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政治学：历史、范式与学科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政治学论文,学科论文,生态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政治(ecological politics)的出现是20世纪最显著的政治图景之一。对于生态政治，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是指现实的政治运动，即20世纪70年代以来首先在西方兴起、继而在全球范围发生重要影响的“全球绿色政治浪潮”；二是指知识领域，即生态政治学或生态政治理论。生态政治学的理论探索一开始就表现出学科综合性和开放性，不断将广泛的主题纳入研究视野，因此也充满着各种流派及争论，直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生态政治学仍在为理论框架的定型而努力。本文拟结合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对生态政治学的发展、范式及学科性质进行梳理和探讨。
一、哲学社会科学的“绿化”与生态政治学的产生
20世纪中叶，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酸雨、水资源状况恶化、土壤资源退化、全球森林危机、生物多样性减少、毒害物质污染与越境转移等等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严重，并显现出全球效应。长期以来，自然被认为是人类的活动对象而独立存在的领域，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虽互有影响，但决不会交织在一起。但当自然资源利用与人口膨胀发生冲突且无法调和形成危机的时候，就打开了两类问题互渗的窗口。生态危机的本意在于有限的自然资源难以承载不断增长的人口，人类的生存已处于危机之中。生态危机论将几乎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放大”成了社会问题，任何细微的生态环境变化都可能在人类社会产生“蝴蝶效应”，成为生态危机论思维模式的基本特征。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解释危机根源、反思人类行为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运动开始在各个知识领域兴起。在规模及影响上，这场思想运动完全可以和启蒙运动相媲美。自18世纪以来，社会科学逐渐形成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与人类学等五大领域，其中，历史学和人类学则是着重研究个别性或差异性的传统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是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注：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26页。）20世纪50、60年代后，在哲学及社会科学的五大领域，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绿化”，“绿化”无一例外地以谋求确立新的人与自然关系为特征。
1.哲学的“荒野转向”。哲学家们将生态危机的产生归结为人类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将伦理关怀指向非人类的世界。从动物解放／权利论，到生物中心主义，再到生态中心主义，将“价值”、“权利”等概念逐步扩展到人以外的其他动物，以至一切自然存在物。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思想家利奥波德(A.Leopold)写于1947年的著作《沙乡年鉴》受到环境运动者的空前重视，该书被认为是环境主义运动的思想火炬。在书中，利奥波德系统阐述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主张一种“大地伦理”，即无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自然界的所有存在物都有其“权利”，人类只是大地共同体的普通一员。1972年，挪威哲学家奈斯(Arne Naess)将以往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或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特征的生态思想批评为“浅生态学”，并提出了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特征、强调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深生态学”。“深生态学”进一步将生态伦理的哲学思考与改变世界的现实策略结合起来，成为生态政治的最重要思想基础。
2.人类学和历史学出现了“生态视角”。人类学源自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在人类学中，环境被用于解释文化的起源和变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态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取代了环境决定论与环境可能论。生态视角的出现也改写着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对“绿色”的历史学家而言，历史不是孤立的人的历史，“所有的人类社会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依赖于种种复杂的、相互联系着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在全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资源维持生存的方法，人类历史是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干预的历史，“人类历史的根基处在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式中”。（注：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17页。）因此，这些历史学家尝试从生态的角度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黄河流域这些古代文明“核心地域”的出现，罗马帝国的衰落，玛雅社会的消失，欧洲的扩张，第三世界的产生，无不与生态环境因素有关。
3.经济学寻求“发展”而非“增长”。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增长与福利的提高就与自然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自然资源通常被看作是国家财富及其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受到土地供应的制约和支配，关系到生活水平的长期发展前景，这一线索贯穿于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注：罗杰·珀曼等：《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基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的这种认识，近三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或财富增长（特别是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富裕是通过对自然资本禀赋的开采和耗竭而实现的。1972年，罗马俱乐部推出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告诫说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模式与趋势继续不变，全球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终可能引起整个人类社会无法控制的衰退或崩溃。《增长的极限》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与生态均衡发展的研究与经济增长目标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来，增长与发展就成了两个语义有明显差异的概念。增长指的是除去物价上涨因素的货币收入的增加。而在发展的概念中，包含着生存、自尊和自由这样的基本要素。“发展的状况不仅是一种可用经济指标衡量的物质状况，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注：A.P.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1972年联合国人口环境会议后，“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新的经济目标。1992年后《21世纪议程》相继在各国得到认可，一个梦想在21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进入了国际行动计划。
4.环境社会学范式的确立。1978年，卡顿(W.Catton)和邓拉普(R.Dunlapd)在《美国社会学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环境社会学：一个新范式》，对传统社会学研究范式特别是迪尔凯姆式的研究范式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种范式假设人类在地球生物中的地位独大，因为他们有文化，而且科学技术是万能的，就可以人定胜天，无限增长。卡顿和邓拉普将这种以人本主义假设为前提的范式称为人类例外主义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简称HEP，又被称作增长范式），主张以新生态范式（New-ecological-paradigm，简称NEP，又被称作环境范式）来代替，这种新生态范式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强调天人合一，并认为增长是有限的。新生态范式的提出不仅标志着环境社会学的诞生，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总的看法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生态范式在欧美发达国家确立，1984年，米尔布莱斯(L.Milbrath)对欧美各国的环境范式转型进行了比较实证研究，发现欧美发达国家已完成了范式转型，即由增长范式转到了环境范式。（注：L.Milbrath,Environmentalists,Vanguard for a New Society.Albany:SUNY Press,1984.）
5.生态政治学的产生。面对日益明显的生态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股新的社会运动力量在全球崛起，与过去出现的社会运动相比，这股力量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生态导向性，运动关注的是人类与地球共存和发展的可能性；二是政治导向性，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现实政治原则和政策的根本性改变；三是全球导向性，运动一开始就体现出超越国界、寻求全球共同努力的追求。随着环境运动的日趋普遍化、环保组织的日趋政党化、市民社会的日趋国际化以及环境议题的日趋法制化，一幅全球绿色政治浪潮兴起的图景便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前。这波政治浪潮无法以传统的政治原则加以引领和解释，由此也同时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
生态政治学的建立既是政治学面对生态环境问题挑战而从内部产生的旨趣转向，同时也是对因哲学与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绿化”而引起的理论环境变化作出的回应。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渐次“绿化”，反映着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为了改变生态危机下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窘迫局面，人们试图从文化、经济、社会的角度来寻找药方，但结果是屡屡碰壁，于是寻求政治药方成为最终的选择。哲学和社会科学主要领域的“绿化”，成为政治学领域“绿化”的理论动力。
关于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研究的发端，一般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确定具体的标志性著作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绿色政治研究发端于1962年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该书使环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走上历史舞台。（注：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另一种观点认为，在1972年以前，并没有“真正的环境政治”，对环境退化的关注只限于少数的科学家、行政官员和自然保护主义的狂热分子。这一年至少有两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发生，一是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出版，这部“爆炸性”的杰作激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广泛讨论；二是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并第一次将环境与发展列入国际政治议程之中。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当代生态政治研究自此才真正展开。不过，就算是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也不否认《寂静的春天》在生态政治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将它与埃利希(P.Ehrlich)在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以及《增长的极限》等并列为关于生态问题的政治学研究开创性力作。
生态政治学诞生后，大体经历了三波理论高潮。第一波约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对悲观模式（增长有限模式）政治根源的追问上，这一时期也开始萌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绿色政治思潮，包括生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由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生态法西斯主义等，这些思潮成为生态政治学的重要思想来源；第二波出现在80年代，生态政治学进入了理论化、系统化阶段，各种绿色政治思潮互相吸纳交融而又分化分流，最终形成了生态政治理论的两大主要范式，即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政治学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政治学；第三波为90年代以来，理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生态政治理论由提供各种绿色政治思想的“拼盘”，转向“新政治学”原则的建构，转向民主、公正、民权这样的政治学基本主题。在实践运用上，生态政治学所指导的政策主张，也逐渐洗脱“乌托邦式”的指责，更加面向现实，这表明生态政治学正在走向成熟。
二、生态政治学概念的界定
生态政治学的概念一度是个引起争议的话题，这在西方学术界发生过，目前在国内学术界仍然存在。关于生态政治学概念最大的争议在于它与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的异同。
在西方文献中，政治生态学概念产生于生态学与政治学交叉研究的背景之下，它最初着眼于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解释政治行为与现象，如将政治行为与其背景和环境（不仅是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联系起来。最早以“政治生态学”为题的论著是布鲁斯·M.鲁塞特(Bruce M.Russett)出版于1967年的《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A Study in Political Ecology》。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生态政治学是与生态主义／环境主义相联系的范畴，它着眼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从时间上看，政治生态学术语产生的时间比生态政治学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西方文献中，我们较少看到生态政治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生态的政治学”(politics of ecology)。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学的使用频率才有了大幅增加。这一现象在经典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1987年）中有着典型反映。该书并未收录生态政治学这一术语，它对政治生态学所下的定义是：“研究政治行为环境的一系列方法。”“从广义上讲，该术语主要被用来描述环境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比如群体的组织生态学；从狭义上讲，该术语是指同政治地理学紧密相联的空间领土环境和政治行为的研究。”《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政治生态学与生态运动相区别，并认为后者对该术语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解释，这种解释把政治生态学与自然资源保护论者的问题和“生态运动”混为一谈。（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4页。）
国内学术界约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引进了生态政治学这一术语。但在理解上也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是没有对生态政治学与政治生态学进行严格区分，例如国内较早研究生态政治学的刘京希提出生态政治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层次，（注：刘京希：《生态政治新论》，载《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4期。）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将政治生态学纳入生态政治学的视野。另外一种观点基本沿袭了《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立场，认为应对两个术语进行严格区别，将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阻碍了学术交流与发展。（注：芮国强：《生态政治学概念辨析》，载《学术界》2003年第4期。）
如何看待这两个术语的区别，确实是生态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本文认为，由于中国学术研究对外开放的时间较短，大量的西方研究文献、学术用语集中涌入，难免产生概念适用上的“时滞”问题，即我们可能忽视具体概念产生的具体背景，忽视具体概念范畴的流动、转化与发展，而将所有概念放在“二战以来”或“当代”这样一个笼统的长时段来认识，并将这些概念作为“新概念”来认识。从西方政治生态学概念的发展过程上来看，《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所指“错误的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占了上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生态运动及其理论纳入到政治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之中，政治生态学的方法也不局限于生态学或政治学，还包括政治经济学等方法，对资本主义或工业社会的分析也进入了政治生态学的视野。布莱基和布鲁克菲尔德认为政治生态学范畴“将生态关注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注：P.Blaikie and H.C.Broodfield,ed.Land Degradation and Society,London:Methuen,1987,p.17.）按照西方学者在2003年的总结，当代西方学术界在五个方面使用政治生态学概念：一是用来解释环境问题、人的需求和广泛政治制度的关系；二是阐述支持深绿环境主义及其对现代化与资本主义评论的政治行动主张；三是使用“生态学”来作为政治关系相互联系的隐喻，但后人同样用这个术语来描述环境运动；四是用来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物质主义、社会正义及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所进行的讨论；五是当作不包括具体“生态”问题讨论的一般意义的环境政治学的术语来使用。（注：Tim Forsyth,Critical Political Ecology: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London:Routledge,2003.pp.2-4.）还有的学者指出，提出政治生态这个概念，“是为了帮助理解环境变化——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环境变化——的政治起因、条件与衍生物”。（注：布鲁斯·米切尔：《资源与环境管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2页。）因此，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政治生态学的定义与这个概念产生之初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人们使用的另一个概念生态政治学之间的界线已模糊化了。事实上，在一些西方主要的大学，政治生态学这门课程被定位于研究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例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在2005年春季的课表中是这样介绍的：“政治生态学通过研究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将社会与生命物理过程融合起来。”而科罗拉多大学则在课程介绍中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互注：“政治生态学可以被定义为广义的生态政治学：环境的政治学。”
与生态政治学相关，且较常见的概念不只政治生态学，还有环境政治学与绿色政治学等，生态政治学与环境政治学的词义是相通的，两者间也不存在严格的区别。环境政治学被当作对生态运动的理论概括。英国著名的学术杂志《环境政治学》这样来界定其学术兴趣：第一，检验环境运动革命和政党；第二，分析在国际、国内和地方各个层次上环境领域中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第三，对各种环境运动、组织和理论家个人的思想进行评论；第四，其目标涵盖了日益突出的国际环境问题。绿色政治学曾一度因西方绿党的壮大而被视作“绿党政治学”，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有更多的学者开始使用绿色政治学来进行生态政治理论化工作，尝试建立“绿色政治理论”。他们认为绿色政治学绝不等于绿党的政治学，它的研究对象、理论范围要大得多。绿色政治理论与诸多绿色思潮也是有区别的，一方面，多数绿色思潮以生态环境问题为中心，而绿色政治理论并不只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或社会与自然环境的联系，而是涵盖了所有规范性主题的范围；另一方面，绿色政治理论以当代绿色思潮的思想构架为起点，但并不局限于这些构架所要表述的问题范围。（注：John Barry,Rethinking Green Politics:Nature,Virtue and Progres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9.p.5.）在当代文化背景下，绿色已被视作生态和谐的象征色，人们以“绿色”来界定与生态主义(ecologism)或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相关的主题，如绿色经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绿色技术等。人们也把各种有关生态环境的政治思潮称为绿色政治思潮，把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等社会运动以绿色政治运动来统领。既然生态政治学是对绿色政治运动的一种理论回应，那么，用绿色政治学来命名这个研究领域比生态政治学或政治生态学更易于理解，主题也更加突出。鉴于国内学术界对生态政治学与政治生态学概念的不同认同，以绿色政治学来替代生态政治学与政治生态学概念，不失为一个可以选择的方法。
三、两种范式
在生态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百花齐放”的局面，涌现出多种思潮与流派。各种理论间既有相同的关注，也存在一些对立的观点。从流派上来看，生态自治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影响最大；从学科范式的角度上看，则存在两种基本的范式，即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政治学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政治学。
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政治学。生态中心主义是多数生态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所有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都具有这些共同的特征：(1)认识到人类的全部利益在非人类世界中的范围；(2)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价值与利益；(3)充分考虑未来人类与非人类的利益；(4)赞成科学与技术，但反对科学至上主义和技术中心论；(5)采取整体而非分割的方法论，把人类、非人类物种和包含生物圈的生态系统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来考虑。（注：R.Eckersley,Enviro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Toward and Ecocentric Approach,London:UCL Press,1992.）生态自治主义是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政治学的主要代表，同时也将生态无政府主义以及生态女权主义等纳入其中。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政治学具有以下理论支柱：(1)生态优先。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政治学一开始便以“深生态学”为其哲学基础，它所关心的不只是对生态现状的维护或修复，还包括将生态学原则运用于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它强调世界统一于一个有机整体，无需对各组成部分划分主次，重要的是承认各组成部分的价值独立性与相互平等性，这是一种“生态智慧”。因此，女权主义成为题中应有之义。(2)政治价值上追求社会正义。生态自治主义提出把社会正义作为一种责任，以此维护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关系，人类与非人类的存在物间不存在剥削与压迫的合法性。(3)政治民主观上强调基层民主。建设生态社会需要全民参与，而代议制民主阻碍了公民直接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事务管理。“基层民主要把公共政策领域通常自上而下的方法颠倒过来，让民众和社群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态命运和社会命运，也让民众有权探寻一种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生活方式。”（注：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4)政治权力观上要求分权化。反对集权制与官僚等级制，提倡管理权的分散化和管理单位的基层化与简单化，在国际政治上淡化主权，在国内政治上实行“家园的政治”。(5)社会变革途径上强调非暴力。主张依靠示范性的生态社会区和个人生活政治的改变来实现理想社会，并通过教育，重建符合生态学原则的“精神”，改变人们的心理结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促进更多的人加入到生态运动中来，聚集建立绿色社会的精神力量。
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政治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基本上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政治学，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原则围绕着人而建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政治学同样反对传统政治学轻视非人生物的价值和利益，反对剥削和压迫，反对对自然的掠夺。但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对，人类中心主义首先考虑的是人类的利益。大卫·佩珀认为包括生态自治主义在内的生态政治理论不是一种新的政治学，绿色理论家们陷入了大量古老且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之中。（注：David Pepper,Eco-Socialism: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New York:Routledge,2003.p.30.）生态社会主义者批评生态中心主义的假设存在着矛盾，比如生态平衡的定义明显是与人的需要、快乐和希望有关的定义。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两者不可分离，物质劳动是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的手段，人类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自身解放和自由。生态社会主义者赞同有限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既可以避免生态中心主义导致的自然神秘化与厌世主义，又可以使人类真正承担起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责任。（注：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页。）因此，生态社会主义从社会制度而不是人对自然的态度上来分析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成因主要包括技术统治与异化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中立性”已不存在，技术已演变成“极权主义者”，它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工具，塑造出符合统治要求的整个物质与文化形态。技术统治的方式表明，对人的统治必须借助于对自然的统治，因为这样才能把社会对人的“攻击性”粉饰成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才能减轻技术统治的“有罪感”。“异化消费”使人们把消费当作满足需求的唯一手段，资本主义国家保护其公共合法性的办法就是向个人消费提供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商品。但是，这种办法只能借助于加速工业的增长，这无疑将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直至产生生态危机。生态危机要得以克服，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上寻找答案。
由于生态政治学名义下存在着两种基本价值观对立的范式，这增加了生态政治学建立一种公认的价值体系与系统理论的难度。因此，30多年来，生态政治学一直没能建立起一套系统化的理论。
四、作为STS应用领域的生态政治学
生态政治学的学科定位是什么？如同生态政治学的概念一样，这也是国内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国内学术界对生态政治学学科定位主要存在两种看法：一是面对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作政治学研究，适应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来应用、改造与拓展传统政治学的内容，属于一种应用政治学，其学科定位在传统政治学下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二是对政治问题以及政治现象与其各种环境因素的关系作某种生态学分析，其学科落脚点似乎是某种应用生态学，但实质上是定位于一种生态主义的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或政治哲学。（注：黄爱宝：《生态政治的双重定位及其关系》，载《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11期第33页。）
无论将生态政治学定位于政治学新兴分支学科或是应用生态学、生态主义的政治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哲学，其间的差别都是很大的。之所以在学科定位上存在这么多的分歧，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看待生态政治学的落脚点以及学科的综合性、开放性。生态政治学尽管涉及到民主、主权、民权、社会正义等传统政治学主题，但它的落脚点不是研究如何利用权力对社会利益和价值进行分配，而是寻求一种确保生态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政治学体现了明显的多学科、多知识领域的交叉，但它不是这种学科交叉的衍生物，相反，在生态政治学的领域，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相关知识都有机地综合在某一个主题之下，这些知识不仅以生态政治学的名义发展，同时也在本来的学科领域获得发展。例如“深生态学”，它既是生态政治哲学，又沿着生态伦理学的路径而发展。出于这种原因，在西方学术界，生态政治学还被视作一个“伞形术语”(umbrella term)，意即广泛的观点和看法可以汇集于此，就像不同块的伞布，虽相对独立，但只有相连构成完整的伞才有意义。
在研究生态政治学产生的知识背景的时候，人们往往将目光集中在那些传统的“科学”知识领域，却忽视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项极为重要的知识创新，这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STS的系统研究可追溯到30年代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和默顿的《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62年，库恩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引起了科学研究领域的强烈反响，此后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规律及其运用，并涉及多学科与多领域的综合性学科。（注：殷登祥、R.威廉姆斯、沈小白：《技术的社会形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科学技术是人与自然的中介，STS研究透过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进而谋求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倡导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由此可见，STS不仅是一个研究领域，它还代表着一种新的发展观与价值观，是一种方法和运用。作为理论，STS研究揭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规律；作为应用领域，则是将社会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应用于社会诸构成部分。显然，要解决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是某个单一的学科所能完成得了的任务，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STS综合研究的需求。在STS背景下，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涵盖了科技与政治的关系，因而科技与政治、自然与政治成为其最基础的领域之一。生态政治学在知识构成上体现了学科的综合性，同时，它已大大超出了传统政治学的领域。它进一步研究生态视角下政治与政策的积极或无奈的变化，进一步研究自然环境与政治制度环境的关系，进一步研究社会经济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并努力进一步揭示人（社会）与自然的合理关系。因此，如果要界定绿色政治的学科性质，将绿色政治当作STS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应用领域，比作为新兴政治学或应用生态学更为准确一些。
将生态政治学作为STS研究的一个应用领域，我们就能够理解生态政治学的系统化、理论化之路为何如此漫长，毕竟多学科知识的融合需要时日；也能够理解政治生态学概念在其演进历程中内涵及外延的变化的根据，毕竟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也才能够理解生态政治学范式之争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毕竟在这一点上生态政治学区别于传统的、权力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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