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台湾文化思潮观察之一——“传统左翼”的声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台湾论文,思潮论文,当代论文,声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9)01-0075-08
“传统左翼”是一个相对于后现代左翼、自由左翼或新左翼的概念。与新左翼放弃阶级优先论或“阶级的退却”立场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左翼坚持“阶级政治”的理念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台湾当代理论史的脉络中，我们把乡土文学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左翼称为“传统左翼”。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政治和文化光谱上，传统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产生了明显分裂，这一分裂削弱了传统左翼的批判力量。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在史明影响下转向“本土论”、“台湾意识”论乃至“台湾民族主义”，“阶级政治”和阶级分析方法逐渐被“本土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以陈映真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则坚守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以介入重大理论论战和展开具体社会文化艺术实践的方式发声，在“解严”后的台湾社会和思想领域继续产生特殊而重要的影响，代表人物包括陈映真、曾健民、林载爵、王墨林、詹澈、钟乔、蓝博洲、吕正惠、汪立峡、杨渡、杜继平等。本文主要讨论他们参与的理论论战和社会文化实践，进而探讨阶级观点在当代台湾思想和理论场域中的角色、意义与问题，探讨传统左翼如何应对当代台湾社会急剧变化的现实。
一、传统左翼的困境与复苏
在战后台湾政治文化场域中，左翼思想和实践受到威权统治的长期压抑。这种压抑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左翼思想以潜流的方式存活，当威权统治有所松动时才出现复苏迹象；二是左翼力量孱弱，难以对台湾社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回顾当代左翼思想的发展，如下历史事件值得注意：
（一）“保钓运动”：左翼思想复苏的契机
20世纪70年代初，左翼思潮复苏，契机是1970年秋天的“保钓运动”。“保钓运动”深刻影响了70年代台湾文艺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与五四运动的重新锻接，使得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和新中国成为台湾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的渴望。在文学史观上也再次确立了台湾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第二，“保钓运动”冲破了威权体制对左翼思想和文学的禁锢，为台湾70年代左翼文艺思潮输入重要思想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以及30年代大陆左翼作家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第三，“保钓运动”也促动知识分子重建与台湾现代左翼思想史的精神联系。1973至1974年间，颜元叔发表《台湾小说里的日本经验》，论及杨逵、张深切、吴浊流等左翼作家作品；张良泽撰写了关于钟理和的系列文章；林载爵发表《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阐述杨逵的“抗议”精神和钟理和的“隐忍”精神。《中外文学》和《幼狮文艺》重刊了杨逵等人的作品。第四，形成回归民族与关怀现实相结合的文艺观念。“保钓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促进了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即左翼与民族主义的接合。也启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和社会参与意识。青年知识分子“拥抱斯土斯民”的诉求，“走出校园，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走入民间，进入社会底层”成为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保钓运动”还促使进步知识分子重新思考反帝民族主义的意义和对西化论或现代化论的反省与批判，触发了“现代诗论战”。1973年创刊的《文季》推出黄春明和王祯和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衔接了1971年以来的社会政治运动所开拓出来的“民族”和“社会”的思想脉络，并且发展出反抗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文学主题。
（二）《夏潮》与左翼文论思潮
1976年《夏潮》杂志的创办把分散的进步知识分子结成左翼的联盟：苏庆黎、陈映真、尉天聪、唐文标、王晓波、陈鼓应、南方朔、杨逵、王拓、杨青矗、詹澈、林瑞明、林载爵等，包括海外“保钓运动”分子、左翼民族主义者、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国民党左派等，在“乡土的、社会的、文学的”理念下形成《夏潮》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夏潮》延续了“保钓运动”形成的左翼观点，拓展了左翼思想的空间。第一，确立了左翼中国民族主义的认同。“保钓运动所企图重燃的五四香火，抗日老作家杨逵的出土，以及重新认识左翼中国的努力，后来就由《夏潮》杂志延续，并表现在70年代末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上。”[1]在理论立场上，《夏潮》完成了中国民族主义与左翼思想的结合。其论述策略是，通过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中“社会主义”内涵的阐释与发扬使左翼中国民族主义获得正当性。王晓波的《国父和革命时代的中国——国父思想论》和陈鼓应的《孙中山先生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都重新阐释了孙中山的左翼民族主义思想。第二，展开寻找左翼文艺思想资源的工作。《夏潮》重刊了日据时期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具有左翼倾向作家的作品，并发表一系列作家传记、访谈和评论。《夏潮》的日据台湾文学论述突出了左翼作家的反抗殖民精神民族认同意识和现实主义传统，与本土主义文论的“台湾意识”论有着本质差异。第三，批判现代主义与建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夏潮》延续《文季》的批判现代主义路线。《夏潮》以传统左翼思想的阶级论、社会观和美学理论为武器，引入“世界体系”和“第三世界”理论，认为60至70年代的台湾经济是被资本主义入侵的“殖民经济”，台湾社会是西方的附庸化社会。而现代主义的“横的移植”则是资本主义的“文化附庸”和“殖民地化”，在美学上也犯了颓废和病态的弊病。
在与现代主义及现代化论的论战中，《夏潮》进一步确立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第一，确立了以唯物论为基础的文学反映论。陈映真阐述了朴素的“反映论”和“服务社会”的使命观念：“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一定有它作为时代精神的基础的、根源的、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因素。”[2]《夏潮》社会关怀面宽广，涉及“历史”、“民主”、“劳工”、“原住民”、“人权”、“妇权”、“环保”及“第三世界”社会状况，“夏潮”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与分析多取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阶级分析路径，在70年代台湾知识界难能可贵。第二，提出文学为什么人服务的命题。早在“现代诗论战”中，唐文标和尉天聪分别发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和《站在什么立场说什么话》，提出文学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为谁服务的命题。1977年后，《夏潮》知识群进一步明确了文学的使命即为劳苦大众代言和服务。第三，提出知识分子如何为底层代言的问题。陈映真提出：“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救赎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实践中，艰苦地作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无限依恋的旧世界做毅然的诀别，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3]第四，确立了现实主义文学批判资本压迫与反抗人性异化的主题和回归民族大众的美学形式。《夏潮》推出了一批写实主义小说家——黄春明、杨青矗、王拓、宋泽莱和乡土诗人吴晟、施善继、詹澈等，在对他们作品主题的阐释中建立了批判写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和基本主题：黄春明对跨国资本入侵的批判和底层人物命运的揭示；杨青矗工人小说对异化劳动的批判；王拓对商业社会人性异化的揭示；宋泽莱对资本主义入侵造成农村贫困与破产的抗议……《夏潮》“介入的实践”在文艺领域除批判写实小说外，还包括更直接反映社会变迁和底层生活的“报导文学”和“新民歌运动”。
（三）“乡土文学论争”与左翼的分化
1977年4月王拓在《仙人掌》杂志发表《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提出乡土文学是“根植在台湾这个现实社会的土地上来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们生活的和心理的愿望的文学。”[4]同期刊登银正雄的《坟地里哪来的钟声？》和朱西宁的《回归何处？如何回归？》，则已含有对“乡土文学”的批评。5月，叶石涛在《夏潮》二卷五期发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阐述乡土文学的历史渊源和特性，提出“台湾意识”概念。6月陈映真以许南村笔名在《台湾文艺》发表《“乡土文学”的盲点》，批评叶石涛“台湾意识”论的“分离主义”倾向。从7月至10月彭歌在《联合报》发表题为《三三草》九则短评和长文《不谈人性，何有文学？》，认同银正雄对乡土文学的批评，认为王拓陷入了“阶级对立”的弊病，“有意恶化‘社会内部矛盾’”之倾向；[5]8月余光中在《联合报》副刊发表《狼来了》一文，点出“乡土文学”为“工农兵的文艺”。10月，陈映真在《中华杂志》171期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还击了对乡土文学的一系列批评，王拓在《联合报》发表《拥抱健康的大地》回应彭歌的批判。1978年2月，王文兴于《夏潮》第23期发表《乡土文学的功与过》，表示赞成乡土文学的创作，但反对它的理论，认为乡土文学理论犯了“文学必须以‘服务’为目的”、“文学力求简化”、“公式化”和“排他性”的四大错误。胡秋原旋即在《夏潮》和《中华杂志》同时发表《王文兴的Nonsense之sense》，从文学、政治和文化三方面批评王的“文学之乱说”、“政治之谬论”和“对西方文化之无知”。
从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和文学观念看，这场论战包含三种对立：第一是左翼的乡土文学派与右翼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对立。《夏潮》派知识分子持左翼乡土文学立场，承续现代文学的左翼传统，以唯物论为基础建立反映论的文学观，主张介入现实批判现实。彭歌、银正雄和余光中等人是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代表，反对左翼文学观念。第二是乡土派与现代派的美学冲突。王文兴和《夏潮》文学理念的对立首先是自律论与工具论的对立，也是现代主义与普罗写实主义的对立，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抗。第三是乡土派内部“中国意识论”与“台湾意识论”的分野。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之核心即“台湾意识”，陈映真对叶石涛“台湾的乡土文学”论中隐含的“分离主义”意味和“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十分警觉，指出叶石涛试图与中国脱离的“台湾意识”是“乡土文学”的盲点。
（四）“解严”后传统左翼的新困境
“解严”前后，国民党威权统治日益松动，但传统左翼的声音仍然微弱。传统左翼思想遭遇新的困境：其一，80年代后台湾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产阶级数量在社会阶级结构中占据多数位置。这种社会结构制约了传统左翼的重新崛起。其二，70年代“乡土文学运动”中隐藏着的左翼路线分歧，80年代演变为传统左翼知识界的分裂。本土主义路线在90年代后取得话语霸权地位，成为台湾新意识形态即台独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本土左翼”论述已然丧失左翼立场。这一分裂造成左翼思想的重大挫折。其三，80年代各种社会力量迅速崛起，形成思想领域的多元化和自由化思潮，遮蔽甚至淹没了原本孱弱的传统左翼的声音。其四，80年代中后期成为台湾思想界显学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消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台湾知识分子的影响，部分倾向于左翼立场的知识分子转向与后现代主义的结合，走向后马克思主义。其五，八九十年代之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苏东剧变深刻影响了台湾知识界。以上因素导致传统左翼的失语，“解严”前后，其影响力甚至还不如威权统治的70年代。台湾知识界普遍感受到这种状况，“等待左派”、“消失的左眼”、“没有左派哪来新中间路线？”、“左翼缺位的台湾”等说法的出现，既表明传统左翼的孱弱，也意味着人们对左翼的期待，意味着台湾社会需要左翼的声音。传统左翼复苏的契机隐然产生。随着社会经济日益私有化和自由化，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入侵，台湾社会结构出现了微妙深刻的变化，社会两级化趋势扩大。种种迹象表明，“新反对运动”存在另一种选择。在《人间》知识分子重新焕发的实践和理论活力中、在《左翼》杂志中、在关晓荣报告摄影和蓝博洲的报告文学中、在詹澈的诗歌与农民运动的接合中、在钟乔的“民众剧场”运动中、在“劳工阵线”和“劳动人权协会”等劳工团体的斗争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左翼思想复苏与再造的可能前景。
二、“内战·冷战意识形态”与“台湾社会性质论”
如何解释当代台湾的思想状况和社会性质？如何认识当代台湾的历史状况？哪些历史因素深刻制约或决定了当代台湾的思想结构？对这些问题，不同立场的台湾知识分子有着截然不同的回答。在“本土论”者看来，当代台湾史延续了日据史的本土／外来之二元对立脉络。在“本土／外来”阐释框架中，70年代的乡土文学运动被视为“本土意识”觉醒的开端，“本土意识”逐渐演绎成为一种与“中国意识”相对立的“台湾意识”。而以陈映真为代表的“人间”派左翼知识分子则提出另一种建立在历史唯物论基础上的阐释范式，把台湾当代史放在“内战·冷战”的历史框架中予以阐释：台湾当代史既是中国“内战”史的延续，也是“冷战”结构的历史产物。“人间”派左翼知识分子建立了对战后台湾思想史的基本认识和知识图景，在他们看来，战后至70年代的台湾思想史是“内战·冷战”意识形态与反“内战·冷战”意识形态冲突的历史，战后台湾文学史尤其是70年代的文学论争只有在这一阐释框架和历史结构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
陈映真的《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一文正是以这一社会科学范式重新阐释7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第一，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抗是世界“冷战”结构在美学领域的具体表征。“在战后世界冷战结构下，现代主义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对抗旧苏东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意识形态武器，也成为反对在美国广泛势力范围下第三世界反帝的、本地革命现实主义的先锋。”第二，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运动的意义在于突破“中国内战”和“国际冷战”双重意识形态对思想和美学的限制。乡土文学运动提出的民族文学论、大众文学论、新殖民主义论、第三世界理论等论述，直接挑战“内战·冷战”的意识形态。第三，乡土文学运动从历史唯物论出发分析当代台湾社会的性质。关于战后台湾经济是否是“殖民地经济”的论争，为台湾地区批判的社会科学的出场和发展打开了空间。第四，“反中国的本土论”的产生是左翼思想的巨大挫折和倒退。[6]“内战·冷战”的框架在阐释战后台湾的意识结构和意识形态冲突方面非常有效，也充分解释了台湾社会产生“脱亚入美”心态或情绪结构的历史与现实根源。但勿庸讳言，这个阐释范式具有某种僵硬的总体化和决定论倾向，陈映真和吕正惠在美学和文学理论上深受卢卡契现实主义理论的启发，这影响了他们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判断。许多时候，传统左翼未能充分理解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之间业已存在的紧张关系，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乃至女性主义视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予以拒绝。这是传统左翼与新左翼根本分别之所在。现今看来，对于传统左翼的复苏与重组而言，如何重新认识这些论述的进步意义可能事关重大。传统左翼能否重构出一种开放的和批判的社会科学；能否建构一种广泛的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同盟；能否建构出一种反抗的论述同盟，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传统左翼在看待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方面不能持开放的理论立场，那么以上疑问仍不易克服。当然，如果取“后现代左翼”的立场即从阶级政治转入文化政治，那么另一个疑问也随之而来：那种彻底“从阶级理论退却”的新左翼论述是否还称得上是一种左翼的立场？这是个两难的问题。如何理解和处理好工农阶级与“新社会运动”的关系，也是左翼知识分子必须深刻思考的时代课题。
在建立“内战·冷战”阐述框架的同时，陈映真等传统左翼理论家对台湾社会性质的分析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立场，从唯物史观出发认识台湾社会性质的历史变迁。在批评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观时，陈映真提出了阐释台湾社会性质的系统的和历史的观点：“台湾日据社会(1895-1945)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45年到1950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组成部分；1950年至1966年，是‘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1966年到1985年左右，是‘新殖民地·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而1985年到目前，是‘新殖民地·依附性独占资本主义’的社会。”[7]159-160可以说，对台湾社会性质的历史唯物论阐释是陈映真等“人间”派思想界“解严”后尤其90年代后在左翼理论建设上最重要的贡献和理论成果之一。其意义在于：首先，连结上了1920-1930年代中国左翼思想史的脉络。早在1926年，左翼理论家蔡和森就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概念来界定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30年代思想界产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张闻天、吕振羽等左翼思想家进一步论述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即“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经济”。陈映真对台湾社会性质的阐释在思想方法和理论立场上延续并发展了1920-1930年代的左翼思想。其次，陈映真指出：“台湾社会性质的推演，不是一个自来独立的社会之社会形态的推移，而是中国社会之一地方社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形态的变化。”[7]159这样，既把对台湾社会性质问题放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视域中考察，又考虑到作为中国社会整体结构一部分的台湾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在此基础上，陈映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定义，试图对台湾社会的历史变迁给出一种历史唯物论的整体阐释，重新界定不同历史阶段台湾社会的根本性质。在这一点上陈映真发展了现代中国的左翼思想。第三，陈映真的台湾社会性质论不只是一种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和当代左翼的“依附理论”成功纳入其阐释框架中。第四，陈映真的台湾社会性质论与“本土化”理论立场针锋相对，有力反驳了“本土论”者陈芳明对台湾社会性质的判断。陈芳明曾把台湾社会性质定义为“殖民地社会”，认为台湾社会性质和形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历史变迁：日据时期的殖民地社会，战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再殖民地化”社会和解严后的“后殖民地社会”。陈芳明意欲建构的“后殖民史观”，“便是通过左翼的、女性的、边缘的、动态的历史解释来涵盖整部新文学运动的发展。”[8]看起来，陈芳明的文学史观比彭瑞金的《台湾文学四十年》在评价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时要宽容得多，这是陈芳明现今走向进步、开放和宽容的本土主义之基础。但其新文学史所依据的基础即对战后台湾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显然存在重大谬误，陈芳明“再殖民化”和“后殖民社会”概念因受到“本土／外来”二元框架的严重制约，而导致其意欲达成的“左翼的”和“动态的”历史阐释的失效。陈芳明对战后台湾社会结构的分析已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相距遥远，这个被陈映真揭示出的事实，陈芳明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从他的《“马克思主义有那么严重吗？”》一文中可以看到。很难想象，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距遥远甚至背离的理论阐释，如何可能是“左翼”或倾向于左翼的？如果不从台湾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与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关系出发，对台湾社会经济性质的认识和判断就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更不可能是真正左翼的。所以，陈映真和陈芳明关于“台湾社会性质”和“台湾新文学史”的论争不是左翼内部的路线分歧，而是左翼与非左翼乃至反左翼之间的冲突。
陈映真明确指出陈芳明对战后台湾社会性质的认定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它“表现了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的贫困与破产。”[7]159在我们看来，刘进庆、涂照彦、陈玉玺和瞿宛文等学者的战后台湾社会经济性质的分析才真正代表了左翼的立场和观点。刘进庆的《台湾战后经济分析》，刘进庆、涂照彦的《台湾之经济》，陈玉玺的《台湾的依附型发展》等都是左翼在台湾经济社会性质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某种意义上看，陈映真的台湾社会性质论即建立在这些成果的扎实基础之上。左翼的社会科学对“解严”后台湾社会状况的分析，与陈芳明所给出的“多元蓬勃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描述截然不同。《台社》经济学家瞿宛文认为：在“后威权时期”，民进党“诉诸政治正当性与民粹政治的操作”，其实“掩盖其对私人资本倾斜的日渐加深。”“社会运动力量薄弱，其所提出的社会民主的诉求难以抗衡新自由主义意识型态的霸权，以及政治向资本的全面倾斜。自由化以来寡占垄断已再现，社会分化已日益严重，重新确认社会公平的价值与公共服务政策目标实为当务之急。”[9]这种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左翼知识立场所得出的判断和描述，深刻有效地揭示出“解严”后台湾社会的性质和根本问题以及发展趋势。在与“本土论”的论辩中，陈映真并非孤军作战。陈映真等人对台湾社会和经济性质作出的历史唯物论阐释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传统左翼重新出发的基础。只有依据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分析，传统左翼才可能重构批判的社会科学，也才有重构实践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新的可能。在台湾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如何建构一种左翼的文学知识图景，陈映真的分析同样重要。左翼观点的台湾文学史描述显然必须在相应的社会和政治经济脉络中展开，必须将文学问题重新语境化和历史化。
三、“第三世界文学”论的提出与重构
中国当代文论界较早使用“第三世界文学”术语的是陈映真和吕正惠。据陈映真的说法，1976年和叶石涛先生商榷有关台湾新文学性质的文章《乡土文学的盲点》中，第一次在台湾提出“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学”概念。1980年代，陈映真从左翼文学立场出发并受拉美地区“依赖理论”启发，连续发表《台湾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1983)、《“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1984)、《美国统治下的台湾》(1984)等文。他认为：台湾地区虽和其它第三世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也具有共同点：“从世界范围的生产诸关系去看，台湾，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完全处于相同的被支配、榨取和控制的地位。”[10]49台湾文学和其它第三世界文学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共同点：都是作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化启蒙运动之一环节而产生的。陈映真揭示了第三世界文化的复杂性：“在第三世界，存在着两个标准，一个是西方的标准，一个是自己民族的标准。用前一个标准看，第三世界是落后的，没有文明、没有艺术、没有哲学也没有文学的，用后一个标准，可以发现每一个‘落后’民族自身，俨然存在着丰富、绚烂而又动人的文学、艺术和文化。”[10]62“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之间发生着相应的、复杂的分化。有一部分人投入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斗争，有一部分人成为外来势力的傀儡，而另一部分人从反抗者转向，成为买办和鬼影子知识分子。”[10]288陈映真的论述强调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性、人道主义以及反帝反封建的启蒙精神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富有当代意义。但他认为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先天的就是末期消费文明的亚流的恶遗传”，其亚流性“表现在它的移植底、输入底、被倾销底诸性格上”则有些褊狭。第三世界的文学是否只有现实主义这一唯一选择？现代主义美学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纠缠？陈映真对这两个相关问题的阐释未能给出更开放有效的答案。吕正惠提出应发展出全面的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的社会学来探讨第三世界的现代派文学，显示出建设性意义。[11]然而他仅提出了建议，至于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的社会学究竟是怎样的，它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美学理论有何区别，则语焉不详。但吕正惠提出的问题的确重要，它可能改变陈映真“第三世界文学”框架对现代主义的排斥，也意味着重构“第三世界文学”概念的一个重要方向。
现今，“第三世界”理论和“第三世界文学”概念已遭遇一系列挑战。一些学者认为“第三世界”概念已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冷战已经结束，三个世界的划分早已失去存在的现实基础。许多迹象表明，这种观点在当代理论界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和陈映真的一次对话中，韩国作家黄皙英也提出“第三世界”概念已经失效的观点，[12]他的看法基于两个理由：第一，“第三世界”概念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语境，是冷战的产物。现今冷战结束，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概念的存在前提和使命都已结束；第二，“第三世界”是个总体化概念，可能化约了“第三世界”内部的差异。霍华德·威亚尔达主张以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取而代之，而黄皙英则以为不如直接称之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在与黄皙英的对话中，陈映真作出了回应：“第三世界”是相对于“帝国主义”的概念，主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作为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三世界”概念就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上的必要性。陈映真指出：帝国主义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重商主义时代的对外扩张掠夺物资，一般被称为殖民主义；第二阶段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需要殖民地来取得劳动力、取得原料、取得倾销的市场，也正是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时期，是为帝国主义；第三阶段就是从60年代逐渐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构造。如何理解后冷战时期的世界体系？如何理解“全球化”？在陈映真看来，现今帝国主义进入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构造”时期，“全球化构造”正是帝国主义演变的新阶段。陈映真认为：在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民主表象下隐藏的是新的不平等和世界日趋两级化发展的事实，“资本主义形成的世界体系，等级差别是非常严格的，先进的、大的国家与次先进、次大的国家跟大量贫困的国家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藩篱。大的国家是靠着对科学技术、资金跟金融操作技术，和现代化杀伤武器的独占，来取得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在全球化的两极对立落差，贫富差距越来越大。”[12]全球化的现实已产生了新型的权力关系。在全球化过程中，落后的经济决定了第三世界只能扮演出卖廉价劳动力的被压迫者角色。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关系犹如阶级斗争学说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所以，全球化时代世界进入了“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
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语境中，陈映真赋予了“第三世界”概念一种抵抗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内涵和意义。“第三世界”概念的作用在于联合弱小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和知识分子共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第三世界是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一个激进的他者。在此基础上，“第三世界文学”或“第三世界论述”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时代内容：“东亚地区的作家、思想家和学者，可以共同团结起来，从事创作与思考，抵抗虚构的全球化，来维持这个地区固有的传统语言文化，形成弱小者的全球化。”[12]陈映真重构“第三世界”论述旨在建立抵抗新帝国主义的同盟，试图在资本主义的总体制度之中建立一些异端的和批判的空间。从詹姆逊到德里克，从萨米尔·阿明到陈映真……现今，重构“第三世界”论述已成为全球左翼思想运动重要组成部分。在陈映真那里，第三世界对新帝国主义的反抗和批判是以“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人的尊严”和“人的解放”为最终目的。在愈益实用主义化的时代，这种朴素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理念无疑十分珍贵。但重构“第三世界”论述不能仅仅依靠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和朴素的价值理念， “第三世界”论述的重建必须寻找更丰富的思想资源。
四、“杨逵精神”：现代台湾左翼传统的重认与锻接
2007年人间出版社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推出“学习杨逵精神”专辑。对于传统左翼的再出发而言，重新提出“学习杨逵精神”意味深长。它意味着“人间”派左翼思想家已经把现代台湾左翼精神传统的重认与锻接视为再出发的思想基础。在此意义上，陈映真的《学习杨逵精神》一文所建构的“杨逵论”，既系统表述了传统左翼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精神的根本认识，也指出了杨逵在当代思想场域中的重要意义。陈映真如是阐释“杨逵精神”的构成： “杨逵先生的文学是他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在审美上的体现。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人民文学的文学观，反帝民族文学的永不动摇的创作立场，坚决主张台湾和台湾文学是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力主通过‘台湾文学’运动填平省内外同胞间的误解，促进民族团结，都是杨逵文学的特质。”[13]在20世纪台湾左翼思想史上，杨逵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郑鸿生认为“杨逵现身”的重要意义在于重新连结上了台湾的左翼传承。[14]70年代，“发现杨逵”成为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转向左翼的重要契机。林载爵的《访问杨逵先生：东海花园的主人》和《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与钟理和之比较》等文，使得杨逵及杨逵代表的被淹没的传统浮出历史地表。而林载爵、郑鸿声和瞿宛文等与杨逵相遇也成为当代左翼思想史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他们90年代后成为重要左翼学者与这一事件有着内在关联。
现今，重新提出“学习杨逵精神”仍具现实和理论意义。一方面，“杨逵精神”代表了现代台湾文学精神的主流走向，重新认识杨逵意味着重建当代左翼知识分子与现代台湾文学左翼传统的精神连结，重建左翼思想谱系；另一方面，“人间”派左翼知识分子提出“杨逵论”也是正面反击“本土论”者对台湾现代精神史的种种意识形态化和工具主义化的错误阐释。如黎湘萍所言：“‘杨逵问题’不止是一个‘文学’的问题，而且是‘文化’、‘民族’、‘社会’和‘阶级’的问题。其中，‘殖民地意识’是‘杨逵问题’的核心部分。‘殖民地意识’是近现代作家区别于古典作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特色。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最鲜明的、自觉的‘殖民地意识’的，首推台湾作家。日据时代台湾作家的‘殖民地意识’促使其‘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发生分裂与冲突，这种分裂与冲突当然只有从殖民地的基本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社会关系入手才能得到深刻的认识。从文学的角度看，‘殖民地意识’非常直接地影响到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理念。有自觉的‘殖民地意识’和没有‘殖民地意识’两者之间所产生的文学形态有明显的差异，这个差异正是以赖和、杨逵为代表的‘抵抗’的文学和殖民主义者‘皇民文学’之间的差异。‘殖民地意识’的萌生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分析这个过程，有助于理解被压迫民族和阶级的意识与殖民地的特殊‘现代性’之间的关系。”[15]陈映真的“杨逵精神”论和黎湘萍的“杨逵问题”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关联。对于传统左翼的复苏和重构而言，重认“杨逵精神”十分重要。杨逵的意义在于：第一，坚持“人道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文学”的立场，这是传统左翼能够有效应对和介入台湾当代社会现实的至关重要的精神基础；第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左翼显然还要面对“阶级、民族与统独争议”这一重大的理论课题，如何超越和克服这一争议对重构左翼论述所造成的结构性困扰，杨逵的思想与实践为传统左翼解决这一课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第三，“殖民现代性”幽灵的复活，迄今还困扰着台湾知识界对历史的认识，也已嵌入当代台湾普通大众的情感结构的形塑中。杨逵的抵抗写作和论述实践为瓦解“殖民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正确的思想方向。
“学习杨逵精神”命题的提出，意味着传统左翼知识分子对现代台湾文学精神的重新确认。随着极端本土主义甚嚣尘上，现代台湾文学精神不断被遮蔽扭曲，甚至被工具主义和意识形态地处理成为“分离主义”的精神起源。以陈映真为核心的左翼知识分子提出“学习杨逵精神”的命题，意味着传统左翼对历史阐释的积极介入，意欲正本清源，重认现代台湾文学的核心价值和主流倾向。学习杨逵精神也意味着传统左翼在新语境中重新出发的历史和价值基础的重建。
在当代台湾的思想领域，传统左翼的声音仍很微弱，但已出现复苏的迹象和重构的历史契机。迄今，传统左翼仍要应对来自三种思想势力的持续挑战：第一种是从传统左翼内部分离出去的本土主义；第二种是以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核心的“后学”；第三种则是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传统左翼的重构还必须寻找新的思想资源，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并形成系统的批判论述，才能有效地应对日渐复杂的当代现实。
收稿日期：200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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