形成的元(基础)理论来看，似乎就是Ontology(存在论)、Epistemology(认识论)、Axiology(价值论)三大分支，其中Ontology(我不赞成“本体论”的译名，主张翻译为“存在论”)居于核心地位。而从现在西方大学哲学学科设置来看，大致是把形而上学、知识论、逻辑学之类作为基础，语言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次之。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语言哲学在当代英美哲学中是核心，俨然已经是最重要的基础理论；第二，政治哲学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正在上升，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以后，政治哲学的地位空前凸显，以至于有人说政治哲学已经成为“第一哲学”(区别于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所以，即使在西方哲学范围内，哲学基础理论也是变动的。
其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这是一个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按照以前的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属于基础理论，主要内容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或许再加上认识论)。因为教科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自然不属于基础理论的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又把西方哲学的概念或基础理论分支名称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之类概念并发生激烈争论，很多人都认为“本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对于这个问题，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一直在关注，终于在90年代末的博士论文《传统本体论哲学批判——对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一种理解》(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完成了对它的学术清理。我的清理至少使我获得了这样一种认识：给马克思哲学贴上“本体论”的标签，丝毫无助于我们对它的理解。同样，“认识论”这个名词也很难恰如其分地套用到马克思思想上，至少我们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这方面的专门论述，所有似乎与认识论相关的论述，首先是意识形态批判，其次是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谈论。
这就提出了如下问题：怎样概括和提炼马克思的哲学基础理论？这是一个最关紧要的问题，可惜我们没有在这方面取得多大进展。如前所述，传统教科书体系概括不了马克思的哲学基础理论，当然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概括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基础理论(也不全面和准确)。在我看来，只有彻底抛弃固有的关于哲学的“成见”或“偏见”(无论是传统教科书的还是西方某种哲学的)，重新阅读马克思的全部文本(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才能凭借哲人的直觉和领悟力，重新提炼出马克思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样一来，哲学原理研究的载体形式就变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与文本研究合流了。
①当然，二者在研究方式上有重大区别：如果说“原著选读”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现成性及其思想的真理性作为自己的立足点，那么“文本研究”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未完成性及其思想的问题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②“‘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尽管是一个新提法，但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本身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因为一直以来人们所做的马克思研究就是文本解读研究。‘文本’是一个解释学的概念。就马克思的‘文本’来说，除了马克思本人，其他人在面对这些文本时，也就是在进行‘解读’。‘读书’，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马克思研究者也是在‘读书’，是‘读者’。”(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③参看杨学功：《超越哲学同质性神话》(附录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④⑤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作者的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⑥参见中译本《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夏凡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⑦参见平子友长：《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三木清》，载《〈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及其思想研究会议论文集》(清华大学打印本，2010年8月8日)，第78-85页。
⑧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9-20页。
⑨⑩张一兵先生的“思想构境论”大概就是这种方法。参见张一兵：《思想构境论：一种新文本学方法的哲学思考》，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
(11)(14)(15)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7、7页。
(12)(13)何萍：《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自序)，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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