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农民工职业梯次流动研究——以安徽三市调查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梯次论文,安徽论文,为例论文,农民工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3)03-0014-07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工潮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外出打工的民工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有部分民工因为各种原因返回家乡，这一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达到高峰。关于农民工返乡的原因，目前大致有两种解释，其一是由于年龄较大无法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不得不回到家乡，其二是部分农民工在外面打工的过程中学到了相关的技能后回到家乡创业。虽然有研究认为大部分农民工在流动的过程中很难实现职业的垂直流动，但是也有研究发现依然有部分实现了职业的垂直流动。那么，农民工在流动的过程中实现职业的垂直流动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农民工返乡后职业垂直流动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丰富农民工的相关研究，而且有利于相关政策的制定。
1 文献回顾
社会流动视角下农民工的发展轨迹有以下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两栖生活，只要政策不变、形势不变，多数是两栖人口，如候鸟般往返于城市和乡村；第二种情况是一部分转为正式工人，从事的产业、行业比较固定，成为熟练的产业工人，这部分人也有通过努力而步入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的；第三种情况是创业，由农民工转变成为创业者，包括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企业(即成为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主)；第四种情况是一般的回流，这种情况是农民工又回到农村从事一般农业生产或甚至成为无业游民，这属于下向的流动[1]。流动人口在流动的过程中，会从收入和工作条件差的职业向好的职业流动[2]，实证研究表明，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职业的垂直流动[3]。还有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初次职业流动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4]。
关于返乡农民工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发现，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以初高中文化程度的男性中青年为主，且大多数有一定的专业技术[5]，返乡创业以创办小型企业为主，同时又以创办个体私营企业占绝大多数[6]。农民工返乡创业以第一代农民工为主[7]，外出务工过程促进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高，为他们返乡创业提供了技术、信息、市场和资金等必要条件，并且外出务工的职业经历影响其创业时的方向选择[8]。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外出务工经历并没有对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或者社会资本带来多大的改观和进步，回流者在外务工期间并没有获取充足的技能[9]，或没有能力来应用所获得的技能，回流农村后又重新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其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低于未外出农户[10]。还有学者认为因为迁移本身就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获得了技术和知识[11]，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为人处事等各方面的能力也有所提高[12]。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工个人素质和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回流者经济行为的改变，比如职业的改变[13]。还有其他因素如子女教育、照料老人[14]、政策支持[15]、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家庭人口数、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及受教育程度[16]对农民工创业行为有重要影响。
农民工返乡创业则实现了由打工者到创业者的转变、由农民到老板的转变，这是一种上升式的垂直流动[17]。按照已有的研究提出的职业梯次流动这一概念，农民工返乡创业属于职业梯次流动。不过，已有的研究在提出职业梯次流动这一概念时，主要是指在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的，实际上职业梯次流动的实现不仅在流动的过程中，还体现在返乡以后。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利用在安徽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流动过程和返乡后的梯次流动进行实证研究。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1年7月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对安徽省返乡农民工进行偶遇抽样调查。在全省分别选取了合肥、巢湖和宿州作为调查地点，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57份，有效率为92.8％。调查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个人基本信息、就业与流动经历、家庭状况、政策落实与未来打算。
2.2 研究方法
为了检验农民工实现职业梯次流动的影响因素，本文使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
因变量。为了衡量农民工在职业流动的过程中地位的升降，我们先对各职业角色赋以声望值然后排序。职业的声望值参考李春玲2005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文章“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18]中对81种职业的声望得分进行排序。由于本次调查的职业角色选项与李春玲的各职业声望的评价表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评价表中寻找到相似职业角色，并以这种职业的声望值作为调查中职业的声望值(见表1)。在实际的调查中，流动人口的职业角色并不仅仅局限在表中所列出的六类，但由于其他类别的职业人员分布数量太少且过于分散，本研究将这些职业合并到其他职业角色中。本文比较农民工首次流动时的职业角色与返乡前的职业角色以及返乡前的职业角色与目前的职业角色，如果两次比较中职业角色有提升，那么就认为农民工实现了职业的梯次流动，编码为1，否则为0。
图1 农民工职业梯次流动的分析框架
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性质、健康状况、政治面貌、外出期间是否参加职业培训、返乡后是否参加职业培训、在外打工时间、在外打工去过的城市个数、全家上个月收入分组、家庭经济地位、家人亲戚朋友是否在政府部门工作、针对返乡民工的优惠政策对个人帮助程度。本文把上述变量分为四大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流动经历、社会资本、政策支持力度。变量的具体设置见表2。
3 分析结果
3.1 描述性分析结果
农民工第一次进城的职业角色主要是长期工/合同工和临时工，比例分别为37.3％和42.5％，比例合计接近八成，有雇工的个体经营者和无雇工的个体经营者的比例之和只有15.6％。农民工离开城市回到家乡之前的职业依然主要是长期工/合同工和临时工，二者比例合计刚刚超过八成，而有雇工的个体经营者和无雇工的个体经营者的比例之和比农民工首次的职业仅仅高了0.9个百分点。不过，返乡前职业与首次流动职业相比，有18.3％的农民工实现了职业梯次流动。农民工返乡以后，职业角色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53.8％的农民工的职业角色是有雇工的个体经营者和无雇工的个体经营者，高达24.8％的农民工成为有雇工的个体经营者和无雇工的个体经营者。与返乡前的职业相比，有21.7％的农民工实现了职业梯次流动。
3.2 回归分析结果
3.2.1 首次与返乡前的职业梯次流动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外出打工年数、外出打工期间去过的城市个数对于农民工的首次与返乡前的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
个人特征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于返乡农民工外出期间的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与男性农民工相比，女性农民工更可能实现职业梯次流动，是男性农民工的1.694倍。一般来说，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会有更多的优势，而且，如果是夫妻共同外出的话，女性更多的为家庭迁移做出牺牲。有学者[19]的研究发现，家庭流动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均有影响，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的可能性和工作时间受到影响，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受到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与一般的认识有所不同，原因在于女性农民工在刚刚步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处于劣势，随着经验和技能的增加以及女性农民工在一些行业有天然的优势，所以，在返乡前更容易实现职业梯次流动。
从外出期间实现职业梯次流动的年龄差异来看，与18-24岁的农民工相比，25-44岁的农民工不太可能实现职业梯次流动，18-24岁的农民工是25-44岁的农民工的2.618倍，45岁及以上的农民工与18-24岁的农民工没有显著差异。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工会有更多的经验和技能，不过经验和技能的增加也与农民工在外打工的时间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外出的时间较短，其经验和技能未必有年轻的农民工更加丰富。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职业梯次流动的年龄模式呈现U型，年轻和年龄较大的农民工更容易实现梯次流动，而年龄处于中间的农民工反而不容易实现职业梯次流动。
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实现职业梯次流动。与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农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农民工更可能实现职业梯次流动，是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农民工的2.436倍。从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民工职业梯次差异来看，小学及以下与初中没有显著差异，只有高中及以上的农民工与小学及以下的有显著差异，说明农民工要实现职业梯次只有在受教育程度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行。
流动经历对于农民工的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外出打工年数越多，农民工越可能实现职业梯次流动；外出打工期间去过的城市个数越多，农民工越可能实现职业梯次流动。对于农民工来说，随着流动经历的丰富，其自身的条件在不断的改善，比如工作技能和经验不断的丰富，眼界的不断开阔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工会重新对自己的职业目标进行调整，选择更为理想的职业，职业收入和声望更高。这一结果与其他研究(杜鹏、张航空，2010)对流动人口的研究结果一致。
3.2.2 返乡后到现在的职业梯次流动回归分析结果
年龄、外出打工年数、家庭经济在当地的地位、返乡后是否参加职业培训对农民工返乡后到现在的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
个人特征的年龄对农民工返乡后实现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与18-24岁的农民工相比，25-44岁和45岁及以上的农民工更可能实现职业梯次流动，分别是18-24岁的农民工的2.841倍和2.848倍。从上述结果来看，随着年龄的上升，农民工会在外出期间积累更多的经验和技能，在返乡后对于自己的职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更容易实现职业的梯次流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外出打工年数越多的农民工在返乡前更可能实现职业梯次流动，但是，对于农民工返乡以后的职业梯次流动有负面影响，说明农民工要想实现职业的梯次流动需要在恰当的时间返乡。
家庭特征的家庭经济地位对于农民工返乡后是否实现职业梯次有显著影响。与家庭经济在当地富裕的农民工相比，家庭经济在当地一般的农民工越不可能实现职业梯次流动，家庭经济在当地富裕的农民工是家庭经济在当地一般的农民工的1.835倍。家庭的经济地位可以作为家庭条件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个人的职业梯次有促进作用。
流动经历的外出打工年数对于农民工返乡后的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外出打工年数越多的农民工越不可能实现职业梯次流动。对于农民工来说，外出年数越多，其年龄越大。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对于农民工来说，当他们无法在城市继续工作和流动，无法落地生根就不得不叶落归根，外出打工年数越多的农民工返乡后要么无法就业，要么在家乡找一个收入较低、职业声望低的工作。
政策支持力度对于农民工返乡后的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与那些返乡后没有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相比，返乡后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更不太可能实现职业梯次流动，返乡后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是那些没有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的2.000倍。反而是那些没有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更可能实现职业梯次流动，对于这一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那些在技能上处于劣势的农民工需要培训，而那些实现职业梯次流动的农民工不需要参加培训。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在安徽的调查数据，使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对于农民工外出期间和返乡后职业梯次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农民工不仅在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职业的梯次流动，也在返乡以后会实现职业的梯次流动。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接近五分之一的农民工在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职业的梯次流动，超过五分之一的农民工在返乡以后实现职业的梯次流动。从上面的分析，我们需要对农民工的返乡的认识有所改观，如果说早期的农民工是由于年龄较大而无法在城市立足而不得不返乡，那么现在的农民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部分农民工确实是由于无法在城市继续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不得不回到老家，部分农民工则是在比较外出和返乡的收益以后回到家乡，在家乡找到一个与城市在收入和职业声望比较接近的工作，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则是由于在城市积累了技能、经验和资金以后回到家乡找到更好的工作。返乡农民工的内部分化需要政府在政策层面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对于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表中结果为B值。
第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其实现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流动经历如外出打工年数、外出打工期间去过的城市个数对于农民工返乡前的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对于农民工来说，有些特征很难发生改变，但是，对于外出打工年数、外出打工期间去过的城市个数，农民工个人可以做出改变。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农民工更多的聚集在部分沿海城市，而且，农民工更多的是流而不动。从实现职业梯次的角度来看，需要鼓励农民工合理流动，穿梭于不同的城市之间，流动合一。
第三，回归分析结果还显示，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流动经历、家庭禀赋和政策支持力度都会对农民工返乡后实现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异在逐步缩小，近年来国家对农业进行扶持和补贴，所以，很多农民工在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以后，会选择回到家乡而不是继续留在城市。对于返乡的农民工，考虑到其内部出现分化，从政策支持的角度，需要对其分门别类的进行支持，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并落实到实处，这不仅有助于农民工不断改善个人和家庭生活，也有助于流出地当地的经济发展。
本文对于梯次流动进一步进行了扩展，不过依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家庭禀赋使用的是农民工自己评价的家庭经济在当地的地位，可能与实际的情况有一定的差异；第二，政策对个人的帮助程度也是根据农民工自己的评价，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不够准确；第三，本文的调查数据来自安徽，研究结论能否推及到其他地区还需要未来的研究结合调查数据给予进一步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