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消费与美好生活内在耦合的实践与价值逻辑
——现代性“消费社会”的深刻危机及破解
王 鑫，袁祖社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摘 要］ 消费社会及其消费主义所表征的，是后现代社会的文化与价值观，它以“我买故我在”这一本质上异化的生存与生活逻辑，主张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被消费的。这是一种对自然资源和物质财富无节制消耗和无忌惮挥霍的消费异化的价值观。消费主义的蔓延，颠覆了传统以及现代性社会所确立的自我与共同体的关系质态，导致了一系列深刻的危机：使现代人陷入虚假的自我认同、加速生态环境的破环等。现代社会要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必须摒弃消费主义的异化消费观，倡导推广以适度、节制、合宜为核心的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旨在引导人们在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中形成对美好生活的期许。绿色消费与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培育公民绿色消费的价值自觉，诉诸政府层面的制度性设计，逐步实现由增长型经济向稳态型经济的转向。
［关键词］ 消费社会；消费异化；绿色消费；美好生活
当代著名法国社会学家让·波德里亚在其所著《消费社会》一书中指出：“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1]1波德里亚所关切的不仅是愈益现代化社会的“物象化”、“物役化”逻辑，他还深刻意识到，随着物的丰富，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商品和物自身所包含的有用性等使用价值，而是更加看重并开始追逐物的附加性、符号性、象征性价值。这样的变化会导致传统的“生产和消费”关系发生反转。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实践，中国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中国民众开始摆脱“短缺经济”的生存窘境，一些曾经的高档消费品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消费的换代升级为中国民众带来了新的生存体验，孕育、催生了一种新的“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他们在琳琅满目、花样不断翻新的消费体验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迷失、困顿和迷茫。现代性资本逻辑支配下的消费主义文化观念和话语逻辑向大众所传播的是需求的主观性的被制造，以及人的“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当下需求”与“长远需求”的模糊界限，是一种“我买故我在”的消费价值观（其结果则是“我买故我不在”的空虚感的产生）。
此种情形不禁使我们反思：与社会现代化过程相伴随的消费社会的本质是什么？消费社会、消费主义与美好生活之间是一种深度疏离抑或某种程度的内在相关？
一、消费社会的“现代性”表征及其价值危机
二战以后，新一轮技术变革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范式的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先发现代化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展现了一个“梦幻般”“富丽堂皇”的社会。以片面追求财富创造和占有为核心的发展，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进入以物化逻辑为核心、以消费为中轴的消费社会，它的主要标志是大众对非合理性、非正当性消费的普遍热忱成为被误导的时尚。在这种背景下，消费主义以一种独有的“消费民主”和旨在消弭阶层差异、人人都具有“普遍平等的消费权利”的抽象观念，逐渐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其价值主张的影响，不仅仅在先发现代化国家，同时也辐射了后发现代化国家。
在现代发达社会，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是内在同构的关系，正是消费社会为消费主义价值观提供了土壤和基础。消费主义主导下的消费社会崇尚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被消费的观念。消费之物不仅可以是商品，还可以是自然资源、社会关系、个人情感等等。一切都可以用来消费，一切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行为获得价值体现，只要能够为消费主体带来足够的财富、社会声誉和最大化利益，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其结果是导致畸形的“自我认同”，丰富的个体被单面化，丧失了存在的深度，变得扁平化，变得肤浅、粗鄙、恶俗。由此，表面上看似自由的消费行为，实则是潜藏在人性深处的枷锁和极度的非自主和不自由。有学者指出：“‘消费主义’是一个比消费者社会，消费者阶层或消费者更宽泛的词语。它指的是在消费者中普遍存在，也在全球经济较低阶梯中发现的一种文化态度，这种态度把消费数量和种类日益增长的物品和服务看成是至高无上的。”[2]122这是一种对自然资源与物质财富无节制消耗和无忌惮挥霍的“消费异化”的价值观。它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消费异化是物化逻辑引导下人与商品主客体关系的颠倒，如马尔库塞所说，物化逻辑奴役、凌驾于人之上，人已经成为“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单向度的人”[3]67。其次，消费异化是欲望本位建构下符号价值替代传统的使用价值。“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1]69。消费符号既赋予了商品文化象征意义，又在认同的支配下，表征了人的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家庭贫富、个人喜好、可能从事的职业等信息，从而控制着人们的消费取向，是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丰富性、灵动性的遗失。显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依据他（她）所使用或消费的物的等级来识别，而越来越少地依据其出生、血统、种姓等级和阶级来判定”[4]198。消费异化使人不断成为消费的附属品，被消费所奴役。因此，从本质上说，消费异化是疏离人、违背人本价值理念的。
人类文明的演进史始终伴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探索。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过程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公共性”价值达成了一些共契性的标准，诸如环境优美、经济富裕、政治廉洁、社会公正、文化繁荣、人际友善、自我价值实现等等。从广义上说，“美好生活”是使人类得到最大限度的生存、自由与尊重，关涉的是人类生存的总体。它首先，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和自身关系协调、和谐的有机的生态生活；其次，是一种社会的制度安排（经济、政治政策）指向秩序良好的公正社会的生活；最后，美好生活一定是精神生活充满理性、自由、开放的空气的生活[9]。可以说，美好生活的标准在一种完美意义上是近乎严苛的，美好生活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相关联，所以它是一个人类持续追寻的可欲、可期待的过程，而非结果。对现代社会民众而言，以一种恰当、适宜的消费理念为引导是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现实语境。
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弗洛姆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德鲁兹、布尔迪厄、波德里亚、德里达），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莱斯、阿格尔）都对消费社会的弊病“消费异化”倾注了极大的理论兴趣和持续不断的研究热情。其中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对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生态危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表现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5]。概括起来，“消费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目的与手段相悖。起初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重要环节是相互联系而制约的，消费作为社会生产前三个环节的重要目的而存在。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悖反性的现象，现代人为了消费而消费，为了体现个体的身份、地位、尊严而消费。正如弗洛姆所指出的：“消费在本质上是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是一种与我们的真实自我相异化的虚幻活动。”[6]134质言之，作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产物的“消费异化”在本质上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独立于人自身而存在，消费行为本身不再是一种需要，而是成为一种手段。
3.9 高风险食品。高风险食品包括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乳制品、肉制品、生食水产品、生食蔬菜、冷冻饮品、食用植物油、预包装冷链膳食、集体用餐配送膳食、现制现售的即食食品等食品。
针对现代消费社会中人的物化和异化现象，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作出了深刻剖析。依马尔库塞之见，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人们陶醉于经济繁荣的景象之下，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许多人沉浸在对物质的追求和享受之中，没有了对精神完善的追求和终极关怀。另外，在过去，美好的生活只属于帝王、贵族和那些控制土地、资源和特权的少数者。而在今天，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追求美好的生活。在以高生产、高消费来维持其生存的发达工业社会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体验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具体体现为“把无度的消费、物质享乐和消遣当作人生最大的意义和幸福。它使人改变数千年积累下来的高尚道德价值观念，把消费水平当作衡量人的尊卑、贵贱、荣辱的尺度”[8]12。这种肤浅的、扁平化的生活追求使这个属人的和人属的世界主体——人——最灵动、最本真性的东西被磨灭了：“在消费社会中的许多人感觉到我们充足的世界莫名其妙地空虚——由于被消费主义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2]6。
本文在电力负荷ARMAX预测模型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基于实数编码的量子搜索 (Quantum Real coded-based Search, QR-BS) 算法，通过QEA对参数估计进行优化，得到更加准确的预测模型。由于模型参数为实数，考虑采用改进实数编码QEA[21]，具体算法步骤如下：
1.2 检测方法 血常规采用日本希森美康公司生产的XN-2000及该公司生产的配套试剂，实验数据包括LMR、PLR和NLR（由血常规参数嗜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血小板计算得到）；甲、乙型流感抗原检测采用广州万孚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试剂盒（胶体金法）；甲、乙型流感病毒核酸检测采用美国Life公司生产的荧光定量PCR扩增仪，试剂由上海之江生物提供。各实验步骤均按照标准操作流程执行。
二、美好生活之应然逻辑：由“异化消费”到“绿色消费”的价值观转型
第三，给现代人带来了不良的反生态后果：一是消费主义所倡导的过度生产和奢侈性消费必然带来资源和能源的缺乏；二是以追求享乐为目的的现代社会的高消费工业生产体系，将会产生大量的生产废品，废品的回收、管理、妥善处理将成为一大难题，处理不当最终将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三是消费主义价值观以一种征服自然的姿态，将人与自然归结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利用与被利用的单向度的工具理性。这种功利主义态度使自然沦为满足人类征服自然、追求财富欲望的工具，无视自然生态系统所能容忍的极限将带来无法挽回的生态灾难。正如艾伦·杜宁所说：“我们消费者生活方式供应的像汽车、一次性物品和包装、高脂饮食以及空调等东西——只有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才能被供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依赖的正是巨大和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入。这些商品——能源、化学制品、金属和纸的生产对地球将造成严重损害。”[2]30
冻融作用对土工程性质的影响是由于分凝冰的出现改变了土骨架的结构所造成的, 因此影响分凝冰或者分凝势的因素也必然影响冻融后土的工程性质，如孔隙率和干密度。Chamberlain等[6]认为,冻融通过改变土的结构性，如土中产生大孔隙、纵向微裂隙等, 从而使其垂直方向的渗透性增大。反复冻融不仅破坏了土颗粒间的联结力, 同时使土颗粒得以重新排列。目前，广泛认为冻融循环可以从多方面改变土的工程性状,而这些都是通过改变土的结构性实现的。一些研究还发现土的渗透性和密度经3～5次冻融循环后趋于稳定[1，6-7]。
我接着说：“作为一个90后，我的‘电量’还有49年。看似漫长，实则短暂，这就是时间和生命。”我顿了顿，又问：“大家看了这张图，还有什么感想呢？”
当今社会在抽象个体利益最大化理性和占有财富为主导的消费异化价值观的框架内，多数人缺乏对消费的限度、生态所能承受的限度的思考。其结果是，现代人逐渐失去了对社会、自身以及他者的鉴别力和判断力，被动、从众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社会已经经历的、正在经历的或即将面对的一系列困惑，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在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实践中都曾经出现过。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发展速度之惊人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时社会、自然以及人自身三者间的矛盾、冲突、疏离、碰撞暴露的重重问题，也异常严峻，不容小觑。消费异化使我们看到了先发现代化国家曾经的阴影，富裕起来的人们不考虑自然生态的承受能力，为眼前的一己私利和享乐，而大肆地消耗、占用自然资源，产生了一系列诸如水土流失、温室效应以及我们每日不得不面对的雾霾天气等等。在现代人眼里，自然资源是无偿的，生态是不需要付费的，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是换取利益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从当下及长远来看，中国的发展如果不想步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后尘，那么，必须在对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批判中，形成一种在发展中扬弃，在扬弃中超越的解困之路。“绿色消费”理念，就是在此过程中具有正当性的明智选择和超越性的努力。
送外卖的来到周泽赡身旁，周泽赡疑惑地看向署名，竟是她。镜头给向寄件人的姓名——“白婗棠”。签完字后，周泽赡拆开包装，里面有一张卡片和一只炸鸡，周泽赡只把卡片留下，其他的扔进了垃圾桶。周泽赡举着沾了些许油的手发呆。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绿色消费立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是一种隶属于历史情境的规范性要求。1990年，英国学者Joel Makower、John Elkington和Julia Hailes出版了The Green Consumer① 参见 Joel Makower，John Elkington，Julia Hailes：The Green Consumer，Penguin Books，1990。 ，首次提出“绿色消费”概念，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得到了多方学者的关注。1994年，奥斯陆专题研讨会提出的“可持续性消费”即是对“绿色消费”概念的延续。如果对“绿色消费”的真意、实质以及应然目标，作出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和规约，不难发现，“绿色消费”实质上是一种适度、有节制的消费形式。它提倡避免或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特征的消费行为，主要表现为崇尚勤俭节约，减少损失浪费，选择高效、环保的产品和服务，降低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10]的人类行为规范。
绿色消费所代表的是公民优良的生态生活的统一价值体系。它从一种自然价值范式出发，从确证自然权利的基本信念出发，对自我与自然作有效性的调节与融合。绿色消费无疑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人类对普世的美好生活的热切期许。它的意义体现了整个社会财富的伦理价值逻辑问题，因为它建立在对传统消费模式超越性的基础之上，引导人们形成人类生活的消费道德规范。首先，绿色消费的实践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注重人和自然平衡的生态保护。一方面，它反对传统消费中片面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以及对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另一方面，它倡导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一切创造性活动都必须纳入自然的进程来理解。因此，人与自然、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有“内源性的正相当”关系。其次，绿色消费的伦理规制包含了人类自身的生态系统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注重人与他人、人与自身关系的融合、和谐发展。它反对传统消费中存在的极端利己主义或自我中心主义，在承认不同消费者个人利益的同时，也承认他人与子孙后代的利益。最后，绿色消费的价值逻辑强调人的消费需求、认同的多样性以及人性的丰盈，注重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变革与优化。它反对传统消费中对人的本质、人性理解的单一化与片面化，而是将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相结合。因为人不仅是一种肉体的存在，而且作为特殊的高等动物具有精神的机能与属性。绿色消费既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行为；既是一种价值观，更是一种人类的精神境界。
消费主义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无限蔓延，对现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消费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丰富发展的同时，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以往的节俭式消费、量入为出的计划式消费被人们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奢侈性消费与超前式消费，是由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转到满足人们的内心欲求的欲望化消费。而以物化逻辑为核心的过度、无节制的消费行为带来的是资源的过度消耗、能源的肆意浪费，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失衡，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了一种极端的、紧张的生存质态。另一方面，技术革命的兴起进一步为消费社会提供了更宽广的场域，也对生态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给现代人提供了丰厚的物质享受、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使人类无所不能的虚妄想象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正当逻辑。正如马尔库塞所说：“以技术为中介，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这个体系吞没或抵制一切替代品。这个体系的生产力和增长潜力稳定了这个社会，并把技术的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3]7质言之，现代科技的进步满足了社会经济增长和现代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但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人的价值边界、道德底线是模糊的，人类的技术手段又不那么高明，以致掠夺性的生产方式快速占有、消耗、破坏自然资源，严重干扰了自然生态系统，腐蚀着、侵扰着现代人乃至后世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残疾人口多，康复需求迫切，随着人们康复意识的不断提高，康复医学的现时代价值愈加凸显。
依照上述的理解，绿色消费观所提倡的是人们的消费行为、消费尺度不仅要适应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和生产资源，而且还要适应人们的精神需求、文化需求，是一种适度、有节制的消费观。它不仅观照了人们的生存基本需要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观照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精神文化境界。“绿色消费注重生态平衡、环境保护、资源不断与有序，以期实现可持续消费，达到可持续发展。不仅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讲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讲求人的身心和谐与全面发展”[11]89。绿色消费不仅渗透着环境保护意识和健康消费意识，而且也象征着一种现代社会合理消费的理念，是人们对以往的不合理消费方式的反思和摒弃，同时，也为现代人普遍向往和追求的美好生活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第二，“符号意象”与“真实认同”相分离。现代人通过追逐消费的符号价值来消除群体疏离感，满足内心归属感，突出个体的阶层与独特性。传统社会以宗法血缘界定阶层的模式，如今被消费行为所取代。虽然“在最一般意义上，消费是创造认同的特定方式，一种在时空的物质重组中的实现方式。就此而言，它是自我建构的一种工具，自我构造本身依赖于将切实可得的物品引导入与个人或人们相联系的特定关系中的更高等级的样式”[7]227。但是在美好生活视域下的个人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本应是多元、复杂、有层次感的，而现代社会的单一理性价值观将认同方式简单地认定或理解为对某些特定的商品的消费和持有，使一些人陷入一种虚假认同的漩涡。
三、绿色消费与美好生活价值愿景的实现
正确价值理性引导下的消费价值观是实现人类普世性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这一看似常识性认识的获得，却是人类经历了百多年探索，以惨痛的历史代价换来的幡然醒悟。在此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民族国家一直在寻求一种某种程度上舒适、合理、给人体面和尊严的美好生活样态。然而，现代人目前面临的是因现代性发育不足而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甚至堪称非理性、非正义的发展理念，这导致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为从根本上摆脱不断扩散的、肤浅的与粗鄙化的物化逻辑，不断克服被赋魅的“商品拜物教”的危害，需要从“绿色消费”信念的化育和养成着眼，需要全球社会在优良制度理性与美好生活共识基础上共同努力。
绿色消费是一种有助于生活品质提升、生态环境良性发展以及社会生活品质改善的方式。绿色消费所彰显的是现代美好社会的基本特质，更是现代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现代社会对于个体生活质量、生存品质的评价标准中，绿色消费观念正在被纳入其中。在这个意义上，提升整个社会和国民整体性绿色消费水平，就是提升国民生活品质，或者说是向实现普世性的美好生活更迈进了一步。具体而言，绿色消费对实现美好生活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一，绿色消费从本质上唤醒、增强了人们的环保意识，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我活动和行为，自觉地了解和思考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改善人类生存的环境质量。其二，绿色消费强调以自省的方式重新审视消费社会原有的不合理、不恰当的消费习惯与方式，使其更趋向理性、科学、合理、健康。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2]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判断，也表现在合理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价值观的倡导方面。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还要着重考虑商品和服务质量、品牌和美誉度、消费体验和精神愉悦等内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文明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同步。其三，绿色消费增强了人们对消费行为后果的重新审视，唤醒人们减少对环境不良影响的自觉性，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消费方式、消费文化、消费价值观与高品质生活的内源性正相当关系。其四，绿色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实践美好生活的方式，因为它从本质上减少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的废弃物数量，或者以回收处理和再生利用的方式提升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质量和生活品质。其五，绿色消费的实践将有利于促进绿色法规和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及不断增强公民的舒适感、尊严感和体面感社会的生成。
“绿色消费”在广义上被定义为一切有益于人类健康和环保的消费内容、行为与方式，是以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等为特征的新型消费行为和过程。西方部分学者将绿色消费的原则归纳为经济的（Economic）、环保的（Ecological）、公正的（Equitable）、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绿色消费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为环保理念，要求现代公民对消费主义秉持一种反思批判态度，努力践行以节俭、适度、合宜性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绿色消费体现的是在自我与自然之间，一种对自然权利的维护与公民自由限制的结合，体现了现代性社会消费主义与生态正义的合理性与整体性之思。因此，当今社会转向具有“公共性”价值取向和生态正义伦理规制的绿色消费就成为必然。
面向人本化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未来，全球社会公民逐渐在实践绿色消费，期许在美好生活的实践归旨上达成一种公共性的共识。一方面，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以绿色消费为基础，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绿色消费的价值理念，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质态归正；另一方面，只有坚持绿色消费，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下的美好生活才是厚实、饱满、具有通约性的正当逻辑。目前，我国尚处于现代性发展不完全的阶段，个体价值意识的觉醒、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以及社会经济增长方式，对实现现代社会美好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将“绿色消费”观念融入现代生活中。
（一）培育现代公民“绿色消费”价值自觉
在现代性社会背景下，物和物的附加意义根深蒂固地根植于我们的观念中，奴役着我们的灵魂。显然，生态危机并不是自然环境本身进化的结果，而是由现代人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造成的。因此，人们对生态危机与美好生活的悖谬性反思，主要指向现代人自身的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性实践活动。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财富的累积没有带来幸福感的提升，恰恰相反，在不断增加和累积的物面前，人们在物的奴役下心灵受到极大冲击，愈来愈感受到无力感、疏离感和无意义感。一部分人用消费主义填补内心的空缺，而“处于消费奴役状态的人，即处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醉心于物的占有、欲望的满足和享乐，沦为资本逻辑的工具，成为‘消费动物’和‘消费机器’的人，是尚没有消费自觉的人”[13]。因而现代公民价值自觉的观念性化育和引导显得尤为重要。学界将“绿色消费者”定义为“那些关心生态环境、对绿色产品和服务具有现实和潜在购买意愿和购买力的消费人群。也就是说，绿色消费者是那些具有绿色意识，并已经或可能将绿色意识转化为绿色消费行为的人群”[14]。因此，美好生活的实现与绿色公民的化育和养成要求现代公民必须具有全面、高尚的价值自觉意识，才能够从根本上实现人的内在自我觉醒与外在自我解放的有机统一。
培养绿色消费者价值自觉的实践可归纳为：一是绿色消费主体的“生态道德理性”的确立，尤其是化育全社会公民的合理消费意识和生态伦理价值，化育个体价值的觉醒和较高的生态德性。二是绿色消费主体的“生态道德实践”的养成。具有价值自觉的生态公民的养成需要经过长期、复杂的道德共识性的培养，倡导选择理性的、适度的消费行为，形成合理的消费结构。三是绿色消费主体“生态人”的培育。注重人与自然的内在本质协调和外在和谐统一，合乎需要的消费，合乎人性的改造自然。现代人的消费价值自觉意识的养成，有助于人们从单一理性经济人的异化消费中解放出来，从而构建一种既适合当前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现状，又与生态环境保护相适应的绿色消费观。
（二）诉诸政府层面“绿色消费”的制度性努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和观念变化，一部分传统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品质和质态有了新要求也在情理之中。对于一个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生活理想殚精竭虑的国家而言，在引导绿色消费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实践活动中，政府顶层设计的制度性引导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寻求绿色消费价值观引导下的美好生活范式就是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价值观中建立一种“公共信仰”。
有鉴于此，政府在促进绿色消费上至少要做四方面的制度性努力：首先，以先进思想和优良价值观引导为政府行为的根本出发点。注重先进思想和优良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将绿色消费贯穿到政府实践和政府工作文化等方面之中。其次，以提倡使用绿色产品为政府的根本特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鼓励民众以绿色产品为消费首选，鼓励绿色出行方式，选择节能环保型汽车，推广环保型建筑材料，等。再次，以支持绿色创新为政府的核心素养。推动企业增加绿色产品和服务供给，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加大对绿色产品研发、设计和制造的投入，健全生产责任制，推动生产企业减少使用有毒、有害、难降解、难处理、挥发性强的物质，鼓励企业推行绿色供应链的生态化建设。最后，以完善绿色消费的法律法规为政府的基本职能。建立绿色消费长效机制，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经济政策和绿色标识认证体系，等，加大社会中绿色消费指标的权重，强调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指标的应有意义。
由图2～3可知，通过MATLAB仿真软件可以快速画出图形，让学生直观对比图形的形状和规律，快速理解阻尼比和自然角频率值对二阶系统的影响。ζ=0时，等幅振荡；0<ζ<1时，衰减震荡；ζ=1和ζ>1时，非周期趋于稳态，且ζ>1，调节时间较长。ωn越大，系统的响应速度加快。
（三）引导增长型经济转向稳态型经济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剩生产促使现代消费社会的产生，而支撑消费社会的科学技术异化则是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在追求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现代性社会中，根本不允许或者说不给人们时间思考物质得到满足后对精神位格的需求，资源消耗过度之后对美好生态的需求，后现代主义将之称为“增长癖”（growthmania）。很显然，这种单一理性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当今人类社会消费异化、环境污染、战争杀戮、物欲沉沦与技术异化，这使沉迷于物质占有、异化消费的现代人不仅不能实现自由、解放的美好生活，而且迅速蜕化为资本铜臭和权利血腥的陷阱。社会经济学则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即“稳态增长”（steady-state economy）的经济发展模式。“所谓稳态经济就是一种使人口和人工产品的总量保持恒定的经济”[15]73。稳态经济所追求的绝不是人口零增长和排斥技术发展和生产，而是指在稳态经济发展模式中，人类对自然生态资源的消耗量和吞吐量必须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更新和同化能力之内。质言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增长癖”遵循的是经济理性，而“稳态增长”所遵循的是生态理性，是以生态的可承受性为标准，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正如生态学家高兹指出：“生态理性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最好的方式是：尽可能提供最低限度的、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耐用的东西，而花费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能源。与此相反，对经济生产力的最大追求，是为了能够卖出用最好的效率生产出最多的东西，获得最丰厚的利润，而所有这些都将建立在最大的消费和需求的基础上。”[16]32
从创建一个更加优美的生态和生活环境的角度着眼，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性需要从根本上摒弃消费异化，重建现代人的绿色消费观。在这个意义上，发展“稳态经济”吁求以绿色消费为价值伦理规约，其关键在于尽量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生产具有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产品。对“稳态经济”做一个框架性梳理，其内在要求我们限制社会人口数量、人工产品数量、分配不公。长期以来，人们把促进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教条规范，对增长极限的忧虑，以及对环境恶化、人心疏离的担忧，逼迫现代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社会价值体系的高度来审视人的实践行为。其具体实践路径，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点：一方面，降低消耗和污染程度，限制人工产品的总贮存规模。打破消费社会利润至上、疯狂消耗的原则，以量入为出地满足人根本的需求为原则，而不是生产更多的商品。另一方面，提高资源的相对价格，促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以往人们对商品成本的计算公式，多将生态成本抽离出来，只研究商品的物质消耗、人工消耗、时间消耗、市场需求成本。稳态经济的价值转向要求我们在生态物理约束和道德伦理界限内，合理配置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其寻求的主旨是在有限的自然生态和世俗的社会生活中构建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范式。
综上所述，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生活价值观的迷茫与危机，在更直接的意义上，根源于一种以征服和占有为目标的不合理的发展观念及其“欲望”本位的生活方式的滥觞。绿色消费文化及其价值观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强调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一种适度、合宜性生活方式的自觉践履。在生态危机背景下现代人美好生活追求目标的实现，需要全世界人类集体性的行动和全球公民社会持续、有效的回应。面对消费社会的诸多病症，许多先发现代化国家很早开始提倡“绿色生活方式”的生存信念与社会秩序。但是世界范围内绿色消费方式的全面普及依然困难重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世界公民素质的差异性。然而，着眼于未来和长远，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实现人类传统意义上的美好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美好生活的实现将可预期。实现美好生活要求现代社会建立多元的价值评价体系，摆脱单一价值论的窠臼和痼疾，从浅表性认同的高度外向依赖转向对自我的内寻与素质的提升，从人与自然的生态冲突转向人与自然共生意义上的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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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19）02－0036－07
［收稿日期］ 2018-03-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5ZDC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7TS058
［作者简介］ 王鑫（1986-），女，辽宁丹东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袁祖社（1963-），男，陕西兴平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现代公共哲学、制度伦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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