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批评围绕文学构成一个回声区，它将作品中沉默的不确定的内部世界展示出来。有文学便有文学批评，这一点中西皆然，但对中国古代文论而言，有文学批评是否就有文学批评学这一问题却横亘在我们面前。因为作为舶来品的“文学批评”一词本身所包含的文学观念及其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简单地以西方文学批评学的观念、体系来对照或裁判传统的中国批评方式及其特点，固然隐藏着抹杀传统智慧的危险，而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文学批评观念的运用主要是借鉴于西方的这一事实却又是显在的，这便构成了对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研究进行描述与分析的二难困境。看来，祛障除病的方法应当是立足于深度的历史意识，“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篇》）。换句话说，撇去孔子这句话的道德性内涵，我们可以从学术反思的角度，对20世纪古代文学批评学研究中的“之所以然”、“之所为”、“之所偏好”来进行历史还原或现象学分析，而话语活动方式的剖析则是这种历史还原或现象学分析的最好视角。
一、话语主调：“另类”存在之肯定与民族特色之阐发
古代文论中是否存在文学批评学？对这一问题，茅盾曾作过否定性的回答，他说：“中国自来只有文学作品而没有文学批评论；文学的定义，文学的技术，在中国都不曾有过系统的说明。收在子部杂家里的一些论文的书，如《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论文学，或文学技术的东西。”（注：参见雁冰《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92年2月。）茅盾的这种以“西”绳“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并未得到大多数古代文论研究者的认同。这可以从20世纪早期古代文论研究者对《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总述的分析中略窥一斑。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总述云：
文章莫盛于西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昔，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注：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下册），1779页，中华书局整理影印本，1965。）
严格地讲，《四库》全书“诗文评类”总述所作的是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大致梳理，但如果以现代文学批评学的观念来衡定传统文学批评学的建设，“总述”中却有着关于“文类批评”描述的批评学萌芽。也正基于此，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概说》“评论学”一章中将《四库全书》“诗文评”五种著作“敷衍修正”为六种：一、品评作品者（梁钟嵘之《诗品》）。二、记载关于作品之故实者（唐孟棨之《本事诗》）。三、论文学之体者（晋挚虞之《文章流别论》）。四、讲说文学之理论者（唐释皎然之《诗式》）。五、系统的论述者（梁刘勰之《文心雕龙》）。六、随笔的杂录者（宋欧阳修之《六一诗话》）。（注：［日］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隋树森译，161页，重庆出版社，1982。）
朱东润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也对《四库全书》所论作过阐发，他说：
今欲观古人文学批评之所成就，要而论之，盖有六端。自成一书，条理毕具，如刘勰钟嵘之书，一也。发为篇章，散见本集，如韩愈论文论诗诸篇，二也。甄采诸家，定为选本，后人从此去取，窥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三也。亦有选家，间附评注，虽繁简异趣，语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态毕具，如方回之瀛奎津髓，张惠言之词选，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语不尽传，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见于他人专书，如山谷之说，备见诗眼者力为五；见于他人诗文，如四灵之论，见于水心集者，六也。此六端外，或有可举。盖不数数觏焉。（注：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姑且不论朱东润与青木氏所作的分类是否完全正确，他们梳理出传统诗文评的体裁体征，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中的批评文体论研究还是有贡献的，而这种古代文学批评文体论的梳理与分析，显然也包含着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作为独特存在样式的肯定。
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学批评学的“另类”存在，可以说被大多数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者所肯定。这种肯定虽然是以不同的话语形式来实现的，但肯定中却包含着一种集体潜意识，即中国文学批评有其民族独特性。这一点在20世纪早期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可窥一斑。
陈钟凡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文学批评”作了内涵上的界定：“诗文之有评论，自刘勰、钟嵘以来，为书多矣，顾或研究文体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为例各殊，莫识准的。则以对于‘批评’一词，未能确认其意义也。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含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分类，四也；鉴赏，五也。若批评文学，则考验文学作品之性质及其形式之学术也。”（注：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7页，中华书局，1927。）从倾向上看，陈氏的文学批评观念主要是以“西”绳“中”，却也道出中西批评观念之差异，潜意识还是认为中国文学有批评，且“为例各殊”，只是“莫识准的”，尚无清晰的观念体系和统一的标准。
郭绍虞先生虽未曾对“文学批评”作过“义界”，不过，他认为“文学批评的转变，恒随文学上的演变为转移，而有时文学上的演化，又每因文学批评之影响而改变”，且“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联带的关系”（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这却是关于文学批评本体论的探本之论。郭氏还将上述观念贯彻到他的批评史著作的写作之中，以文学观念的演变为准的书写了中国文学批评从演进、复古到完成的历史过程。
罗根泽先生对“文学批评”一词作过较为严密的考辨。他认为“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意为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于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他认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必需采取广义，否则就不是真的‘中国文学批评’”（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8页，中华书局，1962。）。在罗根泽看来，中国文学批评本来就是广义的，侧重文学理论，不侧重文学裁判，其原因是，从批评著作看，刘勰的《文心雕龙》“其目的不在裁判他人的作品”，而是“论文叙笔”，讲明“文之枢纽”，其他的文学批评书，也大半“侧重指导未来文学，不侧重裁判过去文学”；从批评主体看，“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作家的反串，当然要侧重理论的建设，不侧重文学的裁判”（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14页，中华书局，1962。）；从批评的关注重心看，“中国人喜欢论列的不重在批评问题，而重在文学问题”（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15页，中华书局，1962。）。总的来看，罗根泽也是倾向于以“西”绳“中”，但这种倾向却透露出这样的个中信息，即中国文学批评不像西方文学批评那样侧重具体作品的分析、评析和判断，而是一种在批评实践中融合了文学理论探讨的独特体系，它与西方文学批评学在文学鉴赏、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间有着严格区分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根泽的分析事实上肯定了“中国文学批评”作为“另类”存在的独特性，同时也对中国文学批评的主体、功能以及对象侧重点作出了初步说明。
明确承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作为系统性存在的是方孝岳先生。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导言中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学“可以说向来已成了一个系统”，除《四库全书总目》所提“诗文评”专类外，“凡是辑录诗文的总集，都应该归在批评学之内”，因为“选录诗文的人，都各人显出一种鉴别去取的眼光，这正是具体的批评之表现”，“再者总集之为批评学，还在诗文评专书发生之先”，“我们如果再从势力影响上来讲，总集的势力，又远在诗文评专书之上”（注：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导言，三联书店，1986。）。方氏所论，要点有二：一是承认古代文学批评学系统的存在，二是在批评文体论中为“总集”张目。后来为数不少的学者将批评研究的目光转向“诗文评”外的“总集”、“文选”等，或许又同方氏的张目有关。例如，王瑶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与总集》一文中就认为，“诗文评”专书“从它对当时读者和作者所发生的影响说，这些书并没有发生过如现代人所整理出的那么多的理论的指导作用，一般人只是当作说部闲书来看待的……就影响上来考察，对读者和作者发生‘文学批评’的效果的，倒是‘总集’；那作用和影响是远超过诗话之类的书籍的”（注：王瑶：《中国文学论丛》，2页，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又如，穆克宏在其《昭明文选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江庆柏在其专文《论古代文学选本的意义》中都对选本中所体现的文学批评思想进行了发掘（注：江文载《文学遗产》，1986(4)。）。
朱自清先生则直接肯定了中国文学批评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历史。他在《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认为，《诗品》、《文心雕龙》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各条，固然是较为系统的文学批评，而“制艺选家的眉批总评”、选本与总集的笺注和序跋、别集中的书札和序跋、诗话、文话、摘句、史传文苑传或文学传中的墓志铭等都与文学批评相关，“所谓文学裁判，在中国虽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却也有着古久的渊源和广远的分布。这似乎是不容忽视的”（注：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下册），548～5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在梳理这种批评文体的基础上，朱自清还对“文学批评”与“诗文评”之间的关系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文学批评’是一个译名。我们称为‘诗文评’的，与文学批评可以相当，虽然未必完全一致。我们的诗文评有它自己的发展；现在通称为‘文学批评’，因为这个名词清楚些，确切些，尤其郑重些。但论到发展，还不能抹杀那个老名字。”（注：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下册），5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实际上，真正要确定中国文学批评的“另类”存在特征，早期侧重于“批评”义界与批评文体区别的这类研究尚未触及问题的核心，还必得去发掘其独特性何在，才能使问题得以明晰。因此，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式的民族特色便成了逻辑的必然。纵观20世纪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式之民族特色的探讨，大致有如下几种看法：
1.“人化文评”。钱钟书先生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认为“中国文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我们在西洋文评里，没有见到同规模的人化现象；我们更可以说，我们自己用西洋文字写批评的时候，常感觉到缺乏人化的成语”。在钱钟书看来，“人化文评”的理论好处就在于“打通内容外表，具有整体特征”（注：载《文学杂志》，第1卷第4期，1937。）。这是较早从古代文论的“自我参照”进入到中西文论的“双向参照”的关于古代文学批评特色的论述。
2.“文体论式的文学批评”。郭绍虞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文学批评作了现代意义上的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批评包括文艺理论，狭义则指对文学的评论。在他看来，“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既不同于狭义的文学批评，也不等于文艺理论，好似只限于正统文学的诗论或文论”，郭氏称之为“文体论式的文学批评”（注：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绪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比较式批评”。洪申我认为，传统“点”、“悟”式批评并非“研几探微般的分析，不精密也不周密，再加上比喻的不确定性”，致使“如何恰当地评价作品便有了先天的缺憾”。作为弥补，古人常将作家、作品进行对照比较，并渐成习惯，由此，“比较式批评”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特色。这种批评包括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文学的比较，也包括不同作家的比较批评，并与古典文学创作相互关联（注：参见洪申我《比较式批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特色》，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2)。）。
4.史、论、评相结合的批评。杨明照先生通过考察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曹丕的“文气说”、《文赋》、《文心雕龙》、文学选本、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认为“以作家为基础，以史、论、评结合在一起的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显著的民族特色”，并且“这种从下而上的，由鉴赏经验的概括总结而构成的诗学体系，与西方从上而下的，由先验的演绎推论而构成的诗学体系，恰好截然相反，而又各有千秋”（注：参见杨明照《从〈文心雕龙〉看中国古代史、论、评结合的民族特色》，载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文论方法论集》，齐鲁书社，1986。）。
5.“点、悟”式美学批评。叶维廉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的批评是属于‘点、悟’式的批评，以不破坏诗的‘机心’为理想，在结构上，用‘言简而意繁’及‘点到而止’去激起读者意识中诗的活动，使诗的意境重现，是一种近乎诗的结构”，“即就利用了分析、解说的批评来看，它们仍是只提供与诗‘本身’的‘艺术’，与其‘内在机枢’有所了悟的文字，是属于美学的批评，直接与创作的经营及其达成的趣味有关，不是浪费笔墨在‘东家一笔大胆假设、西家一笔小心求证’的累积详举，那是种虽由作品出发而结果离作品本身的艺术性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辩证批评；它不依循（至少不硬性依循）‘始、叙、证、辩、结’那种辩证修辞的程序”（注：叶维廉：《中国诗学》，9页，三联书店，1992。）。吴承学在《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的历史发展》一文中将古代文学风格批评分为“总体的感觉判断”和“形象化的描述”两类，这两类批评的内涵同叶氏所说的“点”、“悟”式批评也有极相似之处（注：载《文学遗产》，1990(1)。）。
6.“印象式批评”（尤其体现在对诗话、词话批评方式的评价中）。叶嘉莹先生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乃是印象的而不是思辨的，是直觉的而不是理论的，是诗歌的而不是散文的，是重点式的而不是整体式的。”（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11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黄维樑在《中国古典文论新探》中对杨鸿烈、郭绍虞、刘若愚等人评论中国诗话、词话的“印象式实际批评手法”进行了批评（注：黄维樑：《中国古典文论新探》，73～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他指出，“中国印象式批评手法，用语寥寥，重直觉感悟，笼统概括”，这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但“亦不乏有体系、重解析的印象式之外的著述，《岘佣说诗》、《白雨斋诗话》等属之，另一方面，精简切当的印象式描述，乃不可或缺的批评手法之一，其价值实在不容抹杀”（注：黄维樑：《中国古典文论新探》，73～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7.“创造性的批评”。孙蓉蓉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不仅内容极其丰富，而且形式多样，语言生动，手法灵活，言简意赅，非常讲究自身的艺术性，这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这种艺术性表现在：或以赋、骈文、绝句、诗词曲等文学体裁来表现鉴赏与批评；或以形象描述的语言来批评对象；或以具体诗句点悟抽象理论。基于此，孙蓉蓉认为：“我国古代艺术性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创造性’的批评，它同文学创作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创作，是一种批评的文学。”（注：参见孙蓉蓉《古代文学批评的艺术性》，载《南京大学学报》，1993(3)。）
8.“东方艺术批评模式”。中国传统艺术批评有无深度模式与潜体系？蒲震元在《中国艺术批评模式初探》一文中不仅给予了肯定性的回答，还对其民族特色作了如下描述：“这是一种以人与天调和为基础，在象、气、道逐层升华而又融通合一的多层次批评中，体现中华民族深层人生境界及大宇宙生命整体性的东方艺术批评模式。或曰一种合天人、倡中和、明品级、显优劣、通道艺、重体验、示范式、标圆览的东方艺术批评模式（尤以合天人、通道艺、标圆览为主要标志）。”作者认为其特征有六：①其哲学根基是一种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和谐理论；②积淀着民族群体综合经验的主体内倾超越型思维倾向；③“有着独特的深层理论结构”；④“多样化的理论存在形态”；⑤“鲜明的美学特色”（融思辨于情思的体验性批评，善于运用“议论带情韵以行”的话语表达方式等）；⑥“偏于情感体验，理论抽象的级别不够”（注：载《文艺研究》，1997(3)。）。
总的来看，在对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的探讨中，“另类”存在之肯定和民族特色之阐发构成了古代文学批评学研究中的话语主调，这一话语主调的活动特征体现在两种比较中：一、中西比较，以西方文学批评方式作显在的比较对象；二、古今比较，以现代文学批评学体系与观念为潜在的比较背景。其话语路径则大致是由对批评文体论的剖析转入到对批评方式论的总结。
二、批评方法的文化解码与分类
文化作为一种“话语的地图”，为我们理解话语活动标明了方位、地形或线路，这也是古代文论研究特别重视文化语境分析的原因。借助对传统文化语码的破解来全面理解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形成原因与主要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进行分类，是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学研究中一种突出的话语活动方式。
从解码角度上看，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学研究中的文化解码主要有文化渊源解码和思维方式解码两类。
（一）文化渊源解码
在此方面的主要观点有：
1.《诗》、《易》二源说。李开在《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学的文化渊源》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的道德评价和强调情感、表现自我的批评方法，其源出于《诗经》，中经孔孟儒学道德‘仁’论和‘人性论’学说，逐步在儒家文化的广阔背景上，确立了文学批评中的客体标准和主体标准，确立了儒学的审美批评和文艺批评的方法学体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理性分析和强调形象，其源出于《易经》的象形论和阴阳学说，中经老庄‘道’论和朴素辩证思想种种的阐述，逐步在道家文化的广阔背景上确立了文学批评中的形象美、精神美和对待关系美等批评标准”。作者还认为：“源于《诗》、《易》，后经先秦诸子独立创造完成的综合性理性批评标准，及诸多标准、方法的交互渗透，包括后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综合性理性批评方法学体系，这种方法学体系以情志的人和道德理性的人为外射开放图景的中心而非自我封闭的圆的圆心，本质上是重在激发艺术创造和文化创造能力的知识论、人性论、‘道’论和‘人’论的美学逻辑方法。”（注：载《江海学刊》，1987(2)。）
2《易》、孔、墨、庄四源说。陆海明在《中国文学批评方法探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中探讨了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的思维原点。他认为，“《易经》是中国古代诗学方法论的胎始，是中国诗学批评方法意识自觉之前的普遍适用的思维模式”（注：陆海明：《中国文学批评方法探源》，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具体说来，《易经》“立象”、“取比”的思维方式和“尚中”的思想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一以贯之”的整体思维方式、正名主义的逻辑思想和“叩其两端”的“中庸”观奠定了伦理批评范式的基础；墨子“三表法”的“义法”意识及其经验与理性、归纳与演绎相统一的方法论特征对后世科学思维方法与正确批评态度的形成影响颇多；庄子“物化”、“心斋”、“坐忘”、“虚静”、“养气”诸说中所蕴含的审美直觉观则开启了诗化艺术批评之先河。
3.“道”、“技”关系渊源论。张利群认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对方法论的认识体现在对“道”、“技”关系的争辩中，“‘道’与‘技’的争执和辩论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与批评对方法的性质、特点、地位、作用、价值关系的认识，体现出方法论的意义”。在他看来，在“道”、“技”关系中强调“道进乎技”是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所遵循的一般认识规律，在“道”、“技”关系的处理中，既有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一面，也有重创作方法而轻视批评方法的一面（注：参见张利群《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研究》，载《海南大学学报》，1994(4)。）。
（二）思维方式解码
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所呈现出的思维方式，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者们都曾从不同角度进行过阐发。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论述较为全面和深刻的是刘明今的《方法论》。作者在该著中将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思维特征归纳为体用不二、整体直觉、通观整合、圆融不执四种。体用不二分为即体即用和因用致体两类，前者直接影响到古代中国人对“文”的看法；后者影响到中国人对“文”之体、“文”之用等问题的看法，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人在文学观念、文体观念和批评观念上的驳杂。整体直觉思维重类推与体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印象传达、经验描述和摘句褒贬都与之有关。通观整合是一种系统性的思维，它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是：使得古代中国人重视在批评中弥纶群言、融会贯通，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史、论、评结合和选、评结合等亦都与之相关联。圆融不执这种思维方式中所包含的“对待致中”和“消解破执”则使得古代中国人常以“对待立义”、“中和之思”、“剥复之道”等具体的辩证方法来进行批评实践。从后三种思维方式看，它们大体类似于今天所说的直觉思维、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刘著并没有直接套用这三种思维方式，而是加以审慎区别与分析，这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著者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自身特点的肯定与坚执。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古代文学批评方法所显露出的思维方式的解码活动中，比较话语的活动相当频繁，这表明，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另类”存在特质的阐发与论证已贯穿到对思维方式的深层次的考察中。以下对此略加剖析。
王国维较早从中西思维方式对比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思维特征作了论断性阐述。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曾说：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需要之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辨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注：《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111～11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王国维的上述基本判断和对比研究法，在早期的中国诗学研究中也可以看到明显的继承。如宗白华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等名篇中就曾对中西艺术思维的特征作过相应的对比性阐发。朱光潜则在其《诗论》分析了诗学在中国不甚发达的原因，认为“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注：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这一思维方式上的比较研究特征在古代文学批评学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说，前述的“人化文评”、“文体论式的文学批评”、“点”“悟”式批评、印象式批评、“东方艺术批评模式”等传统批评特色的分析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思维方式的比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蓉蓉直接对古代文学批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传统思维方式上的解码分析。她在其系列论文《论古代文学批评的辩证思维》、《论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直觉思维》、《论古代文学批评的整合思维》中，分别考察了辩证思维及其有机整体观对古代文学批评的范畴体系的影响；考察了重“内省”和“顿悟”的直觉思维与诗话、评点、序跋、选本等批评体制间的内在联系；考察了宇宙人生一体观的整合思维方法对批评方法与批评风格的有机渗透（注：孙蓉蓉三篇文章分别载于《南京大学学报》，1988(3)、1990(3)、1996(3)。），而上述系列考察的一个共同话语活动特点就是在中西比较的“互证互识”中来展开的。
借助于文化渊源的解码和传统思维方式的解码来对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分类，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种类的简单梳理，更体现了研究者的一种现代重构姿态。这其中，现代批评学观念与方法的渗透固然是一大特点，而以从现代社会科学方法中借鉴而来的计量化方法对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进行分类的这一话语活动特点，则显得尤为有趣。以下作一简单胪列：
两种论。王先霈认为如果从文学符号学的角度把文学创作视为编码，文学批评视为解码，那么，“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尚隐传统，使中国文学批评有了某些特殊的解码方式”。此即辨味批评和索隐批评。前者“强调艺术符号的不可分解性，强调语境对符码的决定作用，从对作品整体的艺术感受出发去体悟”，后者“着重符号的独立、确定含义，用破译密码的办法，全力寻找密钥用以推出作品含义”，后者往往“陷于穿凿附会”，前者则容易“流于空疏恍惚”（注：参见王先霈《中国文学批评的解码方式》，载《文学评论》，1993(1)。）。
三种论。张伯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内在体系，主要以三种方法为支柱构成，即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意逆志”法、受学术传统影响的“推源溯流”法以及受庄禅思想影响的“意象批评”法。这三种方法分别是从作者、作品、读者三个不同侧面对文学作品进行不同层次的分析的（注：参见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三论》，载《文献》，1990(1)。）。
四种论。谭帆将古代文学批评分为社会批评、主体批评、审美批评、向导批评（主要指小说戏曲评点）四种（注：参见谭帆《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4)。）。张利群认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主要有阐释法、评点法、品评法、鉴赏法四种（注：参见张利群《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研究》，载《海南大学学报》，1994(4)。）。刘明今在《方法论》中则将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类型分为知人论世、附辞会义、品藻流别、明体辨法四种。
五种论。赖力行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第四章中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分为品评批评、以意逆志批评、辨体批评、分解批评和比较批评五种（注：参见赖力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一书第四章，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李开则认为古代文学批评方法主要有文献语言学的语言分析方法、辩证对待的美学逻辑方法、建立文学批评的范畴的方法、体系意境中的散点透视方法，以及经、史、美学相结合的批评方法五种（注：参见李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载《江海学刊》，1988(3)。）。
六种论。如果考虑到20世纪早期批评学研究中广义批评与狭义批评相杂糅的特点，朱自清在《中国文评流派述略》一文中所作的六种文评流派分类也可视为是六种批评方法的分类。依次是“论比兴”（限于诗词，多为修辞批评）、“论教化”（诗、文的批评标准）、“论兴趣”（批评中的感觉判断）、“论渊源”（涉及批评方法的继承）、“论体性”（与批评文体有关）、“论字句”（有诗格、诗话、摘句、评点等具体批评方式）（注：朱自清：《中国文评流派述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17～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按：朱自清在文中称五种，实为六种。）。
十种论。李家骧将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分为辩证型、比较型、流变型、选评型、鉴赏型、答辩型、诗化型、描绘型、点悟型、图谱型十种，并认为从认识途径上看，大致有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三种思维形式（注：参见李家骧《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及其认识途径》，载《湘潭大学学报》，1987(4)。）。
十二种论。台湾学者张健在《文学概论》第十八讲“中西文学批评之方法”中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分为十二种，即分等法、溯源法、赋比兴鉴定法、起承转合法（八股文法）、比较法、分类分体法、印象法、指疵法、比喻法、道德批评法、历史批评法和美学批评法（注：张健：《文学概论》，269～275页，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
三、洞见与盲视
从20世纪古代文学批评学研究的总体状况看，批评学话语似乎总处于一种难以名状的困境中。大多数学者都在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的自身特点或独特性寻求着各种各样的论据或证据，无论是对批评思维之民族特征的考量，还是对批评方法的枚举，抑或是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西方文学批评相对照、相比较，这种寻求、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都近乎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式的坚执。对许多现代中国学者而言，他们不愿像茅盾那样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无文学批评学这一问题直截了当地作出否定性的问题，而宁愿通过各自的不同角度的审视、清理与剖析来直面古代文学批评学中的有关问题。这似乎不仅可以缓解某种压抑着且挥之难去的“民族”情结的躁动，还可以在自己的言说中重拾一份文化上的民族自信。
然而，这一话语的困境依然存在。这种困境主要并不表现在对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之数量的争论上，也不表现在对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维特征的争论上，因为这些争论并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古代中国人有无文学批评本体观念？例如：什么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功能是什么？文学批评有哪些特征？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正因为如此，20世纪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的各种研究专著或专文虽然数量不菲，但似乎总给人一种在民族性比较与辩护心态下进行话语活动的印象。这其中一个潜在的比较对象就是——“西方”，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于是，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中批评学话语因其聚焦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而再一次展现出它的矛盾纠结性。这种矛盾纠结性在古代文学批评学研究中的主要表现就是：一、研究者一方面实际上已经接受了现代思维方式（这可以从研究者大量运用辩证思维、逻辑思维、直觉思维、系统思维、形象思维等概念或术语中看出），另一方面又试图脱离现代思维方式来重返历史语境并言说古代文学批评学；二、研究者一方面实际上已经将现代西方文艺批评模式内化到自己的话语言说活动中，另一方面又试图脱离西方文艺批评模式来重述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看法。
实际上，也有学者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的本体论方面作过努力，例如，方孝岳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就曾结合自己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经验对文学批评的目的作过如下论述：
我们翻开我国所有的论文的书来一看，觉得他们都是兴到而言，无所拘束的。或友朋间的商讨，或师弟间的指点，或直说自己的特别见解，都是兴会上的事体。至于我们现在把一个国家古今来的文学批评，拿来做整个的研究，其目的在于使人借这些批评而认识一国文的真面。批评和文学本身是一贯的，看这一国文人所讲究所爱憎所推敲的是些什么，比较起来，就读这一国的文学作品，似乎容易认识一点。我们现在所抱的这种目的，当然不是我们古来的那些批评家所想到要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唯其他们都是兴会所到真情流出的批评，所以我们现在把他整个的叙述出来，才可以使人从许多个别的“真”得到整个的“真”。（注：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2页，三联书店，1986。）
方氏所说的以批评来“认识一国文学的真面”、“从许多个别的‘真’得到‘整个’的‘真’”，实际上已包含着对文学批评本体论的探究。可惜这一看法并不为人所重，学者们更多的是采用西方文艺批评模式来阐发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如陈钟凡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文学批评”所作的义界、罗根泽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文学批评”一词所作的严密考辨、郭绍虞在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文学批评所作的现代意义上的广义、狭义之分等，都可以说是试图贴近并进入现代西方文艺批评模式的一种表现。有趣的是，这些批评史家们，在实际的史述编撰活动中也并没有严格地对“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作出区分，常常是在混淆中来讨论“文学批评”问题，以致有了后来的关于“文学批评史”学科性质的种种争论。我们当然不能以此来指责陈、郭、罗等前辈因贴近西方文艺批评模式而延宕了关于古代文学批评本体论的研讨，并由此对后继者造成了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们处于中西文化激烈交汇和冲突的时代，在文学学术活动中作这样或那样的嫁接与移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古代文论学术史的进程却表明：在古代文学批评学的本体观念没有得到完全澄清之前，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中的批评学话语既有洞见也有盲视。所谓洞见，表现在对古代文学的批评思维、批评模式、批评文体、批评方法等具体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所谓盲视，则表现为因对古代文学批评学的本体论性质缺乏更深入的了解，而部分地将有关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征的阐发变成了某种“民族主义”认同。
刘若愚曾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对各种文学研究间的区别与界限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一般人似乎都同意把文学研究分成两个主要的部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尽管有时也随之而出现一种三分法：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后一种分法所说的‘文学批评’其实指的是实际的批评，但这一分法并没有被普遍采用，很多作者使用‘文学批评’这一术语时，仍旧包括理论探讨和实际批评两个方面。我主张保留对它们所作的这一区分，将其看作是文学批评的细目，并进而区分文学本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和文学分论(Literary Theories)。前者主要涉及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功能，后者则涉及文学的各个方面，如形式、类型、风格和技巧等等。这两种理论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文学，一个是有关本体论的，另一个是有关现象学或方法学的。”（注：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1～3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在上述观念的支撑下，刘若愚对文学批评的性质、地位等作了如下的划分：
一、文学研究
A 文学史
B 文学批评
1.理论批评
a 文学本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
b 文学分论(Literary Theories)
2.实际的批评
a 诠释(Interpretation)
b 评价(Evaluation)
二、文学批评研究
A 批评史
B 批评的批评
1.批评的理论批评
a 批评本论(Theories of Criticism)
b 批评分论(Critical Theories)
2.批评的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 of Criticism)
a 诠释(Interpretation)
b 评价(Evaluation)（注：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1～3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刘若愚的分类基本上采用了现代西方文艺批评模式，他所说的“三分法”中“文学批评”同郭绍虞、罗根泽、朱自清等人所说的“文学批评”有着很大的差异。郭、罗、朱等人所说的“文学批评”还包括具体的批评实践之外的“文学理论”。从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中的批评学话语活动情况看，后来的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者对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归纳、批评思维方式的剖析，实际上并没有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之间作严格的区分，却又以现代西方文艺批评模式为潜在的知识背景，由此形成了其批评学话语活动同古代文学批评的具体特点之间的错位，并造成了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中批评学话语的三种混乱：1.作为学科名称的“文学批评”与作为具体文学实践的“文学批评”之间的混乱；2.作为学科名称的“古代文学理论”与“古代文学批评”之间的混乱；3.“文学理论”（原理）与“文学批评”（实践）之间的混乱。这些混乱或许正是后继者必须加以审慎注意的。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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