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的历史、发展与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澳门，位于广东省珠江口西岸，濒临浩翰的南海，隔伶仃洋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望，北与珠海经济特区紧密相连。它由澳门半岛、凼仔岛、路环岛三部分组成，总面积23.5平方公里，总人口454607人，常驻人口为414128人。澳门半岛是整个澳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绝大多数的工商业和95%的人口都聚集于此。
自古以来澳门就是中国领土。鸦片战争后，葡萄牙乘机强占了整个澳门，从此澳门与祖国母亲一别就是百余年。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为解决澳门问题奠定了基础。1987年4月13日， 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联合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中国政府决定， 在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同时，将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澳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从而，圆满地解决了中葡两国间历史遗留问题。
一、澳门的历史
澳门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近年来考古发现，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有我中华先民在澳门一带繁衍生息。公元前3世纪， 秦王瀛正统一中国时，已将澳门正式绘入中国版图，成为当时南海郡番禺的一部分。此后历经晋、隋、唐、宋等朝代变更，澳门曾分别由东官郡、南海县、东莞县及香山县所辖。据明嘉靖年间《香山县志》记载，南宋末年，澳门原是宋兵与元军作最后殊死抗争的古战场。相传在澳门半岛上名为“永福古社”的土地庙就是当年南宋遗民所建。
史料记载，澳门半岛上真正形成有人定居的村落始于元末明初。除了望厦、蚝镜早已是当时较大居民点外，南湾、沙梨头、妈阁一带也随着渔民陆续的增多，形成疏落的小渔村。于是，澳门半岛开始进入“渔村时代”并持续至16世纪中叶。
16世纪初，觊觎中国已久的葡萄牙人无视中国主权，在珠江口屯门岛上安营扎寨，掠劫过往旅客和船只。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屯门之战”，中国守军一举收复了被葡人侵占4年之久的屯门， 并将葡寇赶下大海。
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葡人以船只触礁晾晒被海水浸湿的贡物为名，行贿地方官吏，乘机登上澳门陆地借居。在受贿官吏姑息下，葡人得寸进尺，建屋定居并在数年间形成村落，造成留居的既成现实。其间居澳葡人每年向广东官府贿银500两，约至明万历年间， 贿银改为租银，官府在莲花巷建立关闸，每月定时开启向居澳葡人供应生活用品。由此可见，当时葡人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他们只是赁居于此，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官方对葡人租居澳门的认可和允许。
1578年，明政府开放广州的对外贸易，澳门一时成为华南重要口岸之一。由于葡人来者众多，势力渐强，在澳门的别国商人被排挤而去。从而，澳门成了葡人的专居，到了1582年，居澳葡人已达2000余人。于是在“天朝”境内一个为“葡夷”所独占的夷人租居已形成规模，澳门由原来的各国商贸交易所变为葡人在东方的贸易基地。
葡人定居澳门后，在明、清两代长达300余年的时间内， 中国政府一方面允许居澳葡人建立自治机构，实行自治；另一方面通过设置官吏、驻扎军队、征收税赋等手段行使对澳门的主权管治。
19世纪中叶，在鸦片战争失败列强瓜分中国的同时，葡萄牙人亦“趁火打劫”反客为主。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国王无视中国澳门的海关主权，公然宣布开放澳门为自由港，允许所有外国船只来澳自由贸易。1849年澳葡当局强行封闭中国官署、驱逐中国官吏，并拒交租税，自行在澳门征税。还强占了凼仔、路环二岛，从而霸占了整个澳门地区。
为了逼迫清政府放弃澳门主权，从法律上得到中国政府对其占据澳门的正式认可，葡当局利用中法战争后，清国库空虚，急需筹款的心情，与英国勾结诱骗中国清政府于1887年在北京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从而在经济上获得最惠国待遇；在法律上得到清政府允许“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地”，达到了梦寐以求的侵略目标。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条约，它是葡人侵占澳门300余年来中国政府对澳门地位作出规定的第一个条约， 也是唯一的条约。它给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造成了严重损害。由于条约未对澳门划界作出明确规定，尽管清政府允许葡人永居管理澳门，但葡人对澳门的占领始终缺乏完整的条约依据，它与清政府割让香港给英国是有区别的。
中国人民对于澳葡当局的侵略行径一直表现出极大愤慨，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之后，国内要求收回澳门的呼声日益强烈。1925年6月，北洋政府外交部照会葡萄牙， 提议修改不平等的《和好通商条约》；1928年6月，鉴于该条约已期满自动失效， 中国外交部通知葡驻华公使声明《条约》作废。此后，尽管葡人占据澳门的现实没有改变，但中葡两国之间的悬案不再是澳门划界问题，而是中国何时以何种方式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的问题。
二、澳门经济变迁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因此在客观上动摇了澳门作为中外贸易纽带的特殊地位。随着香港经济的崛起，澳门地位日渐衰落，在很短时期内从一个历史悠久的国际商埠，蜕变为一个依靠鸦片贸易、苦力贸易及博彩等特种行业为主的藏垢纳污之地。
经济上的衰落，给赌博、贩毒、娼妓等特种行业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使得澳门在鸦片战争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百余年间，社会畸形发展，特种行业成为社会繁荣和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亦在鸦片战争后死灰复燃，并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据史料记载，1870年澳门有“猪仔馆”40多家，从业的苦力贩子800余人， 出洋华工近3万人，澳葡政府在罪恶的苦力贸易中牟取的利润相当可观。 在历时几十年的苦力贸易中，至少有20多万华工被欺骗掳掠背井离乡。伴随苦力贸易的兴盛，赌博业与娼妓业也异常活跃，那些人贩子、地痞、流氓，公开聚众设赌，他们还把赌博作为诱骗华工、小贩等人的手段，以致最后强迫他们卖身。当然，这两个行业的兴盛与澳葡政府的纵容是分不开的。在澳门，赌博与娼妓同属特种行业，是经政府立法批准，公开挂牌营业的，须定期向政府缴纳税银，因而是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允许鸦片在缴纳税银之后与其他货物一样可以进入市场买卖。但是港澳的鸦片贩子为牟取更多的暴利，他们拒不通过正常贸易渠道，继续进行非法的鸦片走私，澳门再次成为从印度洋经澳门至中国大陆间鸦片走私的通道。据英国人统计，1883～1885年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9万担，其中走私约两万担， 经澳门一地输入的鸦片约占输入总量的十分之一。
上述黄、财、毒、黑的泛滥和走私活动的猖獗，使得澳门对外贸易日渐衰微，经济一落千丈。但是，澳门的这种蜕变给日后澳门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1950年以后，澳门开始向现代经济转变。特别是1978年以来，受内地改革开放和香港经济发展的影响，澳门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随之变化，形成目前以出口加工业、旅游博彩业、房地产建筑业和金融保险业为四大支柱的开放型超小型经济体系。澳门经济的繁荣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澳门人创造的，华资和中资是澳门经济的基础和主体。
今日澳门已发展成为一个小型的现代化国际旅游、金融和工商业城市，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几个地区之一。
三、澳门与祖国内地的联系
澳门被葡萄牙逐步占领以后，虽然暂离开祖国的怀抱，但是澳门同胞仍然与祖国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澳门的中国居民仍然保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俗，对中华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国政府和内地人民始终关注着澳门，并努力维护澳门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在近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澳门同胞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参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祖国内地的进步人士——从维新志士到革命党人也曾利用澳门地区特殊的社会环境，秘密或公开地从事革命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澳门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澳门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互相交往更加频繁。
澳门与祖国内地一直有着互补、互利、相互促进的经贸关系。长期以来，内地为澳门提供主要的原材料、劳动力和农副产品，保证了澳门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澳门作为中国对外开放仅次于香港的第二个重要窗口，既是内地吸引境外资金的重要渠道，亦为内地输送国际经济和技术信息。
截止1997年底，内地吸引境外实际投资金额中，澳门以37.4亿美元居第八位；1997年，两地贸易总额达7.64亿美元。
随着两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合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澳门商人在内地的投资由以往广东省沿海为主，开始向内陆城市伸延。1998年初本地企业与葡国财团合作，投资重庆市的一个大型基建项目；同期在澳门举行尤里卡计划亚洲活动，亦正式打开了澳门作为中国与欧洲科技合作桥梁的新局面。
长期以来，驻澳中资企业作为澳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驻澳中资企业不断壮大，实力不断增强。80年代以前，内地在澳门的资本以中央和广东省的三大老牌中资机构为主，包括中国银行（前称南通银行）、南光公司、中国旅行社；80年代后，新崛起的则有南粤、珠光集团、中福公司、振华海湾工程公司和中国建筑工程公司等。
据统计，目前经内地主管部门批准的驻澳中资企业已达200多家， 总资产900亿澳门元，涉及澳门的贸易、金融保险、旅游、 建筑房地产、酒店餐饮、航空、运输、纺织、印刷、食品加工、娱乐及劳务等多个行业，在澳门主体经济中占重要比重。中资已成为澳门第一大外来资本，一批具有实力的中资机构在澳门的不断发展，还优化了当地的产业结构，成为澳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澳门缺乏资源，从原材料到粮油食品以及90%以上的鲜活食品都需依赖邻近地区进口。而澳门居民的副食品长期来又与内地息息相关。内地的大米自1954年开始打进澳门市场， 之后市场占有率迅速扩大， 到1958年更是增加到90%。
澳门居民在饮食上向来讲究新鲜、生猛，每天都要消费大量鲜活商品，其中生猪400多头、活鸡7000—8000只、鲜鱼8—9吨、蔬菜70 —80吨。这些鲜活商品主要是由内地供应，每天，猪、牛、鸡、鸭、蔬菜、塘鱼和水果等鲜活食品由货车从内地运抵澳门。其中南粤集团属下的南粤食品水产有限公司供应的鲜活商品占到目前澳门市场的90%。输往澳门的鲜活商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疫后方可进入澳门市场，成为居民当天的佳肴。多年来，经过拱北动植物检疫后进入澳门的鲜活商品，没有发生过一起质量或卫生问题。
四、澳门回归之路
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是中国人民的宿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多次阐明，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澳门问题属于历史上留下来的问题，并主张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谈判加以解决。
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谈到香港问题时，曾一再指出：香港是气象台、观察站、交际处，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暂时还是不收回来好。这就是说，要充分利用港澳的有利条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把工作重点放在长期利用港澳这一点上。后来的事实证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有利于港澳的发展和稳定，有利于内地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符合港澳居民的愿望，也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后来以“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给予了重要启示。
1972年，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在一份文件中将香港、澳门列入殖民地名单，提请大会讨论。对此，中国政府向该特委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我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以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在未解决以前维持原状。”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委会于当年6月15 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年11月8日，第27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该特委会的报告。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的立场也由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发生政变。 政变后的葡政府宣布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放弃葡在海外的殖民地，撤出军队，移交政权。1975年1月，葡萄牙宣布同台湾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1976年秋天，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在联合国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中葡关系和澳门问题进行了磋商，中葡建交谈判由此开始启动。1979年2月中葡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开创了中葡外交史的新纪元，并对澳门前途产生了重大影响。
两国在建交公报中并未提到澳门问题，但却签订了一份当时未公开的谅解备忘录，其大意是：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在适当的时期，中葡两国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这份备忘录在1987年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即将结束时由葡方予以公布。
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决定了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也起到了推动和示范作用。在解决澳门问题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同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了许多具体的指导工作，从根本上保证了这一历史任务的顺利完成。
1984年5月24日， 邓小平在会见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时明确表示：“中葡之间没有矛盾，更没有必要吵架。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原则上在1979年已经解决。”
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在接见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时， 着重谈到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原则。他指出：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50年不变等等。澳门收回后，赌业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邓小平同志的谈话，既肯定了中国政府在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对解决澳门问题的时间、方式和方法作了原则性阐述，即按“一国两制”、“高度自治”、“50年不变”的方针来处理；中国收回澳门的时间可通过谈判协商，但一定要在本世纪内解决。
1985年5月，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埃亚内斯访问中国， 双方满意地回顾了1979 年2 月中葡两国政府在处理澳门事务中的友好合作， 决定于1986年6 月最后一周在北京开始就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进行会谈。1987年3月18日至23日，中葡第四轮会谈在北京举行，并于3月26日在北京，由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草签了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附件。
至此，历时近9个月，先后经过四轮会谈， 中葡双方终以两国友好合作大局为重，从澳门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互谅互让，平等协商，圆满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
1987年4月13日，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正式签署仪式。邓小平同志亲自出席仪式并接见双方代表，两国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文本上签字，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葡萄牙国会分别于当年6 月和10 月批准了中葡联合声明。 1988年1月15日， 中葡两国在北京互换了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批准书，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自即日起开始生效。澳门进入了为期12年的过渡时期。
1999年12月20日是怎么确定的呢？
和中英谈判比起来，中葡谈判总的来说比较顺利，但双方也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立场相距甚远，经过艰难磋商，相互谅解和让步最终使分歧得到了妥善解决。
双方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中国收回澳门的时间。中方在谈判开始时就明确表示，考虑到中葡之间的友好关系，1998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1986年下半年，在葡萄牙和澳门，曾经就澳门回归的时间问题掀起过不少风波。葡萄牙社民党领导人甚至公开提出移交澳门政权的日期应为2017年，即葡萄牙占据澳门460周年时才将澳门归还中国。 澳门一些葡文报刊也推波助澜，认为葡萄牙应在下个世纪交回澳门。
1986年1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对葡萄牙进行了访问，双方仍然未就中国收回澳门的具体时间问题达成协议。周南结束访葡时，在机场对记者表示：“在20世纪末之前完成港澳回归祖国大业，是中国人民的意愿，也是中国政府的决心。”1986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时更明确指出：“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是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十亿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立场和愿望，任何关于2000年以后交还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政府强烈要求在本世纪末收回澳门的立场，使得葡政府不得不重新慎重考虑交回澳门的时间。1987年1月， 葡萄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专门讨论此事。会议认为，保持和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于维护澳门的稳定与繁荣、维护葡萄牙在澳门及远东的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同意于1999年12月31日将澳门交回中国。中方对葡方的决定表示欢迎，但同时表示，这个日期离2000年太近了，许多事情不好处理，并建议提前到1999年12月20日。同年3月7日，葡总统苏亚雷斯再次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接受了中方的建议。至此，中葡谈判旷日持久的关键问题——中国收回澳门的具体时间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1993年3月31日， 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方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并规定保持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为澳门的未来发展和稳定提供了法律保障。1998年5月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5月15日，在推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何厚铧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澳门的即将回归，标志着殖民统治在中国的彻底结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继香港回归之后，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百余年国耻一朝雪，澳门又将回到母亲怀抱。随着祖国母亲的强大和发展，澳门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照片由中国照片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