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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20世纪的世界史。但是，无论站在哪个角度，想必都无法绕开这样两个主题内容：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今，世纪的交替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选择同资本主义秩序的原则争论，科技发展的深入及其社会功能的扩大则已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应如何发展？捉襟见肘的社会主义教条怎样才能获得新生？处于低潮的社会主义运动到哪里去寻求新的突破口？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曾说过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共产党人的出路不是向社会主义倒退，而是向社会主义前进。这无疑可以看作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个振聋发聩的大课题：呼唤新社会主义。
经过20世纪的实践消耗，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储备已所剩不多，现实社会却因科技的巨大作用而面目全非。这时候，如果还沉迷于政治实用主义和技术实用主义，无视理论建设，社会主义之渠势必会失去源头活水。对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及社会主义本身的矛盾运动进行卓有成效的理论思辨，由此成为社会主义走出困境的前提和突破口。换言之，社会主义力量的复兴，必然始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
一、从苏东剧变后的理论大反思谈起
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思想界出现了一场广泛的理论反思。人们通常认为苏东演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但围绕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却表现出空前的活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50、60年代国际工人运动处于相对低潮时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体系一样，今天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也在当前特殊历史形势下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的审视和思考，力求有所突破和发展。
的确，现实运动的挫折，往往可以促使理论反思的深化。一方面，理性的思考在痛定思痛的压力下更具迫切性和可行性，更有切肤之感，同时也能够从运动涨落的全过程中吸取更加丰富的经验材料；另一方面，政治权力的相对萎缩使纯粹为政策服务的理论研究失去了大部分活动空间，布道似的讲坛和宣传机器让位于真正的学术活动，自由研究成为可能，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得已的。主观要求和客观制约的这种被动汇合，成了社会主义理论重构的一个契机。
显然，目前颇具声势的社会主义理论反思运动，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作用的结果。投身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具有多种多样的政治面貌，主要涉及各国的共产党人、民主社会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同时包括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生态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甚至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理论家。
大约是在1989—1990年苏东剧变前后，当时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阿丰索·盖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奥斯卡·拉封丹共同建议设立一个国际论坛，在广义的左翼人士中就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进行自由讨论。根据这一提议，西班牙的“体制基金会”于1990年春创办了一份题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刊物，并且，除西班牙文版外，还相继用意、英、德、法、葡等5种文字出版。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有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和理论家，有西欧一些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还有欧洲各国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独立左翼人士。因此，这份刊物的出版以及它所体现的左翼国际论坛主张，在苏东事变后迅速兴起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反思中，是时间较早、组织广泛、内容全面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代表。
当然，作为一项欧洲的活动，《未来的社会主义》所代表的理论反思并不包括其他非欧洲地区人士在这方面的探索。而事实上，这场理论大反思的世界性是很明显的，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越南在各自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理论突破和体制改革，对反思的深化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苏东剧变之际，中国还组建了专门的官方研究班子，密切关注事态进展，总结吸取经验教训，并对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左翼知识分子的世界性联系也远远突破了欧洲的范围，1995年9月27日至30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以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为契机，汇集了欧洲和南北美洲近500名左翼学者（加上其他代表，与会者达1000人）和十几家左翼理论刊物，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关系，同时分析讨论了有关历史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这次大会的规模和影响都是空前的，可以看作是西方左翼知识界在苏东事变后进行理论反思的一次总结，一次集体亮相。
总的看来，因苏东剧变而引发的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反思运动，吸引了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信仰者、研究者和同情者，激发了他们日益高涨的理论热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探索和创新也颇有成效。但是，整个运动还是破的多，立的少，重心偏向于分析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建设性的理论建树明显偏弱。在后一方面，约翰·罗默等热衷于社会主义新模式构想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种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学理设计，反而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
之所以在苏东剧变后会出现一场世界性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反思，除了理论潮流总是追踪重大历史事件这一根本特质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东体系的解体打破了以它为参照系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研究格局，不同政治阵营的研究者都受到了一种突然性的冲击，他们必然要对此作出反应。而苏东体系的解体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则为这种条件反射似的反应提供了大量的现成课题和素材。所以，在这场理论大反思中，参与者尽管表现出了空前的理论热情，学术准备却是很不充分的，感兴趣的问题很多，探讨的范围很广泛，各种观点和结论应有尽有，热点频出却后继乏力，没有产生体系性的学术成果，更没有形成新的学派。一句话，旧的研究秩序已然打乱，新的研究秩序却尚未确立。
当然，出现这场理论大反思的另一个重要根源也是不容忽视的，即现代社会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生的种种变化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提出了深刻的挑战。如果说研究秩序的重组诱发了这场理论反思的话，社会特征的变化则是这场理论反思得以持续并渐成规模的根本所在。几乎每一个研究者，无论他是反思过去，还是分析现状，抑或展望未来，都离不开对社会背景的考察，离不开对科技因素的重视。
二、科技发展对现代社会的模铸：社会主义面临的深刻挑战
关于近代以来呈加速度发展的技术创新对改变社会面貌的巨大作用，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在他严肃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曾作过这样一段形象的描述：假设一位古希腊人能被奇迹般地送到1750年的英国，他或她会发现许多熟悉的事物。不过，如果希腊人再晚两个世纪被送来，就会发现，自己宛如置身于一个“幻想的”世界，什么都不认识，甚至什么都不理解，人类的情况在那短暂的历史瞬间竟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1）]
诺斯在列举这些变化时，除了一般地指出人口的急遽增长、生活水平的空前提高、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及城市化的大规模发展等基本方面以外，还特别强调了现代社会的技术特征：“技术变革连续不断，已经变成了常规”。[（2）]这个特征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新能源、新物质、新材料大量涌现，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生物基因工程不断突破生命的传统存续方式，这一切不但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大发展，同时也极大地改变着生产关系结构、社会管理模式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一句话，科技发展对现代社会的模铸是如此深刻而广泛，几乎一切社会问题的出现和解决都有其或多或少的科技根源。
那么，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运动来说，这种模铸在哪些方面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或者说从哪些方面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呢？
首先，产业结构的变迁根本改变了社会的职业构成，甚至阶级构成，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轨迹是产业重心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这种转移一般是渐进的，同社会的技术进步水平相一致。从历史上看，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变迁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发生于英法等较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当传统农业占统治地位的产业结构逐渐向工业化社会过渡时，由于第二产业的技术水平有限，劳动生产率还不高，产业发展主要通过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进行，因而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同时，第三产业尚未得到大规模发展，就业重心明显向第二产业倾斜，形成庞大的产业无产阶级大军，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和壮大起来。随后，第二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第三产业陆续发展，第二产业中聚集的大量过剩劳动力不断向第三产业转移。结果，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超过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所创造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超过第一、二产业，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了第三产业化趋势。像这种经济重心特别是就业重心逐次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式，笔者称之为“产业逐级递进模式”。第二种模式则不然，它是一种“产业跨越模式”，以美、德、日等后发工业化国家为代表，反映了这样一个产业结构变迁过程：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建立在较高的技术水平基础上，工业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流动的进程受阻。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即使整个经济从产值比例上看已实现了工业化，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仍远远大于第二产业。而当农业技术得到发展，农业生产全面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劳动力明显过剩时，第三产业已经大规模发展起来，从而吸收了从第一产业中游离出来的大部分剩余劳动力。这样，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的主体并不流向第二产业，而直接跨入第三产业，至多只在第二产业作短暂的停留便向第三产业过渡，社会生活方式也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农业社会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便往往不以规模巨大见长，而以理论独到取胜。当然，两种产业结构变迁模式的区别只是相互比较而言的。就总的历史趋势而言，产业结构的层次提升终究是逐级推进的。第二种模式所体现的“跨越”，无非是指就业重心不像第一种模式那样长期偏向第二产业罢了。第二产业从业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依靠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载体。随着产业结构的这种历史变迁，如何摆脱力量不断衰落的尴尬处境，怎样对待人数日渐增多的第三产业大军，从哪些方面重新界定后工业社会的理想价值取向，成了新社会主义所不得不面对的根本难题。
其次，智价社会的到来凸显了知识劳动的作用和地位，使知识劳动者直接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力军。我们知道，由于科学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不断扩大，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机器设备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所占的份额相对于知识劳动来说日益缩小，一个以知识特别是科技知识为增长动力乃至价值本位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前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是主要取决于劳力资源的劳动经济，工业革命以后形成了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的资源经济，而今，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一种新型经济即主要取决于智力资源的智力经济已然崛起。
如果说与农业社会相对应的社会观念是“官本位”、与工业社会相对应的社会观念是“物本位”的话，与初见端倪的新社会形态相对应的社会观念则是“知识本位”。因此，这样的社会也可以称之为智价社会，它代表着一个在诸社会价值中智慧至上的新时代。在它的一切经济活动中，非体力劳动者的生产都是至关重要的，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自然资源优势以及资本优势的重要性将不断下降，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机器或一般劳动力，而是知识。知识劳动将直接作为最大的资产充当商品的主要价值来源，劳动力必须与知识结合才能成为生产力，产业优势和产品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劳动者的经验、知识与直觉。知识的创造、整理、储存和输送作为经济运行的基础，随着因数字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所形成的新产业的发展而发挥着日益关键的作用。经济成为知识的经济，社会成为信息的社会。竞争的主动权从对劳动力、成本、价格的垄断转向了对有市场潜力的知识信息的率先掌握。这样，知识劳动者将不再是社会发展的配角，“而是历史的创造者，也许还是时代的基本革命力量。”[（3）]结果，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传统依靠力量——产业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不但从数量上受到因产业结构变迁而大量涌现的第三产业从业者的挑战，而且从质量上受到作用和地位日益提高的知识劳动者的挑战，而尤其以后一个挑战更具有实质意义。事实上，历史上任何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都不是由其阶级成员的数量优势决定的。另一方面，智价社会的基本运行方式决定了智力对体力的支配权，即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新社会主义的价值基础必然要以知识劳动者的阶级自觉取代产业工人的阶级自觉，这种阶级自觉往往直接表现为建构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形成科学的世界观，而不直接表现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根据俄国学者弗·克尼亚泽夫的分析，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首先就是知识劳动者阶级意识的反映。只不过，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只有产业工人阶级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知识劳动者的阶级意识只得与产业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融在一起，并采用后者的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是这一时期产业工人阶级和知识劳动者共同的学说。而在当前阶段，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劳动者的阶级意识理应以某种“纯粹的形式”体现在人类发展的新的客观理论中，20世纪的认识过程也应该最终形成某种适应智力文明的新理论。只有在智力文明时代，马克思19世纪所预见的合理管理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才能变为现实。克尼亚泽夫的分析虽然带有很明显的概念化倾向和纯思辨色彩，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不能不引起新社会主义探索者们的充分关注，因为它代表了时代的某种呼声。
再次，知识劳动对劳动者的数量要求降低而质量要求提高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加上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使资方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劳方的力量发展而严重受阻。如此强资本、弱劳动态势的形成，对依托于劳工运动的传统社会主义来说，其消极影响是灾难性的。以集体谈判卓有成效著称的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劳工运动在80年代的受挫，可以看作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证。相对均质的劳动力队伍和协调一致的工人运动是集体谈判获得成功的前提。很显然，如果全国总工会不能约束成员工会遵守全国性谈判所达成的劳资协议，资本家是不愿意同总工会谈判的。可是，总工会维持过种约束的能力随着白领工人特别是各种层次的技术工人大量加入工会而受到削弱。整个80年代，瑞典工会的密度在增大，总工会的权威性却不断下降，乃至全国性谈判逐渐走向消亡。或许，前者正是后者的直接原因：当工会变得像后工业社会本身那般多种多样，它就很难在全国性谈判中维持一个统一的阵线，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民主主义契约的关键。与此相反，企业主却可以凭借相对富余的劳动力资源、劳工力量的职业性分散和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协调行动，在劳资冲突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这种强资本、弱劳动的态势在1984—1985年的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中更是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当时，全国矿工联盟为抗议保守党政府关闭数十家矿井造成数万名矿工失业的政策而举行全国总罢工。可是，罢工归罢工，政府丝毫不作让步。煤矿工业本来就属于微利或亏损产业，政府和企业主都有心予以裁汰，矿工罢工不但不会给国家经济造成损失，而且还有利于政府和产业界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投入力度。结果，承受罢工损失的反而是罢工者自己，全国矿工联盟虽然支撑了整整一年，最后还是不得不宣布无条件复工。这场英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大罢工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技术进步的受惠者轻而易举地挫败了技术进步的牺牲者。不过，比英国煤矿工人罢工更意味深长的恐怕还是法国公交行业的一次罢工，受罢工影响最大的竟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低收入者，而不是企业主。一方面是公交工人如火如荼的罢工斗争，一方面是企业主照样凭借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进行经营活动，甚至跨国经营。员工因交通受阻而上班迟到，照样遭到老板的喝叱。难怪意大利出现了白领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蓝领工人罢工的尴尬事件！这当然进一步强化了强资本、弱劳动的态势。无疑，传统的罢工斗争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已逐渐失去效力，有的托派人士因之提出了所谓“积极罢工”和“破坏性罢工”主张。积极罢工其实就是消极怠工，让汽车照开，机器照转，但不出产品，或无偿提供服务；破坏性罢工类似于卢德运动，无非是设路障、断电源、捣机器等，通过破坏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且不说这两种罢工形式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有多大的可行性，即便可行，企业主也大可以通过转移投资、跨国合作等种种手段回避损失。在现代新兴产业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设备和劳动，而是项目、信息和技术。
最后，新科技革命给中小企业带来了生机，从而缓解了全面垄断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历史命运，使社会主义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知识劳动在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断扩大，由工业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企业和社会的组织构架正逐步走向瓦解。新的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不但要能满足消费者和社会成员瞬息万变的各种要求，更要能使组织内的个体不断创造出新的智力资源。大量的程序性工作由社会化的信息处理机构取而代之，社会管理方式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金字塔式管理结构让位于网络式管理结构。在这种结构大变革的过程中，大企业因为有庞大的组织包袱而导致成长的瓶颈，不少企业因之丧失竞争力而纷纷解体或效益增长停滞。相比而言，拥有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则“船小好掉头”，灵活善变，一展所长，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列宁推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就进入了它最后的、垂死的阶级时所凭借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垄断妨碍科技发展，妨碍生产力的发展。然而，现代高新技术的进步已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垄断的界限，毕竟个人性很强的技术新发明是垄断不了的。原来是大企业垄断市场，垄断技术，进而垄断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大鱼吃小鱼是天经地义。现在是大鱼可以吃小鱼，小鱼也可以吃大鱼，谁拥有了技术优先权谁就赢得了竞争主动权。在美国的硅谷、日本的九洲岛以及我国的中关村，很多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和生产都是靠小而起家的。有鉴于此，不少西方国家一方面为了顺应经济运作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为了满足社会上的民主化要求，纷纷制定了反垄断法，积极发展中小企业。大小并存的企业结构，自然弱化了垄断企业的社会经济功能，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历史命运由此得到缓解。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寄托于资本主义的崩溃，还不如寄托于对资本主义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造。目前，全面的知识化、社会化和民主化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这或许正是新社会主义所必须凭依的思想前提和物质前提。
总之，科技发展对现代社会的模铸是多角度、多层面、多形式展开的，以上4个方面仅仅是从社会主义面临挑战这一角度出发，对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所必须解决的依靠力量、实现形式、价值原则等问题进行的初步探讨。4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它们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新的时代背景，促使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和研究者们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种种富于创见的设想。那么，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到底进入了怎样一个新阶段呢？下面拟从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入手，对此作出分析。
三.社会主义的历史飞跃及其扬弃
社会主义在其自身的发展史上究竟有过几次飞跃，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对于目前流行的两次飞跃论、三次飞跃论和四次飞跃论，[（4）]笔者均不表示赞同。原因在于这种种说法都不是从社会主义作为思想、学说、运动的统一体本身的发展变化着眼，而是把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变化作为划分标准。这就难免受到唯我所用的思维方式的诱惑，甚至陷入实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误区。
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伴生物，社会主义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发展史。在前300多年里，社会主义主要是以一种思想学说的形式存在的，这种形式今天仍然存在。不过，20世纪的社会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现实的社会改造运动。由于从理论领域进入了实践领域，社会主义的形式固然不同了，内容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简言之，社会主义从“一声痛苦的呐喊”和“对正义精神的呼唤”变成了解除痛苦的现实努力和追求正义的切实行动，从社会的反叛者变成了社会的改造者和治理者。
因此，社会主义在其历史发展中真正的飞跃只有一次，就是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社会主义理论同劳工运动的结合，并以后者作为主要体现形式。这次飞跃是从思维到现实的飞跃，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社会主义实现历史飞跃的关键因素。显然，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哲学、一种分析社会的方法，它的实践指向是随处可见的。恩格斯称“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并认为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投身这一事业视为自己的毕生使命。如果没有这种明确的实践指向，很难想象马克思主义会成为19世纪后期蓬勃兴起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唯一理论表达和指导思想。一般说来，劳工运动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运动，社会主义也并不一定是劳工的理论，早期更是如此。即便是在二战以后，这一点还可以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和中、南欧国家普遍存在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工会运动中得到说明。但是，马克思却在19世纪中后期完成了劳工运动与社会主义的主体结合，马克思主义成为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共同的代表性的理论表达。毋庸置疑，这对于两者的发展都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影响。
社会主义正是通过内化于劳工运动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即所谓“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劳工运动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载体，使社会主义得以对现实社会施加实实在在的影响。进而，社会主义运动从非法到合法，从非主流到主流，从反叛社会到治理社会，在本世纪中叶刮起了一股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旋风：西方国家蒸蒸日上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和东方国家成就赫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交相映辉，从殖民主义枷锁中挣脱出来的新独立国家也纷纷打出社会主义旗号。一时间，社会主义选择成为大势所趋。可现在看来，社会主义的深刻危机也正是在这凯歌行进般的发展中同时积淀的。先是社会主义的纯粹性受到实用性的挑战，继而社会主义原则被肢解和歪曲，最终导致社会主义一步一步陷入困境。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分析。通常，一种科学的学说用以指导现实的运动，必须首先把它通俗化、公式化，以适应“外行的”群众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哲学指导运动，庸俗化是不可避免的，真正发挥作用的必定不是其中最深刻的哲理，而是可以作为“语录”背诵的最浅显的道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遭到后来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不同方式的歪曲，其深刻的理论根源正在于此。这一点，早在30年代就被一些社会主义理论家所察觉，并提出警告。例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奥托·鲍威尔就曾这样深刻地分析道：第二国际以考茨基正统主义的通俗解释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起为两根支柱，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在欧洲大陆工人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活动在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方面的巨大成功却不得不以这一科学理论遭到歪曲和简单化作为代价。理论上的修正主义正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对等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在它认真地进入广大的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民阶层中时必然要发生的萎缩所造成的同样必然的结果。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针对内部的简单化和外部的攻击而完整无缺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并将它继续发展，使之与新的时代要求相适应，并由此出发去把握马克思以后出现的大量未解决的问题。
从方法论上讲，鲍威尔的上述分析是有启发意义的。可问题在于，一种社会运动的拓展决不是在思维的空间进行，它时时刻刻受着现实力量的制约。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运动后来在很多方面被迫背离原则的实践根源。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是逐步从在野走向执政，东方国家诉诸暴力，西方国家通过竞选。尽管方式截然不同，执政后的具体表现也有天壤之别，但社会主义政党从现存社会的反叛力量成为与社会共生共荣的政治实体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这就使得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原则取舍要与自身的实践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一致。于是，本是主要作为劳工运动而存在的社会主义运动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广泛得多的社会改造运动，不但要考虑社会上众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而且要处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以承担治理国家的责任。实践的丰富多变消磨着理论的体系完整，事务的繁杂开始吞蚀原则的纯粹，越是现实成就赫然的时候，这种情况越明显。所以，二战后一段时期，东欧和亚洲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西欧各国政坛也纷纷为社会民主党人所把持，社会主义的实践仿佛一片兴旺，可这种兴旺对于作为理论和实践整体的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来说，却无异于一次回光返照似的跃升。此外，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同，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充满激烈的争论和不可逾越的派别界限。理论的探讨因为不同的社会主义者现实立场的不同而黯然失色，大多沦为对自己实践活动的辩护和对对方行为的攻击。相反，社会主义实践上的低潮往往有利于真正严肃的理论探讨。分析马克思主义派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柯亨就认为，苏东剧变从政治上说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从理论上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谈到这里，事实上已经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如何评价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独立左翼人士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大军在20世纪的历史作用。毫无疑问，如果没有20世纪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上的努力，社会主义远没有今天的声势。无论是当初的“痛苦呐喊”和“正义呼唤”，还是后来的“使整个官方发抖的强大的党”，[（5）]社会主义都还只是社会的非主流，它对社会的影响只能从反面施与。可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已成为直接推动历史前进的一股决定性力量。甚至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世界力量格局，就是围绕社会主义的兴衰而展开的。当然，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的进步，至少不能单独代表这种进步。
社会民主党人在战后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成就只是针对他们治理社会的效果而言的，若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就未必了。把社会主义从现实社会的异己力量导引到共生力量，从理想主义导引到实用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是最积极也是最卓越的推动者。他们自称“资本主义病床旁的医生”，可显然不是那种世人需要的祛病降魔的良医，而类似于有钱人雇佣的保健按摩师。可以说，目前欧洲左翼力量面临的被动局面及其被迫向右翼的“趋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民主党人为了谋求执政或保住执政地位而向右翼投降的结果。他们同保守党“共谋”，分享政治权力，放弃了左翼运动历来的思辨优势，不敢就各种社会问题大胆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囿于日常事务的局限而失去了提出主张的能力。不断的政治磨损而无理论的创新，最后必然走向实用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走向毫无思想特色的党派竞争。对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自己也不讳言。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拉封丹就曾经说过，社会民主党在作为执政党期间，放弃了乌托邦，放弃了自己的基本理念，这实际上意味着放弃了希望，因为左翼没有乌托邦将一事无成。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突出意义在于，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牵引下，向着与现存社会完全妥协的机会主义道路越走越远、越陷越深的时候，它本着对人类理性的充分肯定，就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为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尽管今天仍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列宁和马克思相比，在政治上是进步，在理论上是倒退，但十月革命的首创精神，它对当时明显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所形成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建构新社会秩序的希望，是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的。革命并不是某些人的主观产物，它是解决最尖锐矛盾的社会大地震。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善于把握革命时机并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这对于富有历史责任感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个考验。列宁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因而赢得了历史的尊敬，被思想家们誉为“恢复了人类良知的人”。至于苏联后来毕竟还是解体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模式完全失败，个中原因是复杂的，决不能归咎于列宁和他领导的革命。当初，列宁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就是先夺取政权，再发展经济和文化。可是，要在一个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巩固一个本该以先进的经济文化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其艰巨性是不难想见的；而要让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熏陶的人民和他们同样没有经过这种熏陶的领导者一起，迅速发展和完善旨在超过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其重重困难更是超乎预料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付现实的矛盾而忽略理论的创新，或者为了解释现实的行为而歪曲理论的真义，乃至做出种种悖理和变态的事来，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历史取向。对于苏联东欧演变，恐怕应该多从这方面作些分析。
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外，独立左翼人士作为某种学理存在，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当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而当社会主义运动面临困境，他们的分析便显示出独到的深刻来。或许正是应了“旁观者清”的常理，独立左翼人士几十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剖析成了苏东剧变后世界性的理论大反思中最有见地的主流观点。他们的作用的这种凸显，预示了社会主义发展史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理论创新阶段。
社会主义从学说阶段到实践阶段的飞跃，现在已经到了予以扬弃的时候了。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的现实表明，由于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自身失误，各种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都已经无法胜任自己昔日确定的历史角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必须为自己开辟新的天地，而这一历史进程的起点当是理论的创新。只有经过否定之否定，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到理论，再用新理论指导新实践，社会主义才能赢得新的生命力。返回思辨，由此成为社会主义在现代社会的突破口。
四.超越政治实用主义和技术实用主义
葛兰西曾经指出，真正有生命力的哲学运动，应当是“在研究着科学的、一贯的、较常识为高的思想的同时，决不忘掉同“普通人”保持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中，找到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的来源”。[（6）]作为新社会主义突破口的返回思辩，自然也应遵循这样一种方法论原则，而不是要让社会主义返回书斋，游离于现实之外，变成经院式的学问。可现在的问题恰恰出在反面，即没有“较常识为高的思想”，而不是缺乏“同‘普通人’保持联系”。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包括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已经受到政治实用主义和技术实用主义的严重侵蚀。超越它们成为我们的紧迫责任。要求现实运动要有理论感，至少同要求理论思维要有现实感一样重要。
政治实用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上的短期行为，为了眼前的好处而忘却真正的目标。这种现象在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就社会民主党人而言，执政本应是手段，却被当作目的而推崇。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政客化、官僚化，已经遭到来自各方的非难。党内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新社会运动的崛起则可以看作是这种非难的一个突出的外部表现。社会主义仅仅被当作一种传统的标签，它的批判锋芒已被剥夺或消磨殆尽。于是，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原则和实际行为之间，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鸿沟。他们自认为这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因为对改造社会来说，不执政便一事无成。事实上，在作出了过多的妥协之后，执政照样一事无成。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当首推密特朗的所谓“法国式社会主义”，随着左翼向右翼的步步退让，到头来“密特朗没有改变法国，而法国改变了密特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体现自己的独立存在价值，与其丧失原则，勉强执政，还不如充当积极的议会反对派，对于社会的正向调节更有意义。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中，政治实用主义主要表现为对所谓“政绩”的片面追求，似乎只要上了一些大项目，搞出几个高指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充分发挥出来了。其实不然，在东方落后国家诞生的现实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任务是异常艰巨的，更需要对社会进行全面、深刻的理解，更需要有长眼光、大手笔。否则，将误入歧途。即便经济一时搞上去了，社会也会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技术实用主义是我们身之所处的高科技时代在精神上的一个副产品。现代人形成了一个普遍的思维习惯，凡是接受一件新事物或反思一种旧传统，都要有意无意地问一句：“科学不科学？”显然，科学技术已如水银泄地般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价值判断的一个通用标准，似乎凡是科学的，或是技术上有用的，便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也被一些人曲解为技术革命的直接产物，曲解为技术要求的社会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则被从“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角度予以理解和阐释。其实，社会主义作为人类优秀文化的一种继承，决不应该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在物质与精神的融汇贯通中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总体改善。德国社会学家布鲁赫·施泰因认为，人类文化自产生以来便包含了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科学文明”和“文学文明”。科学文明体现为人类认识、评价、改造、利用外部世界（特别是自然界）的活动，以及通过这种活动所积累的知识和技能；文学文明则意味着人类为探索自身的存在价值，求得精神的自由和发展，寻找美与和谐而从事的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中所创造的成果积淀。两种文明本应是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理应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作为。可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界正日益变成这样一种景象：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新发明的引诱和推动下，生产、交换、消费……组成一股浩浩荡荡的物质流，碾过意蕴丰富的人类文化的丛林，披荆斩棘，势不可挡，开辟出一条不断向前延伸、向外拓展的大路，路两旁的一切都被卷入其中，从近到远，无一可以幸免。当然，在今天，发展科技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的绝对命令”，它不但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生产和生活活动所必需，而且接受科技本身也已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一项主要内容，社会主义自然不能逆此历史潮流而动。但是，作为一个批判性的建设运动，社会主义是不是也应该同时呼唤人类精神的地位、思想的价值和理性的生命呢？须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真谛。
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作为当代左翼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对传统左翼运动失去思辨优势和批判精神的反抗，另一方面则是对人类因滥用技术能力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片面追求技术进步而导致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泛滥的抵制。它坚决反对“在一个按技术官僚统治方式组织起来并由技术决定的社会中使各个个人平均化、佚名化和贬值化”，这其实是对政治实用主义和技术实用主义双双擂响了战鼓。因此，新社会主义是应该从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种种形式的新社会运动中吸取养料的。拉封丹甚至提出，社会主义和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必须超出政治左派的两个社会势力和平共处的范围，而形成一种“共生”。无疑，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关注新的社会问题，吸收新的社会力量，才能使自己长葆青春活力。
可以肯定，由苏东剧变引发的这场社会主义理论大反思，将成为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飞跃的开端。我们不妨引用邓小平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7）]
注释：
（1）（2）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56、157页。
（3）弗·克尼亚泽夫：“无知的知识分子”，载《对话》1995年第10期，转引自《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第19期第149页。
（4）参见高放：“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究竟有过几次飞跃”，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6年第2期。
（5）恩格斯在1893年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79页。
（6）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13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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