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娟[1]2002年在《试论中国设计观念在近、现代的转型》文中提出中国的传统设计观念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大举入侵而产生了“千古未有之奇变”。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近代学者务实地提出“师夷长技”、革命者前赴后继地追求民主、杰出的知识分子竭力地引进西方设计教育理论……这一切都为中国近代设计的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近代设计观念的转型是不彻底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设计观念的转型进入“不可逆转”的阶段，由于良性的社会机制和市场经济的腾飞，现代设计观念逐步成熟起来。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设计教育方面、手工艺的传承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如何反省、解决这些问题，影响到新世纪的设计方向，关系到民族创新能力的提高。 本文拟从具体实践经验入手，以反省的方式阐述近、现代设计观念的转型，以图激励现代设计人鉴古知今、开拓进取。
李世新[2]2006年在《中国侦探小说及其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侦探小说在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走过了从萌芽、发生、发展到成熟的艰难历程，本论文以时间为线索，结合中国社会变动及侦探小说翻译、创作的实际状况，把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近代的发生、现代的发展、50—70年代的特殊表现形态和改革开放后的全面繁荣。本论文从外来影响、民族传承、社会变迁和社会思潮等方面考察推动各个阶段侦探小说发展的因素，对每一阶段侦探小说的翻译、创作及本土化成就等方面展开研究，选取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分析，并努力把中国侦探小说的研究放在古今中外对比的大坐标下，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在纵向上探讨中国侦探小说对古代公案小说、公案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传统礼法观念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侠义小说的相互关系等；在横向上，始终把中国侦探小说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放在世界文学、世界侦探小说的广阔视域下进行研究，系统清理一个世纪以来外国侦探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的影响，凸显中国作家在侦探小说本土化、民族化方面的努力，并通过对比认识中国侦探小说的民族特色。本论文以中国侦探小说为研究核心，并兼及传统公案小说和外国侦探小说，力图成为中国侦探小说的系统研究专着。 本论文由绪论和六章正文组成。绪论分为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侦探小说的界定叁个部分，分别分析了中国侦探小说及其比较研究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学术界在中国侦探小说研究上的已有成果及不足之处，进而明确了本论文的研究方向和定位，并对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侦探小说作了界定和说明。 第一章以作为中国侦探小说重要渊源和文化背景的古代公案小说及公案文
朱明勋[3]2004年在《中国传统家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包括如下几大部分：一、绪论；二、先秦：家训的发韧期；叁、汉魏六朝：家训的发展期；四、隋唐：家训的成熟期；五、宋元明清：家训的鼎盛期；六、近现代：家训的转型期；七、通论：传统家训的历史反思与当代价值；八、余论。现将各部分内容提要如下： 一、绪论。此部分首先论述了有关家训的四个问题：1、我国传统家庭与家族；2、怎样的文献才是家训文献；3、家训的定义；4、家训在文献中的异称及分类。其次论述了家训的研究现状，认为目前学界对家训普遍不够重视，还没有出现份量重的专着和含金量高的论文。最后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及总体方法。 二、先秦：家训的发韧期。此部分又分为这么几个层面：首先以有无文字产生为标准将先秦划分为殷商前和殷商后两大时段，并举例论证了哪些家训文献可能为伪托，哪些家训文献为可信，试图辨别先秦部分家训文献的真伪。其次论述了先秦时期的家训都是以对话的形式出现，还处于“隐性家训”状态，其《尚书》中的《无逸》篇是当时第一篇完全意义上的家训。最后论述了先秦家训的两大特点及叁大影响。 叁、汉魏六朝：家训的发展期。此部分共分为这么几个层面：1、汉魏六朝时期我国传统家训的发展情况。2、汉魏六朝时期我国传统家训的表现形式。3、汉魏六朝时期我国传统家训的思想略论。4、汉魏六朝时期我国传统文献家训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5、汉魏六朝时期我国传统家训名篇举要及其他。 四、隋唐：家训的成熟期。此部分是从如下层面展开论述的：首先论证了界定此期为家训成熟期的依据。其次论述了隋唐时期我国传统家训的表现形式。再次论述了敦煌遗书中的家训文献。复次论述了隋唐时期我国传统家训的思想情况。最后举要介绍了隋唐时期我国传统家训名篇，并将此期的家训篇目列了一个简明目录表。 五、宋元明清:家训的鼎盛期。此部分是从如下层面展开论述的:首先通过对历代正史艺文志、《中国丛书综录》、家谱中的家训等资料的考察，论证了此期家训的数量之多在我国传统家训史上空前绝后。其次论述了宋元明清时期我国传统家训的表现形式。这一部分重点探讨了专着形式，然后辅以散文和家训诗。再次，分别从治人和治家两个方面论述了宋元明清时期我国传统家训的思想内容情况。复次分析了宋元明清时期我国传统家训鼎盛的原因，认为我国传统家训之所以能在宋元明清时期走向鼎盛，是由于传统家族制度的完善、家训自身发展的结果和社会风气及统治者的重视使然。最后举要介绍了宋元明清时期我国传统家训名篇，另外，还将此期的单篇、家训诗列了目录简表。 六、近现代:家训的转型期。此部分共分这么几个层面:1、“近现代”的界定与“转型”的内涵。2、近现代家训思想略论。3、我国传统家训到近现代发生转型的原因析略。4、近现代家训篇目简表。 七、通论:传统家训的历史反思与当代价值。此部分是从如下层面展开论述的:1、传统家训的历史反思。这一部分首先论述了传统家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然后论述了其所具有的两重性，最后论述了对家训文化的批判继承。2、家训文化的当代地位与特征。此部分首先论述了家训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然后对现代家训的特点进行了简要地构想。 八、余论。此部分简要论述了研究传统家训的意义、本文的写作态度及写作方法。关键词:家训发韧发展鼎盛转型
胡向东[4]2006年在《民国时期中国考试制度的转型与重构》文中认为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绵延几千年的的考试文化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一同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转型。1862年近代学堂及学堂考试的创办,标志着以科举为代表的传统考试开始向近代考试转变。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和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则为中国传统考试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当然,由于民国时期动荡复杂的时代背景和传统考试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考试虽完成了近代化的制度重构,却并未完全实现真正的转型。 本文首先分析了民国时期考试制度转型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思想基础。延续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官吏,沟通社会,统摄教育,奖学励才,也促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制度化,形成中国社会“官本位”传统,扼杀人才个性和创造性,并在中国民族文化心理中留下了“恋考情结”。这些传统考试文化的丰厚积淀,既为中国考试在近代的转型提供了传统文化资源,也成为其努力向近代考试演化过程中的沉重负担。对中国传统考试文化情有独钟的孙中山先生,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考试文化遗产,科学取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观念和方法,提出了独特的考试权独立学说,并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革命政府时期对实施文官考试制度进行了全面构划,为民国考试的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蓝图。而戴季陶等人对孙中山考试思想的阐述和发展,又直接指导了民国考试制度特别是文官考试制度的构建和发展。 民国考试制度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官考试和教育考试的判然两分,本文在对民国考试转型的传统文化渊源和思想根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民国考试的制度构建为主线,分别对民国时期的文官考试和教育考试的制度演变、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评述。就文官考试而言,经过北京政府、南京政府等几个历史时期的建设与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的考试体系、法规体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行政权之外,独立行使文官考试选拔、任用、考绩、奖惩等权力的专门考试和人事管理机构,并由此形成民国文官考试一整套组织机构体系,中国传统考试制度文化在民国时期得到延续和发展。通过实施文官考试,选拔出了一批建设人才并进行了分发任用,为民国文官队伍输送了新鲜的成份。但是,由于政局动荡,战乱不断,国民党政权缺少必要的权威,各种派系势力对考试制度肆意破坏,以及传统用人思想的惯性影响,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实施情况远未达到其制度设计的效果,通过考试选拔的文官数量十分有限,发挥的作用则更有限。相比较而言,民国教育考试的制度转型则要彻底得多。由于建立了近代学制,放宽了办学管制,考试权下移到学校,相对软弱的政府对教育界的思想箝制也力不从心,民国时期的教育特别是抗战前的教育发展很快,教育考试也随之得到很大发展,种类繁多,制度完备,在考试理念与技术方法方面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学毕业会考、学业竞试等统一考试制度的创建,在合理继承传统考试文化基础上,更使中国考试文化在民国时期有了一
李国帅[5]2010年在《近现代叁国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叁国演义》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号称中国古代四大古典名着,而作为诞生最早、对后世有着最广泛深远影响的《叁国演义》以其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开篇之作在四部小说中独辟先河。一个短暂的历史年代,一部通俗畅销的经典小说,能引起后世历久不衰的广泛关注,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给人以启迪,并在以后的千百年间产生深远影响,是唯叁国所独有的。举凡与叁国有关的,都可从政治学、军事学、外交学、人才学、谋略学、伦理学、心理学、审美学以及经济、科技学、人际关系学,等等,有做不完的文章,道不尽的哲理,这正是叁国历史之妙、演义之妙的所在,以至于我们给它冠以“叁国学”的名字。因此,探究“叁国学”从古代至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叁国学”历史发展演变轨迹,特别是在近代中西新旧文化不断的冲击和融合下,研究其经历的递嬗和转型的过程,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近现代“叁国学”的学术脉络,从而有利于就此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境遇和普世价值等问题的认识,这对于发掘本源性文化和弘扬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使我们加深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复杂性的认识与探究。关于“叁国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演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晚清以前的“叁国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探究《叁国演义》成书的历史演化,这对研究历史上的叁国时代和以后的“叁国学”的文本研究、传播研究、以及近现代叁国学各个时段的学术史研究都有开疆拓土的价值。第二阶段主要是探究明清之际,《叁国演义》的抄本传播、明刊本的演化和后来清刊本的流行的发展演变轨迹,这些都在极大程度上普及了《叁国演义》这一文学作品的传播形式,使其在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其次,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随着社会历史大背景的变迁及近代文学的兴起,特别是在近代中西新旧文化不断的冲击和融合下,“叁国学”研究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趋势,中国古典文学至此终结,近代文学由此而生。在中国学术现代化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宏观背景下,《叁国演义》研究逐步摆脱了比附经史的传统观念及以感悟式“评点”为主体的传统批评方式的限囿,开始尝试融合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新的理论与方法,由此将《叁国演义》研究引上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轨道。再次,新中国成立后的“叁国学”研究,经历了建国前十七年叁国学研究和新时期的“叁国学”研究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前一阶段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学研究在新的时期加强了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思想主题、文学审美、艺术特色、整体结构研究等领域必然会产生与往常不一样的发展轨迹。后一时期在新时代的影响下,是《叁国演义》研究的多元发展阶段,也是20世纪研究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前,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在此阶段,除了对中国大陆“叁国学”研究的梳理和探讨外,在中外学术交融背景下的“叁国学”研究,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最后,是对《叁国演义》之所以被称为“叁国学”的宏观文化意蕴。主要是从其现代社会文化影响角度来总体论述“叁国学”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文化转型中是如何体现的。研究历史,研究文学名着,其落脚点在于有益于现实,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叁国学”研究决不能搞成书斋式研究,而应面向社会,面向当代,尽可能紧密联系实际,使之有针对性,对社会有所裨益。当今社会的芸芸百态,从人性角度都可以在叁国历史、《叁国演义》中找到影子,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盛,小至我们芸芸众生如何立身行事,如何学会做人的一些起码准则,都可从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
姜殿坤[6]2016年在《民国时期美术人才培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上半叶,清末民初的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随着封建王朝的解体与西学东渐,中国近代教育步入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过程。民国时期,中国近代新式美术教育开始萌芽,中国美术人才培养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形态的艰难转型。民国时期,曾经是一个大师层出不穷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美术不断探索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和模式,在继承中国传统美术人才培养优长的过程中,西方培养体系中有借鉴意义的部分也被成功移植和本土化。可以说,民国时期是中国美术教育继往开来,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的黄金时期。论文以民国时期美术人才培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教育学、美术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交叉的视野,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力求还原民国时期美术人才培养的历史面貌。论文围绕民国时期美术人才培养的理念、口标、方式方法和手段以及管理和评价机制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而研究的核心目的是期望以民国时期美术人才培养的历史经验及教训为重要的历史镜鉴,为当下创新我国的美术人才培养提供历史智慧和参考。尽管当前的美术人才培养的环境、条件与民国时期已经迥然相异,但是,当前美术人才培养中所面临的问题,所要迎接的挑战却与民国时期有着诸多的相同点,民国时期美术人才培养中所体现的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论文主体共分为七个部分,分别就民国时期美术人才培养的社会背景、民国时期美术人才培养的历史溯源、民国时期美术人才培养理念引领与目标驱动、民国时期美术人才培养体系与机制、民国时期美术课程体系的构建、民国时期的美术人才培养的方式与方法以及民国时期美术人才培养的经验教训及启示展开论述。论文在结语部分对民国时期的美术人才培养理念与目标、培养体系与师资、课程建设等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概括。本文研究跨度是1912～1949年而重点研究的是1912～1937年间美术人才培养的经验、史实,特别探讨影响这一时期推动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涉及到清末及民国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美术家对美术教育的见解和思考,廓清民国时期美术教育发展的整体脉络,分析其主要特征,总结其经验,同时分析其历史局限性为当下我国美术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历史智慧。因此本文所侧重的重点在于民国时期与主流美术发展相适应的美术教育问题,而美术教育中所包含的美术人才培养则是重中之重,围绕民国时期美术人才培养的研究,有利于对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思想的和教育实践发展历程的厘清总结,并对我国当下的美术教育的创新性发展提供历史参照。虽然本文初衷为尽可能还原和再现民国时期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美术人才培养的经验,探求美术人才培养中所呈现的特殊规律性,但是局限于个人理论水平和客观规律呈现的复杂性,本论文还存在着众多不足,需在今后持续研究中努力改进。
李思瑾[7]2012年在《知识分子的转型与中国现代域外游记》文中研究指明本篇论文以“知识分子的转型”为焦点来探讨现代文学中的一种重要文体——现代域外游记。近现代社会是个大变革时期，中国文化、社会制度等都面临着转型，这一巨变也引发了知识群体从内到外的一系列变化，对内他们告别传统文人士大夫的身份，反思传统文化的弊端；对外锐意进取和改革，努力学习西方。他们的知识和人格结构也在发生悄悄的变化，这些变化势必影响到文学。现代文学自发端以来，就和知识分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域外游记作为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的转型对其影响既是显在的，又是潜在的。文章将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探讨，旨在说明当时的社会，知识分子在倡导一系列改革之时，文学——作为他们积极实践且成果丰厚的一个重要领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知识分子转型的影响，这些影响又都体现在现代域外游记的哪些方面？这是论文将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文章分四个大部分来阐述知识分子在近现代社会的转型给现代域外游记的带来的影响，知识分子的转型又是如何促进现代域外游记向前发展，它呈现出了和传统游记怎样不同的面貌。在现代域外游记的发展过程中，哪些因素是有利的，哪些因素又是在阻碍其发展。现代域外游记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受到哪些非文学因素的影响，知识分子的转型给这种文学体裁究竟带来了什么？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这些问题将会一一展开。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发现了知识分子的转型对于现代域外游记的特殊影响，而且注意到近代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细微区别，这样以来，就不再把知识分子的转型局限在“传统”与“现代”的不同这个范畴来阐释，而是不再忽略从近代到现代的知识群体又发生了那些细微但更深刻的变化。但是，发现变化并不是目的，关键问题还要回归文学，回归到现代域外游记上来，这种重要的变化是怎样影响现代域外游记的发展的，这才是讨论的重点。同时，也因为笔者注意到了近代与现代知识阶层的不同，所以很自然地引入“晚清域外游记”这一参照对象来比照现代域外游记的发展。希望通过本论文的写作，可以廓清当时知识分子的心路变化是怎样逐渐影响文学，又是怎样一步步影响域外游记的创作和发展变化的，同时也能对知识分子——这一文学变革的主体力量有更深入认识。
王金霞[8]2006年在《河北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文中研究说明所谓教育的早期现代化,指的是与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机器大工业生产和工商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教育转化、演变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河北(直隶)是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表现最为突出、成效最为显着的区域之一。本论文在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集晚清、民国的报刊杂志、地方史志等资料,多角度展示了河北早期现代教育体系的萌生、构建与推进的曲折进程,总结了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特征与模式,概括了河北相对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地位与作用。论文以专题研究成篇,主要由以下七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导论部分陈述了题目来源及研究意义,界定了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概念,构建了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起步前的经济、文化、社会背景,指明了论文研究构想与研究方法。第二章概述了中国传统教育构成,通过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的比较,揭示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整体特征,并对推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动力及动力集团进行了简要地分析。第叁章对河北省教育教育早期现代化分期问题进行了研究,构建了进行分期研究的现代化指标体系标准,并以先声、萌芽、起步、推进四个阶段对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简介。第四章、第五章对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事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各级普通教育的发展概况逐一分析介绍,挖掘了不同类型教育产生的动因,理清了发展脉络,总结了历史成绩与局限。第六章对在河北省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评述历史人物的教育实践,挖掘教育思想,客观评价了他们对河北乃至整个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所起的作用。第七章总结概括了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模式与特征,通过与其它区域的对比得出本区域所独具的比较优势与劣势。第八章结语部分客观评价了河北之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作用,并着眼于整个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得出规律,阐发启示。河北省教育早期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必然产物。本论文分析、总结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不仅仅只是为了通晓过去,其中不少宝贵的经验教训,可直接为当前河北省教育发展所吸取、借鉴。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是中国与世界现代教育制度接轨、同封建落后的传统教育决裂的过程。历史不会重复,但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又一次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面对教育全球化、国际化大潮的纷至踏来,研究一下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对当今仍在继续推进的河北教育现代化进程不无益处。
何日取[9]2013年在《近代以来中国人孝观念的嬗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00年前,一位名叫何德兰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中写道:"以孝作为所有社会与伦理体系的基石,是整个中国文明的根本原则。如果不能深知孝是所有中国人家庭、社会、宗教和公民生活的基础,没有人能够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然而,作为一个表征中国文化与社会特色的本土概念,我们却很难说清孝是什么。通过对中国传统孝道文本的梳理、解读和对中国人日常生活话语与实践的考察,我们认为:孝或孝道是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子女及其类似身份的角色期望。或者说,孝就是由一系列特定的规范和行为模式组成的社会角色,反映了社会、组织和个人对于子女及其类似身份的行为期望,而子女及其类似身份者也依据自己的角色领会和情景定义来扮演孝的角色。作为子女的特定规范与行为模式,孝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几乎规定了个体一生中的所有行为,以实现资源和信息由子女向父母的正常流动。根据资源与信息流动所依赖的中介差异,我们将孝的内涵分解为赡养、照顾、尊敬、顺谏、爱护、慰藉、丧祭7个方面24项指标,分别描述孝的物质维度、身体维度、地位维度、权力维度、情感维度、扩展维度和象征维度。其中,"丧祭"旨在规范父母去世后的个体行为,对父母仅具象征意义;"慰藉"重在规范以父母之外的他人为互动对象,但可能对父母的心理状态和声誉造成潜在影响的行为,是一种"隐性孝道";"赡养"、"照顾"、"爱护"、"尊敬"、"顺谏"虽都用来规范直接以父母作为互动对象的行为,属"显性孝道",但前叁者属叶光辉所谓的"相互性孝道",后两者则属"权威性孝道"。在概念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与孝相关的期刊论文编码单》、《孝道期刊故事编码单》、《中国人孝观念与行为调查问卷》,分别对随机抽取的315篇期刊论文、300篇孝道故事和1200位青岛市城乡居民进行了内容分析和问卷调查,从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视角考察了中国人孝观念的近现代嬗变。研究发现:(1)孝仍是现代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重要道德,但与传统社会相比,孝的内涵及其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首先,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对"顺谏"、"丧祭"的认同都是所有内涵中最低的,而对其它内涵的认同仍然很高。然而,知识分子更加认同"赡养"、"照顾"这两个在传统社会被视为"小孝"或"下孝"的内涵,但普通民众却更加垂青"尊敬"、"慰藉"这两个被传统孝论赋予更高价值的内涵。这一区别无疑使小传统孝道蒙上了更多的传统色彩。其次,孝的政治意义弱化。再次,孝的对象由父系、夫系向母系、妻系、非亲属和国家、民族等抽象集合体扩展。(2)过去百余年间,中国的孝道变迁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大传统来说,近代以来的孝道变迁经历了 1919年前的质疑、1919-1949年的驳杂、1949-1979年的否定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复兴四个阶段。从小传统来说,则经历了 1950年代前的高认同、1960、70年代的低认同和改革开放后的复苏叁个阶段。大、小传统变迁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反复特征向我们展示了传统孝道在近代以来所经历的充满戏剧性的曲折命运。(3)近代以来的孝道变迁是社会转型条件下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剧变,都会引发激烈的孝道论争并导致孝观念的巨大变迁。这些变迁背后的推动力量很多,但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国家政治生态。近代以来,国家政治精英们通过治国理念的宣称、社会政策的制订、社会运动的开展等方式,引导、影响并重塑着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孝观念,左右着孝道变迁的方向与进程。
余婉卉[10]2010年在《“学为世界人”的迷思——晚清民国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晚清民国留学生对异质文化的体验和传播,构成了西学东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异国和母国之间,在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他们始终扮演着双重角色,其跨文化性契合于形象学的研究条件和目标。当这群留学生进入想象性的文学叙事,成为一种混合了情感和思想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时,便以形象化的方式置换了缺席的异国原型,显示了时人在审视和想象着异国“他者”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其间所涉及到的回忆及其再现还往往具有寓言性质,表达了各种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范式,密切关联着身份认同、国族主义、权力等问题。浏览晚清民国的文学作品,在“被书写”和自我书写中,统一的留学生形象是不存在的,他们呈现出裂变多元的样态,要对之分门别类,企图从中浓缩出规律和共性,也是如此困难和牵强。他们的生成并未呈现出环环相扣的关系,要从中归纳出一条明晰的思想史主线分外艰难。这种形象多样性的特殊症结在于,留学在晚清民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留学生是彼时社会表情的一种表征。文化现象的庞杂性使得新兴的留学生群体难以被某种单一的形象所规约,犬牙交错的舆论在价值判断等方面影响了文学形象的塑造,而文学又参与到了众声喧哗的历史叙事之中。不过,在留学生形象的丰富多元之态中,仍有一种现象引人关注,即晚清民国文学对留学生的负面书写蔚为大观。许多文本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斥责留学生们的不学无术、行为败坏、怪行怪状。与这种道德谴责相对接的,是大量留学生角色的郁郁不得志。尤其在“五四”前后,留学生的深度自我刻画逐渐盛行,他们感伤自卑,流露出沉重的失落感。由此,当晚清民国的留学生在思想史、教育史、学术史中被奉为“一国之原动力”的精英人物时,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与留学史的宏观叙事之间裂开了缝隙。晚清民国的文学作品为何如此热衷于从负面书写留学生?显然,勘测这一问题的症结,对理解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互动关系不失为一次有益的探索。首先,道德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视点和诉求,由民族主义而生的政治焦虑使得留学生常常承受“恨铁不成钢”的关怀。这种亟欲从“天下”向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恰是西学东渐中的舶来之物。史实的吊诡在于：清朝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溃败,催生了规模庞大的留日潮。留日生在日本触碰到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观念之后,向中国全面地引入了近代世界的民族国家框架,也萌生出对日本民族的排斥感。在民族主义话语的支配下,留学生以个体的遭遇象征民族的受难,易由自尊滑向极端的自卑。在文本的“再现”中,作为革命者的留学生将西方近现代民族主义话语替换为华夷之辨,以汉族本位建立民族认同；“国难当头”的语境令学术与救国成为一对矛盾体,留学生因而展开“经世致用与学术独立”的辩析。其次,全面留学的现象,正是建立在全盘西化的预设之上,留学生形象的负面色彩之所以如此突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尊西崇新之风对晚清传统士人的冲击。西学新知的强势介入使旧式知识分子陷入身份危机之中,面对日渐“得势”的留学生,他们难以把握心态的平衡,故对留学生多“谴责”之声。晚清民国的文学作品强调了留学生形象的诸种“洋派”表现,将他们刻画为“穿西装的文明人”。而“洋派”话语往往与误读相伴相生,不论是留学生的异域体验,还是他们对西学新知的理论引介,或多或少都忽略了“西方”本身的建构和西方思想的多面向。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对“自由”等概念义理的阐扬可堪为例。在这尊西崇新的大趋势中,洋文凭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资本。留学生们构成了一个文化权力网络。在这种以现代学统为中心的等级性精英网络中,留学国别深刻地影响着留学生的话语权。再次,在古老中国迈入现代世界的时间转折点上,留学生形象承载着“现代”与“传统”的复杂关系,在语境的变化中,在多重身份的转换中,他们常常迷失方向,成为中西之间的矛盾体。其中,尤能暴露留学生传统意识的是隶属私人领域的女性观和情爱话语；而传统的性别观又在这种女留学生形象的建构中扮演了一个暧昧的角色。然而,所谓“中国/西方”、“传统/现代”,仍囿于二元对立思维。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亦新亦旧和亦中亦西其实是常态。传统未必是虚构的,但传统又着实是被建构的。忽视西方和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演变的内在理路,从一元论的固有定势出发,文本中的留学生便注定要在对立中奔突,难以实现“中体西用”的目标。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晚清民国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受制于历史想象力和政治潜意识。但是,尽管文学作品不是历史教科书,它却道出了近现代留学史的另一面,呈现出一种风格化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新历史主义已将“历史”归为一种文本的“修辞想象活动”,但文学叙事更能展现历史中的个人体验和潜意识场景,更能挖掘出宏大历史叙事之下的种种记忆。
参考文献：
[1]. 试论中国设计观念在近、现代的转型[D]. 薛娟. 苏州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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