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新发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思想论文,国际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系统地展示了邓小平从1975～1992年的思想脉络。全书600余条中大约有2/3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些新发表的讲话、谈话、批示、书信、题词的主要内容，虽然不是全文，但对《邓小平文选》各卷中的思想，起了极好的补充、印证、扩展、丰富的作用，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新发掘。《年谱》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涉及到国际问题，提供了我们过去未曾知道的关于国际战略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史料。为了更加完整、准确地掌握邓小平理论，本文依据《年谱》资料，并对照《邓小平文选》各卷，对《年谱》中可以对《文选》起补充作用的关于国际战略的几个思想观点，作比较分析如下。
一、善于从全球战略来提出和考虑问题
1980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 说到：“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53页。）经查阅比较，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中国自身战略的意义上使用“全球战略”这个重要概念。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第三卷中，邓小平共4 次使用“全球战略”这个词，但都是说的美国和苏联的全球战略，没有说过中国自己有没有或要不要有全球战略。《年谱》中出现中国自己的全球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邓小平对国际问题的思考，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思考，乃至对国内发展问题的思考，是有“全球战略”的大视野和大框架的。
邓小平强调，对中美关系，要有政治眼光，善于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年谱》中，约有9 处使用“全球战略”一词时是从中美关系提出问题的。如，1980年8月22日， 在会见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布什时，邓小平指出：“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邓小平思想年谱》 第166页。）后来在其他场合，邓小平又指出：“从全球战略角度来看，美国究竟把中国摆在什么位置还没有搞清楚。”（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65页。 ）他反复强调：“如果要使中美关系不停滞并且要继续发展，关键问题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和对待中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对待两国关系，还是从一些暂时的、战术的策略观点来对待两国关系。”（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91～192页。）“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说，中美有广泛的相似的地方”。（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51页。）“中美关系发展，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有全球战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方面以及文化、科技合作方面，领域宽得很。”“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要做许多事情。”（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32页。）邓小平希望：“美国要真正同中国改善关系，必须从全球战略来认识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65页。） 对于中国来说，不管美国哪一个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66页。）
全球战略的内容当然并不限于中美关系。在谈到其他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时，邓小平也曾经上升到全球战略的地位。如1982年12月15日，在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夫伦时，邓小平说到：“在全球战略中，土耳其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你们的位置最敏感。”“你们那个海峡，一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达达尼尔海峡，厉害得很哪！”邓小平希望：“中土两国以后要加强交往，增进相互了解，相互了解是加强合作的基础。”（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3～244页。）
邓小平还具体论述了战略与策略的关系，说明在国际关系中，策略必须从属于战略，为战略服务。早在1975年10月，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时，邓小平就指出：“对待国际问题，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根据我们理解，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的，是为战略服务的。”各种策略，可以是符合于战略的，也可以是偏离战略的。在国际关系中，可以有灵活的态度，但“灵活是要符合于战略要求的灵活，如果灵活得过分，就会使人们想到究竟这个战略是什么。”（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2页。）
在《邓小平文选》一、二、三卷中，邓小平使用“战略”一词时，较多的是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战略。只在第二卷中两次使用了“国际战略”。而在《年谱》中，不仅较多地出现了“国际战略”，而且还更多地出现了“全球战略”。从专业术语的内涵来说，“全球战略”比“国际战略”的外延更宽、更广。因此，可以说，《年谱》更充分地展示了邓小平宏大、宽广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迄今为止，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和外交政策中，我们还没有正式使用“全球战略”这个概念。中国应不应该有自己的全球战略？这样的全球战略应该包含哪些内容？这是越来越需要我们思考和决定的问题。既然邓小平已经这样使用并且如此强调“全球战略”问题，我们何不抓紧落到实处呢？
二、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科学分析
正确分析和判断国际战略形势，是我们科学地制定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基础。邓小平以开阔的视野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紧紧抓住当代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当今国际问题的很多大思路、大政策。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邓小平文选》中有较多的反映，但在《年谱》中，我们还是能发现很多新的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有两个重要的转变。一个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改变了对战争危险性的估计；一个是对外政策上，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小平是1984年10月在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第一次说到我们对战争危险的看法有一点变化。在《年谱》中，我们则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看法变化的过程。当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实现工作中心转移时，邓小平还没有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观点，而是认为战争仍然不可避免，但应该努力加以延缓。如1978年11月，邓小平在访问马来西亚时，认为“世界整个形势趋向紧张，不安宁”，但“面对战争爆发的危险，各国政治家除注意提高警惕外，应找一条延缓战争爆发的办法，而不能无所作为。”（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0页。）进入80年代后， 邓小平对战争危险性的估计逐渐走向乐观。1980年4月15日，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邓小平说：“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就需要联合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否则八十年代的危险能不能渡过要打个问号。”（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153页。）这时候，他主要强调我们的各项工作和政策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建立在战争可能爆发的估计上。当年10月25日，他说：“我们还是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究竟什么时间打？”“现在看，再有五年或者更多时间，也还是打不起来，因为双方的战略部署都还没有完成。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不能还是建立在过去那种估计的基础上。”（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74页。）到1983年11月时，邓小平的估计是：“战争的危险确实存在”，“但我看至少五年内打不起来。我们要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来发展自己，如果争取到十年不发生战争，那对我们是最有利的，看来还是有可能的。”（注：《邓小平思想年谱》 第273页。） 到1984年4月28日，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邓小平进一步表达了他的更为乐观的估计：“和平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世界局势不稳定，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81页。）正是在这样一些发展变化的基础上， 到1984年10月、1985年6月，邓小平才明确地表达了我们已经熟知的对战争形势的新判断，从而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关于改变“一条线”战略问题，在《邓小平文选》中， 是1985年6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明这种转变的。而《年谱》中，提出这个转变，时间要稍早一些。1983年11月29日，在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这种变化：“我们这样的一些国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从六十年代我们就一直赞赏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七十年代，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当时我们同西方，包括美国、欧洲采取了更接近的政策，这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近几年有点变化，苏联还是咄咄逼人，但美国最近的几手表明，对美国也不能忽略。”“这是近几年我们对事物观察后的看法。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有利于争取和平。”（注：《邓小平思想年谱》 第274页。）随后，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1984年5月29日、11月1日两篇讲话中，邓小平谈到了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 不打牌的问题。在此基础上，1985年5月4日，在会见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吴奈温时， 邓小平直接介绍说：“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调整。过去我们曾说过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上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也不搞集团政治，不依附于任何集团。这一政策对于维护和平比较有利。”（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18页。）这些谈话，时间都略早于1985年6月的军委扩大会议。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小平于1990年3月3日曾经谈到冷战后的世界格局问题，大意是旧的格局在变化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在《年谱》中，对新格局的形成，邓小平有了一个量的即时间上的预测。1991年10月5日， 他在同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会见时认为：“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还没定，恐怕要成十年、成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57页。）
无独有偶，对于所谓太平洋时代，邓小平在《年谱》中，也有一个时间上的预见。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曾表示，他不同意亚洲和太平洋世纪就要到来的看法。他认为，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要等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在《年谱》中，他认为太平洋世纪的说法为时过早，同时表示：“太平洋时代肯定要到来，但不是现在。真正的太平洋时代的到来至少还要五十年。”（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01页。）
三、对外政策的若干重要思想
邓小平在科学把握国际战略形势的基础上，为我们制定了一整套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战略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文选》全面展示了有关内容，但《年谱》又向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政策思想。
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内容看，邓小平是1988年12月21日与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会见时，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思想。但从《年谱》看，时间又早一点。同年9月21日， 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邓小平就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12页。） 另据当时报纸报道，1988年12月 2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也指出，当前国际政治出现了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到缓和的新情况。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我们应该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他还希望，国际政治新秩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可惜的是，《年谱》这一条没有把这一思想反映出来。另外，“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到缓和”是一个重要的概括。12月2日的谈话和此前9月17日与李光耀的谈话中都谈到了。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没有收入。这次《年谱》在 9月17日的条目中作了反映， 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邓小平主张，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这是《邓小平文选》中没有反映的思想。在《邓小平文选》中，约有11次提到联合国。但大多是说到中国的席位、地位时用的。虽对联合国给予肯定，但并没有展开。而在《年谱》中，邓小平就谈得比较明确了。1984年5月17日，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时， 他讲到：“联合国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并不容易。”（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82～283页。）从语气上看，对联合国的主张是赞同的，但对其成效，不很乐观，所以，他提出了还有南南合作另一条路可走。到1987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邓小平对联合国的作用，给予了更为明确的肯定。他说：“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政策与阁下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这就抓住了要害。”（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387页。）冷战后的事实表明，联合国的作用确实越来越大了。霸权主义既想利用联合国，又想撇开联合国。所以如何维护和正确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年谱》中披露了邓小平关于核不扩散的政策思想。这是《邓小平文选》中所没有的。1982年10月28日，在会见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时，邓小平介绍中国对核武器的两条基本政策：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二、达成协议，逐步减少、以至最后销毁核武器。邓小平说，我们有一点核武器是为了更有利于达到这一战略目标。邓小平强调：“核武器方面的合作是干不得的。我们可以在别的方面同超级大国斗争、较量，在核武器方面不能同他们较量。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方面进行战略合作，有百害而无一利。”（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39页。）1983年11月 29日，在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邓小平谈到防止核扩散问题。他明确表示：“我们不搞核扩散，我们也没有这个本事。我们的立场是要发展一点，但是有限的。我们的钱要花在工业、农业、教育和科学事业方面。从长远来看，中国拥有核武器只是象征性的。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花的力量太多，也会削弱自己。”（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74页。）
在《邓小平文选》中，有几处提到中国不能当头的思想。较早的是1982年8月21日。后来就是1990年12月24日，强调中国千万不能当头， 这是一个根本国策。在《年谱》中，我们则看到，邓小平表达这种“不当头”思想的时间略微早一点。1982年6月29日， 当外国客人希望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邓小平就回答说：“这我不赞成。千万不要想当什么头，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比那个牢靠得多。”（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22页。）到1991年10月5日，在会见金日成时，邓小平又强调，在形成新的世界格局的过程中，“我们主要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付。”（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57页。 ）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少露锋芒”的字眼。这种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思想，成为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一个重要的战略指导方针。
邓小平坚持要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维护国家主权时，遇到一个如何对待法律管辖的问题。80年代初，中美之间发生湖广铁路债券争端。美国企图按他们的国内法来进行处理。对此，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不接受美国的法律管辖。如果承认了，“就等于承认了你们的治外法权”。“中国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法庭、议会的干涉”。“美国法庭对中国没有用处。”“如果跟你们一样利用法庭，我们可以举出一百多年来中国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那不是什么都谈不成了？”（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248页。）后来的事实证明，如何对待这种法律管辖问题，确实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危及国家主权。冷战后新霸权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企图用自己的国内法来解决国际争端。所以，《年谱》中公布的邓小平有关思想，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在《年谱》中，第一次公布了邓小平对中国与梵蒂冈关系的政策思想，这一思想也涉及到中国对外国宗教问题的态度。1981年12月12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副书记、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主席科隆博。在谈到中国与梵蒂冈关系时，邓小平指出：“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如果梵蒂冈解决了这个问题，承认一个中国，我们同梵蒂冈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第二，是梵蒂冈必须尊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独立自主、自传、自办教会的政策，这是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必然要提出的政策。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教会是一个重要的工具。”（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10页。）
四、积极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大市场
对外开放是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包括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大市场问题。在《邓小平文选》中，包含了不少开拓市场的内容。而《年谱》则进一步丰富了这方面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自力更生的思想是我们所熟知的。 但邓小平在1978 年11月26日与外宾的谈话中指出：“毛主席历来有两句话，自力更生，力争外援。‘四人帮’把第二句话丢掉了”。“人们没有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强调自力更生？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条件接收外国的援助。”“就是那时，毛主席也是讲两句话，不是一句话。”“现在我们的方针是，尽量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我们的发展。”（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4～95页。）
对世界市场或国际市场的构成、布局、特点及其相互关系，邓小平在《文选》和《年谱》中，都作了战略性的分析。在《年谱》中，邓小平希望各国的政治家们都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市场问题，正确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1988年7月15日，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 邓小平指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两国关系要搞好。”（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407页。）邓小平希望发达国家不要忽视发展中国家这个大市场的潜力和意义。1987年 5月11日，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邓小平说：“西方要发展，从长远讲，如果只在它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搞保护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它需要新的市场。在发达国家内部已到了饱和程度的情况下，新市场在第三世界那里。”（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387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邓小平也希望能认识自己的潜力，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1985年11月22日，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时，邓小平指出：“对付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就要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这是唯一的出路。”“第三世界人口最多，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我们相互变成对方的市场，这个市场就是世界最大的市场。”因此，“我们在很多方面相互帮助，相互合作，彼此都有好处。”（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46页。）
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强调中国“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包括进一步打开香港、东南亚和日本市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9～160页。）在《年谱》中，这一思想又得到了发挥。 1985年10月15日，在结束同美国副总统布什的会见之后，邓小平就如何改进中国出口产品问题向在场的中方人员谈了几点意见。他说：“中国产品打入不了国际市场，主要是自己没本事。要解决这个问题，靠这样的外交谈判根本没有用，主要靠自己。能否增加出口，关键在于产品质量。出口产品一是要‘新’；二是质量要‘高’，‘高’是指要达到国际水平；三是价格要‘低’。靠这三条才能真正增加出口。要逐行逐业进行研究”。“凡是不能改进质量的，就要打屁股。这样抓他十年，就有办法了。”（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341页。）邓小平高度重视深圳在打开国际市场方面的经验。1987年5月24日，在与金日成话别时，他谈到“深圳技术比较高的产品可以打入国际市场。开放政策的成功就要看这一条，这是真正的成功。”（注：《邓小平思想年谱》 第389页。）邓小平关于“新、高、低”的概括，对于我们扩大出口，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开辟国际市场，需要注意和解决贸易平衡问题。在《年谱》中，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多次谈到了贸易平衡问题，说我们希望从一些发达国家购买更多的技术和产品，但受到支付能力和条件的限制。随着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这个情况将逐步得到改善，对外贸易的前景也会更广阔一些。1985年9月21日，在会见日本客人谈到中日贸易问题时， 邓小平指出：“要平衡才能持久，才能发展。平衡国际贸易，发展国际贸易，这也是一种知识。”“希望日本朋友在合作时帮助我们出主意，帮助我们进行技术改造，使更多中国的商品进入日本市场、进入世界市场，这样的合作才能够持久，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才有广阔的前景。”（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36页。）
在注重开发国际市场的同时，我们的基本立足点仍然应该放在开拓国内市场上。1981年，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介绍中国的改革政策时，邓小平说：“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济交往，但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国内。如果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不发达，没有购买力，那样，哪会有国内市场？”（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84页。）1982年8月 6日，他与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谈到当时世界经济不景气状况时说：“关于市场问题，国际上有这个问题，中国不担心这个问题，中国有最大的国内市场。”（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27页。）1983年6 月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讨论“七五”基本建设规模的初步测算和财政问题时，他说：“中国这个市场潜力是很大的，我们越发展，市场越大。”（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56页。）后来，在 1986年会见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一行时，他又讲到：“人们现在都说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强大市场，我相信这一点，当然可能在下个世纪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368页。）对于中国市场的分析，《邓小平文选》中也有一定份量。比较起来，《年谱》中还是比较丰富的。
面对这样一个大市场，我们当然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并努力加以开发。1985年9月21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 邓小平强调：“现在世界上都注意中国市场，这个市场应当是有进有出的市场。确实，中国这个市场还有待开发。”（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336页。）如何开发，邓小平在不同场合谈到了农村改革问题、多种经营问题、调整经济结构问题、提高消费水平问题，等等。他还曾经谈到：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过去我们很不重视建筑业，只把它看成是消费领域的问题。但是这种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也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地位。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要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