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少数族群传媒权益维护与族群认同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群论文,权益论文,传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少数族群传媒不仅成为一个牵动社会神经的信息传播和族群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而且也是影响少数族群的国家认同，维护社会稳定与族群和谐的重要因素。少数族群传媒反映少数族群的诉求，是维系族群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也是帮助少数族群了解和融入主流社会的重要途径。因此，多民族（族群）国家一旦对少数族群传媒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引发政府与少数族群之间的相互误解，引发族际仇视，甚至造成国家分裂。笔者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少数族群传媒一方面要维系族群认同感，传播族群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帮助少数族群在当地求得生存与发展，履行公民义务，增强国家认同，因此它不得不在维护族群权益、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求得平衡。在这个平衡过程中，如果主流族群排挤和敌视少数族群传媒，便会引起少数族群传媒的反抗，严重破坏各族群的和谐，甚至会导致少数族群传媒致力于为本族群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最终使国家分崩离析。因此尊重少数族群传媒的文化传承，为少数族群提供一个意见表达的空间和渠道，国家根据少数族群传媒的新闻报道及时调整政策，将有助于缓和族际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一、传播全球化带来诉求表达的合理性问题
新媒体不断涌现，为少数族群传媒的全球化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然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下，处于被边缘化、非主流化状态的少数族群传媒，不得不面对日益被主流媒体和跨国媒体压挤的现实。全球化造成弱势族群文化传播空间缩小和话语权减弱，这种局面促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少数族群传媒必须进行全球化传播，才能喊出少数族群的声音，反映他们的诉求，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从而迫使当地政府正视和解决少数族群的问题和诉求。
全球化存在一个悖论：实力雄厚的主流媒体在全球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但由于多民族（族群）国家存在复杂的民族（族群）关系，少数族群传媒在某个特定时间内也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这就令当地政府不得不加以重视。比如说，在美国，华文传媒虽然是少数族群传媒，但是在政治选举过程中，华文传媒动用跨媒体的传播手段，形成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在内的立体传播体系，不仅影响华人投票意向，而且也向世界传播了华人的权益诉求。在这样的传播态势下，政治候选人不敢忽视华文媒体的作用，华文传媒的诉求往往能够得到候选人的呼应，并得到各种承诺。比如，在政治选举过程中，许多候选人亲自到唐人街或华文传媒部门进行访问，回答华人的问题，并表示关注华人的各种利益诉求。2009年7月8日，寻求第三次连任的纽约市长彭博历史性地走访了位于曼哈顿的《侨报》社和美国中文电视台，接受两家华文传媒的联合采访。彭博担任纽约市长八年以来，很少亲自走访任何媒体或公司，访问华文媒体总部更是首次，这显示出他对华人及纽约华文传媒寄予厚望，希望得到华人和华文传媒的支持，实现连任的目标。彭博在接受专访时回答了有关纽约经济、唐人街发展、华人非常关心的移民政策等一系列问题，表示他非常重视华人在纽约所作出的贡献，也愿意听取华人的意见，促进华人社会的发展。① 从美国纽约市长亲自访问华文传媒的实例中，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少数族群传媒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传播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其影响和话语权反而得到增强。因此，如果善于利用这些因素，少数族群传媒有时也可能产生比当地主流传媒和西方传媒更大的舆论影响力，从而达到维护族群权益的目的。
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传媒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作为推动少数族群全球化的重要手段，少数族群传媒同样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有时候媒体超越了冷静和客观地评判社会的界限，对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面干预，就会引起族群之间相互猜忌，引来政府的压制。如2006年3月，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政府决定要关闭州内的养猪农场，州内的猪农顿时陷入困境。猪农组织为了让全国人民关注他们的命运，决定在各华文报纸上刊登“猪农排队上断头台”的漫画广告。《东方日报》刊登了这则广告，认为政府顾及回教徒的感受而关闭猪场，忽视了华人的利益，并把此事渲染为族群矛盾，结果引来内政部的干涉，《东方日报》也因此而受到内政部的警告。
少数族群传媒在传播全球化的过程中，会不会因为介入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强化族群认同引发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的矛盾，这是一个很令人警惕和关注的问题。少数族群传媒的目的是：一方面要争取族群的各种权益，维系族群认同；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族群之间的文化冲突甚至政治冲突。要想达到上述目的，少数民族传媒就要冷静地面对传播全球化的局势，理性地使用媒介权力，既维护少数族群的权益，又促进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融合。过分崇拜媒介权力和全球化的传播、放大少数族群受歧视的心理感受，带着悲情报道少数族群的事物，不仅会煽动少数族群的不满情绪，也会引起主流社会的不满，从而制造族群间的矛盾，造成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两败俱伤的局面。
二、全球化带来少数族群传媒对族群地位的关注
今天，全球化造成了国家碎片化的危险，使多民族国家不得不更加重视境内少数族群的权益，由此提高了少数族群的地位。一些少数族群传媒借此机会关注族群权益，或者倾向独立，致力于争取国家权力；或者与政府合作，共同解决族群问题，从而在保留族群特色的基础上，接受主流社会所拟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或者完全认同主流社会，放弃争取族群的生存权而选择一条被同化的道路。这三种方式中，第一种方式最具挑战性和冲击性。不可否认，少数族群传媒对多民族（族群）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也强化了少数族群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权利；但如果过分强调族群地位和权益而忽视国家权益，就有可能鼓动少数族群的情绪，甚至会促使少数族群致力于争取国家权力，造成多民族（族群）国家面临解体的危险。
西方国家认为人权、民主、自由没有国界，各民族、族群都有选择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权利，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族群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这种人权无国界的理论和观点却对许多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说，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族群以西方人权论为理论基础，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一旦政治色彩淡薄的族群上升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民族，就会寻求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立，那么多民族国家就会面临四分五裂的危机。作为少数族群的重要喉舌，少数族群传媒如果强化族群地位，过于关注族群的政治自治权，就有可能鼓励聚居在一起的少数族群，追求民族自治和寻求独立。比如，1963年，新加坡为了获得广阔的发展腹地，与马来亚联邦合并为马来西亚，但由于新加坡华人与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对如何治理合并后的国家产生了巨大分歧，1965年新加坡华人为维护族群权益脱离马来西亚而建国，这正是族群矛盾引发政治危机，导致少数族群走上独立道路的典型例子，说明少数族群如果只关注自身政治地位，就会提升和强化族群的政治意识，从而不断争取政治权力甚至独立建国。作为少数族群的喉舌，少数族群传媒发挥的作用尤其显著。新加坡独立前，华文报纸如《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不断呼吁和鼓动华人争取公民权，并认为这对华人的生存与发展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华文报纸的呼吁下，大量华人向英国殖民政府争取公民权，从而获得了长期居留和发展的权利。这些报纸对唤醒华人的政治意识，以及争取公民权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少数族群传媒的政治影响力。新加坡华文报纸强化华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促使华人争取政治自决，并独立建国的例子，有可能成为其他少数族群传媒争取政治权利的范例。然而，这条道路非常危险，很可能会进一步引发和制造新的全球性的民族问题，使多民族（族群）国家面临解体的危险。正因如此，少数族群传媒因为反映弱势族群的问题而得到了世界的同情，但同时也引起了主流社会对少数族群传媒的政治认同产生怀疑。
综合全球化带来的少数族群传媒强化族群地位和推动其争取政治权力的现象，笔者认为，国家出台处理族群问题的政策对少数族群的影响最大。如果族群权益得不到维护，文化上受到歧视，经济上受到限制，政治上受到挤压，作为弱势群体的少数族群以及代表其权益的传媒自然会起来争取应有的权益。反之，如果少数族群的权益得到政府的重视，问题就会得到很好的处理。比如说泰国把入籍后的华人当作国民，对他们实行国民待遇，再加上文化相近，因此泰国是东南亚国家中华人问题最少的国家。在一些西方国家中，由于实行民主政策，华人的权益得到一定程度的维护，在经济上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而华人对族群权益的诉求较为温和，在这些国家中，华文传媒对华人族群地位的关注强度也因此减弱。由此可见，少数族群传媒对族群地位的关注与强化，主要发生在一些少数族群权益得不到重视，或者受国际政治、文化因素重大影响的多民族国家中。
三、全球化引发少数族群对舆论权的忧虑
少数族群传媒实现传播全球化，会不会造成族群失语，这也是少数族群传媒在全球化过程中要面临并需解决的问题。以海外华文报纸为例，在华人社会当中，华文报纸的全球化就引起不少争论。华文报纸在实现传播全球化过程中，通过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了少数几个跨国华文媒体集团的壮大。从宏观的层面来看，似乎合并和整合资源有助于华文媒体积聚力量、增强话语权，以抗衡西方媒体，维护海外华人形象。然而，从微观的层面来看，海外华人却产生了深深的担忧：这些实力雄厚的华文传媒通过兼并弱小的华文传媒后，会不会垄断华文传媒业，成为政府的代言人，因而丧失维护华人权益的功能与义务，削弱族群认同感？比如说，2008年4月马来西亚星洲媒体集团、南洋报业集团与香港明报集团合并，组建世界华文传媒集团，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引发了抗议活动和反对的声音，这明显反映了华人对上述问题的担忧。笔者于2007年7月和2008年5月两度在马来西亚进行田野调查，结果发现，马来西亚政府对此也颇有疑虑，担心三家集团合并后会不会重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甚至影响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干涉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
马来西亚华文报纸的发展壮大，以及两家最大的华文媒体集团的合并，引发了人们对族群舆论权的忧虑，在某种层面上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同文、同种的少数族群传媒走向整合后，少数族群传媒如何真实和客观地反映族群舆论，表达族群诉求，而不至于沦为政府的传声筒，甚至变成政府控制少数族群话语的工具，就成为少数族群关注的焦点。人们普遍忧虑，少数族群传媒会不会为得到更有利的商业位置而牺牲为族群代言的功能，从而失去喉舌的作用。此外，在全球化浪潮中，一些有实力的当地主流传媒鉴于商业权益，收购了少数族群传媒；政府为控制少数族群的话语权，出台收购或者压制少数族群传媒的政策。这些都使人们对少数族群传媒的前途以及舆论权的归属充满了忧虑。
少数族群对舆论权丧失的忧虑以及对少数族群传媒的前途产生的悲观情绪，迫使少数族群传媒不得不履行客观、准确地传达族群声音的义务。传媒一旦不能传达族群声音，便会被少数族群所遗弃。因此，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壮大实力，另一方面又保护少数族群的舆论权，消除少数族群对舆论权丧失的忧虑，对少数族群传媒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四、全球化激发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争论
在许多多民族国家中，曾经出现过少数族群传媒接受当地政府的领导但并不认同当地政府的民族政策现象，也出现过接受当地主流族群的价值观但并不接受政府宣扬的国家认同观等现象。这些现象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少数族群传媒传播族群文化并不妨碍少数族群在政治上认同所在国家。确实，少数族群传媒在族群认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很多人把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等同起来，因而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传播族群文化就是在政治上认同祖籍国。也正是这种错觉，使少数族群传媒一直蒙受阻碍少数族群对国家认同的不白之冤。事实上，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有相当大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使得少数族群传媒具有双重认同的作用。族群认同主要是指族群对某一文化共同体的认同，较少政治色彩；而国家认同具有政治色彩，主要是指对国家的忠诚，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爱国主义。由于很多人没有仔细分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两个概念的差别，就把两者等同视之，结果产生错误的结论。
在许多实行民主选举的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族群虽然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是民主选举制度为少数族群获得一定的权利提供了政治条件。少数族群传媒利用这种条件，通过传播族群文化，担负起族群成员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共同维护族群权益。这样，在主流社会的眼中，少数族群传媒的族群文化色彩就成为影响少数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由此把它们的文化传播、族群身份认同与效忠祖籍国联系起来，认为传播族群文化就是鼓励少数族群在政治上也认同祖籍国。这显然误解了文化传播与政治认同之间的本质差别。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Park）经过多年对少数族群传媒的研究，认为少数族群传媒并不阻碍少数族群对所在国家的认同，相反却推动他们融入当地主流社会。② 美国学者布劳（Judith Blau）等人在帕克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非洲裔和亚洲裔族群报刊的研究，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族群报刊憎恨或拒绝主流社会的同化（assimilation），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在政治上认同祖籍国，相反他们却帮助少数族群了解和融入主流社会。③ 他认为，报刊作为族群重要的象征符号，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始终受到误解，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它们更有可能被解读成增强族群认同感、分裂国家的重要工具，并因此受到政府的严厉压制。④ 上述结论清晰地反映一个事实，就是传播族群文化并不会强化少数族群对祖籍国的政治认同。
在全球化时代，宗教、文化和少数族群权益的诉求凸显了少数族群在多民族国家中的角色与作用，也强化了少数族群传媒的族群认同作用。当少数族群感觉到被边缘化、地位不平等时，它们就会淡化对当地政府及所在国家的认同，走上增强族群认同感的道路。然而，一些当权者没有看到或者漠视政府出台种种不利于少数族群的政策所导致的少数族群对主流社会的反抗，反而指责少数族群传媒阻碍了少数族群的“归化”与对国家的认同。这种指责显然对少数族群传媒有失公平，也反映了执政者的思想狭隘，严重打击了少数族群传媒对国家认同的积极性。
五、结语
全球化给少数族群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冲击，同时也带来机遇。全球化引发政治上的解构、经济上的分工、文化上的冲突，少数族群的文化和权益在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下，可能面临无法继续得到保护的困境。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待全球化，它恰恰可为少数族群传媒的权益诉求以及族群文化的传播提供机会。比如，在全球化解构多民族国家的敏感时刻，多民族国家为保持统一和稳定，将不得不考虑少数族群传媒的要求，这样就为少数族群传媒增强影响力和话语权提供了条件。如果少数族群传媒能够充分认识到多民族国家族群关系的敏感性与复杂性，利用这种敏感性设计议题和内容，那么他们就不会被动地应对不利于少数族群的政策。
少数族群有很强的心理敏感性，尤其敏感是否被主流社会歧视，政府的政策是否对各个族体一视同仁等。鉴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政府出台的任何有关少数族群的政策都要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避免造成少数族群产生被边缘化、权益受损的心里感觉，更不能把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祖籍国等同起来。民族问题历来是多民族国家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最大的挑战，多民族国家要想实施有效的统治，不仅要为少数族群提供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与条件，而且还要建立民主制度，建立少数族群反映和表达诉求的渠道，使其权益得到有效维护，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事实证明，只有在制度上保障少数族群的权益，才能淡化少数族群传媒的民族（族群）认同，才能增强其对所在国家的认同，也才能培养他们维护国家统一的意识，化解全球化对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挑战。
今天，伴随少数族群传媒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而出现的国家认同问题，带给我们对少数族群前途的思索，也使我们更加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实际上，少数族群传媒的前途与国家认同问题，以及少数族群传媒在面对全球化时所表现出的迷茫与忧虑，也正反映了少数族群面对全球化时的遭遇极其复杂的心态。因此，对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族群传媒的研究，无疑可为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族群）的发展提供许多启示，进而更深层次地思考少数民族（族群）的未来。
注释：
① 《纽约市长彭博走访侨报和美国中文电视寻求连任支持》，载美国《侨报》，2009年7月9日。
② Robert E.Park,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1922,p.50.
③ Judith R.Blau,Mim Thomas,Beverly Newhouse,and Andrew Kavee,“Ethnic Buffer Institutions - The Immigrant Press :New York City,1820-1984”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vol.23,no.3,1998,pp.20 - 37.
④ Blau Judith R.,“Immigrant Communities and Their Newspapers in America”,Sociological Analysis,no.1,1998,pp.1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