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争年代的后方医院
——一位百岁新四军女战士的回忆
□ 李 励
新四军战士李励
百岁老人李励
一
我是1920年出生的。1941年底，在上海读了护士学校的我，从上海乘轮船经南通天生港，到了新四军抗大九分校。自己是从小受尽折磨的穷苦学生，家里的房屋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飞机炸毁了，为生活所迫当过童工。怀着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我奔向了革命。
在抗大九分校医务所三个多月，我对革命、人民军队、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是在政治思想上最大的收获。在对集体生活规律开始熟悉和思想情绪基本稳定后，我和张瑾、郑延洁得到上级的命令，去后方医院工作和锻炼，被告知：“医院马上就到。”什么医院能自由行动，说来就来，说去就去？我脑海中的医院，还停留在上海式的城市医院，觉得“医院马上就到”是很奇怪的事，又不敢问，等着瞧吧！
距离抗大九分校校部南通吕四镇五里路的后方医院到了。我们去那里报到。到了那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在村上驻着后方医院的全套人马——院长、协理员、各队长、指导员和医护人员，还有随队行军的一批轻伤病员。那时我才懂得这是战争年代的医院。名曰后方，是和前方部队相比较而言。实质就是野战医院。战斗打响了，就即刻收容伤员和处理创伤，如取子弹、炮弹片，结扎血管，处理骨折，平时治疗护理伤病员等等。我这时不像刚入伍在抗大分校时那么幼稚了。经过教育、帮助和锻炼，也更加懂事和老练了一些。我刚到院部报到，院长协理员和我谈话，要我任二队副队长，并在大会上宣布了任命。后来知道队长都是皖南事变前后的老同志，是党员，政治上很老练，有战争环境医疗工作经验。
后方医院开始由苏中一分区向二分区东台方向转移。全院人员和轻伤员随队轻装自带背包和必需的药品、书籍，傍晚出发了。出发前院部交代任务：冲过敌人封锁线，一路纵队在海滩上行动，天亮前到不了目的地要隐蔽，暴露目标要严格按照纪律处分。
在我国，第二军医大学吴孟超、王红阳院士在国际上最早发表氢气治疗肝硬化的研究；第二军医大学夏照帆院士在国际上率先提出氢复苏的概念；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王忠诚院士发表氢气治疗脑外伤的研究论文；广州医学院钟南山院士研究团队加入氢气医学研究领域，涉及领域包括：氢水对肝硬化的治疗作用、氢气复苏的概念、氢气治疗脑外伤等。
向往已久的后方医院终于到了。由于战争的需要，医院处于敌人的后方，是拉锯式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游击战环境。记得当时院长徐杰三在会上对大家说过，我们医院活动范围方圆有80里。这说明当时不仅医疗条件差，而且环境是动荡不定的。
选取2017年7月—2018年6月本院接收的急性胸痛患者80例作为研究对象。80例患者中，男性42例、女性38例；年龄为34～77岁，平均年龄（57.18±2.46）岁。其中，66例伴有心电图异常，33例存在典型的ST段弓背样抬高，4例深大的T波倒置，6例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14例轻微心肌缺血样改变，12例心电图无特异性改变。
当时医院编制是：院部、大队、分队。这种编制主要是在发现鬼子、伪军下乡“扫荡”时，便于分散埋伏。我当时所在的二队有队长史凌，政治指导员吴友廉。我任副队长，主要负责医疗工作。在环境相对安定时，伤病员全部住在群众家。每家安排一个病人。由护理员（小鬼）负责送饭送水、打扫卫生。病人睡的是老百姓家的门板，找土墩或砖块搭“床”。夏天，都住在露天墙角边。服药和治疗由卫生员分工负责。当发生情况，我们立即将伤病员分散打埋伏。有的乔扮群众家的儿子、媳妇、闺女。高粱未成熟时期，我们将伤病员掩藏在青纱帐里。记得有几次我们将老百姓家门口堆得很高的草堆当作掩蔽物，将中间或下层的草堆挖空，将伤病员安放在里面，外表上看还是一样的草堆。上面有命令，不能损伤一个伤病员，这是我们医护人员的职责。
在海边，没有情况时，我们就用船将伤病员和医药器材飘在海边埋伏。遇到水网地区，我们都是随时准备和敌人周旋。鬼子到这里，我们就到那里。病人吃饭，谈不上营养食堂、病人食堂，全部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群众吃什么，病人就吃什么，按标准付伙食费。在情况紧急时，轻伤病人自己背背包随医护人员一起行动。每一次查房至少十来个病人，来回要跑几十里路。查房时，我们的打扮是穿着当地老百姓的衣裤，拎着个菜篮子，篮子表面放着青菜萝卜，下面放着听诊器和查房用的医疗器械。一旦发现敌人，就要机灵点，安排好病人，做好埋伏。
二
傍晚后黑暗渐渐来临，一支蛇行的队伍从吕四镇郊沿着海滩渐渐走远。上级的交代时时在我耳边响起：“敌人走的路，我们不走；敌人不走的路，我们要走。”我们是游击战争环境的医院。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和治疗护理好伤病员。今晚我们要沿着海滩前进。在海滩步行，下脚提脚都要快，不能停留，一停留就要陷下去。另要注意有同志陷下去可以不管，继续前进。有专人殿后组织营救。路上我们的两只脚像乐队咚咚地敲大鼓，或像吊水桶一样快速地七上八下，不断向前行进着，不敢稍有喘息。虽是四月中旬，但海边的气候寒冷如冬，我们每个人头上却都冒出了汗珠。天亮前过不了封锁线，我们必须离开海滩，找地方隐蔽宿营。
在离东台县城一里路左右的村庄那里，沿海居民都是烧盐的。村上一家一户都有盐灶。当时我们在那里的群众基础较好。只是附近没有任何便于隐蔽的好场所，村干部只好把我们安置在盐灶里，灶里低矮狭小，同志们只能蜷缩一团人靠人拥挤在一起，大小便都在里面。特别是我们一个晚上都在海滩行走，头脸和全身都是污泥，加上大小便的气味，是很难熬的。但同志们都想到，我们现在的困难，是在为党、为革命，再困难也能顶住。在盐灶里，能观察到东台城墙碉堡上耀武扬威的日本侵略者的“膏药旗”和来回走动的鬼子兵，同志们无比气愤。眼看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有的同志说，若我们是前线作战部队，非把它炸了不可！
艰难的一天终于度过了。天刚黄昏，群众给我们送来了饭菜。我们出了灶门，个个都伸伸腿，弯弯腰，吃了饭继续前进。冲过这条封锁线，到达了目的地。这是我到后方医院工作上的第一课。到达目的地后，老同志逗我说，我们这位“上海小姐”，过这一关不容易呀！
锁相放大器的理论输出信号为直流信号,则数字锁相放大器中数字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越低,系统的信噪比越高。对于普通IIR滤波器,需要根据MTALAB仿真得到收敛的量化系数来调整程序和寄存器的位数,调节过程繁琐[6]。截止频率越低需要的滤波器阶数越高,加之算法复杂,导致PFGA资源占用过多,在增加系统功耗的同时增加了调节的复杂程度,因此,为了充分利用FPGA内部资源,需要针对不同的噪声带宽对其阶数进行调节。
在敌后游击环境，随时随地会遇到敌人，特别是在天蒙蒙亮和黄昏来临前。我们的任务是一切为了伤病员。不但在平时要医护伤病员，发生敌情时更要掩护好伤病员。因为我们不是武装部队，所处的又是游击环境，我们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医护人员有随时发生危险的可能。我的战友中有两位同志给我的影响很深刻。她们是我们新四军卫生战士的英雄！
胡秀英，我原来和她在一个队工作。有一次她安排好伤病员，刚回到她住的群众家，一群鬼子和汪伪二鬼子下乡了，奸淫掠夺，无恶不作，挨家挨户地搜查新四军游击队。刚搜到胡秀英住处，问：“这是什么人？”群众老大娘回答：“俺家闺女。”我们平时都是乔装成老百姓的样子，胡的皮肤较黑（皮肤白的为适应环境，还要在脸上涂点锅灰），本来可以顺利地瞒过了，谁知她睡的门板来不及推倒，一本《军医必读》的书还放在门板上。二鬼子发现后，就扭住不放：“妈的，什么闺女！是新四军，跟我走！”当时胡秀英就和二鬼子对打起来，毕竟体弱难当，但决不屈服，又想到不能让老百姓受损失，就决然跑出房东家，将敌人引到村外。当敌人赶上来后，胡秀英就勇敢地与敌人搏斗，最后被残忍的敌人用刀刺伤，流血过多而英勇牺牲。多么好的同志啊，这时她入伍才一年多。
姚焕如（后改名姚坚），是我在上海广仁护校低我一班的同学，入伍比我早一年。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日本鬼子节节败退。我们解放了大批国土，人民政权相继建立。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万恶的还乡团还经常骚扰破坏和暗杀，制造恐慌。姚坚带着医疗队和伤病员转移到某驻地时，已是上半夜。她去巡查伤病员安置情况。安排就绪后准备回队部驻地。可是同志们左等右等不见队长回来。第二天，天刚刚亮，发现在附近的小河里，漂起一具口塞破布、两手反绑的女尸，正是姚坚队长。1982 年，解放军23 军已重新将为国牺牲的姚坚同志审定为烈士。
种植体植入后即刻及术后12周，5.0 mm直径种植体的ISQ值显著高于3.5 mm直径和4.3 mm直径(P<0.05)；而3.5 mm直径与4.3 mm直径种植体的ISQ值相比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表1，图2～3)。
在战争年代，这样可敬可佩的同志是不少的。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编辑 韦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