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模式与创新政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发展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政策论文,小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科技创新愈益成为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而伴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出现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草根”创新的新局面,使得占经济活动主体99%以上、经济总产出近五成的小微企业对于创新发展的意义也益发重要。2012年4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中特别指出,“鼓励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和文化产业,走‘专精特新’和与大企业协作配套发展的道路,加快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这意味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支持,越来越关注小微企业对于增加就业、促进竞争、改善经济结构的重要作用。随着学术界对于小微企业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但是实际的统计数据却显示我国中小微企业的主要增长动力仍来自于资源和资本要素密集的产业,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仍比较滞后。而在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困难的影响因素研究中,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产出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弱、科技服务业发展滞后、科技型企业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企业自身人才/管理/市场能力不足等成为制约科技型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 然而,近年来从国家层面上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优惠政策正逐步加强。继2011年国务院推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9条财税金融政策及银监会下发的“银十条”补充通知后,当年11月财政部和发改委又免除了小微企业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等2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2012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又专门出台“国四条”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并设立150亿元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以支持初创小微型企业。从2014年起,国家已先后四次出台了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这些国家政策的出台在不断降低小微企业经营、创新活动成本的同时,也彰显了国家对小微企业发展支持的决心。 因此,本文从小微企业发展模式、外部环境与公共服务、企业政策这三个角度对国内外小微企业的发展研究进行系统性的综述,同时基于2011-2014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分析我国小微企业的发展态势;在此基础上对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川、陕西这六省(市)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与政策的匹配状况进行对比分析,测算各地高新技术示范区的经济发展态势,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目标及政策建议。 一、小微企业发展模式、外部环境及政策理论探源 (一)小微企业发展模式 一般来说,小微企业主要是指独立经营发展的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受小微企业发展模式及其自身各类经营资源(主要指资金、人才等)的限制,小微企业的发展往往困难重重。例如,2011年受融资环境及用工成本的影响,长三角、珠三角的众多小微企业停工、倒闭,全国小微企业整体利润率不足3%。①面对小微企业严峻的发展现状,学术界从“以资为本”与“以知为本”两个角度对小微企业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而对于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成长来说,以创新要素投入为主的“以知为本”发展模式中,由于其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企业自身科技含量较低及市场认可度不高等问题,往往使得融资成为制约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主要瓶颈。② 学界主要从政府扶持和集聚发展两个角度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政府扶持方面,既可以通过国家及地方政府鼓励融资,建立信用担保机制,解决企业背景信息难以有效评价的问题,又可以通过国家投入建立科技企业孵化基地来解决小微企业初期资金问题。其次,在集聚发展方面,则可通过集体债券、集体融资等方式,鼓励企业集群式发展,减小单个企业融资时商业银行需要承担的风险。③ 在两种路径的对比分析中,学者认为,以孵化项目为主要模式的国家投入虽然解决了创新资金上的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小微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足够的竞争优势;而以科技型小微企业集聚发展的模式却能够基于当地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等方面的优越条件,使企业在自组织化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聚集区的资源,节约了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降低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最大化地发挥集聚、协同效应,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因此,更多的学者倾向于鼓励政府引导小微企业集聚发展的方式。④ 另外,从企业核心能力培育角度来看,资产的增长、规模的扩张只是小微企业成长的结果,而持续创新才是小微企业成长的根本活力来源。由此,众多学者基于集群发展理论对小微企业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有学者从浙江、广东和江苏等地区小微企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出发,认为小微企业的集群发展能够降低其获取信息等创新资源的平均成本,通过协同合作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能力培育;⑤而刘娟和周梅华(2008)的研究则发现,小微企业技术创新速度越快,集群及竞争优势就越明显,具有较高知识溢出能力的科技型小微企业在集群发展中能够产生更强的竞争优势。⑥ (二)科技企业发展环境与公共服务 小微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及相关公共服务的研究比较丰富。Welsh和Munoz(2013)等人总结了影响小微企业成长的主要外部效应,具体包括:区位因素、基础设施、交通便利性、办公地点、社交网络、规模效应、研究环境及信息来源、产业链的完备性、法律保护、安全保证、相关商业支持、政府支持、人才资源等。⑦ 而对于科技型小微企业来说,知识是其必要的生产要素,其核心资源往往就是一项专利或者发明。⑧因此,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设置将直接影响企业核心资源的安全性;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市场的繁荣会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企业技术向利润转化的速度,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从而使得技术市场的活力也会直接影响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创新动力。同时,Thorsten Beck等(2005)通过对54个国家的企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制度、法律和腐败问题严重制约小微企业的发展。⑨ 另外,针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小微企业发展的影响,学者们往往从基础设施与生产率的相关关系着手。研究发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资源的可获得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⑩Holtz-Eakin(1994)(11)和Garcia-Mila等人(1996)(12)则认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企业产出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Fleisher等人(2010)从更加细分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中发现,通信设施建设与全要素生产率有正相关关系,而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则与生产率相关性不大。(13)国内学者更多地从高技术园区的建设角度出发讨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用,证明了园区对于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正向作用。 (三)企业政策 企业政策是政府用于指导小微企业发展方向的重要工具,也是小微企业发展面临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一般来说,企业政策包括建立专业的服务部门、进行补贴或者税收优惠、提供信用担保贷款、政府采购、建立专项研发基金等。企业政策的设立往往具有很强的目的性,直接体现了政府对于小微企业发展引导的思路,比如政府通过补贴研发资金的方式来鼓励小微企业创新。但研究表明,在实际应用中企业政策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作用效果仍旧非常有限。(14)Ross Brown和Colin Mason(2014)认为,由于众多高科技小微企业的实际情况与政策制定者所构思的情形相差甚远,造成针对高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政策制定脱离了预期的目标。(15)我们以美国、英国、加拿大三个国家为例,对小微企业的企业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具体如下: 1.融资政策方面 美国通过小企业管理局(SBA)与金融机构合作,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支持与担保;通过《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和《小企业就业法案》就该贷款进行保证。英国通过政府政策提高小微企业贷款额度,并降低贷款费用;建立“英国3I集团”,为通过评估的小企业提供资金;建立风险投资协会,吸引风险投资。加拿大通过政府专项基金、政策性银行及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拓宽融资渠道。其共同特征是:不直接为小微企业提供大规模补贴,政府资金通过市场环节到达小微企业。 2.信用担保方面 美国有三个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SBA直接控制的全国性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地方控制的区域性信用担保体系、社区型信用担保体系。英国通过“企业融资担保计划”银行可获得担保金。加拿大则建构了三大信用担保体系:联邦工艺部组织的促进全国范围担保体系、区域协调发展的担保体系、促进出口的信用保险体系。由上可知,美国与加拿大建立了层级式的担保体系;英国则主要进行银行合作担保。 3.税收政策方面 美国的措施主要有:降低企业所得税、减少企业新投资的税收、允许加速折旧、科研税费减免、纳税宽限等。英国则采取了所得税减免、延迟纳税、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提高增值税下限标准等措施。加拿大实行所得税减免和研发投资减免税政策;针对研发投资可以冲减所得税,并享受创新税收减免。以上三个国家都使用了多种税收减免政策的组合。 4.政府采购方面 在美国,小企业必须获得联邦政府采购合同额的23%,并要求大企业将获得的联邦政府采购的20%外包给小企业。英国则精简招标采购流程,增强政府采购透明度,拆分采购合同以保证政府采购与当地供应链兼容发展;同时,大力推动电子化采购等。加拿大通过缩小政府采购的订单规模,加大小微企业的中标几率,兼顾考虑全国各地的利益,保证各地的小企业都有投标资格,确保采购过程中没有地区限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提高政府采购中小微企业产品与服务的比例。 5.研发投资方面 美国制订了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和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STIR);提供商业奖励等。英国实施小企业研究计划和技术奖励计划,并由政府财政提供资金。加拿大则出台了工业研究辅助计划,以鼓励小企业研发;同时,建立技术型小企业与各类研发机构、技术中介的长期联系。其共同特点是:制定不同形式的国家创新促进计划,由政府牵头,受政府监督。 二、我国小微企业发展态势之分析 自2011年来,我国小微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小微企业的产值占总产出的近一半,小微企业为社会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首先,从小微企业在我国各个区域间的分布来看,2011~2012年全国小微企业数量有如下变化:(16)2011年,我国东部地区小微企业有509.3402万户,中部地区有216.6603万户,西部地区有160.4874万户,全国共有957.1179万户。2012年,东部地区小微企业数量上升为557.0132万户,中部地区增至222.3425万户,西部地区为178.5925万户,全国共有小微企业1030.3582万户。2012年相较于2011年,东部地区小微企业增幅为9.36%,中部地区为2.62%,西部地区为11.28%,全国总增长率为7.65%。可见,由于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环境、政府政策、企业政策等的不同,小微企业在各个地区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我国小微企业呈现由东至西逐次递减的分布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小微企业数量最多,占到全国总数的53.21%,这与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小微企业的数量在东部与西部的增速较快,且西部数量增长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显示出国家对于西部开发的政策效应。 其次,从小微企业在我国各个产业间的分布来看。2012年从事第一产业的小微企业数量为23.5737万户,仅占总数的2.3%;从事第二产业的小微企业为275.3689万户,占总数的26.7%;从事第三产业的小微企业为731.4156万户,占总数的71%。(17)从各个产业的小微企业分布可以发现,从事第一、第二产业的小微企业数量明显少于第三产业,这与两个产业的性质相关,即以农林牧渔等为代表的第一产业科技含量较低,相关政策支持较少,且行业利润率较低。而以建筑业、制造业等为代表的第二产业需要大量的设备和资金的投入,高投入与企业体量的要求使得第二产业也不太适合小微企业的参与。第三产业则能以其较低的资金投入、较好的利润回报、较高的科技含量、较易得到政府支持而吸引了众多小微企业。随着信息技术行业、商品服务行业和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小微企业广泛分布于零售业、批发业、租赁与商品服务、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信息传输、房地产开发经营等服务业行业。 综合而言,小微企业发展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政府愈加重视小微企业的作用、主动改善小微企业发展环境存在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政府简政放权后在专利技术申请方面的手续简化以及政府、社会给予小微企业的资金和政策便利等,对小微企业发展起到了非常好的鼓励作用。但是,小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融资难(融资渠道获取难、融资额度有限)、小微企业自身对相关政策不甚了解、专利保护意识不足、科技创新环境需进一步改善,等等。我们选取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川、陕西这六个省(市)作为研究样本,对科技产业环境、企业政策、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影响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探究推动小微企业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 三、六省(市)小微企业发展之实证研究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川、陕西这六个省(市)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代表了中国经济最具特色和典型性的几个区域,覆盖了长三角地区、中部经济发展带等。从各地小微企业发展的现状来看,上海、四川与陕西并未明确区分小型企业与微型企业。从小微企业的数量统计来看,浙江小微企业数量最多,达80.71万户,显示出民间创新经济的巨大活力;从小微企业的利润分析角度来看,江苏省小型企业经营利润相对较高(2289.72亿元),北京的微型企业利润总额则位居前列(2792.70亿元),这从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各省(市)小微企业发展的不均衡性。 (一)产业环境与政策比较(18) 首先,从科技产业环境角度来看,六省(市)的发展十分不均衡。 在发明专利方面,江苏、浙江两省发明专利数量远大于其他省(市),有效专利持有量均超过了50万件,远远领先于上海(194496件),显示出两个省(市)民营经济带来的创新活力;而发明专利与有效发明的统计上,北京(85434件)、江苏(62112件)、浙江(43275件)、上海(48370件)均表现出较强的优势。在论文发表方面,北京市占有绝对优势(60784篇),三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总篇数已经达到了上海市(28597篇)的两倍以上。而最后一位四川省的论文篇数(13846篇)只有北京市的22.8%,显示出了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在商标注册方面,浙江省表现突出,截至2013年底的有效注册量(864161个)遥遥领先于其他五个省市(北京467259个,上海364528个,江苏459132个,四川219938个,陕西104745个),这与当地民营经济发达程度存在密切的联系,也反映了当地较高的创新活跃度。从技术市场活动来看,北京在技术成交合同数(62755份)上占有优势,浙江省则相对落后(12074份)。最后,从科技计划角度来看,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主要集中于江苏省(2171个项目)和浙江省(2266个项目),若计算这两个项目的分布密度,则能够看出长三角地区与北京的项目密集度远高于内地的陕西、四川省。 其次,从企业政策角度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国际合作交流及各方面的配套政策明显要强于其他欠发达地区。 北京积极与国外中小企业产业区建立合作关系。在金融服务方面,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集合票据、集合信托等多种融资方式;在担保服务方面,推出“北京中小成长之星”集合信托计划;在公共服务方面,组建中小企业发展市级协调机构,并制定通过政府采购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办法;在补贴优惠方面,具有高成长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将获得最高可达100万元的资助金。 上海组织中小企业参加国内外博览会,进行供应商资格认定等。金融服务方面,组建上海国际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打造上海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担保服务方面,发放中小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贷款;公共服务方面,完善现有公共服务平台,加强企业运行动态检测;补贴优惠方面,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可减免投标保证金;创新方面,推动中小企业品牌建设,实施“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培训计划”;制度方面,2011年6月1日起施行《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信息化方面,拨出1000万元“助推金”助推中小企业做“E商”,试点推出“中小企业信息化应用示范企业”。 江苏则着重搭建合作交流平台,举办专业展览会,组织国际贸易洽谈。在金融服务方面,推动中小企业集合债发行,开辟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在担保服务方面,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在公共服务方面,实现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全覆盖,促进集约式发展,开通免费法律服务热线;在创新方面,建设示范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在制度方面,发布《关于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的政策意见》。 浙江鼓励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在金融服务方面,注重发挥已有的“浙江省中小企业创业融资平台”、“浙江小企业多方服务平台”、“浙江省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联盟”、“浙江并购俱乐部”等平台的作用,举办浙江成长性中小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在担保服务方面,试水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出资10亿元成立中小企业再担保公司;在公共服务方面,加强中小企业行业协会建设;在补贴优惠方面,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实行社会保险“五缓四减三补贴”政策;在创新方面,开展创业辅导工作并推进创业基地及孵化园建设;在制度方面,发布《关于做好工业调结构保增长控能耗促增收工作的通知》,推出七大举措帮扶小微企业转型发展;在信息化方面,建立“百千万”中小企业培育信息库。 相对而言,四川与陕西的小微企业配套政策弱于上述四个地区。四川致力于建设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体系。在补贴优惠方面,开展各项涉企收费专项整治;在创新方面,全力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和“小巨人”企业培育计划;在信息化方面,启动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推动工程。陕西则在金融服务方面,发行10亿元中小企业中长期票据;在担保服务方面,成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协会;在公众服务方面,打造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系统,并正式启动中小企业国际贸易公共服务平台,成立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法律服务团暨中小企业法律服务团;在补贴优惠方面,财政资金资助中小企业申请专利;在创新方面,选派了中小企业首席工程师;在制度方面,制定中小企业发展目标考核办法。 由上可知,北京及长三角地区使用的各项政策以改进性政策为主,而四川及陕西省则较多地使用新设类政策,表明川、陕两地针对科技企业的公共服务平台及创新政策的实施较北京、长三角地区晚,属于初期发展阶段。在金融服务方面,长三角地区具有更加多样化的融资平台及融资渠道,具有更为市场化的担保服务政策。北京及长三角地区业已建成公共服务平台,而四川和陕西正在建立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在四川及陕西两地,整体的小微企业服务平台及各项扶持政策都处于初始建立阶段,但其公共服务平台建立的政策更为翔实。此外,北京及上海两地在制度方面已经进入了立法阶段,江浙两地仍处于政策指导阶段,而四川及陕西两省则缺乏相关的法律或条例设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微企业配套发展自东向西成熟度逐次降低。 (二)实证分析 首先,为确定产业内容与政策内容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尝试通过确定一些特定关键词在国家级政策文件中的出现频次,找出政策文件中相互关联的关键词,从而分析政策制定者在文件中的政策倾向。本文共选用了25个关键词,对2013~2014年度与高新技术产业相关的36个国家级政策文件进行了词频分析。通过对关键词之间的共线性分析,确定其出现在政策文件中的相关程度,从而判断相应政策间的关联性。 按照相关程度由高至低排序,分为如下组合: ①创新 服务业 ②信贷 金融 ③创新 集聚 ④技术 平台 ⑤财政 补贴 ⑥财政 补贴 ⑦资源 转型 ⑧创新 产业。 通过该词频的相关性分析,可以更直观地展示政府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些政策趋向。其中,从组合1“创新服务业”可以看出,创新政策更多地与服务业同时出现,这意味着服务业是现有创新政策的集中产业,也是最能体现创新活力的产业,尤其是在当下“互联网+”的技术背景之下。从组合2“信贷金融”可以看出,目前企业融资方面最经常采用的金融手段还是信贷方式。从组合4“技术平台”可以看出,技术与平台是最佳的组合。作为科技政策的核心作用渠道,技术平台承担了越多越重要的角色,且当下各地方技术平台已经成为地区创新及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助推力量。 其次,从高新技术开发区角度来看,六省(市)都拥有代表性的高新科技园区,如中关村、张江高科等,但是各地主要高技术产业区的经济指标存在较大区别。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远远领先于其他科技园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区的技术收入占比最高,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区的销售收入占比领先,但这两个园区的企业平均利润都不是最高的。因此,可以发现,具备服务性质的营业收入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但在缺少足够技术创新的情况下,高额的销售收入难以换取高利润率(线性回归系数仅为0.06)。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企业技术性收入与销售性收入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我们对2013年全国114个主要高新技术产业园的相关经济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19)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平均企业利润及企业销售性收入相关关系 图2 平均企业利润及企业技术性收入相关关系 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直观地发现:在企业年平均利润与企业年平均销售性收入的相关关系分析中,高新科技园区产业的利润所得与企业销售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企业利润对销售性收入变化的弹性较小,即销售收入的变化反映在企业利润上的影响比较小。在企业年平均利润与企业年平均技术性收入的相关关系分析中,当企业技术性收入占比低于500万元时,企业利润几乎完全由销售性收入所决定,技术性收入与企业收入相关性不大;但当企业技术性收入大于500万元时,技术性收入的增长能够带来企业利润的有效增加,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 最后,我们对区域科技型小微企业政策环境指数进行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比较各地指标差异,我们根据经合组织(OECD,2001)划分的指标以及已有的地区数据建立了小微企业政策环境指数模型,分别从政府项目、创新程度、技术市场、资金来源等四个维度12个分项指标来衡量各区域小微企业的政策环境。其中,选取北京市为参照系,计算其他地区对北京各项指标实际数的比作为单项指标指数,最后将单项指标乘以权重并加和,获得科技企业政策环境指数。 从政府支持项目运作情况上看,浙江获得的火炬计划及星火计划项目资金数(0.9)是六省市(北京1.0,上海1.3,江苏2.0,四川4.8,陕西1.5)中最低的,处于小微企业鼓励政策发展初期的四川(4.8)所获得的科技项目资金数远高于其他地区。在高技术企业平均利润项目上,四川(2.3)与上海(2.1)排在前列(北京1.0,江苏0.8,浙江1.2,陕西1.1)。在创新程度的各分项指标上,只有江苏及浙江省在商标注册(江苏1.0,浙江1.8)指标上超过或等同北京市水平(1.0),而四川(0.36)及陕西(0.28)两省在创新程度指标(北京1.0,上海0.52,江苏0.6,浙江0.62)上有着明显劣势,表明其科技企业创新发展的不足。在技术市场运作方面,长三角地区(上海3.0,江苏8.6,浙江7.1)及四川省(2.8)在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上均高于北京市(1.0)支出,而在单位技术合同成交额(上海0.5,江苏0.4,浙江0.1)及技术市场流向(上海0.5,江苏0.6,浙江0.2)两项指标上,北京市(1.0)均保持领先优势。 从企业科技发展资金来源上看,北京市(1.0)研发资金投入强度最大,江苏(0.4)、浙江(0.4)、四川(0.3)、陕西(0.4)的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均未达到北京市的一半水平。而在高技术产业投资额上,江苏省则在2013年有着重大投入,这也使得在最终的指标计算结果中,江苏省(3.7)科技政策环境指标最高(北京1.0,上海1.2,浙江1.6,四川2.0,陕西0.9)。 此外,四川省的总体科技政策环境指标接近于北京市水平,这主要源于四川省在高技术企业投资、技术购买力度及国家两项科技计划上的投入加强上面。相比之下,除创新程度相关指标以及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外,北京市未能在其他指标中占据首要地位。长三角地区的综合创新环境更好,而四川及陕西两省在创建优质创新环境上投入较大。 四、相关政策建议 通过地区间科技企业政策环境的对比,以及对区域科技型小微企业2011~2014年经营环境的全面分析,我们对中国小微企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基于目前小微企业发展的瓶颈,我们从金融、研发投资、政府采购及市场环境培育四个角度给出如下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从金融政策角度。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科技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依然是资金的投入,国家科技项目的资金投入以及高技术产业投资额都能够对企业科技环境施以有力的推动作用。小微企业的融资方式当下依然不畅。在2011年由阿里巴巴集团支持进行的沿海地区不同销售规模的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分布调查中,小微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方式是向亲戚朋友借款,其次才是寻找其他融资渠道,而银行等正规融资渠道往往更倾向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在500万规模以下企业,银行借贷的比例还不到30%。(20) 相比之下,科技型小微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资金需求,并且伴随着较高的技术创新风险,创新过程的长时间消耗也增加了银行对小微企业借贷的抵触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两条路径进行政策支持:一方面,通过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集合票据、集合信托的方式来分散风险;另一方面,推进担保评估服务业的发展,推动新型融资形式或者集体融资的发展。 第二,从研发投资角度。由于小微企业本身的小型经营形式,政府并不能期待通过新型融资形式或完全通过市场来解决所有问题。实践证明,通过财政补贴或者科技项目的形式进行资金补助是一种高效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创新的方式。因此,政府应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通过建立专项资金及统一的小微企业责任部门,对补助规模及方式进行统筹安排。同时,建立层级式的信用担保体系,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活动进行监督与评估,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在企业研发投入中的杠杆作用,以帮助科技型小微企业克服研发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外溢性和资源障碍。在这方面,我国现有的两大科技计划——火炬计划和星火计划——已经在鼓励创新的道路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政府仍需要加强创新产品的市场化,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的利润回报率。 第三,从政府采购角度。2011~2014年六省(市)的小微企业政策比较中发现,政府采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各省(市)的支持政策主要集中在区域服务平台的建设及开发新型融资渠道上。虽然通过这两类措施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解决小微企业发展的投入问题,但企业的持续经营发展还是需要在市场上获得其生存所需的足够市场份额。因此,应通过政府采购计划与小微企业合作,使小微企业的科技产出能够借助政府采购的形式打开市场。当然,为了保证小微企业的创新动力,政策采购设计需保证市场的竞争性。在订立采购合同的过程中,政府需保证有资格参与采购计划谈判的小微企业数量,使参与投标的小微企业之间构建良性的竞争关系,发挥竞合效用,以保证机制的持续创新。 第四,从市场环境培育角度。促进技术创新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鼓励竞争,增加同一产业内相似、相关企业的数量。因此,通过降低税费等措施降低企业进入及退出壁垒,能够有效减少企业参与竞争的成本,同时也能够最小化企业因竞争失败而退出市场的损失。由此,需鼓励更多的个人参与创业与创新环节,促进科技创新。 注释: ①王俊峰、王岩:《我国小微企业发展问题研究》,《商业研究》2012年第9期。 ②汤汇浩:《科技金融创新中的风险与政府对策》,《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年第6期。 ③祝健、沙伟婧:《发展产业集群是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新思路》,《经济纵横》2013年第4期。 ④李维安、马连福:《“京津塘”经济圈科技企业集群发展对策研究》,《管理评论》2004年第10期。 ⑤王缉慈:《中国地方产业集群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年第4期。 ⑥刘娟、周梅华:《基于集群优势的中小企业发展模式选择》,《科技管理研究》2008年第1期。 ⑦Dianne Welsh,et al.,“Micro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Microenterprise Zones(MEZOs)in China,”Management Decision 1(2012):2. ⑧王辉龙:《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⑨Thorsten Beck,Asli Demirgu,C.Kuntand Vojislav Maksimovic,“Financial and Legal Constraints to Growth:Does Firm Size Matter?”Journal of Finance 2(2005):137-177. ⑩A.H.Munnell,“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6(1992):189-198. (11)Holtz-Eakin,D.,“Public Sector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vity Puzzle,”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1994):12-21. (12)Garcia-Mila,T.,McGuire,T.J.,and Porter,R.H.,“The Effect of Public Capital in State-Level Production Functions Reconsidered,”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6):177-180. (13)Belton Fleisher,Haizheng Li,and Min Qiang Zhao,“Human Capital,Economic Growth,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2010):215-231. (14)Hung Shih-Chang,and Yee-Yeen Chu,“Stimulating New Industries from Emerging Technologies:Challenges for the Public Sector,”Technovation 1(2006):104-110. (15)Brown,R.,and Mason,C.,“Inside the High-tech Black Box:A Critique of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Policy,”Technovation 12(2014):773-784. (16)(17)全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报告课题组:《中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报告》,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14年。 (18)本节数据均来源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川、陕西这六个省(市)的2012年统计年鉴。 (19)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4》及作者计算。 (20)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阿里巴巴集团:《2011年沿海三地区小微企业经营与融资现状调研报告》,2012年。标签: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论文; 中小企业贷款论文; 中小企业融资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小微金融论文; 相关性分析论文; 服务创新论文; 企业环境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项目分析论文; 江苏经济论文; 政府服务论文; 科技论文; 上海科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