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观念的深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_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生产力观念的深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_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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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3)09-0005-06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因此,深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认识,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途径。在本文中,我们想就此问题作一些具体讨论。

一、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生产力的发展被看做是决定经济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如果不能回答这一问题,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对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借助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或所谓制度的经济绩效来加以回答,那样,就会陷入循环论证之中,而必须从生产力自身运动规律中去寻找其发展的动力。

人类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人的需要是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人类需要的产生首先有它的生物学基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P67)从人的自然属性中产生出的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是全部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础。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人类的需要与动物有着根本的不同,动物只是本能地适应自然,它们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能力,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而人类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能力即生产力,却具有无限发展的倾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答案就包含在人类从事的劳动之中。

劳动是人通过自身有目的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由于从事劳动,作为人类生理器官延长的工具从而人类的劳动能力,逐渐得到改进;主动地改变自然的物质形态以使之适应人类需要的技术发明不断出现;在永无间断的劳动实践中,人类的生产经验和知识不断得以累积;劳动过程的展开推动了社会合作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总之,人类的生产能力可以通过“边干边学”而得到不断提高。

劳动不仅生产出了劳动的能力,同时也生产出了人类的需要。人类的需要是随着劳动能力的扩张而不断发展的。如火的发明使人类具有了消费熟食的能力,从而产生了对熟食的需要;汽车的发明使人们产生了对汽车的需要;电脑的发明使人们产生了对电脑的需要。为满足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生产活动本身又会引起对生产的需要。例如,使用铁器进行耕作,就会产生对炼铁和铸造的需要,使用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就会产生对钢铁、汽油和机械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要。

人类的需要是无限的,但是,满足需要的能力即生产力在一定时期却是有限的。这里就产生所谓资源的稀缺问题。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所谓资源的稀缺问题,并不是像许多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那样,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出发点和永恒的前提。相反,历史学证明,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资料方面并不从来就是稀缺的。在长达几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是以采集为生计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作过这样的描述:“对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取者来说,他们的自然环境就像一个总是装得满满的、随时可取用的冰箱。一群食物采集者只要发现当地可作食物用的动植物快耗尽,便迁移到一个新的营地。因此,旧石器时代的一群群食物采集者总是处在迁移中,他们差不多是从一个营地一路吃到下一个营地。”[2](P21)这是一种原始的“丰裕”。不过,虽然当时的物质资源对人类来说并不稀缺,但是,与现代人的生活相比,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显然不能说是富裕,而只能说是贫困。

那么,是什么制约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呢?应当说是劳动时间和劳动能力的有限性。人的生命以及他所拥有的脑力和体力总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生命中,人类还要把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满足睡觉吃饭等纯生理的需要上,在其余的时间内,人们才能从事劳动,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各种产品,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劳动时间对人来说永远是稀缺的,这是他们所无法超越和克服的客观约束。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矛盾,即人类必须用有限的时间和能量去满足他们无限增长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须考虑劳动时间的节约问题,必须要对劳动的消耗和劳动的成果进行比较。节约劳动时间,用最小的劳动消耗获得最大的劳动成果,被马克思称作为人类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马克思强调,“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3](P123)而劳动时间的节约就等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时间的节约,是人类劳动过程的必然要求,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规律,这个规律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消失,改变的只是它的实现方式。因此,社会生产力由低到高的发展具有必然性。

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征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那么,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什么方面呢?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以什么为标准来加以衡量的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明。

1.如果产品结构或社会生产的部门结构不变,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就可以用该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即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劳动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明在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了更多的产品,或者说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但是,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来衡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以产品结构不变为假设前提的,这时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单纯的数量扩张。一旦我们改变假设,考虑到产品结构的变动以及不同产品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就复杂了。由于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产品结构或部门结构不同,如果我们要在整体上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比较,仅仅依靠劳动生产率这一概念显然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引入产品结构变动或部门结构升级的概念。

2.在产品结构或生产的部门结构向着日益复杂化和高级化的方向变动的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就不能仅仅用既定产品结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衡量。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劳动分工的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分工在原有部门结构基础上的深化,即同一部门内部不同环节的生产活动分解为专业化的独立行业(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分工的发展还表现为其范围的扩展,即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出现导致的新产品、新部门的产生和发展。这增加了产品的种类,扩大了生产的范围,提高了人类总体劳动的复杂程度,使人类的需要在更多方面得到满足。事实上,历史上社会生产力的每一次重大革命,都是通过产品创新来实现的。除了少数几类生活必需品以外,现代社会居民所消费的绝大多数产品,对于古代社会的居民来说是闻所未闻的。

3.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表现为剩余劳动的增加。剩余产品的增多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是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劳动时间和必需品的数量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表现为剩余产品的增多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产品的出现,使人们有可能留出一定的后备用来应付各种自然灾害,有了经常性的食物和物资贮备,从而为人口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物质前提。剩余产品的出现,使人们有可能追加对生产过程的各种投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剩余产品的出现,使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从食物等必需品的部门解脱出来,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力的发展使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从而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多方面能力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如果说,在原始状态下人们所有劳动时间都是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为零,那么,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总有一天会达到这样一种水平,那时,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已经趋向于零。从这时候开始,人类社会就从必然王国进入到了自由王国。

4.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表现在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上。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经警告过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4](P383)100多年来人类工业化的实践,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言。20世纪既是经济飞速发展的世纪,也是全球规模环境破坏的世纪。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意识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的经济活动必然受到生态的限制,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对于生态环境的大规模的破坏,虽然可能会在短期内增加物质产品的数量和品种,但从长期来看却会成为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障碍。生产力的发展绝不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而是意味着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深化,协调自身与自然关系能力的提高。合理地保护和利用自然,形成人与自然之间更加和谐的关系,是持续发展的保障,是生产力具有向更高水平继续进步的强大后劲的表现。

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像通常人们理解的那样,仅仅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有着丰富的内涵。全面认识这一问题,才能更为准确地说明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及其对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三、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

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表现。对于分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曾作过这样的概括:“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1](P68)在马克思之前,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也曾有过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我们在前面谈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两个表征,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部门结构的高级化和复杂化,其实就是分工发展的结果和表现。

那么,为什么分工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呢?它是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呢?我们从宏观分工和微观分工两个不同层次来分析这一问题。所谓宏观分工是指部门或行业分工,它的结果是形成众多的劳动部门。所谓微观分工是指同一生产机构(例如一个农场或一个工厂)内部不同操作环节之间的划分,其结果是形成一定规模的劳动集体或生产团队。

宏观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节约社会总劳动时间,促进部门和产品的多样化,扩大社会总劳动的范围,使人们获得了由分工而产生的绝对的和相对的利益。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最早作过阐述。微观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古典经济学家也早就有过许多描述,例如,分工使劳动者专注于特殊的操作,提高了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分工减少了因工作的变换而造成的时间损失,保障了生产的连续性,加快了生产节奏;等等。总之,生产机构内部分工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对于为什么分工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经济学家们却一直语焉不详。这里,我们以机器大生产这一在当代社会仍然占主导的生产方式为背景,对生产机构内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因作一解释。

可以将机器大生产看做是一个人和机器的共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和机器这两个元件的工作方式和所起的作用是很不同的。机器通常是按其自身的构造决定的运动方式不变地依一定规则传输和接受信息,而人则能自主地对机器运转过程中发生的信息做出各种随机反应。它可以充当静态或动态联结,可以根据信息的变化不断校正自己的动作,按信息的大小成比例地调节自己的活动,或完成某些非线性变换。在反复进行同一操作的过程中,会形成人对信息的模式化反应,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对机器所用的控制方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在重复操作过程中自觉改进处理信息的方式,使机器的运行状态逐渐接近最优化。[5]

正是由于在生产过程中,人感知和处理生产过程信息的作用是机器所无法替代的,所以生产过程离开了人就无法进行,监督与调整生产过程的工作仍需人工来完成。工人要不断照料机器的动作,用眼耳和神经系统来直接获取生产过程的信息,然后由大脑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做出要不要改变机器运行状况的决定,并通过手对机器的直接调整来执行这一决定。没有人对机器运转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信息的感知和处理,就不可能形成能动的生产过程。但是,由于生理条件的限制,人感知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又是很有限的。因此,为了使人能够尽量迅速和准确地处理按照一定速度和节奏不断运动的机器所产生的信息,就不仅要使人所进行的操作包含的信息量与人本身可以承受的信息量相适应,而且需要把包含着较大信息量的复杂操作分解为较简单的、包含较少信息量的操作。操作过程越简单,需要加工处理的信息量越小,加工处理的速度就越快,从而生产效率就越高。这可以说是机器生产由其特殊的技术和工艺条件决定的内在要求。而这种要求又只有通过机器工厂内部工人之间日益细密的分工才能实现。在机器生产的核心部门即机械制造业的某些生产领域中,过去那种具有高度复杂技巧的装配工,为流水线上高度分工的操作工所代替的过程,就是传统机器生产固有的技术和工艺条件推动分工发展的典型表现。传统机器生产条件下无法消灭分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机器运转离不开人的直接控制和把握与人处理机器运动产生的信息的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推动了分工的发展。

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制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命题,那么,生产力是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的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引入劳动方式这一概念。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劳动力、劳动工具等生产力的简单要素,只有通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技术组合关系,才能结合起来形成劳动过程,从而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而劳动方式,就是这种技术组合关系。尽管劳动方式是由劳动资料的性质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由与特定劳动资料相适应的劳动力的素质决定的),但它是把各种简单要素有机地统一起来的联系,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整体体现,从而反映了这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的特殊性质。某种新出现的生产资料是否使生产力的性质发生变化,取决于它是否引起劳动方式的变革。事实上,我们人类历史上已经完成的生产力革命,都是以物质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工具的技术创新为基础的人类劳动方式的深刻变革。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我们在考察生产力的发展时,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劳动工具本身革新和发展的范围内,而必须把这种革新和发展与劳动者的活动方式的变化联系起来。撇开劳动方式的发展来谈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像离开某一生物的有机整体而孤立地研究其某个器官一样,不可能对这一有机整体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做出科学的解释,而且会使得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联系的说明,缺少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生产关系是人们在运用生产工具从事劳动活动时形成的关系,跳过劳动活动的组织方式这个中介,直接用劳动工具来说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必然造成解释上的主观随意性。尽管人们的劳动方式依然故我,生产力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但任何一种新工具的产生或旧工具的局部改良,以至某种新材料、新能源的使用,都可以被宣布为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要求变革生产关系。例如,实行电气化就曾经被说成是具备了进入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基础。

因此,一定性质的生产力对与此相应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是以劳动方式为中介而实现的。“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6](P44)劳动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组织形式,在这种技术组织的基础上产生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形式,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一定的所有制基础之上,产生了全部的社会经济关系。[7]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机制。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方式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分工。分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个关键环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后来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分工的意义做了全面的阐述:

“分工产生出密集、结合、协作、私人利益的对立、阶级利益的对立、竞争、资本积聚、垄断、股份公司”。[3](P109)

“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1](P83)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P68)

“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1](P84)

“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8](P632)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就出现新的阶级划分。

“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4](P700)

“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因而使它转化为货币成为必然”。[9](P127)

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分工是产生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基本过程;离开分工这个人类的基本劳动方式的发展,就无法说明各种生产关系是如何通过劳动的技术方面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正是由于分工所具有的如此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才说:“分工从某一方面来看,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10](P304)

五、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途径

我们确信,以上关于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讨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与以上的讨论密切相关,可以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1.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一观点虽然有合理的成分和启发意义,但总的来看是不符合实际的。出现这一理论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误把机器生产发展之初的某些现象当成了分工将要消灭的征兆,认为分工的消失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已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从而得出了在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就已经具备了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结论。对于分工的这一看法,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商品生产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前景的判断。

2.虽然马克思曾经提出,任何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是量的增加,就表现为分工的扩大。但是,这一观点在《资本论》的体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资本论》在分析资本积累趋势时,实际上是以产品和部门不变为前提的,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般利润率必然会趋于下降,相对过剩人口必然会不断增多,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激化。但是,现实的资本积累是在产品和部门不断创新和分工体系不断扩大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用部门不变的假定条件来说明资本积累的现实动态时难免会产生局限性。只有把产品创新纳入到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的理论框架中去,才能对资本积累的现实过程作出比较完整的说明。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资源配置的研究也是以分工为基础的。从微观角度看,资源配置过程实际上就是微观分工的展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生产要素或资源按照分工协作的原则要求组织起来,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生产出满足人们需要的具体产品,劳动时间的节约是支配这一过程的根本原则。从宏观的角度看,资源的配置实质上是生产与需要的相互适应的问题,亦即社会总劳动根据社会对不同产品的需要,在不同生产部门按比例分配的问题,这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永恒的经济问题,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解决这一问题的制度和方法不同。价值规律就是商品经济条件下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的具体形式,而平均利润规律则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表现形式。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从分工出发对于企业的本质、经济增长的机制、制度变迁的过程和世界经济体系的说明,等等。总而言之,生产力理论的深化,特别是分工问题的引入,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途径,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收稿日期]200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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